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论苏俄革命与国际形势的四篇报导
托洛茨基
（1932年2-5月）
原标题：《托罗斯基论苏俄革命与国际形势》
来源：《读书杂志》1932年第10期。译者：澄宇
一 答纽约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问题
问题：你对于今日史大林制度的态度怎样？何故？
回答：为了回答第一问题，我应当严格区分两个概念：苏维埃制度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和史大林制度代表苏维埃制度之官僚的扭曲。我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制度，反对史大林的制度进行斗争。
问题：你还认为布尔雪维克的革命现在在“特米多”（Thermidor）的阶段，你在你的自传中所发挥的见解，已为在你离开俄国以后的事变所证实了吗？
回答：我从未说过，革命的现在阶段是特米多的阶段（译者按，特米多月九日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罗伯斯庇尔被捕，小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被推翻，大革命完结的日子。托氏曾用此字以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将来有被反革命推翻的可能。）特米多的历史的含义有很确定的内容，他的意思是反革命胜利的第一阶段的实现。苏联的特米多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握得政权（虽然最初是在一半戴假面具的形式中），因此是十月革命的倾覆。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说过十月革命已倾覆。这是整个史大林派的报纸顽强地指为我说的，与真理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实在我说过，而且现在仍说，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强有力的官僚阶层，在它中间积极的和消极的特米多倾向很强有力。然而到这些倾向的胜利还有好远。对抗这些倾向的行动为争共产党的，职工会的，苏维埃的独立，和争他们对于官僚之严密的监督。
这一见解完全不是在我被放逐出苏联以后才形成的；恰恰相反，它成为我被放逐之原因：官僚们不能容忍人侵犯他的指挥的作用。
官僚的特米多倾向的危险，列宁是完全明了的。他在一九二二年党的第十一次大会的最后一次演说中警戒这一危险。我与列宁最后一次的谈话也是为了这一问题。列宁对我提议与他联盟反对官僚主义，他和我一样认为官僚主义的中心是史大林所领导的党的机关。列宁的第二次患病破坏了这一计划的实践。
问题：请你表示你对于五年计划和对于俄国的经济前途之估量。
回答：关于工业化的问题，具体的说，关于五年计划的问题，是史大林和我所属的左派反对派之间的一个主要争斗点。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史大林派认为必须依赖殷实的农民，拒绝为了工业化的利益加他以负担。“有计划的开始”，为官僚们所讥笑：“我们靠天下雨，不靠计划”。在一九二五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那里证明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工业可以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增长。史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这一数目是幻想的，攻击左派反对派为“超工业化主义”。这一简略的历史的回顾已足以解释我对五年计划的态度：我认它，不论领导者犯了如何粗野的错误（这是由于官僚的没有预见而生出的），不论这些错误，它是不仅在苏联的，而且是在人类的发展中前进的伟大的一步。
问题：你相信五年计划的发展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苏俄（没有其余的欧洲沿类似的方向之合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呢？
回答：你们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吗？社会主义的必然是从现在人类生产力不仅与生产工具之私有，而且与现在的民族国界，特别是在欧洲，不能相容，从这里历史地生长出来。正如中世纪之各小邦独立妨碍年幼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样，达到最高发展之资本主义也在民族国家之范围内被绞杀。社会主义的经济将在世界的分工之基础上发展，这一分工的雄伟的前提已为资本主义所创造。
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在我的眼中是将来的欧洲的，亚细亚的，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建筑之一部分，而不是一独立的民族的整体。
