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共第十七次党大会（托洛茨基，1934.1）

论联共第十七次党大会

托洛茨基

［杂志原译名“特落斯基”］
（1934.1）
感谢葛轶冰录入

　　苏联正式党最近召集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来讨论政治领导，经济政策和共产国际工作的。这一切都是依照预先准备好的公式进行。不过，这三个内在密切关连的部分，俱非代表大会所能具体解答的问题。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和工人国家利益不相容，而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统治官僚的利益相反。
　　第一、一个正规的党大会为什么偏要经过三年零六个月才召集？在地下活动和侨居国外以及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党大会召集了四次，地点是：不鲁塞，伦敦，日内瓦，斯托佥，再回到伦敦。在政治反动和党十分衰微之时，破坏了党大会的正规的进行，直至一九一二年才在帕拉鸠召集了一个同代表大会同等重要的布尔塞维克会议。不久，革命运动的复兴（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还较大战为早就爆发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召集了一个新党的会议，它和党大会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过去了四个月，即至一九一七年七月末，在半公开环境之下，召集第六次党大会，为十月暴动作政治准备。八个月之后，又召集新党的大会，解决关在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从此以后的党大会都正规的按着一年一次召集，每一次党大会都把党和苏维埃政策的发展划开一个重要的时期，每次党大会之前，都准许自由的讨论各种问题。
　　列宁未死以前和斯大林宣布反“特洛斯基主义”以前的党制是这样。十三十四两次党大会都是延搁很久的时期才召集的，其所以如此者，因为鬼祟的官僚主义需要这样。第十五次党大会之召集，则在十四次大会开过了两年之后，完全违反了党章，为了打出反对派，虽然违反党章，官僚主义其亦在所不惜的。一九二七年秋中央委员会决定（虽然党章并没有也不能给他们这样的权利），将来的党大会每两年召集一次。但是，这个新党章的规定，使官僚机关内部也发生了冲突。这是很难公开说明的事情，为什么已经成为统治的布尔塞维克党，剥夺全体党员在革命前地下活动时能享得的权利，而监督中央委员会的机关竟给予它这样的权利？十六次党大会（一九三〇年六月）的召集，无论如何，不是在十五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一月）开过的两年之后，而是两年半之后，这就是说，官僚主义者连他们自己规定的新党章也破坏了。十六次党大会和十七次大会间，已经过了三年又多半年。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剥夺了党员的二十四个月的权利。不但在事实上是如此，根据党章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党里面却一点抗议的声音也没有，此中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无一人相信统治的上层召集这样的官僚机关包办的大会能够改变什么东西；（二）假如有人直率的提出抗议，那他马上就会被开除党籍。这次大会之前的“清党”，因为一点小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人达千百个人。在布尔塞维克古典时期，大会之前数星期便进行讨论重要政治问题，而在这次大会之前却进行了半年多的官僚机关的清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次大会之成为官僚主义者的包办机关，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已故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首领以及晚年成为共产主义信徒的沙拉地，在一九一四年对我说：“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莫索里尼从布尔塞维克学到的比我们还要多”。这里用不着去解释两个基本的世界潮流之不可调和的目的：一个是企图以普通的法西斯专政手段来延长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另一个则是以革命的独裁手段来消灭阶级的国家，因而解放人类和社会。在这个战斗过程中，两造决死的敌人是时常交换武器的。假如说，法西斯主义者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从布尔塞维克已经学习了很多，那末，最近苏联的官僚主义者也摸熟了法西斯的许多门径，尤其是削弱党的监督巩固领袖个人之崇拜这件事。
　　读到苏联报纸的每一栏，每一篇文章，每一电报，每一群众大会的报告，这个“领袖”在照样不变的和普通的表情当中被崇拜着和捧场，实在不能不使我们发生难堪和可耻之感。甚至于对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不过问的路明斐斯加，也感觉到有指出这样千篇一律的阿谀文章令人难堪之必要。
　　阿谀领袖（地方领袖之得阿谀是为一定区域所限制的，）与领袖们之破坏党章，禁止批评自己，任意延搁代表大会召集之时期，或故意在清党之后才召集——这两件事情的中间连系，不消说是十分显明的。一切这些现象无一而非官僚主义者为了消灭对自己的监督，保证自己之得重新被选，防止更换自己包办的机关之手段。因此，大会之前的第一个问题首先应该是：布尔塞维克党在什么地方与为什么死灭了？
　　官僚独裁与社会的矛盾。
　　我们不能为一般的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独裁规定一种纯理念的方针和范畴。假如只是根据一定的独裁形式与我们预先存在的概念不相符合，便认为不是无产阶级独裁，那就是愚蠢之谈。实践不为观念所决定，因之，硬把苏联的实践作为模范的范畴，不只是不容许的，而且带有不少的危险性。最近十年来共产国际的失败史，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宣布苏维埃国家，确切点说，它宣布苏联的官僚为一个绝对的威权。其实，国际无产阶级是和苏联国家内一样的需要自由，直爽的马克斯主义的批判比任何事情都迫切。
　　无产阶级独裁的严酷性，乃由于压制倒塌的统治阶级之反抗和铲除其经济根苗所必需的。然而官僚主义者们却说，工人国家的基本任务已经大半完成了，或者说第二五年计划就能完成它。十七次党大会议决案中说，——现在已在天天背诵这个决议呢，——第二五年计划的任务不仅“一般的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和阶级，而且消灭足以引起阶级差异和剥削的因素”。在第二五年计划所能发生的诸条件之下，国家权力已无什么可用之处了，为了同外来的危险斗争，要求——自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完全没有个［疑为“这”字之误——录入者注］个要求，——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不过它已不再是内部的政治压力，不再是一种阶级独裁的政治制度。原因消灭了，结果也必然消灭的。
