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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elations Under the Soviets
Fourteen Questions Answered by Leon Trotsky
Leon Trotsky
苏联的家庭关系——由托洛茨基回答的14个问题
Lambda 龚义哲 佐仓绫奈 译校
1、苏联是否把人变成了机器人？
我得反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问？宗法制度的理论家，比如托尔斯泰和拉斯金[1]反对机器文明，他们说这种文明把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变成枯燥乏味的机器人。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指控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工业体系（泰勒制、福特制[2]）。
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听一听芝加哥和底特律的反对破坏机器的呼声？为什么不回到手持石斧、身披羊皮、住在茅屋的时代？不，我们拒绝那样做。在机械化方面，苏联只不过是美国的学徒，并且不打算半途而废。
但问题并不针对机械化的操作，而是社会秩序的特殊性质。在苏联，人之所以没有变成机器人，难道是因为机器是国有财产而不是个人财产吗？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并暴露出这个问题毫无根据。
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苏联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上来，高度的独裁、普遍的高压和较低的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否认这些事实无济于事。但是，这些事实与其说是新制度的问题，不如说这体现了新制度接手的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落后状况。
随着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增长，专政会变得更加柔和和松弛。目前的解决方法是，要把对人的统治转化成对物的管理。这条道路不是要把人异化成机器人，而是要让异化了的人变成更加自由的人。
2、统治苏联的是一小撮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寡头专制之实的克里姆林宫寡头吗？
并非如此。同一个阶级可以根据不同的形势，运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方式来进行统治。资产阶级在其历史进程中曾借助君主专制、波拿巴主义、议会共和制和法西斯主义来进行统治。这些不同的制度，只要能保证资产阶级能掌握国家的最重要的财富，能管理生产资料、学校教育和出版事业，那么就仍然保留有资本主义的特点。
苏维埃政权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目前掌权的阶层有多狭窄。
3、苏联是否已经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的快乐，并把教育变成一种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制度？
儿童教育始终无条件地与宣传联系在一起。这种宣传从灌输手帕优于手指开始，然后上升到共和党的政纲优于民主党的政纲，或者反之。培育宗教精神也是宣传。你肯定不会否认圣保罗[3]是最伟大的宣传家之一。
法兰西共和国的世俗教育就是彻头彻尾的宣传。其要旨在于所有的美德都是法兰西民族固有的——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法国统治阶级固有的。
没有人能否认苏联的儿童教育也是一种宣传。唯一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是要给孩子们灌输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旧制度和旧思想，而苏联的教育是要传播新思想，也就是把一目了然的东西宣传给他们看。“宣传”这个词，说得难听点就是一顶帽子。谁要是看见有人捍卫和宣传自己不喜欢的思想，就把这顶帽子扣到他们头上。
在保守和稳定的时期，日常宣传是潜移默化的。而在革命时期，宣传必然具有积极好斗的特点。1917年5月初，我和全家从加拿大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在旧制中学[4]（说简单点就是高中）学习。许多政要（包括临时政府的一些部长）的子女都在这里学习。全校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那就是我的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学生。尽管官方规定“学校必须独立于政治”，我年仅12岁的儿子仍然因为其布尔什维克的身份而惨遭欺凌。我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之后，“主席”就成了我的儿子的外号，他还遭到了双倍的欺凌。这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
效忠于旧社会的家长和教师们声嘶力竭地反对“宣传”。如果一个政权要建设新社会，除了从学校开始做起，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苏联的宣传为什么要剥夺儿童的快乐呢？又怎么能剥夺儿童的快乐呢？苏联的孩子就跟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也会玩耍，也会唱歌跳舞，也会哭闹。甚至连心怀恶意的观察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对儿童的异乎寻常的关爱。与旧社会相比，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诚然，苏联儿童压根就不知道原罪和天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联儿童被剥夺了阴间生活的乐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判断这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不过，现世的痛苦仍然比来世的快乐来得更早一些。如果孩子们摄入了足够多的热量，他们就能拥有充沛的精力，也就有足够多的理由去享受生命的乐趣。
两年前，我的五岁的外孙[5]从莫斯科过来见我。尽管他对上帝一无所知，我并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什么特别的原罪倾向，除了有一次他用报纸堵死了浴缸的排水管。为了让他能在王子岛上跟其他孩子一起玩，我们不得不把他送进天主教修女办的幼儿园。我的这位小无神论者现在已经快七岁了，可敬的修女们除了赞扬他的道德，并没有别的评论。