问题：苏俄将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成立某种妥协吗？假使它不能单独进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此种妥协将采何种形式？
回答：苏维埃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妥协”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问题。它在今日已是事实，虽然不是很稳定的。在孤立的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来怎样发展呢？具体的预言是不容易的。但是整个说来，我可以作这样一个预断：欧洲的资本主义离社会主义的革命比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要近得多。
问题：假使这种妥协证明是可以的，苏俄与别国在政治方面的关系的前途将是怎样呢？
回答：苏维埃政府利于维持和平的关系。苏维埃政府已用和正用一切方法，凡为政府之力所能处分的方法以表示其倾向和平之意志。固然，巴黎认为苏维埃的普遍军缩的提议是莫斯科好战的意向之证据，和法国之拒绝走军缩的路恰恰相反，是它的爱和平的意向之表示。与这一逻辑相应，官式的法国报纸认为日本之侵入中国是文明的行动，中国的抵抗为野蛮的行动。那些侵入到别家的人不成为土匪而是防卫自己的家的人则是土匪。但这是我们很难同意的。
问题：你对于现在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现时社会秩序的含义的意见怎样？你认为世界革命为危机的或然的后果还是你相信资本主义可以克服这危机走进一稳定时期呢？苏俄在稳定时的形势是怎样呢？世界经济危机不使苏俄感觉有修正自己经济政策之必要吗？
回答：现在的经济危机无疑的表示世界资本主义之为一制度已经过了时候。它之为别一制度所代替的历史的时间，不消说，各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世界的各地方。现在的欧洲是没有出路。假使市场的法则之自动的工作过一两年可以引起欧洲的危机的缓和，那么再过一比较短的时期，它（危机）回来时更带着加倍的力量。生产力在欧洲的国家的笼中已被窒息。白里安的走方郎中的统一欧洲的计划，没有走出，也不会走出衙门的和编辑部的实验室之外。统治阶级用更使欧洲经济分割，加强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法医治危机。在这些情形之下，我看不出欧洲资本主义真正稳定的任何前途。
问题：俄国共产党的独裁有变更的必要吗？应当怎样的变更呢？
回答：这一问题与头两个问题紧相联系。不消说，经济的进步异常地加强了苏联。同时它异常地削弱了史大林派官僚的地位。这里没有任何矛盾。首先，苏联人口中一切有觉悟的份子都完全明了工业化和集团化方面的进步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史大林派的官僚遭逢着了为他所保护的富农的结实的抵抗，拒绝将粮食出售于国家，他不得不剽取和应用左派反对派的政纲。史大林之对付我们的政纲，正如，比方说，自由贸易派的麦克唐纳之对付约瑟夫·张伯伦的保护主义的政纲，后者在他的时候在选举中曾受到很利害的打击。今天张伯伦（是父亲不是儿子）无论如何比麦克唐纳在英国得人信仰些。固然，张伯伦早已进了坟墓。但是俄国反对派的重要领袖都活着。拉可夫斯基（Rakovsky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和苏联驻法大使——译者）从巴尔诺尔（拉氏之充军地）极注意地视察苏维埃的经济和政治的一切行程。
史大林派官僚的地位之削弱的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的进步异常提高了不仅俄国工人的数目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对自己力量之自信和不倚赖的感觉。这一切特点都是与官僚主义的监护难得调和的。然而史大林派的官僚在拥护自己的统治的争斗中，将官僚的制度伸张到了极度。
我特别指出这一情况：经济的进步，如历史上所常见的，不是巩固而是挖掘统治阶层的地位。我认为苏维埃制度的方法上严重变更完全是必然的。而且在多少近的将来，这些变更更将打击史大林派官僚的专政，无疑地为苏维埃民主主义在为十月革命所安置的基础上的繁荣开辟道路。
问题：你计算着你将回俄国吗？在何种条件下是可能的和你的政纲是怎样的？
回答：我以为这些变更，能使和必然使左派反对派在苏联回到积极的工作。
问题：外面说你主张德国共产党员应拥护白鲁宁政府以为避免希特拉胜利之手段，这是真的吗？你认为德国共产党现时政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回答：说我号召德国的共产党员拥护白鲁宁政府的消息，不消说是造谣。这是史大林派的报纸归之于我的计划，以后又为不善于理解的新闻记者所传播。我向德国共产党员提议，进行所谓联合战线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与国家社会党处于对抗的地位。共产党员应当向社会民主党及其所领导的工会提议反法西斯蒂进攻的共同的实际的斗争纲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极诚实地愿意进行这种斗争。假使领袖们拒绝，他们在其自己的群众中失掉信仰，假使领袖们同意，群众在实行中比领袖们走得远些和拥护共产党员。应当会利用反对者和敌人中间的不一致。只有在这种弹性的政策之下，可以一级一级的向上升。战略不仅知道有冲锋而且也有纵横的策略。我一点也不怀疑德国共产党，不顾史大林派官僚之抵抗，能了解这一战略，只是由这一战略，布尔雪维克主义才能取得政权。
