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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正面临决定性的转折[1]
The league faced with a decisive turn
托洛茨基
（1934年6月）
展望 翻译 阿芬 校对
过去几年，“统一战线”是同盟最积极的战斗口号。尽管在两三年里它看来“不切实际”，但毋庸置疑，这一口号是解开德国和法国斗争形势的钥匙。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奥地利的灾难，以及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迫使共产国际官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来个急转弯。此前的转变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证明了，假如对旧立场没有批判性的彻底检查，新的立场也没有理论基础，那么就算是形式上进步的转变也不能保证出现正确的政策。恰恰相反，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新的摇摆和失误。新的危险的信号已清晰显现：极端主义者变成了机会主义者。正因此，我们的整个斗争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社会民主党在踏上统一战线之路时，带着它明确的目的，即扼杀统一战线的革命意识。在统一战线中，反对改良主义[2]官僚的斗争必须采取一种比以前低调，但更系统、更集中的方式。
基于对抗日益壮大的反对派这一共同利益，两大官僚集团联合在一起。这阻止了他们去阐明或试图阐明当前的任务。另一方面，相互敌对的两大官僚集团又恰好处于竞争最激烈的阶段。因此，从两大集团的政策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一面共谋对抗所有妨碍他们统治的力量，一面又害怕自己成为彼此结盟的牺牲品。结果是，双方都随时准备破坏统一战线。
就在不久前，（只有）事件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关于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呼吁。目前在法国，又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已自动加入——来自群众本身的积极的压力。目前这一因素是决定性的。它在街头激进的示威游行中直接表达自己，也通过两大集团的政策转变间接表达了自己。这是向前迈进的巨大一步。而正因为这一步十分巨大，它从上到下彻底改变了政治局势。
直到昨天，统一战线的口号还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所独有。今天它不再是了。这一口号已成为公共财产。它体现了群众的深刻、热切，但在政治上相当模糊的渴望，也就是以所有被压迫者的联合力量来对抗反动派的进攻。这种渴望的出现，即使不是为直接的革命形势，至少也是为革命前的形势创造了最为重要的条件。但不幸的是，现有组织对工人群众情绪的这个实在的转变却知之甚少。尤其在当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群众的意识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为了了解工人们对于时势的看法，了解他们期盼什么，相信什么，革命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全神贯注地倾听普通工人，不论他们是在工厂里，在街头，在有轨电车上，在咖啡店里，还是在家中。在这个时候，人们可以通过群众表达出来的对谁同情的表现，看出群众觉悟转变的深度和强度，特别是针对两党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社会党内左翼的形成，圣丹尼（Saint-Denis）的分裂，两大官僚集团转向统一战线，等等）。这一同情的表达无疑仍然存在落后和畸形的成分；然而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工人们不只是看到危险，也看到了奋起抵抗的可能性。2．他们视统一战线为他们的拯救之道。3．通过一项部分正确的政策增强工人的自信，使积极防御得以在短时间内转为总攻。
现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任务不在于重复统一战线（工人联盟等）的抽象公式，而在于制定鲜明的口号、具体的行动和在群众性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上斗争的前景。任务是建立苏维埃进行防御，并将之加快转变成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机构。根据当前的形势，同盟的任务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并且上升到另一个高度，承担起另一种角色。不理解这一点，固步自封于已熟知的观点，将意味着输掉全局。
从今往后，对同盟的命运至关重要的，是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然而统一战线不是一个抽象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群众斗争的现实。新的形势在圣丹尼的例子中最清晰地表现出来。直到昨天，雅克·多利奥（Jacques Doriot）[3]还是为争取统一战线而斗争的领袖，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圣丹尼实现了它。明天，假如两大官僚集团达成了协议，群众将会发现多利奥已成为一个障碍、一个分裂者、一个统一战线的阴谋破坏者。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会迫使圣丹尼地区前共产党力量重回其旧的党的架构中（无论其中是否包括多利奥），或是直接将之摧毁。
