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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俄德将有战争：假使希特勒派在德国得势
托洛斯基
（1932年4月）
来源：《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5期（219-230页）。译者：澄宇。
译者按：这是从美国的Forum（论坛）四月份月刊中译出。关于希特勒胜利之国际意义，托氏已在欧美大报纸及杂志上发表过不止一次的意见，且为路透社所电传，兹将其中之一篇的全文译出，以飨中国之读者。
世界政治现在有两个彼此离得异常之远的焦点：一个在北平——辽宁铁路上，一个在柏林——Munich（巴维利亚Bavaria邦之首府——译者）铁路线上。这两传染点之每一个都能破坏我们地球上几年的，几十年的事变之“平常的”进程。然而官式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们日常地工作着，好像没有什么非常的事情发生似的。这与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时情形一样，它是一九一四年的前奏曲。
依某种理由，人们称这是一鸵鸟——大大地诬蔑了一聪明的鸟——政策（相传鸵鸟在被追逐时藏其头于沙中，以为这样即为人所不见，鸵鸟政策即自欺政策之意——译者）。国际联盟对于满洲问题所做的装璜式的决议，欧洲外交史中一空前的无力的文件，没有一自尊的鸵鸟会在这决议上签字的。对于远东正在准备着的是什么之盲目——有些地方自然是有意的——至少有其可原谅的情形：在那里的事变，发展得比较的慢。东方虽正向新的生命苏醒，还远不是“美国的”，甚至也不是欧洲的速度。
德国是另一回事。在凡尔赛被巴尔干化了的欧洲，现在已跑进了一死巷，其集中的表现是德国，其政治形式是“国家社会主义”。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说，这一政治倾向可以称为中间诸阶级——破产的小商人，工匠和农民；一部分失业的无产者；大战中的军官和下级军官，还戴着特殊的勋章，但是已没有了年给金；关门的公司中的书记；破产的银行中之簿记员；无职业的工程师：没有薪水或前途的新闻记者；那些受正害病而无钱付诊费的人照顾的医生——这些中等阶级之失望的流行精神病（hysteria）。
希特勒拒绝回答关于他的国内政纲之问题，其理由是认这为军事秘密。他说，他不必将他救国的秘密方针送给他的政敌。这不算是很爱国，但却是聪明的。实在希特勒没有什么秘密。然而我们此地不管国内政策。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第一眼看来，他的态度似乎比较确定些。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与论文中对凡尔赛条约宣战（他自己也就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他擅长于制造骂法国的话。但是事实上讲来，假如他取得了政权，他将变成支持凡尔赛条约的主要台柱子之一，结果变成法国帝国主义之一支柱。
这些话似乎是难解。然而我们假使正确分析——即是说，从分析政治的基本因素，而非从人们的表示，姿势，和种种的唱高调出发——欧洲的与国际的形势，这些话是它的必然逻辑。
希特勒将需要同盟者
德国的法西斯党宣告他有两个敌人：凡尔赛和马克思主义。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系指德国的两党——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一个国家——苏联。他们所说的凡尔赛，系指法国与波兰。为了要了解国家社会党之德国之真实的国际作用，我们必须略一衡量这一问题中之这些因素。
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从意大利的经验看来，是十分清楚的。莫索里尼的政纲，在其做小歌剧式的向罗马进发之前一日，是和希特勒的政纲一样的急进与神秘。其实际原素是反对革命势力及反对反对党势力之争斗。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像他的意大利的原胎一样，只能在毁灭工人组织之后，取得政权。然而这不是一简单的工作。在国家社会党与他们所求的政权之间横有国内战争的道路。纵然希特勒用和平的方法得到一议会的多数（这一可能我们可以安全地排斥），为了建立一法西斯的政制，他仍一样地需要打折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脊梁。而这是一极痛苦的与延长的外科手术，希特勒自己自然懂得这一点。这即是他不愿将他的政治计划去供应德国国会的不定的命运之原因。希特勒一方面用合法的话掩饰自己，一方面等待适当时机作短小而尖锐的一击。他能成功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认他的胜利为不可能，则是一不可恕的轻率。无论希特勒走那一条路取得政权——或走开着的门，或打进去——无论怎样，德国之法西斯化将是一严重的国内冲突，将必然地在很长时间陷国内各种力量于停顿，逼迫希特勒在周围的欧洲不去复仇而去找同盟者和保护人。我们的分析必须从这一基本的考虑开始。