因为这个外孙的缘故，过去一年我看了不少俄语的儿童书籍，既有苏联出的，也有流亡者写的。双方出的书都含有宣传的成分。但是，苏联出版的书更加新鲜，更富有活力和生命力，这是流亡者的书不能比的。小孩子在读和听这些书的时候非常快乐。所以，苏联的宣传并没有剥夺儿童的快乐。
4、布尔什维主义故意破坏家庭吗？
5、布尔什维主义要颠覆一切关于性的道德标准吗？
6、在苏联的制度下，重婚和一夫多妻制不受惩罚吗？
如果把“家庭”理解为一种在婚约、教会的祝福、财产权和一纸公文基础上的强制结合，那么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彻底消除了这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家庭（policed family）。
如果把“家庭”理解为家长对子女的无限制的控制，理解为妻子缺乏合法的权益，那么，很遗憾，布尔什维主义还没有彻底消除这种古老的野蛮习俗在当今社会的残余物。
如果把“家庭”理解为理想化的一夫一妻制——实际意义上的，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能破坏它的，因为除了少数幸运的例外情况之外，这种一夫一妻制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所谓苏联婚姻法引发了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现象，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婚姻关系这方面是无法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的。但是，就算没有统计数据，人们也可以确信，在莫斯科发生的通奸与离婚的案件数量，与纽约、伦敦或巴黎相比，并不会多到哪里去——谁知道呢？没准还会更低。
反对卖淫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而且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证明了苏联不会容忍肆意滥交，卖淫就是滥交的最具破坏性、最具毒害性的形式。
婚姻的理想标准就是以互爱与互助为基础的长久的婚姻。苏联在教育、文化与舆论等方面，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影响人们的。男女之间的结合，在挣脱了警察和教会的桎梏之后，又摆脱了经济上的需求的影响，就会找到一种既符合生理学和心理学，又能照顾到种族的福祉的形式。苏维埃政权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它还远远没有解决其他基础问题一样，但它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婚姻已经不再是在不受质疑的传统，与周围的压力下做出的盲目的举动；它现在是一项集体的、理性的任务。
苏联每年新增550万新生儿。人口自然增长数超过了300万。沙俄时期从未有过这样的人口增长。仅凭这个事实，就足以反驳那些所谓道德沦丧或俄国人生命力下降的说法。
7、乱伦是否真的不被视为刑事犯罪？
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产生刑事诉讼方面的兴趣，所以，在我了解苏联法律关于乱伦的规定之前，或是在了解到它是否关于乱伦有过任何规定之前，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病理学与教育学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犯罪学方面的问题。乱伦败坏了种族的优良品质，降低了生存能力。因此绝大多数的健全的人，都把乱伦当成违背正常标准的行为。
社会主义不仅旨在促进经济关系理性化，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促进人类的生理功能理性化。现在，苏联的教育已经非常努力地让孩子了解人类在肉体与精神上的真正需求。我没有理由相信俄国的乱伦病例会多于其他国家。同时，我倾向于认为，在这方面进行司法干预弊大于利。比方说，假如英国司法当局把拜伦[6]关进监狱，我很怀疑这会对人类带来什么好处。
8、真的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离婚吗？
当然是真的。你不妨换个问法：“世界上还有国家规定，婚姻中任何一方提出离婚申请时，不得离婚，这是真的吗？”
9、苏联真的不尊重男女的贞洁吗？
我认为，苏联在这方面并不是不尊重贞洁，它只是拒绝虚伪罢了。
就拿火柴大王伊瓦·克吕格[7]来说吧，他终生都被视作为一个严格的禁欲者、苏联的死敌，他曾多次谴责苏联的男女共青团员，说他们抛弃教会，不去寻求教会的祝福，实在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云云，不是吗？要不是因为破了产，克吕格死时就不仅会被当成一位公正的股票交易商，还会被当成一位道德模范。可到了现在，报纸上揭露出他在几个大洲都包养了不少情妇，其总数比他的火柴工厂的烟囱还要多上好几倍呢。
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小说都描写了双重和三重的家庭，这已经不是例外，而已经成了常态。克劳斯·梅纳特[8]，一位既年轻又消息灵通的德国观察家，最近出了一本关于苏联青年的书，里面写道：
“俄国的年轻人确实算不上美德的楷模……但他们的道德水平并不低于德国的同龄人。”
我相信这是真的。1917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在纽约的地铁车厢里发现有好多学生和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总数有二十多个。虽然车厢里有许多人没有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那些最活泼的情侣的行为，足以让人们在看见之后立刻认为：即使这些年轻人赞成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一贯遵循这项原则。
美国废除禁酒令[9]并不意味着新政府在鼓励酗酒。同样的，苏联政府废除了一些用来维护家庭和贞洁的法律，这也不意味着它要破坏家庭的长久，或是要鼓励滥交。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提升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事情是不能靠官方的禁令与死气沉沉的说教来解决的。
10、布尔什维主义在人类生活方面的终极目标，是要复制蜂房与蚁巢吗？
11、假如昆虫能够占领整个地球，那么这种文明跟布尔什维主义的理想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两个问题对于人类和昆虫来说都是不公平的。蚂蚁和蜜蜂都无须为充斥着人类历史的各种恶行负责。另一方面，无论人类可能坏到什么地步，他们所拥有的可能性，都是昆虫所无法企及的。苏联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人类社会中的蚂蚁性质，这并不难证明。