问题：你看美国合众国在现在世界形势中的地位是怎样呢？
回答：我以为由于现在危机的结果，美国资本主义对欧洲资本主义之支配更要增强；正如每一危机之结果，大企业对于小企业，托拉斯对于孤立的企业之支配加强一样。然而合众国的世界霸权的必然增长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更引起深刻的矛盾。
合众国的统治阶级在世界上建立金元的独裁时，将全世界的矛盾都包括在自己的统治之基础以内。合众国的经济与政治将一天天更直接地依赖于世界各地方的危机，战争和革命。它不能长久保持“旁观者”的地位，甚至于在形式上也不能。我想，美国将创造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巨大的陆海空的军国主义。
美国之最后的脱离老的“孤立主义”；为市场的争斗；军备之增加；积极的世界政策；现时危机的经验——这一切必然在美国内部生活中发生深刻的变化。工人政党之出现是必然地。它可以依“美国的”速度开始生长，使两旧的政党中之一消灭，如像英国自由党之消灭一样。
结束时可以说：苏联将在技术上美国化；欧洲将苏维埃化或者野蛮主义化。美国在政治上将欧洲化。
蒲林矶波，二月十五日，一九三二。
二 与美国联合通信社的代表谈话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依照螺旋形发展：螺旋形的半径一月一月地增加。这一方法有其政治的和外交的优点：它逐步地将本国人民和敌国人民牵入战争，将一串既成的事实摆在其余的世界之前。这一方法证明军阀在现在开始的阶段，必须克服，不仅国外的而且国内的抵抗。从纯军事眼光看来，“小块的”行动方法是不利益的。日本的统治者似乎认为在中国的军事软弱和反对者及竞争者的阵营中之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情形下，可使自己在最初的时期，依螺旋形而进展。
但是在第一阶段以后——停顿—下或没有停顿——显然应该有第二阶段，即真正的战争。它的政治目的是怎样的？巴黎的领导的报纸，极热心地将日本参谋部的思想和口号译成法文，时时吿诉人说，事情不是什么战争而是警察的手段。这一解释，是有属于螺旋系统中之必要的。当军事行动达到必要的气势，和进攻者方面的力量将分配得与任务相适应时，此解释将不攻自破。
日本的目的：将中国殖民地化。目的是巨大的，但是应当立即地说，日本不胜此目的之任。日本来得太迟：当英国准备失去印度时，日本将中国变成新印度是不成功的。然而东京的寡头统治未必没有进攻苏联之政治目的吗？假使认为这样的计划可以排斥，未免轻率。但是它不能成为首先要做的计划。只有获得了满洲和在那里巩固了以后，日本才能以向西北进攻为任务。但因为苏维埃政府不要而且不能要战争，日本一方面在它保障和设备中国满洲根据地未完成以前，很难决定对苏联的直接侵略的步骤。
更有一重要的考虑，也是趋向这方向的。日本的寡头认为——至于有多少根据，乃另一问题——它可以零碎的，分期的进行对中国的战争：这种的行动方法对于日本的财政大臣（他与这事是十分有关系的）更为可以接受。
反苏联的战争需要完全另一些规模。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能豪奢地资助战争，很难说日本敢跨过满洲的国境。东京今日或明日能计算借几十万万的战债，此计算之可靠到何种程度，关于这点在巴黎或纽约比在蒲林矶波更容易判断。
任何说苏维埃政府在远东有侵略野心的企图，由于其内部的不成立而要自己崩坏的。战争对于与国家之将来有密切关系的经济计划将是一残酷的打击。只有百分之一没有完结的工厂不算是工厂。而在苏联，有几百和几千的工厂在建筑中。战争将长久地将它们变为死的资本。这些是太明显，用不着详说。
即使我们假定，远东的冲突总是不可免的——这是许多日本的，而且不仅日本的国家要人的信念——那么，即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亦没有任何理由去加速冲突。日本已卷入对中国的大事业中，其后果是不可限量的。它（日本）可以有，亦将有，一些军事的和外交的胜利，但是胜利是片刻即逝的而困难将是永久的和不断增加。高丽是它的爱尔兰，在中国它企图创造自己的印度。只有完全顽固自用的封建军阀才轻视中国的民族运动。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已觉醒的伟大民族，不能用飞机使其服从。在满洲的肥沃的土地中，日本已陷至膝，假使不是陷到腰。因为在日本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封建的制度进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则我们可以断定内部的危机完全不可避免。在一开始，政友会将让位于民政党，后者将左倾；以后革命的党又将举起自己的头来……。法国在资助沙皇时，曾损失了不少。它假使想在资助天皇时，可以保险地不会损失，他是想错了。很明显地：苏维埃在远东的关系上没有任何理由着急与着忙。
