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用一只手
托洛茨基
1933年
原载托洛茨基《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刘镜园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7月15日出版。
译者按：干贝尔的书出版后数月，未见史大林出来否认此谈话，直到托氏此文发表后，史大林始在苏联党报上加以否认，托氏于本年一月十四日又发表一文，为“史大林之否认”，历举从前的几件事实，以证明史大林惯于在事后被攻击得不能脱身时，即毫不费力地否认自己过去的话。此文因与本书无关，故略。
苏联的国内形势，正使新的政治转变为不可免和日渐迫切，这一转变一定比以前的一切转变还要急剧。个个人都感觉到它。许多人看得清楚。立在困难与不满的焦点上的官僚的领导保守一种倔强的沉默。或者因他们（官僚）还不知走哪条路吗？或者他们宁愿对于已走的路，在其还未成为不可取消的事实之前，不做声吗？
“驱使”被欺骗的、被催眠的、和半被窒息的党不留心地走上它不愿走的路——这是史大林的策略方法。在酒的饮料中，由“干”的制度，转变到湿，从未为党所决定：官僚们为了国家收入的利益，静悄悄地继续提高轻饮料的酒精成分，百分之四到了百分之四十。史大林用同样的方法于各个领域。现在我们更需要尖锐注意于官僚使权谋，暗中正为工人群众准备新的“惊讶”。此等重要的征兆必须注意地和不信任地加以考查：假使我们顾及全盘形势，这些征兆可以使官僚领袖们在他们实现新的转变到百分之四十之前暗藏于其中很久，以后即再不能补救了。
美国著名的制造农业机器的专家干贝尔（Thomas Campbell）当了一时期的苏联的技术顾问。他回到美国以后出版了一本书：“俄国，是市场还是危险？”这本书的重要点，至少就政治上说，是关于著者与史大林作长时间的谈话的报告。这一谈话转录之真实是无可疑的，如我们将指出，不仅值得印出，而且值得人作注意的研究。
“我们做下来以后，我经过翻译对史大林君说，在我们作关于公事的谈话之前，我想对他坦白的不伤感情的说我在俄国旅行及旁的问题的心中的话。他立刻同意了，他的手动了一下，向门口一指，他的书记三步即出了屋子。我即向史大林君说：“史大林君，我很愿意你知道我在这里没有意思给你以错误的印象。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不是海乌特（Bill Haywood）或爱玛、戈尔特曼（Emma Godman）（二人一为世界产业工人的领袖，一为无政府党首领——译者）的信徒。我听见了关于你们的政府的有许多事情我是很生气的。然而我很关心于你们的农业发展，因为我是一机器农业工程师，我的大半生的努力即在于美国发展机械农业。我们今年在Montana的收成不好，而你们的政府派我的工作是有兴趣的。然而这种工作，加入不是绝对不管我的独立的政治信仰，和纯粹在商业基础上时，我是不能与贵政府成立何种工作协定的。”于是史大林君从椅子上小心地站起来，走过来，到我的椅子的这边，将我的手握在他的双手中，对我望着说：“感谢你，干贝尔君。现在我知道我能相信你。现在我知道我们能彼此相敬，或者我们能做朋友。”
“他于是以手招呼我坐下，要我继续。我继续说，我们在美国听见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许多话很生气，如像没收财产、消灭个人权利、妇女儿童国有、不承认债务与宗教，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认为的，干涉我们自己的政府之问题。我告诉它说，无论他或他的政府，假使企图干涉我们的事情，休想得到我们的政府之友谊、合作和承认。
“史大林君立即回答说他了解这点，他也愿意同样坦白和不伤感情的一谈。他说他知道在我们的国内有这样不利的报告，和须要很多时间来解释俄国的真实状况。他不踌躇地和以使人毫不怀疑地坦白承认在托洛茨基当权时会有过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茨基决裂的最初原因。托洛茨基相信普遍的社会主义而他只想将他的努力限于他自己的国内。他解释说，他们没有时间和金钱去企图将世界共产主义化，纵使他们愿意这样做，而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增进俄国人民的状况，一点也不干涉别国的政府。
