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论中国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1932年9月26日）
在中国和无产阶级中的农民战争
托洛茨基
（1932年9月26日）
译者：axisforce
说明：这篇译文可能尚有其它错误，或表述不准确之处。上传者仅列出一些明显的错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亲爱的同志：
在耽搁了很久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你六月十五日的来信。不必说，尽管中国的左派反对派（译者按：左派反对党主要指中共，此时距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已有五年）［注：译者有误。此处英译为“the Chinese Left Opposition”，是指中国的托派组织，通常自称“左派反对派”。不宜译为“左派反对党”。现予改正。下同。——上传者注］已经经受住了最残忍的政治迫害，但是我们都对它的重生和复苏有些过分高兴了。
我们与粗暴的民主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关于农民运动立场上的不可调和矛盾，当然和我们对农民运动本身持漫不经心或者消极怠慢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两年前发表的评价中国南部省份农民运动的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宣言宣称：“曾遭背叛和失败的，筋疲力竭的的中国革命现在显示，它仍然还有生命力，让我们期待它再一次让无产阶级抬起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该宣言又进一步宣称：“毫无疑问，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能够为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提供推动力。我们对此坚信不移。”
你的来信证实了在目前危机与日本干涉农民战争背景的情况下，城市工人的斗争正再一次蓬勃地开展起来，在我们以必要的谨慎态度写的关于这种斗争可能性的宣言里，我们写道：没有人能够预测农民起义的炉灶是否能够保存自始至终长期燃烧的革命之火，无产阶级先锋队正需要它来积蓄力量，让工人阶级投入战斗，并把工人阶级夺取权力的斗争同农民阶级向他们最直接敌人的广泛进攻协调起来。
现在，很明显，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期待通过一种正确的政策，工人运动和城市运动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广泛联合是可能的。这一切将会组成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端。但是与此同时，目前这仍然只是一个愿望，而不是确定的事实。最重要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在这封信里，我想提出一个仅仅貌似对我来说最重要和最尖锐的问题。我再一次提醒你我手头的所有信息都不是很充分，很连贯而且微不足道。我真诚地欢迎任何的补充和指正。
农民运动已经创立了它自己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广大的地盘，并建立了它自己的政权机构。倘若取得进一步成功（当然我们所有人都热切的希望这种成功），农民运动将会与城市和工业中心连接起来，通过这种连接，它将会与工人阶级面对面接触。那么，这种遭遇的本质将会是什么？我们能确定农民运动是和平和友好的吗？
乍一看，这个问题显得很多余。农民运动是由共产党或其同情者来领导的。那么当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工人和农民必然亲密无间地团结在共产党指挥棒下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不幸的是，问题一点都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妨参考下俄国的经验，在内战期间，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农民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游击分队。这些分队往往会成长为羽翼丰满的军队。他们中的有一些人视他们自己为布尔什维克，服从工人领导。另一些人则保持无党派身份，接受来自农民的前士官的领导。另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则听命于马赫诺（makhno）。
只要游击队们在白匪的后防活动，那么他们就是为革命服务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以杰出的英雄主义和坚强斗志而闻名。但是在城市里这些军队则经常与工人和当地党组织发生冲突，冲突还经常发生在游击队员和正规红军之间的遭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冲突还非常的尖锐和烦人。
内战的残酷经验向我们表明了当红军占领已经清除了白匪的省份之后应立即解除农民分队武装的必要性。在内战时，红军吸收了农民军中最有阶级觉悟和最有组织纪律性的人员成分。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的游击队竭力保持独立的存在而且经常与苏维埃政权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彻底富农式精神的马赫诺无政府主义者军队就是这样。但那并不只是个案。很多之前在反对地主复辟的斗争中表现足够出色的农民分队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蜕变成了反革命工具。
无论在每一种单独情形中他们的根源是什么——不论是由白匪的蓄意挑衅引起的，还是由于共产党员的天真失算，或者是因为环境的不利组合——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其实都植根于同样的土壤，即：阶级地位与工人和农民之间在立场和训练程度上的差异。工人是从社会主义者立场来考虑问题的，而农民的观点则是小资产阶级式的。工人为了把从剥削者那里夺回来的财产公有化而艰苦奋斗，农民却想要把它瓜分了。工人要让宫殿和公园公用，在无法瓜分他们的时候（指公园和宫殿），农民却倾向于烧毁宫殿，拆毁公园。工人竭力要按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所有问题。而农民另一方面却要在地方范围内解决问题并对中央集权式的计划抱有敌意等等。