事实上，蚂蚁和蜜蜂当中也有分工：有些负责工作，有些负责战斗，其它的专门负责繁殖。有谁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想中发现这种社会职能的专业化吗？这倒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限度的现代文明的特点。某些种类的蚂蚁还会奴役同种但不同色的蚂蚁。
苏维埃制度与此完全不同。蚂蚁至今尚未产生它们的约翰·布朗[10]或亚伯拉罕·林肯。
本杰明·富兰克林把人类描述成“会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便是以这个著名的论断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人造工具使人脱离了动物界，并推动了人类的脑力劳动，还引发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一系列变化。
这个问题的意思很明显：控制一切就等于扼杀个性。这样一来，苏维埃制度的邪恶，就在于它的过度控制，不是吗？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却都在指责苏联拒绝将个人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爱、家庭、性关系——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显然是矛盾的。
苏联绝不会把控制人的智力与道德力量当作自己的任务。
相反，苏联可以通过控制经济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从市场及其盲目性的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福特在流水线上组织汽车生产，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产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服从生产技术的原则，在每一个部分都能真正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像流水线一样组织整个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当流水线原则从单个的工厂扩展到所有的工厂与农场之后，必然会带来巨大的产量。同这样的产量相比，福特的成就简直就像是底特律旁边的一家惨淡经营的手工艺品小店。要征服了自然，人类就不用拿额上的汗水来换取每天的面包了。这是个性解放的必要前提。比方说，如果只需要劳动三四个小时就能满足全部的物质需要，那么所有人就能在剩下的二十小时里摆脱一切“控制”。教育的问题，也就是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的问题，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哲学和科学的各种学派，文学、建筑学、艺术中各种对立的流派，将首次成为全体群众、而不仅仅是极少数上等人最关注的东西。在摆脱了盲目的经济力量的压力之后，各种团体、流派与学派之间的斗争，将会具有最理想、最无私的性质。在这样的氛围下，人的个性不会枯萎，反而会首次得到完全的绽放。
12、苏维埃制度教育孩子不要尊重父母，这是真的吗？
不是。一般来说，这种论断只是一种讽刺。但是，科技、思想或礼仪的迅速发展，确实削弱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一辈人的权威。当老师讲授达尔文的理论时，父母却还相信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出来的，那他们的权威就只会减弱了。
在苏联，所有的冲突都无比的尖锐和痛苦。父母仍然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子女的婚姻，那么共青团员的道德观念就必然会与这种父母的权威发生冲突。学会了操纵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红军战士，是不会承认他那用木犁耕作的父亲在技术方面的权威的。
光靠圣像和打耳光，已经不能维持父亲的尊严了。父母必须用精神武器来回击。然而他们的孩子借助于学校的官方权威，在这方面他们武装得要比父母更好。自尊心受伤的父母往往转而反对国家。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那些敌视新政权的基本任务的家庭里。大部分无产阶级父母虽然失去了一部分父母的权威，但是，在他们养家糊口的重担中，国家也帮他们分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接受了，国家帮他们分担得越多，他们也就越能接受这种情况。不过，即使是在这些群体当中，世代之间的冲突也依然存在。在农民中冲突表现得尤为尖锐。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认为这是好事。否则就不会向前发展。
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经历。我17岁时被迫离家出走。我父亲曾企图决定我的人生道路。他对我说：“你的理想三百年都实现不了。”当时我的理想仅仅是推翻君主制。后来我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我与家人的关系也恢复了。十月革命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说：“你的真理更有说服力。”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亲子纽带”彻底断裂的时期，这是关键性的剧变的象征。
13、“布尔什维克主义惩罚宗教和非法的宗教崇拜（压制宗教，并宣布宗教崇拜为非法），这是真的吗？
这是蓄意的欺骗，它早就已经被不争的事实、物证和证言驳斥了一千遍了。为什么它总是重新出现。因为教会一旦得不到财政预算、得不到警察支持，并且不能报复迫害反对者的时候，它就觉得自己被迫害了。在许多国家，用科学来批判宗教信仰是犯罪行为。其它一些国家也仅能容忍这种行为。但苏维埃政权的做法完全不同。苏维埃政权虽然不把宗教信仰当成犯罪，并且容忍多种宗教的存在，但它同时还公开支持反对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宣传。教会认为，这就是宗教迫害。
14、布尔什维克国家虽然敌视宗教，却利用了无知大众的偏见，这是真的吗？比方说，俄国人认为，只有遗体不腐烂的圣徒，才能真正进入天堂。布尔什维克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对列宁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的吗？
