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太林派的外交政策（托洛茨基，1933年5月12日）

论史太林派的外交政策

托罗斯基

（1933年5月12日）

　　在东方，苏联政府正准备出卖中东路，在西方，它和希特勒的政府恢复德苏条约。在这外交政策之两个相反的方向，史太林——莫洛托夫的政府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前屈服了。
　　中东路之放弃，不仅是工人国家丧失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地位，而且是直接将一重要工具交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这一工具，在第二天便将给人用以反对中国和反对苏联。
　　史太林与希特勒的协定巩固希特勒的地位，而且在德国工人的精神上发生痛苦的影响。“假使有势力的工人国家，不得不求与法西斯的德国，维持友好关系，那就是说国社党的地位已稳固了。”这是每一有思想的德国无产者必然对自己这样说的。正当共产国际的官僚把希特勒的胜利看成是暂时的事，以总罢工与暴动问题置于议事日程上（在纸上）时，苏维埃的官僚认为必须与德国的法西斯建立经常的关系。这样，李维诺夫——金邱克（苏联驻德大使）的行动，是比马努力易斯基——苦西伦（共产国际领袖）的不值钱的宣传品，更表示史太林派的观点。
　　在欧洲的革命集团中，对于史太林派官僚外交政策之最近步骤，起了一种反感，顺带地说，不仅在反对派的团体中，而且在正式党内也是如此。“叛徒”的字，常常听得到，假使不是在论文中，至少是在书信和谈话中。
　　我们不难在心理上了解这种抗议，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可不能同意它。苏联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实质上〔说〕来是实力关系的问题。在东方的中国革命，西方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强有力先锋队溃败以后，实力关系突然变得大不利于苏联了。此外，我们还须加上不幸的国内政策，完全削弱农民与无产阶级间，无产阶级与党之间，党与其机关之间，机关与个人独裁者之间的联系。这些政治原因之每一个，都逼迫着史太林派官僚打击反对派和在天皇与在希特勒之前退却。
　　史太林派的官僚应负其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的完全责任，但是这政策的后果，已不能再由他们自己的意志了。自愿脱离那种不利的关系是脱离不了的。苏联政府对法西斯的德国应当采什么政策呢？断绝关系吗？抵制吗？这些手段除了当军事行动的前奏曲以外，不能有别的意义。两年以前，我们曾提出这种前途，但这可不在苏联内部与对德政策之急剧的改变孤立，而在与这种改变发生直接关系的事，即努力使工人国家和德国无产阶级日以强固。但事变发展所走的路恰相反。今天当德国工人被压迫下去，当苏联削弱时，走向革命战争的路线将是最纯粹的冒险主义。
　　没有这一路线，换言之，没有为革命战争和德国暴动之直接准备，外交关系的破裂与经济抵制只是一无力的和可怜的姿势。固然俄国定货的缺乏可以在德国增加一点失业工人。但是直到现在，对于革命未必是缺少了失业？所缺乏的是一革命的党和一正确的政策。现在更是加倍的缺乏。我们现在不等〔单〕要考察经济的报复，在德国将对于谁为有利的问题——法西斯主义还是无产阶级。很明了的，苏联的定货解决不了景气的整个问题。相互地说，与德国断绝经济关系在另一方面将严重打击苏联的经济，因此更打击工人的国家。
　　我们重复说：中国革命失败，德国无产阶级被摧残，工人的国家被削弱，史太林派应负直接责任。反对它的斗争应照此根本路线上去进行。必须从世界劳动运动中肃清史太林主义这一麻疯病。但我们必须与病源斗争而非与其必然的结果之病象争斗。
　　在反对官僚中派的斗争中，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之基础上。假使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者（左派反对派）今天在苏联执政，他们在他们的直接的和实际的行动中必须从十年来不肖门徒的政策所产生的实力关系之结果出发。尤其他们将被迫与希特勒的德国维持外交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他们将准备复仇。这是一很大的任务，需要时间，不能由一示威的姿势解决，需要在各方面的政策都急剧的改变。

蒲林矶波五月十二日，一九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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