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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命运
托洛斯基
（1934年1月）
原标题：《希脱勒的命运》（文中的“希脱勒”一并改为“希特勒”——录入者）。
来源：《国际译报》1934年第12期。译者：古有成。
本文原名How Long Can Hitler Stay？分四节。第一节述德国劳动阶级政治大失败以后，理应改变战略。社会民主党无足论，但共产党仍作虚伪的乐观主义的论调。第二节述革命是一个复杂社会现象，须具备几种历史条件，方能发生。此种历史条件，德国现在显然缺乏。但国社党将为劳动阶级打倒，是必然的。他方面劳动阶级宜有所为，尤宜有所不为。须了解现状，方能推测未来，作成现实的策略。第三节述德国劳动者现正处于『政治的淡漠』时代，不特未『急进化』，且正忍受压迫。希望希党内部冲突，及起纠纷，及小资产阶级觉醒，或利用国社党工厂委员会，都靠不住。只有把一切失败和错误作严厉批评，才能准备大仇的报复。第四节述国社党必须用外力，方能打倒。小资产阶级的失望及不满，可为无产阶级运动由大『恐慌』过渡到『不景气』的本能。然后由不景气，转入于『复兴』阶段。这些阶段，可以缩短，但不能跨越。同时无产阶级在担当大业以前，必须清算过去，另组新党，方能把国社党击个粉碎。这位十月革命中只手奠定苏俄局面的英雄，虽自身在放逐中，犹勤勤教诲他邻国的同路人如此，读者正未可小觑他的纸上谈兵。
一
一场火灾以后，把东西重新安排，事诚不易。在政治大失败后，要决定应走的路，那就更难。凡党总不大肯承认它们的失败，如果失败责任大部在于他们，尤其如此。失败得越厉害，政治思想要转到一个新境地，要作成一个新的前途预测，而从计划进一步工作的方向和调子，也越发不易。
军事学史，像革命斗争史一样，记载着无数的多余失败，此种多余失败，是因为领袖没有认清根本失败已至何程度，而欲以不合时宜的反攻谋掩蔽，所酿成。在战争上，这种造孽的企图，使前此受挫而精神败坏的军队，归于大批毁灭。在革命斗争上，最英勇的分子，已以前此失败而离开群众，复以冒险而牺牲。
德国现在的巨变，无疑是历史上劳动阶级最大的失败。因此，战略的完全改变，尤其刻不容缓；但是，在另一方面，党官的反抗却越发顽强。关于德国政治发展前途的问题，现在所展开的斗争，对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命运，实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在这个关系上，社会民主党我们将不予讨论：此党腐化，惹人反感，它虽要运用其官僚政治的声势，也无可能。领袖们就装作有观念或有计划的企图，也没有做过。他们已在政治上完全失掉其首要位置以后，便打算在肉体上保全其头颅。这些人，是自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便以其整个的政策，准备着其耻辱的失败的。
只有共产党的地位，现在可堪注意。以它为一个大众的组织，她是被完全毁灭了。可是中央机关尚还保存，发行违禁的向国外散布的宣传品，在国外召集反法西斯蒂大会，并作成反国社党独裁的奋斗计划，失败的干部的一切错误，现在都在此机关中有其独特的表现。
『法西斯蒂是只能称雄一时的，』第三国际的机关报说。『他们的胜利不是长久的，无产阶级革命，快要追踪而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是在德国大事日程上了（On the order of the day）。』不断地败北，断送个个地方，失掉其自己的党徒，这机关还继续反覆地说：反法西斯蒂潮正在高涨啦，反法西斯蒂精神正在上升啦，必须准备了啦，起事如果不是在明天，便在几月以后啦。乐观的说法，已成失败的指挥干部在政治上借以自存的一个工具。德国无产阶级的内生活，堕入黑暗越深，既没有工会，国会选举，会费，也没有报纸的销行——没有任何事实，足以控制一个错误政策的结果，或扰乱领袖们心气的和平，假伪的乐观主义的危险便越大。
二
他们敢认他们的预测为可靠的主要理由，在于希特勒『将不能践其约言』的这个事实。彷佛莫索里尼须实现其空想的计划，以维持其地位十年以上的样子！一个革命并非对于骗子的一个机械的处罚，革命是一个负责的社会现象，须一串的历史条件具备了，方才起来。我们试把这些条件复述一遍。统治阶级的昏乱及分化；小资产阶级的愤怒，及其对于现状的失却信仰；劳动阶级的军事活动的日增；最后，革命党具有一正确的政策——这些都是革命的直接必具条件。它们现在具备了吗？