德国的工人们在其反对法西斯主义之斗争中将天然地在苏联找援助，他们是找得到这援助的。你能片刻的想象，在这些情形下希特勒政府将冒险去与法国或波兰作武装的冲突吗？在法西斯德国的无产阶级与苏联之间站着毕尔苏斯基。毕尔苏斯基的帮助，或他的善意的中立对于竭力从事于使德国法西斯化的希特勒，比消灭波兰的通道（即波兰所占领的德国诸省之总名称——译者）更重要些。这一问题——以及德国的全部国界问题——在希特勒之求得到政权与求保全它的艰苦斗争中，对于他是如何之不算什么！
毕尔苏斯基对于希特勒将是对法国亲善的一桥梁，假使希特勒没有别的更近的桥梁。即在现在，我们已在法国报纸——现在只是在其二等报纸中——听到声音：“现在是将我们的路线与希特勒的路线接近的时候了！”不错，为巴黎时报所领导的官场的报纸对国家社会党取敌视的态度。但这不是因为现代法国之命运的主宰者重视希特勒的雄纠纠的姿势。不是的，他们所害怕的是希特勒所走的能取得政权之唯一道路——国内战争之路——是一其后果为任何人所不能预言的东西。未必他的从右边来一政变之政策不会引起一从左边来的革命吗？这是法国统治阶级所担忧的，而且是十分应该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假使希特勒克服了一切障碍，达到了政权，他为了在他的本国能自由行动，必被迫面对凡尔赛宣誓表示其忠诚。在Quai d’Orsai（法国外交部所在的街道——译者）的人们，对此是没有一点怀疑的。再者，希特勒的军事专政只要一在德国坚固地建立起来，将比现在德国的政制为法国在欧洲霸权中的一可靠得多的因素，因为德国的现政制的数学公式几乎完全包含着不可知的数量，这也是他们懂得很凊楚的。
战争将是必然的
假如想象法国的统治阶级会感觉得做法西斯党的德国之后台老板，是“不好意思”，这是十分孩子气的简单。法国现在是倚赖波兰，罗马尼亚，与巨哥斯拉夫三个为军事专政所统治的国家。这是偶然的吗？一点也不。现在法国之在欧洲的独霸，是以下事实之结果，即是法国仍是美国，英国，意大利与它自己的胜利之唯—继承者（我在此不说俄国，因为它没有参加这一胜利，虽然它以最大数目的人的性命之代价付给了这次胜利）。从历史所仅知的世界诸力量的最强有力的结合之手中，法国得到了一遗产，他是不放弃的，但是这遗产压在他的狭窄的双肩上无乃太重。法国的领土，它的人口，它的生产力，它的国家收入——这一切显然不能支持它的支配地位。欧洲之巴尔干化，种种对抗之挑起，反对解除军备的斗争，对于军事专政的诸国家之维持——这些是延长法国霸权所必要的方法。
将德国国家之强制的分裂，在这一系统中之成为一环，恰与波兰的离奇的疆界以及其有名的通道是同样必要的。凡尔赛的话所说的“通道”是和别人所称的从活人的机体取去一肋骨的意思是一样的。当法国一面帮助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一面对上帝宣誓说它寻求和平，这只是说它拥护它的霸权之不可侵犯性，即是它分割欧洲与陷它于混乱的权利之不可侵犯。过火的征服者，如历史所证明的，永久倾向于“和平主义”，因为他们害怕被征服者之复仇。
法西斯的政制——这是只有靠流血的震动与德国的新的耗竭之代价才能实现的——正因此理由而对于法国独霸成为无价的因子。法国及它的凡尔赛统系一点没有害怕国家社会党的地方。
希特勒之执政，含有和平的意义吗？不是的，希特勒的执政，是法国独霸之巩固的意义，但正因此理由，希特勒之执政将是战争——不是对波兰，不是对法国而是对苏联的战争。
莫斯科的报纸在近几年不止一次地说到对苏联之将要到来的军事进攻。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止一次地反对这种轻率的预测，不是因为他相信在欧洲或在地球上其余的地方缺乏了反苏联的战争之恶意。不是的，这是不缺乏的。但是对于这一冒险事业，各种的不一致与抵抗是太大，不仅在欧洲各国间而且更是在各国的内部。
现在没有一值得说的政治家，想象着用在边境临时编制成的军队，或单纯靠登陆的行动可以解决得了苏维埃共和国。甚至于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也不再相信它，不管它的政治的声音练习经过了一极广的音阶。这类的试验在一九一八——二○年做得极好，如丘吉尔的豪语所吹的，他动员了“十四国”，反对苏联。英国的财政大臣现在如果能收回那用在干涉俄国的数万万金镑，那他将是如何快乐！