我们理解一个农民也能够教育自己达到社会主义者的觉悟。在无产阶级政权统治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会接受社会主义精神的再教育。但这需要时间，也许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们应该在头脑中牢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农民自由主义会经常发生非常剧烈的冲突。
但是，毕竟，中国共产党不正领导着红军吗？这本身难道不排除了农民分遣队与工人组织冲突的可能性吗？是的，那不能，个别共产党员对当前军队的领导一点都改变不了这些军队的社会阶级属性，即使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员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烙印。在中国光靠这点怎么会起作用呢？
在领导红军小分队的共产党员当中，毫无疑问有许多丧失了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斗争的再教育。他们当了两三年游击队指挥官和政委。他们发动战役，攻城略地。他们为周围环境的精神所同化。［原译文：这样他们会吸收他们所处环境中的无产阶级精神。有误。英文版为：They absorb the spirit of their environment. ——上传者注］而与此同时，在红军里的大部分的普通党员则毫无疑问是由农民组成的，他们确实真心诚意地承担起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是事实上，他们仍然是革命的劳苦大众和革命的小私有者。在政治上，不以事实而以政治标签和名号来作出判断者必将陷入困境。特别是当政治诉求要靠掌握在手的武器来实现时就更是如此。
真正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过去四年里，中国的工人阶级一直处于被压迫和无组织的条件下，只是到了最近它才显示了某种复苏的迹象，牢固地依靠城市无产阶级精华的共产党通过工人来领导一场农民战争进行奋斗是一回事；而几千或者甚至几万革命者——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只是虚有其名——在没有获得无产阶级认真支持的情况下就承担起了领导农民战争的任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准确形势。这将会把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冲突激化到危险的程度。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小资产阶级中的挑衅者是从来不会少的。
在俄国内战期间，无产阶级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权，斗争的领导权都掌握在一个强有力而久经考验的政党手里，中央红军的指挥机构也被工人掌握。可是尽管如此，虽然农民分遣队的实力和红军不可同日而语，但当他们胜利进军到游击队控制区的时候还是经常与红军发生冲突。
中国的形势与俄国迥然不同，而且对于工人们完全不利。中国的大部分重要区域都控制在资产阶级军阀手里，而其他区域则被农民武装的领导者控制着。无产阶级没有控制任何地方。工会［注：The trade unions。原译文错译为“贸易联盟”。后同。——上传注］是脆弱的。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也微不足道。节节胜利的农民分队受共产国际下属机构的指挥。他们管他们自己叫红军，即他们认同自己是苏维埃的武装力量。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农民革命势力貌似在统治阶层的人员问题上已经给予了它自身那本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道德资本。难道会不可能出现事情发展到这些资本会在某个特定时间被拿来与工人对抗吗？
当然，农民是贫穷的，而在中国他们组成了压倒性的多数。他们中某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有政治头脑，而且一小部分人也确实热切和真诚地需要与工人结为盟友。但是这些农民即便被武装过了也仍然无法指导一项独立的政策。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非决定性的动摇的中间人地位的农民在关键时刻既有可能追随无产阶级也有可能追随资产阶级。农民只有在一系列的错误和失败之后才会找到通向无产阶级的道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是依赖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牵线搭桥的。这些知识分子通常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旗帜的领导下前进。
中国红军的指挥阶层无疑已经成功地养成了发号施令的习惯。［注：英译本为“The commanding stratum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has no doubt succeeded in inculcating itself with the habit of issuing commands. ”中译原文“中国红军的指挥阶层已经成功地在红军内部以发布命令的习惯对党内进行了洗脑”，意思有误。——编者注］无产阶级大众组织和强大革命政党的缺乏使得对指挥层面的控制根本难以实现。指挥员和政委往往以绝对的形势掌控者的姿态出现，一占领城市就会倾向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俯瞰工人。工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可能往往显得既不合时宜也不可取。
我们也不要忘了这样的“小事”，即在城市里得胜的参谋和军官往往不是以无产阶级为轴心确立起来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富丽堂皇的屋子建立起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农民军上层视自己为文雅的受教育阶层的一部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倾向。
因此，在中国，由于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因此导致军队间冲突的因素和温床不仅无法消除。相反，所有情况都只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而且首先无产阶级的活动机会就要比在俄国要不利得多。