过去二年间，德国的占有阶级，曾在一种最残忍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状态中。现在他们大家——虽则郁闷不乐地——都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了。地主和产业家的敌视，以及各群产业家间的敌视，都还没有消灭；可是你可断定，这种敌视不久便要被国社党加以调节。
德国小资产阶级，在前一段时期，骚动得很厉害。它就在国家主义的热狂中，也有社会性的危险的成分。现在它是在得它拥护而成立的一个政府下面，团结起来了，并受发生于它本身中一个纯军事组织的训练。此中间阶级，已成现制的主要支柱。于此便得一无可争辩的结论：把革命当作是大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来说，革命成果的必具条件，倒已滑入过去，或改口说，已溜进不定的将来了。
关于劳动阶级，大势也一样清楚。假如数月前，她因为领袖的过失，发见自己为不能防护其强有力的合法地位，不受反革命的攻击的话，现在，在溃败的第二天，要它对法西斯党强有力的合法地位施行攻击，却是无穷地更没有准备的了。物质精神的因素，已厉害地深深地改变了各种势力的关系，使无产阶级蒙受不利。或者，这个还是必需证明的吗？关于领袖范围内的事态，再不是顺利的了：德共党已不存在；共党机关，剥夺了批评的新鲜空气，正窒息于深深的内争中。依什么意义可以说，『德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是在德国大事日程上了』呢？这里的『日』字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对于我们的论调，要诚意地或假意地指斥为悲观主义，或斥为不信任革命的创造力量，等等，这是不难预见的了。这都是不值一文的责难！我们和旁人一样知道：法西斯党所拥护的，是历史上的陈迹。它的方法，可以产生庄严的，同时是不稳的结果。只有行尸走肉的阶级，能被暴力打倒。
可是无产阶级常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它可使溃散于一时，决不能被奴隶于永远。希特勒答应来把劳动者『重施教育』，可是他不得不使用的教法，是用来训练狗也不适合的。法西斯党将横死于劳动者不能和解的敌意之下，这是必然的，但是怎样情形，什么时候？普通的历史的远见，决不消灭关于政策的迫切问题，这问题是：现在必须干什么，特别是，必不好干什么［即“不应当做什么”（what must not be done）——录入者注］，来预备及促进国社党的打倒？
依赖法西斯蒂的压迫和物质的缺乏，来直接发生革命，这只是粗鄙的唯物论的表现。自然，『生存决定意识。』但此完全不是说意识机械地直接地依靠外界的景况之意。生存，依照意识的定律，屈折（若光线然）其自己于意识之中。一件同样客观的事实，可有一种不同的，有时正相反对的，政治影响，依一般情况及其先发事件而定。是以，在人类发展的进行中，压迫常招致革命的愤怒。可是在反革命胜利以后，压迫之扑灭了抗议的最后闪光，也实在不止一次。经济的恐慌，能够催促革命的爆发，这在历史上也不只发生过一次；但经济恐慌，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重大失败以后，再予无产阶级以打击，只能加速其分化的进程。我们再具体些说罢：我们并不以产业恐慌的加深，希冀德国有直接的革命结果。
一定的，历史纪载着：一种长期的产业复兴，曾常引起无产阶级阵营内机会主义的潮流。但在长期恐慌及反动以后，高涨的危机，却反可提高劳动者的活动，迫他们跑上奋斗之路。我们认到这种变化，从许多观点看来，更像是可有的事。
然而，重心现在决不在于危机会预测［疑为“危机的预测”——录入者注］。数百万大众沉重的心理的转变，需要相当的长期：这应该是分离点。时会的开展，占有阶级营垒间的冲突，国际的错综事件，可，而且将，对于劳动者发生影响。
但是，外界的大事，不能单纯地消灭大众意识的内在律，不能容许无产阶级一跳便跳过失败的结果，由此而揭开革命斗争史的新页。纵使由于内外情况的一个特别顺利的时会，转变的开始，发生于特别短期以后，假定说，一年或二年以后呢，我们政策的问题在将来的十二月或二十四月当中，仍然原封未动，而反革命，却还是在做进一步的征服工作。现实的策略，没有一个正确的前途预测，是不能开展的。不了解现在在德国发生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而是法西斯蒂反革命的深刻化，也不能有一个正确的前途预测。无产革命的成熟，和法西斯蒂反革命的深刻化，并不是一件同样的事啦！
