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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离开挪威情况的证词
托洛茨基
（1935年）
说明：这是为调查莫斯科审判案提出的指控而成立的委员会写的证词。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3601
我和妻子，经过4个月的拘留生活以后，乘“鲁夫号”油轮离开挪威。这次出行是挪威当局安排的。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挪威政府，据我理解，担心这艘油轮会成为我的政敌袭击的牺牲品。航行持续了几乎20天。油轮没有装载任何东西，如果不算2千吨海水的话。天气对我们极为有利。从油轮船长和全体船员方面，我们受到的只有关心和善意。我的妻子和我在这里向他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谢意。在途中我收到美国一些新闻社和报纸发来的无线电报，请求回答一些问题。可惜我未能满足这些请求，因为挪威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防止我的思想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剥夺了我使用油轮电台的权利。我甚至都不能就旅行本身的纯粹事务性问题同美国朋友保持联系。为了进行监督，有一名高级警官陪同我们航行。我们走的时候满怀对于挪威人民的真诚好感和尊敬。至于所谓社会党的挪威政府，那么对它的行动的惟一解释是来自外界的外交压力和商业压力。这个事实是否真有根据，我在这里就不讲了。我希望就这个问题很快可以作出必要的详细说明。对我进行的拘留的正式理由，是我在挪威境外的写作活动，例如特别是我在纽约《民族》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法国事务的文章。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至于我的妻子，那么拘留她根本就不作解释。
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又根据少有的特别法剥夺了我控告诽谤者的权利，甚至根本不允许我采取步骤批驳令人发指的指控。幸好，我住在巴黎的儿子列夫·谢多夫及时出版了《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在该书第125页上罗列了一批揭露莫斯科捏造行为的无可批驳的材料。
对于墨西哥政府愿意向我们提供避难权一事，我们十分感激。特别是与挪威政府的闻所未闻的行动方式使我们难于获得任何一国的签证的做法相比较。墨西哥政府无需怀疑，我无论如何绝不会破坏向我提出的，而且同我本人的意图完全一致的条件：完全而绝对地不干预墨西哥的政策，而且绝对不采取任何能够破坏墨西哥与别国关系的行动。至于说到我在世界各国报刊上的写作活动，那么始终有我的签名和由我承担责任，而且至今为止它在任何地方也从来没有引起过合法的追究。但愿今后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在航行的20天中，我整理了我作为那批挪威法西斯分子夜间袭击我的档案库（1936年8月5日）的目击证人对挪威法庭所作的4小时的证词。我的证词不仅涉及那次袭击本身，不仅涉及我的政治活动和我被拘留的原因和条件，而且涉及莫斯科对16人（季诺维也夫等）的审判和对我本人提出的诬告我和盖世太保勾结在一起策划恐怖行动的令人发指的指控。作为对我在法庭宣誓下提供的上述证词的补充，我又增加了广泛的说明，描述了最近莫斯科审判的准备，主要被告人的个人状况、获取自愿承认的方法等等。这本小书［注：指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罪行》一书。——编注］很快将用各种语言出版，希望它能帮助广大读者认识到，到底应当到哪里去寻找罪犯，是在被告席上，还是在原告席上。我一再全力强调各国无可指责的杰出政治活动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提出的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以审查苏联最近几次审判案的所有案卷和资料。我将乐意把自己的大量档案材料提供给这个委员会使用。
至于我今后的计划，现在我能说的不多。我想就近了解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认识特别不够。我打算恢复自己在20多年以前中断的对西班牙语的学习。写作工作中处于第一位的是完成列宁的传记：生病和拘留使这项工作停顿了1年半时间。我希望年内能将它结束。
我离开了欧洲，离开了这个正在被可怕的各种矛盾撕裂开来又因预感到新战争即将到来而受到震撼的欧洲。这种普遍存在的惊恐不安促使涉及各方面的，其中也包括涉及我本人的大量令人惊慌失措和荒诞不经的谣言到处流传。我的敌人则巧妙地利用这种普遍的惊慌气氛来反对我。他们无疑也将在新大陆故伎重演。在这方面我不抱任何幻想。我的防卫手段仍然是，我愿意随时向社会舆论公布我的观点、计划和行动。我坚定不移地寄希望于新大陆新闻界优秀人物的不偏不倚和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