苏联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因此将发展于日本依照与更强的同盟者的协定，有意地和自觉地唤起冲突之时。这一战争之目的自然比中东路和整个满洲的问题无限地广些。有几家法国的报纸忙于预言说，“布尔雪维克将被埋葬于西比利亚的平原”，西比利亚的平原和森林是广阔无垠，在它中间可以埋葬很多东西。但未必一定就是布尔雪维克主义吗？
关于苏维埃与日本的战争的思想，以及日本与美国战争的相称的思想，立刻提出距离的问题：海洋与陆洋之为军事行动的可能的领域。在第一眼看来，战略的问题完全溶解于距离的问题中。从这里，许多人急于想做不利于苏联的结论：苏联之亚细亚部分的人口稀少，产业落后，铁道交通之不足——这些都是苏维埃方面的负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以内这是如此，但只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使将问题限于军事技术范围以内，我们不能不看见同一的距离也是苏维埃的联盟者。假使承认日本由东到西推进的军事胜利，那么很容易预见日本的困难与其自己所走的道程至少是乘方的增加。胜利将吞没了自己。然而在背后，日本不得不维持自己的爱尔兰和自己的印度。
然而问题不应提出得这样的狭隘。战争将不仅是用军事的方法进行。苏联不是孤独的。中国还活着。它要而且能为自己的生存争斗。谁忽视此因素，谁将在它上面撞碎自己的头。
在西比利亚的平原上运几百万的兵和借给他们一切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东西——不是简单的任务。然而在现在苏联的工业可能之异常增加的情状之下，铁路运输的手段假使需要，可以很大的提高。不消说，这需要时间。但是大距离的战争必然也是长时期的战争。多半要定出战争的“五年计划”和与它的需要相适应，重新改造五年的经济计划。不消说，这对于战争的参加者的经济与文化是最残忍的打击。但是我是从别的出路没有的假设出发。一旦战争不可免，应当认真地进行它，动员一切力量与一切手段。
苏联的参加战争在中国人民之前将开辟新的前途和在它中间诞生最大的民族兴奋，凡懂得形势之逻辑与人民群众的心理的人，他对于此点没有一点怀疑。中国的“人的材料”不患不足。几百万中国人学习了使用枪械。所缺乏者不是斗争之意志，而是正确的军事教育，组织，制度和聪明的指挥。红军可以在这里给以很高程度的真实帮助。蒋介石的最好的军队，如大家知道的，在创造的时候，是在苏维埃的指导员之下训练的。黄埔军官学校的经验在别的政治基础之上（此问题我在这里不涉及）可以发展为极大规模。西比利亚铁路，除了必需的军事给养以外，将不仅运输军队而且也运输军队的精华。从被唤醒的和兴奋的人类原料中，如何组成临时军队，这个布尔雪维克学习得很会而且他们还不会忘记。我不怀疑在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间可以动员，给以服装，武装起，教练和带到前方火线第一批一百万的战士，他们在军事训练上不会比日本人落后，而在战斗的精神上将超过他们。第二批的一百万不需要六个月。我说的是中国。然而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苏联，红军，它的广大的后备。……不是的，领导的法国报纸（全世界上最反动的）太急于埋葬苏维埃在西比利亚的平原了：赤裸的仇恨一般说来是坏顾问，特别当问题是关于历史的预断的时候。
但是前途假使如此顺利，你们说，何以苏维埃政府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呢？对这一问题我已回答过：在远东，时间的因素是工作得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日本，日本帝国主义走过了它的最高点，现在将向下没落。而除此以外，这也是同等重要的，在世界上存在的不仅远东。世界形势之钥现在不在沈阳而在柏林。希特勒的取得政权，对于苏联，比起东京的军事寡头之心思来，为无比地更直接的危险。
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即限于关于远东的问题。因此让我在此完结。
蒲林矶波，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二。
三 答“芝加哥日报”的代表的问题
1．危机之基本原因可以用一字来下定义：资本主义。危机之异常的性质可以用另—字解释：帝国主义。换言之，独占的资本主义，陷于它自己的无出路的矛盾中。克鲁格（Kreuger）的兴起和完结，对于现在整个的资本主义是象征的，官式的道德家对于这一火柴大王用已迟了的雷来打他。他可以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允许我，随我的任意，处分那些无涯的创造力量？它们应当服务于社会和应受社会的支配。
资本主义世界能渡过现在的危机吗？对这问题的回答依于怎样了解危机来决定。行情的动摇，跟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在以前的一时代，资本主义的曲线经过行情的动摇而向上发展。现在资本主义的曲线则向下倾斜。这不排斥将来的行情的动摇。恰恰相反，它们是不可免的。但是现在的尖锐的危机可以缓和一下，只是在下一十分近的阶段带着更尖锐的痛苦暴发。这一极端的病的行程之完结，只有靠替换整个的社会制度。