　　其实，苏联的官僚们之中谁也不相信存在了这样的远景，估计第二五年计划能够充分的和完全消灭阶级之差异，国内政治压力弛弱和国家保安队预算之减少。统治的官僚们一点也不准备放弃他们的支配地位，相反的，他们是以更新的和更重大的保障来充实它。压迫的实施尤其是在党内范围，已经达于内战期间后未有过的残酷性。而且，在一切官式的演辞和文章中正描画着独裁方式之更进一步的强化的远景。经济和政治间之显著的分歧，确实说明统治的官僚们不懂得怎样使这两个极点在理论上配合起来。
　　不错，苏联幼稚的理论家，曾想用这样的方法证明这件事，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增长和阶级的消灭，将使我们看到纯国家机关的松懈和削弱。更有些人们是深信这样说话的。路易斐斯加是一个满足理论不十分幸运的人，他认为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职工会之消灭，便是国家机关消灭之开始。其实，我们只消灭了两个管理机关。十七次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纲，造成了一个决定的转变；消灭国家和党。但是怎样消灭呢？他们把党和群众的意志以单纯的官僚机关代替了。这样的消灭去离恩格斯所谓国家“凋谢”之意义又何止千里之远，恰恰相反，这乃是国家更进一步的官僚机关的集中化。统治的上层对这些想从“消灭阶级”中得出国家消灭结论的幼稚的理论，予以严厉的斥责，这是毫不足奇的。
　　站在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意义上来说，所谓党的消灭，就是政治已一般的消灭了，因之国家的压迫也消灭了，这也就是表示接近一个为［疑为“无”字之误——录入者注］政府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官僚政制更无存在之可能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吗？如果说政治已在苏联“消灭”了，那也只是在形式上有消灭的样子，而实际上一切政治都独占化，集权和个人了。如果认为对领袖的不断的捧场，是由于个人不良的嗜好所产生，那也是极端的笨蠢。这和纯粹心理学的解释一样，什么也不能说明。实际上，对领袖的捧场乃是目前苏联官僚政治极需的要素。既然工人群众被剥夺了改造和领导自己的机关之可能，第二步要求当然是解决国家问题。无拘无束的官僚们中间发生的一切争执，还须从上面人格化了的官僚机关来解决。
　　不过，如果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如何使国家本身凋谢，而是如何使国家的高度的强化凋谢，那末，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出深刻的社会矛盾来。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个矛盾呢？
　　拉杜斯克一九三二年在《Berliner Gageheztt》报上著论反驳本文作者，用他那特大的诙谐文字向我们解释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生产手段和生产品之分配国有化，别的再没有什么；如果工人阶级的孩子得不到充分的牛奶，那只能是牛奶不足，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缺恨。不管这种理论是如何富于迷人的天真朴实，但它却是错误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要生产手段国有化，而且要求生产力能够满足一切人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旧教科书里才写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不错，社会民主党皆从这里得出一个反动的结论，谓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夺取政权。他们给一九一八年的德国也做了同样的结论，而且经过诺斯克迪加等人来强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接受这个结论。然而拉杜斯克的结论也不比社会民主党的结论更少些。考茨基，殴托鲍温，里昂柏伦以及其他人们的学说，妄定社会形势是极其谐和的发展，假如到达一定成熟之时，生产力便请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登王座：社会民主党范围的一切事情都是使他们的同伴们愉快的。实际上，历史发展的主要特性是在生产力与政治间，生产力内部：如工业与农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的对比，无产阶级的旧势力与无产阶级政党之实际力量等等，不断的打破平衡。矛盾的历史条件，迫着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虽然从“理性的”观点上，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美国、英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得到更多的利益。但假如俄国无产阶级依照孟什维克的话，在一九一七年时不夺取政权；不把生产手段国有化，俄国将陷于中国同样的命运。
　　无论如何，延缓和跳跃的经济之与文化发展的不相称，虽在无产阶级独裁条件之下也未得免除，它仅是采取了一种隐蔽的形式。苏联的生产力现在发展为国有化的形式，但它仍然处在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得更后的阶级，特别是在每一种资本基金上来核算。因此，尽管如何髙唱“阶级消灭”而苏联社会内部仍藏着不少的社会矛盾。
　　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和分配十分谐和的社会，无论如何也得假定一切小孩子都能得领着充分的牛奶。假如它半已经国有。不过数量过少，或者乳房干枯，这仍不能算为社会主义，因为缺点牛奶，马上便会发生冲突：城市与乡村间，国有农场和独立农民间，无产阶级阶层间，一切劳苦群众和官僚间。不消说，这些尖锐的苏联社会现在仍不能免发生的，从其倾向看来仍带有不少阶级性的不断的冲突，需要从上面加以有力的干涉，即加以国家的压制。有时我们看到因为牛奶的缺点和争夺，延长到破坏牛场的牛群，因此迫得国家当局放弃牛场国有化，把它当做私有财产还给农民。最近政府便为着同一的理由把马匹让给农民终身使用。这些事实便足以解开官僚全能的谜。当然问题还不止限于牛奶，牛奶和面包问题不过现在才开始吧。矛盾是通过整个经济和社会诸关系体系的。但问题太复杂，必须另外来一篇文章。

允卓译于一九三四，一，二十

来源：《苏俄评论》1934年第1-2期第2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