从理论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危险已经大大增加，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用工农联合专政的口号掩盖了工农存在矛盾的形势。人们有可能察觉到一个在表面上更具吸引力而在本质上是背信弃义的圈套吗？这些狂热的支持者不是以社会主义的概念而是以迂腐不堪的短语来思考的。形式主义是斯大林官僚派的基本特征。
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们（Narodniks）过去经常指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不在农村开展工作等等。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将先唤醒并组织先进的工人，然后通过先进的工人来唤醒农民。一般来说，这样的方式是无产阶级政党惟一可信的道路。［注：中译原文“这样的方式在总体是无产阶级政党惟一可以想象的道路”。——上传者注］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在1925到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期间，他们立即直接地让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服从于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革命的那段岁月里，他们又忽视工人转向农民。即他们充当了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SRs）［注：原译者不知SRs何意，没有译出，兹予补译。——上传者注］在他们还是一个革命政党时所履行的角色。如果中国的共产党那在最后的几年里将它的全部精力放在城市，工厂和铁路上，倘若它保住了工会，教育俱乐部和教育圈。如果它不与中国工人决裂，而是指导他们理解发生农村的情况，那么无产阶级对于总体上相关力量的掌握要比今天有利的多。
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割裂了与它所代表阶级之间的联系。因此，说到底这也会危及到了农民。因为，如果无产阶级继续游离于革命主线之外，农民战争缺乏组织，没有领导，那么它即便获得圆满成功也只会是误打误撞而已。
在古代中国，每一场胜利的农民革命都以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和接下来的新地主阶级的产生而宣告结束；农民革命因此陷入恶性循环。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民战争自身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那么只可能将权力转交给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军阀，比如一些国民党的左派或者其他的第三党等等。这些第三党实际上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同小异。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一场以民主专政为武器的针对工人的新的大屠杀。
接下来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必须勇于坦然地面对实际情况。农民运动在对抗大地主军阀，封建主义者和高利贷者的范围内确实是一种强有力的革命性因素。但是农民运动本身带有非常强的排他性和反动性趋势。在某些场合，它会对工人会抱有敌意，并且会与工人发生持续的武装对立。忘记了农民双重性的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工人必须学会区分共产主义的标签外衣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程。
红军的活动必须要时刻留心关注，工人必须获知任何对于农民战争进程，意义和看法进行解释的详细信息。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和任务必须与解放农民的口号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的观察，报告，和其他一些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努力研究农民军队的生活和他们在他们占领区所建立的政权的生活。我们必须从鲜活的事实中找到阶级矛盾趋势然后向工人们清楚地指出我们支持的趋势和我们反对的趋势。
我们必须特别留意红军和当地工人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忽视它们之间哪怕一丁点儿的误解。在孤立的城市和区域的框架中，即便是剧烈的冲突，可能也会表现为微不足道的地方性事件。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阶级冲突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导致革命走向灾难，即导致被资产阶级蒙蔽的农民发动针对工人阶级的新一轮屠杀。在革命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先进的工人们越清楚地理解无产阶级与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生动的辩证法，他们将越有信心寻求与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农民阶级的联合。他们也就越能成功地反制住在农民军自己内部和城市内部的反革命挑衅。
工会和党的小组［注：英译本为“the party units”，中译原文为“党的部队”。——上传者注］必须被建立起来。最先进的工人必须接受教育。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团结起来并投身战斗。［注：英译本为“the proletarian vanguard must be brought together and drawn into the battle.”。中译原文“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一起走向战斗”——编者注］