三
官僚——革命者包括在内——太健忘了。无产阶级不仅是政治的目标，也是政治的主人。国社党敲扑无产阶级的头，目的在变劳动者为种族主义的矮子。反之，第三国际的领袖，却算到希特勒的打击，将使劳动者变成为听话的共产党。两种估计都是错误的。劳动者并非陶匠手中的黏土。他们并不是在各时代完全把历史重新开始。他们虽憎恶藐视国社党，然而却最不愿重返于那种引他们上希特勒的圈套的政策。劳动者觉得，他们是被他们的领袖欺骗了，出卖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事必须做，可是他们知道什么事必不好做。他们过去所受的苦，是不可言说的，因此他们要脱离混乱，恐吓，谎语，及夸辞的恶毒势力圈，站在一边，不出头，等候暴风的吹过，不做事以避免必须决定与已无关的问题的麻烦。他们需要时间，以疗治幻灭的伤痕。这种状态的概括名辞，为『政治的冷淡』。劳动大众陷于一种易怒的受动状态。有不少数目的劳动者，躲于法西斯蒂的组织中。但把个别的政客鲜明的加入法西斯蒂，和劳动者匿名的加入独裁制下强迫组织，等量齐观，自然是不可以的。前者是一个饭碗主义的问题；后者是保护色，屈服于党魁的问题。然而，劳动者大批移动于卍字旗帜下这个事实，却是无产阶级感觉得莫可奈何的铁证。反动势力显然已深入劳动阶级的骨髓中。这也不是一日的了。
在这个一般情势之下，噪聒的党官，是什么都不曾忘纪，同时又什么都不晓得的，乃一种明显的政治上时代错误的代表。劳动者都以彼官式的断言，而觉得厌恶。党的机关成为没人拥护的东西。劳动者受了希特勒的鞭挞之后，再不要受空洞无物的乐观主义的鞭挞了。他所要的是事实真像。官式的前途预测和大事的真实状态，显相矛盾，这只把分化的因素，再加入进步的劳动者阵营中罢了。
所谓劳动大众的『急进化』（Radicalization），是集体意识的复杂的分子的进程。劳动者要跑回正路，必先了解所已发生的事。急进化是靠不住的，如果大众没有同化其自己的失败——如果它的先锋，无论如何，没有精密地把往事重估价值，从失败中翻身，跑上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急进化进程，还未开始。党的机关报本身，在两种乐观主义的呼声中，也不得不承认：国社党不仅在乡村间继续巩固其地位，驱逐共党，及把农民对于劳动者的恨恶情感，扇扬到白热度，就在产业界，也继续肃清劳工中的共党分子的残余，没有碰过一些反抗。在这一切事件中，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失败的一方，忍受着失败的结果。
党官瞧见这些事实，为支持其乐观的前途起见，乃由天生的主观论，变为久经世故的定命论。他们担保我们说，纵使劳动大众的精神确实衰弱，希特勒党因其内部矛盾的结果，无论如何不久也要消灭。只在昨天，他们还认到德国的一切政党——由国社党至社会民主党——都只是法西斯党的化身，都在实行同一政纲。现在一切希望，却转向统治者，营垒中的自相冲突来了。
希特勒和胡根堡间的冲突，其所占地位，是希特勒和韦尔斯（Wels）间昔日的敌对，所望尘莫及的。国社党的挺进队及其工厂委员会，与希特勒政府之间的冲突，不仅被认为不可免，而且认为是迫及眉睫的；这些冲突，估计者计算为若干月或若干礼拜内，就要发生。改良派和法西斯蒂，无疑是孪生兄弟；可是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失意的法西斯蒂，及一个青云直上的法西斯蒂，是具有正相反对的性质的人们。
政治估计的新错误，和旧错误一样浅薄。旧资本主义政党对于国社党的『反对』，不过等于一个病人，其坏牙齿被陆军理发外科医拔去时，所起的一种本能性反抗。举例来说，警察已占据了德国国家党的一切党部。事情依预定程序进行。胡根堡和希特勒间的冲突，将不过是将整个政权集中于希特勒手中的程途上的一个偶然事件。法西斯党为实践其陈说起见，必须与国家机关融合为一。
许多法西斯蒂的骑兵，已怀怨望，这是很可有的事：因政府不许他们掠夺至心满意足的程度呢。可是这种怨望不管会取怎么厉害的方式，也不能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因素。政府机关将把不听话的护卫军一一扑灭，将把不可靠的部队改组，并贿赂其上峰。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的觉醒，一般说来，是绝对难免的。可是这种觉醒的发生，将在不同的时间，依不同的方式。不满的闪光，在有的情节上，会成为重回于法西斯党所设的黄泉深渊的前导。希望由小资产阶级作一个独立的革命的发端，无论如何是不成问题的。