“我们讨论了第三国际和讨论了苏维埃宣传的其他报告，我必须承认史大林君说服了我。现在在他或苏维埃政府官吏方面没有企图干预美国政府。我们讨论政治、经济、银行、商业，与美国的贸易、运输、农业和教育。我惊异史大林君之了解一切情形，他提醒我，我们的许多工业领袖，须要知道实际上的一切事情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如我们听到翻译所传达的，他的字都经过很好的选择，我特别惊奇他关于美国宪法的知识。实在我之缺乏关于美国宪法的知识使我大感不安，我到了伦敦以后的第一件事，即是找一书铺去买一本。
“谈话继续到天黑了好久，因为在北方的国家，太阳落得很早。在分别时，他告诉我，翻译的人将准备一份打字机上打了的我们的谈话，二星期以后我在伦敦即接到了，署名，Stalin，附注说：“保存这一纪录，某日它将成为一历史文件。””
这一谈话的无误是无可疑的，由其所叙述的环境即可明了。干贝尔不是那种轻浮的猎逐新奇消息的新闻记者，而是一结实的美国商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有钱人和做机器的人。他与史大林的关系是十分亲热的。在报告谈话时，干贝尔不仅依赖他的记忆，也依赖所供给他的官式报告。最后，干贝尔的报告没有在任何地方否认过。这些事实足以从形式方面证明谈话之正确。但重要得多的是谈话在政治上能使人相信的力量，它之与谈话者的精神与他们的环境之符合。而且没有一新闻记者能想出那种双手的握手，那种最佳的描写史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不同意见之真正实质。
这一美国人在谈话中自始至终都是忠于他自己。这一结实的有产者，因为今年的收成坏，所以越发倾向于和不敬上帝的妇女国有者做一笔好生意，将他的一双脚踏在苏维埃的桌上，半恩宠半警告的拍布尔雪维克领袖的肩膀。
没有人要责备史大林想利用与干贝尔之会晤促进与美国政府及与美国市场之协定。然而为什么这样“突然地”立起身来，用他的两手握住干贝尔的手和提议不仅“互相尊敬”而且也“做朋友”呢？这像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进行生意协商工人国家的代表的行动吗？一点也没有相似的。但是它却与一小有产者在大有产者之前的卑屈的行动相似。这一读着——坦白些说——使人作呕的小事件是极有意义的：它让我们能够鉴别史大林的真正政治意识，他对待反对派的共产党员和不满意的工人们如此的坚决和无情。
十月革命十五年以后，史大林与美国的资本家谈话，俨然和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在其不甚光荣的无力的联合内阁的日子与布卡南（Buccanan英国一九一七年驻俄大使——译者）谈话的声调是一样的。不仅声调而且内容也相似。布卡南极中肯的责备二月革命后当权的人说：“你们当中有人在报上和在公共会议上公开宣称应当结束的战争。”米留可夫、特雷清科和克伦斯基辩护自己说，“不是我们，是布尔雪维克们，但我们马上会结果他们。”克伦斯基安慰布卡南，用他的两首握住布卡南的手，说：“请看，列宁被驱逐得又秘密藏起来了，托洛茨基正坐在克勒斯特的监狱中。”
史大林的地位天然不同些，因为十月革命是一月革命的社会后果为基础。但是官僚的政治任务，不在于将十月革命普及于全世界，正是因为这一政纲托洛茨基才被放逐出苏联，史大林恭恭敬敬地报告给美国的有产者听。他的，史大林的，任务是在与用与美国资本家做朋友的手段，“改进人们的状况”，他愈“改进”而结果则愈糟。
或者有一位哲学家出来争论说，史大林所说的关于世界革命一类的话只是在于欺骗美国人，使其不知道他的真正意见。这又有什么错呢？值得在这点上纠缠吗？然而只有全无希望的白痴才能相信这样的解释。
首先，是否许可用这样一定会使朋友们败坏与混乱的宣言去欺骗敌人呢？因为史大林只是在全世界之前宣告，他的一排与左派反对派不同，已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理论与实际。人们为了外交的利益应当玩这类的把戏吗？甚至在外交的范围内这样的把戏一定归于可怜的失败的。一个私人的谈话，纵使它延长到日出，不够在美国的统治阶级身上起什么影响的。美国人是认真的做生意的人，他们不会让你鱼目混珠。说的话必须立在事实之上和引导到事实。史大林的宣言不是权变，也不是把戏，就其根本说，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果。这是为近几年的全部政策所准备的。在近的将来，它或者成为新路线的学说，官僚们正在日益直接地走上这一新路线，因为他们的盲目和他们的失败。