同盟的政策自然不能只局限于统一战线的抽象概念。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进程不会因为两个官僚集团的协议而告终。然而如果同盟仍旧消极被动，不能大胆地调整自身，尽快适应新形势，它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一无所成。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统一战线需要所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体的参与，因此圣丹尼和同盟同样可以参与。但这一反对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关键在于力量对比关系。如果同盟已能够于适当的时候深深扎根在群众中，如果圣丹尼派系加入了同盟，如果……等等，那么在两大官僚集团由于形势需要而参加统一战线的时候，应该已有了一个并存的“第三种力量”。在统一战线内部，这“第三种力量”将成为决定性的。但现状并非如此。同盟在组织上是虚弱的；圣丹尼派系和其他团体在政治上特别虚弱。为此，它们——包括同盟——都面临着不得不留在统一战线之外的威胁，即使事实上发起统一战线是同盟的巨大功劳。
如果同盟待在统一战线之外，而把力量集中于从外部进行批判，那就有引起工人的愤怒而非关注的危险。让我们扼要再说一次：群众现在已把各阶层的联合看作他们获救的唯一途径。任何处于大众以外的人，任何从局外批评的人，都将被群众视为障碍。如果不考虑群众这种强大的，而且事实上健康的情绪，而与之作对，那就无异于自取灭亡。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在于，参与到“为潮流所推动的”运动的发展中，带去所需的明确的思想和方法。
同盟必须成为统一战线阵营里有机的一部分。因为同盟太弱小，无力取得一个“独立的”地位。也就是说，同盟必须立即在已订立协议的两党之一当中得到一个位置。对于我们来说，这两党并没有，或几乎没有原则差别。然而在实际上，同盟只可能加入社会民主党。
什么？我们立刻听到反对之声像冰雹落下：同盟应该加入列昂·布鲁姆（Leon Blum）[4]的党？它要在改良主义面前投降？但我们是要建设一个新党的呀？我们要建设第四国际呀？我们怎么能加入第二国际呢？斯大林主义者会怎么说？工人们会怎么说？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理由看起来都很有力，但实际上都是肤浅的，因为它们都脱离现实，它们基于理想（Which would be desirable），而不是事实（which is）。
当然，我们反对改良主义——在当前形势下比过去更矢志不渝。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特定的具体形势下更加接近目标。为此放弃原则或“暂时”放弃对他们的斗争，将是公开的背叛。但是，拿出契合当前形势与我们的力量的斗争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由列宁主义领导层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派[5] 并没有背叛和放弃自己（的原则），但在1905~1906年间，布尔什维克派迫于群众渴望统一的压力，与孟什维克派合并。这一联合最终还是逐渐走向分裂。1910年，列宁在他自己队伍里的意见的压力下，被迫尝试联合，尽管两年之后发生了最终的分裂。原则的不可调和，与宗派主义的僵化毫无共同之处。后者全然无视周围形势和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独立这一理论，我们英国的同志得出不得加入独立工党（ILP）的结论。唉！他们却忘记了他们还远不是一个党，而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宣传团体在成为一个党之前，必须经过一个孕育阶段。我们的英国同志（大多数）无疑为他们观点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是我们的失败。让我们在此回顾一下：我们没有指责雅克布·沃切尔（Jacob Walcher）[6] 和他的同志们加入社工党（SAP），而是指责他们为此而隐藏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不会那样做。
当然，同盟只能作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进入社会党。《真理》报（La Verite）将改换成少数派的报纸继续存在，并拥有和《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e）[7]等同样的权利。我们要公开提出关于加入的问题，同盟会说：“我们的观点已表明自己完全是正当的。统一战线在群众的支持下开始在运行，我们想积极参与其中。在既有的条件下，我们的组织参与群众性统一战线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加入社会党。我们一如既往，认为比从前更加需要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为创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真正的革命党、为第四国际而战斗。我们希望能让社会党的多数成员和共产党的工人相信这一点。我们会使自己团结一致，在社会党的框架内为这一目标而努力，我们将遵守社会党的纪律，维护行动的统一。”
当然，斯大林派会跳起来大骂，或者试图跳起来。但是，一来他们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注：斯大林主义者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用语——译者注］结盟而开始了一个急转弯；二来，他们在反对我们的运动中，他们会面对社会党工人的愤怒；第三点——事实上也是唯一重要的因素——问题不是斯大林派会怎么说，而是同盟能够成为劳工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通过打入社会党，同盟能在一年乃至六个月（今天所有进程都发展迅速）之内取得成功，在它的旗帜下聚集数千工人，就没有人会记得斯大林派（反对我们）的运动了。