我们必须以解释和怀疑的语言来做正式共产党党员的工作。被斯大林主义派误导的共产主义者很有可能不能马上理解我们。那些官僚们会叫嚣我们对农民的低估，甚至有可能污蔑我们对农民怀有敌意（基诺夫总是指责列宁对农民有敌意。当然这样的大呼小叫不会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搞糊涂。）在1927年8月前，我们曾警告过蒋介石对革命不可避免的叛变。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指责我们对中国的全国大革命有敌意。事实已经证明了谁才是正确的。而这次事实会再一次证明我们的正确。
左派反对派在目前的态势下可能会因为太弱小而不能引导事情向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权利来向工人们指出正确的道路，并在阶级斗争的过程当中向工人证明我们的正确性和政治洞察力。只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才能获取工人们的信心，只有这样，它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取得对人民大众的领导。
后记，1932年9月26日
为了能尽可能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让我简要地说明以下在理论上非常有可能存在的矛盾。
让我们假定中国的左派反对派在不久的将来成功而广泛地在工业无产阶级间开展了工作，并取得了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正式的党则继续把他的所有力量集中于红军和农民地区。那么农民部队占领工业区后与工人们面对面的时刻就会到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将做何举动？
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预见到他们将会充满敌意地把农民军与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对立起来。换言之，他们会煽动武装的农民去反对先进的工人。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1917年就是这么做的。由于失去了工人，他们为了获取在士兵中的支持而绞尽脑汁，比如煽动士兵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武装的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工人们之间的矛盾。如果人们不草率地把布尔什维克划分为反革命，克伦斯基，策烈特里，和唐（Dan）等人，就会称他们为“无意识的反革命助手”或“不自觉的反革命密探”。斯大林主义者在这些政治术语的应用上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事情发展的趋势都是相同的：恶意煽动农民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
作为中心主义的官僚中心主义不能获得单独的阶级支持。但是在它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它被迫在右派中寻求支持，即从农民，小资产阶级来获得这种支持，让他们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共产党两大派系之间的斗争于是蕴含着一种把党内斗争转变成阶级斗争的趋势。
我们可以从这种趋势中得出中国革命发展的结论，即一场由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农民军与由列宁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的内战。
倘若这种应完全归咎于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悲剧性冲突上演，那么将意味着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内斗争将不再是小范围的派系之争，他们这时就成为了两个互相间有敌意的政党，每一方都有一个不同的阶级基础。
形成这样看法的原因是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吗？不，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在斯大林集团内部（即正式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存在着农民即小资产阶级趋势，也存在着无产阶级趋势。对左派反对派来说，通过向斯大林集团中的无产阶级宣传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总体上的相互关系来寻求建立与他们的联系是极端重要的。
在保持自己政治独立性的同时，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时刻准备确保与革命民主派之间的联合行动。尽管我们拒绝把农民分遣队当作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的红军，也并没有打算对共产主义旗帜藏于农民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内容之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绝对清楚地知道农民战争这种大规模民主革命的重要性。我们也要教育工人重视它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要准备好尽全力来达成与农民组织之间的必要军事同盟。
因此，我们的任务不仅仅包括防止无产阶级在政治军事上听命于向农民武装倾斜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包括准备和确保对无产阶级农民运动，尤其是对它的红军的领导权。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分子越是清楚地了解源于他们的政治事件和任务，他们就越能在无产阶内部成功地拓展他们的基础。他们越是能坚定不移地执行与正式共产党和由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关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就不仅越能成功地抵御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可怕而危险的冲突，成功地确保两大革命阶级之间的必要的联合行动，也越能成功地把它们的统一战线转变为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性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