2．我希望着军缩会议的成绩吗？一点也不。顺带地说，我在这点上不致是一例外。法国的提案的特点是，它是泰狄欧政府所提出。当法国拥护日本在远东之流血工作时，感激的日本则在日内瓦拥护法国提倡和平主义。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是一难得的教训！法国的提案的内容是，在国际联盟的掩蔽之下，创造新的协约，其唯一目的是借助于“国际的”军队保障法国财政资本的霸权。
但即美国的提案也没有开辟甚么前途，现代的战争不是用那些交战国家在战争之前夕的武器进行，而是用他们能在战争过程中所创造的武器进行。正是美国在这点上给了全世界，特别是德国，以不可忘的教训。新的战争之结果将为交战国的一般的技术实力之对比所决定。某一国的工业愈高，他愈有利于预先的“限制”军备，因为他在战争过程中比他的敌人更容易保障他的军队以一切必需品。
军缩会议最好的结果将以毫无内容的公式完结。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将给军备竞争以新的推动，更使战争的危险密集。
法国——日本之战争的以及“和平的”政策一天天地明显和公开地不仅反对中国，而且亦反对苏联。关于李特文诺夫之在日内瓦会议代表苏维埃政府不想将事情弄到战争之诚实的努力，这对于每一能思想的观察者，甚至是仇视苏维埃的观察者，不能不是明了的。然而我愿意希望苏联的代表团从和平主义的技术的提议（甚至在教育的意义上说，这也是很少有效的），过渡到更积极的政策，即是说，对会议公开地说出实在的情形，由此警告人民以将至的危险。因为，在我们地球上假使有力量能“限制”海军和陆军的，重炮队和轻炮队的军备，这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
3．报上的谣言，说我很快将回到苏联，恐怕不是根据于某些确实消息。这宁可说是揣测，为一般的不安的局势所引起。用不着说，假使有战争危险，那一我所属的派别愿将自己完全交给苏维埃政府支配。我可以举一个先例，就是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国内战争时候，史大林和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现时苏联的陆海空军人民委员长——译者）及其他人是我和列宁手携手所进行的军事制度之激烈的反对派，然而这不妨碍那时的反对派积极地参加军事斗争。
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二，蒲林矶波。
四 答柏林Montag Morgen周刊的三问题
1．问题：你相信国家社会党之取得政权是逼近了吗？
回答：是的，我相信假使德国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组织继续他们现在的政策，法西斯主义几乎将自动地获得胜利，而且在比较近的时间。中央党是否将服役于希特勒为一蹬子，这在柏林比在这里更容易看见。这不是决定的。这两党的联盟在中央党瓦解的路上（由天主教的工会的瓦解开始）终成为简短的插话。希特拉答应留在议会台基上的诺言（顺带的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其重要如，比方说，日本帝国主义答应在战争中不使用毒气的诺言一样，要求这样的诺言是可笑，希望它的实践是极端愚蠢。实在地说，那些将希特勒的议会的票据贴现的政客们，正是自觉地为德国法西斯化开路：法西斯化对于德国人民和尤其对全无产阶级预示着什么，我们用不着再在此地重复。
2．问题：你认为时机的紧迫需要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原则上的冲突不减弱，必须创造一共同的斗争组织么？
回答：是的，我相信共产党应对社会民主党及自由工会的领导提议一斗争协定，从上层直到下层。工人阶级之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战线，与那装璜无力的“铁的战线”相对照，必须有一完全具体，实际和战斗的性质。它的出发点应是：保护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切机关（按即工会，工人合作社，工人政党等组织——译者）和胜利（按即指社会立法——译者），更广义的说，这是在野蛮主义之前保护文化。
共产党在这方向的勇敢而坦白的动议，不仅大增它的威权，而且从底层到上层改变了德国的政治形势。独占的资产阶级将立刻开始感觉，在希特勒之独裁周围游戏，即是在国内战争的火焰周围游戏，在这火焰中不仅纸的价值有化为灰烬的危险。在那为失望所驱逐到希特勒阵营的无数的和无形式的群众中必然起一种分化和解体。实力的关系将在斗争的门口突变得对于法西斯主义不利益。在工人阶级与德国人民之前将开辟有伟大前途。
3．问题：你准备用你的名义和亲自为这样一组织工作吗？
回答：自然，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完全立在许多我的小册子中，特别最后的一本“以后怎样办”（按英文已有译本What Next，美国Pioneer Publishers出版）所发挥的策略之基础上。每天都重新证实，德国的工人阶级没有别的道路。德国的命运的问题是欧洲的，苏联的命运的问题，而且一大半也是全体人类在一长的历史时期的命运问题。每一革命家不能不将他的力量与他的命运隶属于这问题。
五月十二日，一九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