但是我们不必为那已泼了的牛奶叫喊。而且花了那多的钱，也得到了一好教训。假使在那时候，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初年，红军走路穿的是婴儿的鞋子——咳！那几年它在脚上常常一点东西都没有！——“十四国”的军队不能得胜利，现在红军是一伟大的力量，有其胜利的传统，有青年而有经验的军官，有为革命所教育起来的无尽的后备军，而且有十分丰富的军实，现在进攻苏联的胜利的希望是如何之少！
四周围的国家之联合的力量，即使它们能被牵入这一冒险，为了进攻苏联的任务还是太少。日本是离得太远，不能尽反苏联的独立的军事作用，再者天皇政府在最近几年，在近处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应付，为使进攻成为可能，需要一高度工业化的而且还是欧洲大陆的大国的国家，它要，而且能，担负在自己身上反苏维埃的神圣战争的主要重量。更精确些说，一个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国家。试一望欧洲的政治地图，将使我们相信。只有法西斯的德国能担负这一使命。更有甚者，法西斯的德国将没有别的路可走。在付了无数生命代价取得了政权之后，在对一切国内问题显露出它的破产之后，在对于法国，因此亦对于如半附属国那样的波兰投降以后，法西斯的政府将必然被迫而找寻一种脱离破产，和脱离国际形势中的诸矛盾的孤注一掷。反苏联的战争将从这些情势中如命定的必然一般的生长出来。
或者有人引用意大利的榜样来回答这一悲观的预测，苏联与意大利已建立了一种暂时和平的关系。但是这一反对是皮相的。意大利距苏联中间隔着有几个国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由于纯粹国内的危机发酵起来的——意大利的国家要求在凡尔赛曾很宽大地被满足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大战之后不久执政的，那时候完全谈不到一新的战争。最后，法西斯的意大利那时是孤立的，那时欧洲没有人知道，一方面法西斯的政制和另一方面苏联的政制会证明是如何之坚固。
在这一切方面，希特勒的德国之地位是命定的不同。它需要有一国外的胜利。苏联是一不可忍的邻人。我们记得毕尔苏斯基在与俄国签订不侵犯条约之前，踌躇了如何之久。希特勒与毕尔苏斯基两人并肩而立，这几乎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在另一方面，法国不能不了解它不能使德国永久的解除武装。法国的政策将是指使法西斯的德国去反对东方。那将是供给一开放的活塞，以发泄德国反对凡尔赛制度之全国的愤怒，而且——谁知道？——或者我们将在这条路上有幸运的找出新的可能那一切世界问题中之最神圣的问题，赔偿问题。
俄国必须准备着
假使你相信法西斯的预言家的话，他们说将在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取得政权——虽然我们是远不相信这些人的片面的话的——我们预先可以编出一种政治的日历。为了使德国法西斯化——摧残德国的工人阶级，创造一法西斯的民团，恢复军队中的干部——需要一两年的工夫。在一九三三——三四年的时候，军事进攻苏联的条件即相当的成熟。
这一“日历”自然是假定苏联政府在此期间是耐性的等待。我与现在莫斯科政府的关系，不是那种我有权代表它发言，或指出它的意向之关系，我对它的意向也像每一别的读者和从事于政治的人一样，只能在一切能得到的情报之基础上来下判断。但是我因此是更自由地我所认为苏维埃政府在德国发生法西斯的国家政变时所应当采取的行动。在接到这一事变的电报以后，我处于他们的地位时就签一道命令动员一切后备军。当你有一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你的前面，当战争从客观的形势之逻辑发展出来是必然的，我们如果给敌人以时间建立与巩固自己，订立必要的联盟，接到必要的帮助，规划出集中的军事行动——不仅从西方，而且从东方——的计划，这样长成功一巨大的危险，我们如让它有充足时间这样做，将是不可恕的疏忽。
希特勒的决死队已在全德国唱那一名叫汉斯·布哈纳的博士所做的反苏维埃的进行曲。假使他们吞吞吐吐地唱这军曲，未免令人不快。假使他们命定地要唱它，让他们急促地唱它罢。
希特勒的政府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战争是必然的，在形式上无论是谁发动这一战争，而且这战争将在一极早的日子发生。这一战争的后果将不可计算。但无论他们在巴黎抱有如何幻想，我们自信地可以说一件事：在布尔雪维克——法西斯的战争之火焰中，最初燃烧起来的东西，将是凡尔赛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