国社党的工厂委员会，其依赖劳动者的程度，比旧日的改良派工厂委员会，实无量地小。不错，在开始复兴的空气中，就法西斯蒂工厂委员会，也可成为劳动阶级前进的支持点。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俄皇所创造的劳工组织，曾有一天成为革命的掀动力。可是，在此时，德国劳动者正在痛苦失望和消沉的过程中，希冀他们将在法西斯蒂官僚领导之下，从事一种严重的斗争，却是不合理的。况工厂委员会又将由上层中选择，并施以训练，使成为陷诱压迫劳工的走狗。
不要自欺吧！失败以幻想盖上，义等毁灭［即“意味着毁灭”（means ruin）——录入者注］。自救之道，在于澄清思路。只有把一切失败和错误作一个严酷的批评，能准备大仇的报复。
四
德国法西斯党比意大利法西斯党，以更迅速的速率运行，可认为是基于经验——不仅因希特勒能利用莫索里尼的经验，且德国社会构造，较为高等，其矛盾较为厉害，亦为要因。我们可由此论断：当权的国社党将比其意大利的先进，为较易消灭。可是假定国社党是在堕落和腐化吧，它也不会不打自倒。它必须以外力推翻。现在德国政体的改变，没有革命是不能实现的。真的，这样的一个革命，现在是没有直接的最近的景象可见：可是事态发展不管走怎样纡曲的路，是必然非达到革命不止的。
上文说过，小资产阶级是不能行一个独立的革命政策的。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心情，对于依它帮助而造成的政体的命运，全不是无关痛痒的。中间阶级的失望及不满，将把国社党转变——像已把法西斯党转变的一样——由一种民众运动成为一种警察的机关。这个机关不管其本身多么强力，总不能替代那在社会上无孔不入的反革命的活流。是以法西斯党官僚化的堕落，就是它的完结的开场。
然而，在此阶段，一个新的困难，必自显露。无产阶级的禁制中枢，因受失败的影响，已患了肥肿病。劳动者成为戒慎的，多疑的，而且期待的。纵使反动的火山爆发已经停止，法西斯蒂国家变硬了的溶岩，仍足使劳动阶级忆起过去的一切，战栗不前。这样就是现今意大利的政治情形。借经济学上的辞句来说，我们可以说：小资产阶级反动的失望和不满，为劳动运动的大『恐慌』将过渡到一种『不景气』的张本，此种不景气然后到某阶段，又让位给一种『复兴』。企图在现在来预言这个复兴怎样开始，何时开始，在什么口号下开始，将是一件完全无益的事：就一个经济周期的阶段，也常有一种『出乎意料』的特征；政治发展的阶段，尤其如此。
正确的处理，对于刚刚经过一场大病的有机体，特别重要。就和对于曾被法西斯党的黑棍辗过的劳动者一样，行险侥幸的策略将必使劳动者重回于淡漠。这样，太早的股票投机，常带得恐慌的复来。意大利的榜样，表明一种政治不景气状态，特别是具有一种伪政治领袖的，可以拖延多年。一个正确的政策，不仅要把人工作成的前进路线，强迫无产阶级去实行，且要奋斗的前途预测及口号，须从该项运动的活的辩证法中抽出。顺利的外界的刺戟，可大大地缩短进程的各阶段：不景气像在意大利一样延长多年，这全不是必需的。然而要跳过劳动大众起来的基本级段，倒是不可能的。予以促进，不试行跳越——这便是革命领袖的全部艺术的所在！劳动阶级运动，一挣脱法西斯党的重压力以后，可在一相当的短期间，作大规模的发展。只有在此以后，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才能获得进步的政治地位，并重建一种作革命斗争用的顺利形势。
这个进程的另一面，统治阶级将要碰到。法西斯蒂国家，已失掉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将成为一个很靠不住的征服机关。唯利是视的政客，将要改变方针。占于阶级当中的矛盾，也要暴露出来。
希特勒碰着取攻势的大众的前线时，将觉得他的后卫是靠不住的。直接的革命形势就将这样造成，报告国社党最后时刻的来临。
但是在无产阶级能够担当大业以前，它必须清算过去。账单的最普通的公式是这样：旧党已逝。劳动者的小小的少数，已经在说：必需预备一个新党。社会民主党的惹人反感的软弱，官式的假布尔赛维克党的罪孽深重的敷衍，将在斗争的火焰中燃烧净尽。国社党党员曾有战士的族类之说。法西斯党和革命战斗员的一个无敌的族类冲突时，便是法西斯党死亡之候。
——译自American Mercury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