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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日记（摘录）
托洛茨基
（1933年7月15日、8月11日）
启程之前（1933年7月15日）
总之，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了清晰无误和毋庸置疑的法国签证印章。两天以后我们就要离开土耳其了。当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到达这里时四年半以前，美国“繁荣昌盛”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如今，那个年代令人感到是史前时期，几乎是童话了。
普林基波是一个平静而无忧无虑的小岛。国际生活迟迟才传到这里，而且已经无声无色了。不过危机也得以来到这里。从伊斯坦布尔来这里歇夏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而来这里的人带的钱也越来越少。没有人购买，丰足的鱼虾又有什么用？
在普林基波用笔头做文字工作是再好不过了，特别是到秋季和冬季，当岛上几乎空无一人，公园里出现丘鹬之时。这里不仅没有剧场，而且也没有电影放映员。用汽车代步也在禁止之列。世界上能有多少这样的地方？我们房子里没有电话。驴子的叫声对神经起着镇静的作用。关于普林基波是一个小岛的事实，一分钟也无法忘却，因为窗外就是海，而且岛上没有一个看不到海的地方。我们在距石头围墙10米处钓鱼；到50米处可以钓大螯虾。常常整整一周时间，海水平静无波，像是一个湖。
不过我们同外部世界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一直收到邮件。这是一天的高潮。邮件包括最近的报纸、新书、朋友的信和敌人的信。在这一堆铅印的和手写的纸张中有许多出乎意料的信息，特别多的是来自美国的。难以置信，世界竟有这样多的人关心备至地要拯救我的灵魂。这些年来我收到的宗教书刊之多，岂止拯救一个人，足够拯救整整一个劳改队的迷途罪人。劝善书籍中所有重要的地方都在页边加上重点提示。但是，也有为数同样多的人热衷于我灵魂的毁灭，而且用值得嘉许的直率语气表达了相应的愿望，虽然并未签上名字。笔相家们一再要我把手稿寄给他们，以便判明我的性格。星相家则请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生辰八字，以便为我占出星图。亲笔题词收集者则不断地劝说我把自己的签名同两位美国总统、三名拳击冠军、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林德伯格上校，当然还有查理·卓别麟等人的签名放在一起。这类信件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渐渐地我学会了根据信封猜测出，是要把我手杖收入家庭博物馆，还是想招募我去充当卫司理派的传教士，或者相反，预见到一旦某一个炼狱出现空缺我将去永世遭受苦难。随着危机不断尖锐化，其中涉及地狱的信件比重也就明显增加。
邮件传来大量意外的消息。几天以前带来法国的签证。怀疑论者——在我周围也有——出了丑。我们即将离开普林基波。我们的房子几乎搬空了，楼下放着一批木箱，年轻的手在敲钉子。在我们那幢空荡荡的旧别墅里，今年春天漆了一遍地板，但油漆的配料出奇，直到如今，4个月以后，桌子、椅子，甚至人的脚往往粘在地板上。真是怪事，我觉得我的双脚这些年来也似乎长在普林基波的土地上了。
这个小岛只要两个小时便可以绕行一周，我同它实际上很少联系。然而，同轻轻拍岸的海水却有更多的接触。53个月以来，我在不可替代的教师指导下与马尔拉海十分亲近起来。这就是哈拉拉姆勃斯，一个年轻的希腊渔民，他的世界就在普林基波岛周围大约4公里半径之内。[……]
图书室里的书架空空荡荡地张开大口。只有在拱形窗户上面的角落里旧的生活继续不停：燕子在那里筑巢，并且就在布列颠《蓝皮书》正上方繁衍雏燕，而这些雏燕根本不在乎什么法国的签证。
不管怎么说，“普林基波”这一章正在打上句号。
托洛茨基
1933年7月15日于普林基波
移居法国
（1933年8月11日）
1929年2月，我和妻子到达土耳其。1933年7月7日，我们又离开土耳其前来法国。报纸上写道，法国签证似乎是根据……苏联政府的申请而发给的。很难臆想出更加离奇的说法了，主动进行友好干预的不是苏联外交机构，而是把我的书译成法语的法国作家莫里斯·帕里雅尼。在一系列作家和左翼政治家，其中包括议员盖诺的支持下，签证问题这一次得以顺利解决。我第三次侨居国外的四年半以来，从我自己方面以及从我的同情者方面，都为我能前去西欧作过不少努力。拒绝签证的材料简直可以订成相当厚的一个集子，其中的签名者有魏玛共和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他当时还是社会党人，而不是半保守党人）、西班牙革命的共和派和社会党的领袖们以及许多许多其他人。我的话中没有丝毫责难的意思，这一切只是事实的记述。
关于迁居法国的问题是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激进派和社会党人的联盟取得胜利以后提出的。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个情况使事情早就变得复杂化了，那就是：1916年，战争期间，我曾被法国内政部长马尔维以所谓进行“和平主义”宣传的罪名驱逐出境，而实际上是应沙皇大使伊兹沃利斯基的一再要求。尽管马尔维本人大约一年后即被克列孟梭政府也以策划和平主义阴谋的指控而驱逐出境，但对我的驱逐令仍然有效。1922年，在爱德华·埃里奥第一次出访苏俄期间，他在热情地参观了国防人民委员部以后告别时问我，我何时想去巴黎。我开玩笑地提醒他曾被从法国驱逐出境。埃里奧笑着回答说：“谁现在还记得这个！”但是，工作机构的记忆力却比人要牢固得多。在马赛港从意大利轮船下船时，给我送来一份文件要我签收，是“保安总局”局长送给我的关于取消1916年命令的通知，我应当说，很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如此心满意足地在官方文件上签字了。[……]