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志指责同盟及《真理》报的领导层与社民派领导层斗争得不够。乍一看，这一批评——我现在仍然完全坚持——似乎与打入社会党的提议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不然。作为一个独立组织存在，而又不跟社会民主党严格划清界限，意味着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依附者的危险。为了对改良主义领导层进行无情斗争而公开地加入（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下）社会民主党，意味着实施革命行动。在两种情况下，对布鲁姆及其同伙的政策采取的批判性分析，必须完全一样。
人们仍然可以提出另一个反对理由：为什么从社会党开始？先从共产党着手不会更正确些吗？无论怎样，这个问题都不会成为发生歧见的对象；很明显，向斯大林派呼吁，只具有示威的性质。有必要吗？对特定部分的共产党工人这或许有用。同盟的声明可以有如下内容：“我们曾经为了统一战线而与‘社会法西斯’理论斗争过，等等。（共产）党最近的措施，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转到这个方向的迹象。因此，我们准备真心努力和共产党一道工作。当然条件是，我们有可能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为我们的观点而斗争。”遭到无可避免的回绝后，同盟将不得不转向社会党。如果社会党的领导层拒绝接纳同盟（这非常有可能），那么在（社会党的）基层中将会开辟出同领导层进行斗争的广阔战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党工人的同情无疑会在同盟这边。
同盟面对其历史上最严峻的转折。只有无畏、迅速和团结一致才能保证转折的成功。浪费时间、无休无止的讨论和内部争吵将意味着毁灭。
首先，从政治局开始，中央委员会[8]必须确定其立场，当然要和国际书记处密切一致。然后政治局成员必须立即准备成员们的意见。由于这一问题的意义非同寻常，有必要召开一个大会来通过最后决议。鉴于当下事态的迅速发展，大会应不迟于7月中召开，譬如在7月14日召开。只有根据在行动上遵循这一步调，根据转折的性质，才能确信同盟不仅没有被事件甩在后面，而且在创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和建设第四国际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注释
[1] 《同盟正面临决定性的转折》（The League faced with a decisive turn）一文发表于1934年10月，第17期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的内部公报上，署名“维达尔”（Vidal）。正如其他此前的文章，该文是为左翼反对派法国联盟写的。
[2] 改良主义（Reformism）就是认为通过渐进的、和平的和议会道路改变（反对革命）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的最佳或者唯一的理论和实践。
[3] 雅克·多利奥（Jacques Doriot，1898 – 1945）前法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曾任巴黎圣但尼市（Saint Denis）市长，以雅克·多利奥特为首的当地的共产党力量因为支持人民阵线政策，而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后带领追随者从法国共产党中分裂出去。1930年代中蜕变成为法西斯分子，德军占领法国后，为德国占领军与维希政府服务，1945年遭法国抵抗组织刺杀身亡。
[4] 列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曾经参与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担任过三届法国总理，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
[5] 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和孟什维克主义（Menshevism）是第二国际俄国支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在1903年大会后两个主要派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尤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领导的孟什维克派最终分裂成两个党，在1917年斗争结束于两者在街垒对立的另一面。
[6] 雅克布·沃切尔（Jacob Walcher， 1887 – 1970）,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9年离开德国共产党，1930年代时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的领导人。二战后重新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在民主德国担任政府职务。
[7] 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e）是第二国际法国支部（SFIO）中的一个左翼派别革命社会主义行动委员会（The Comite d'Action Socialiste et Revolutionaire）的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包括克劳德·杰斯特（Claude Just）。
[8] 中央委员会是共产主义同盟的最高执行机关。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中的次级委员会。国际书记处是左翼反对派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的一个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