我们能真正忘记，苏维埃政府出乎大家意料的赞助凯洛格的非战公约的事实吗？史大林的理由，而且只是为供给国内宣传的理由，是说：纵使凯洛格公约不怎样澈底，然而它总算是前进的一步。苏联的外交自不是一点要将它所想的件件事都高声的说出来。然而它不能做任何种的宣言帮助敌人欺骗工人和减弱他们的戒备，否则这是自掘其立脚的基础。凯洛格公约不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而是一切帝国主义土匪中最强大和最危险的土匪的外交的假面具。事情远不止李维诺夫（苏联外交总长——译者）最近赞助美国的“部分解除军备”的提议。苏联的报纸在这关系上不揭破胡佛的要求，而是揭破那些不赞同它的帝国主义者。然而胡佛的提议，正和凯洛格公约一样，目的既非在解除军备，也不在避免战争，而在将操纵战争与和平之权集中于美国的手中。为将来的战争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准备顺利的出发点，这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唯一任务。假使苏联的外交不能公开表示其意见——我们则认为不然——那么报纸上应当说出来，但是当受史大林暗示的外交“用一只手”抓住胡佛与凯洛格的提议时，苏联外交正在欺骗世界无产阶级和削弱苏联国家。在阿姆斯特丹的中派的行动完全以大部份是诚实的和无论如何还植根于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为基础，在日内瓦他们在“左边”与帝国主义的和植根在银行与托拉斯中的伪和平主义想携手。在关于战争的问题，不肖门徒们公开地和示威地与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决裂。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在赢得美国资本之信任。克里姆林宫的夜中谈话，是日内瓦苏联代表的演说的不可少的评注。
然而外交不能竭尽此问题，而且外交不能算是第一等的重要。共产国际放在什么地方去呢？共产国际有四年半没有开过大会，谁也不知什么时候，或是否还要召集大会。史大林竟腾不出一点时间来出席于共产国际执委的全体会议，将领导交给那些他们自身即需要领导的人们。这不是有意表示其对共产国际之不尊敬吗？这不是表示不仅在与美国有产者的谈话中，而且在实际上史大林已完全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政策吗？他并没有欺骗干贝尔。他只是以稀有的坦白叙述实际存在的情形。还有另一问题，即最主要的问题，在史大林与干贝尔的对话中明亮地被发挥了，即是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不顾一切半生不熟的预言，五年计划并没有增加苏联的经济“独立”。恰恰相反，工业化的进展扩大了与加深了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之依赖，也就是他们中间的相互依赖。
史大林的双手握手和他对美国资本之尊重指出左派发对派，最后分析起来也不过是苏联对世界市场之经济依赖的政治表现。这一“表现”之屈辱性质是为一处在极高位置的，但终究是一小资产阶级的官僚的心理来决定。伟大事变永久是发觉他没有准备。
史大林一派愈背向世界革命时，它将愈感觉对世界资本之依赖，它将“用一双手”更战栗地抓紧世界资本。史大林的握手，不仅是一象征性的行动——它几乎是一政纲。当他无思想地和坚决地诬蔑反对派努力于将苏联工业移交于外国资本时，史大林是明显地准备着国际的以及国内的政治路线之改变。
官僚被夹在钳子中时，他能从事于任何的冒险，连叛变的冒险也在内。盲目地信赖他，即是做叛变的附属品。今日比任何一天都要紧，我们有注视史大林在国外政治关系的范围中行动的义务，不仅不倦的注意，而且要尖锐的不信赖。
防备着！准备着！
感谢 木运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