为了避免在马赛港下船时有人举行抗议示威或引起其他麻烦，我的法国朋友们决定乘摩托艇到公海上来接船。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设想，又产生了新的麻烦。摩托艇的主人，可尊敬的庞舍蒂先生，由于未被告知此行的目的，竟一夜不眠地费神猜测：为什么两名年轻人，又不带女眷，凌晨前往公海。这种情况在他的生活中尚不曾有过。而恰好这同一天土伦正在审判一宗两名强盗在海上杀死一个船夫并抢走钱财的案件。虽然已经收过了订金，庞舍蒂先生还是决定避开这次危险的航行：在最紧要的关头他声称发动机坏了。这时候要在附近找另一个船夫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请保安局长出面证明两个年轻人出海确是为了和平目的，这才挽救了局面。船夫承认自己有过怀疑，顺利地把旅客从轮船送到远离码头的岸边。在那里等候我们的两辆不起眼的“福特”牌小汽车，不久又被新闻界炒成是两辆具有特大功率的汽车。
仍然是那些报纸写道，在马赛迎候我们和陪同我们遍游法国的有大批警察。事实上，除了曾经劝慰过船夫，公开向我宣布取消驱逐令并随即告别而去的局长以外，我们没有和一名警察有过接触。为了让人们知道在没有监控与警卫的情况下乘汽车在法国南部旅行有多么心旷神怡、引人入胜，我应指出，自1916年起，也就是说，在最近16年里，——再前面一段旧时的生活时期我暂且不提——我曾一直是在“警卫”的随行之下出行的，友好的也好，敌意的也好，但始终是有“警卫”的。
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最主要的事：关于我们前来法国的目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既不是看病，也不是为了丰富藏书，更不是为了留连于其他的法国文化享受。总应当有一个别的，“真正的”，加以仔细掩盖的目的。第二天我们从报纸上获悉了这个目的：前往法国……是为了同李维诺夫会面。我擦擦眼睛：同李维诺夫？从这些报纸上我才第一次得知，外交人民委员现时正在法国的某一处疗养地。一些最能洞察一切的新闻记者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有这样的一次会见。原来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完全被一种幻想所折服：一定要死在俄国并埋葬在故土。诚然，就我自己而言，至今为止关于我将埋葬在哪里和用什么方式埋葬的问题，似乎一直是我最少关心的问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我一贯最敬仰的人物之一，他曾嘱咐把自己火化，并把骨灰盒沉入海洋。如果说这份遗嘱有什么真令我感到惊奇的话，那并不是恩格斯对于故乡武珀塔尔的土地漠不关心，而是预先考虑到如何消灭自己的骨灰这一事实本身。为什么恰恰是海洋？但是报界的洞察力是确定不移的。今天我又看到关于我千方百计通过李维诺夫和目前也在罗亚疗养地的苏联驻土耳其大使苏里茨取得返回苏联的权利的消息。但是，这两位外交官却都断然拒绝和我见面，而这成了对我的生活的“最为可怕的震荡”。不仅如此，关于我恰恰想要通过李维诺夫来进行返回俄国的谈判的想法应当使他比我更加吃惊。这类问题绝对应在莫斯科由党的系统加以解决，而在党的机关内李维诺夫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就不起任何作用。在苏联的制度下，他不可能超越出纯粹外交事务的范围。这一篇故事——请洞察一切的记者们原谅我——只不过是标准的激动人心的廉价谎言。我没有到过罗亚，也没有设法同李维诺夫见面。我没有丝毫理由要这样做。
关于事实真相通过多么复杂困难的途径才能在报刊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一事，足以写出极富教益的学术研究著作。要在现代战争中杀死一个人需要许多吨钢铁。而为了确认某一件事实的真相，需要多少吨印刷铅字呢？在这种情况下报刊的错误在于，它们在没有疑点的地方寻找谜案。我对当今苏联政府的态度并不是秘密：自从我被放逐到土耳其以后，我每个月都在《反对派通报》（柏林、巴黎）上，以及在外国报刊上，对苏联的内政和外交问题作出反应。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不止一次在报刊上声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和以前一样，在任何岗上为苏维埃国家服务。但是，同我们的合作不可能依靠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批评来达到。可是，对于统治集团而言，他们的全部问题恰恰又正在这里。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威信丧失殆尽。由于没有力量通过正常的党代表大会重新恢复威信，他们必须重新而且更加努力地承认自己的罪行。恰恰是这一点上，他们别想在我们方面得到。真心诚意的合作，是可以的！用虚假的政策向苏联和全世界的舆论掩饰自己是不行的！在双方态度如此明朗的情况下，破坏外交人民委员的夏日休假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1933年8月1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