不，这个解释完全是错误的，它是由偏见和敌意而产生的。我可以非常坦率地重申这一点，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防腐处理和建造陵墓等做法，列宁的遗孀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跟我是一样的。毫无疑问，假如列宁在病床上曾预料到他们会像对待法老一样，把他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话，他一定会怀着义愤，提前向党提出控告的。这就是我在反对这种做法时提出的主要论据。绝对不能用列宁的肉体来反对列宁的精神。
我还得指出一个事实：列宁的遗体在经过防腐处理后，他的遗体的“不朽”可能会助长宗教般的迷信。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的主意，显然是克拉辛[11]提出的，他在给这个主意辩护时，曾这样来反对我的意见：“恰恰相反，这在祭司手中，是一件神迹；而在我们手中，就变成了科技。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个给我国的生活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的人，他的长相是什么样的呢？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将满足群众的这一正当的兴趣，同时向他们解释不朽的神秘之处。”
建造陵墓，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利用导师的威信来永远地加强门徒的威信，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把这当成是利用宗教迷信，是没有根据的。陵墓的参观者被告知：遗体能存而不腐应该归功于化学。
我们的回答绝不是要粉饰苏联的现状，不是要低估苏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也不代表苏联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苏维埃政权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它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极端的困难。但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实。苏联接管了罗曼诺夫帝国的遗产。十五年来它一直生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
苏联的形势就像一个被包围的城堡，这使专政具有了特别粗暴的形式。日本的政策，至少可以给俄国带来一丝安全感。但是，曾在苏联领土上进行过反苏战争的美国，却至今都没有同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这自然会对苏联的国内制度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12]
注释：
[1]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年2月8日——1900年1月20日），英国文艺评论家、社会思想家与慈善家。——译校者注
[2] 泰勒制（Taylorism）：又称泰罗制或泰勒主义。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泰勒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1、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2、制定工作定额。3、选择最好的工人。4、实施标准化管理。5、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6、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7、主张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8、实行职能工长制。9、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由于泰罗制的实施，当时的工厂管理开始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阶段。
福特制：一种使工人或生产方法标准化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办法；福特主义。——译校者注
[3] 圣保罗，即使徒保罗，基督教会的缔造者。——译校者注
[4] 英文本在此处的词汇是“gymnasium”。“Gymnasium”在德语里可以指以升学为目的的高中，类似于中国的普通高中（让学生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大学）。此处不是“体育馆”的意思。——译校者注。
[5] 即弗谢沃洛德·普拉东诺维奇·沃尔科夫（Всеволод Платонович Волков，1926年3月7日——），他是托洛茨基的大女儿季娜伊达·利沃芙娜·沃尔科娃（Зинаида Львовна Волкова，1901年3月27日——1933年1月5日）的儿子。——译校者注
[6] 据传拜伦曾与自己的同父异母姐姐奥古斯塔·玛丽亚·黎（Augusta Maria Leigh，1783年1月26日——1851年10月12日）相恋。——译校者注
[7] 伊瓦·克吕格（Ivar Kreuger，1880年3月2日——1932年3月12日），瑞典企业家，在他的事业巅峰时期，曾垄断了世界上大多数的火柴生产，绰号“火柴大王”。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他的生意大受打击，濒临破产，因而自杀身亡。——译校者注
[8] 克劳斯·梅纳特（Klaus Mehnert，1906年10月10日—1984年1月2日），德国记者、政治学家。——译校者注
[9] 禁酒令（dry law）：1919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宣布禁止制造、贩卖和运输酒类。1933年12月该法案被废止。——译校者注
[10] 约翰·布朗（John Brown，1800年5月9日——1859年12月2日），美国废奴主义战士，在1859年发动反抗南方奴隶制度的起义，失败后遇害。——译校者注
[11]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7月15日——1926年11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十月革命后曾任外贸人民委员、贸易与工业人民委员、运输人民委员等职。——译校者注
[12] 这篇文章是列夫·托洛茨基在1932年底写的，还要过上一年多的时间，美国才承认苏联。——英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