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列夫·托洛茨基，1930年4月25日）

К КАПИТАЛИЗМУ ИЛИ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

列夫·托洛茨基

（1930年4月25日）
Zveza 翻译

　　〔说明〕原文作于普林基波岛，载于《反对派公报》第11期。
　　俄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273.html

1．自由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观点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在侨居海外的这些年里没有增长半点智慧，它把一切新的经济形式，特别是集体化，都看成是在回归农奴制。最近，司徒卢威在某个地方歇斯底里地叫嚷说，俄罗斯已经回到了17世纪，只不过没有上帝。哪怕司徒卢威的评价正确无误，革命也是正确的。在旧统治阶级开明的领导下，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农业并没有向前走多远，所以回归也不会退得太远。无论如何，把农民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也就是让他摆脱了一个重大的障碍。上帝是17世纪农民财务清单上必不可少的补充，祂和破犁驽马一起，组成了庄稼人的三件套——这实在是不幸。只有借助机械发动机和电力才能战胜它们。这项任务还在前面，但它会得到解决的。
　　自由主义假装看不见苏维埃制度巨大的经济成就，看不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实验证据。面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速度，这些来自被打倒阶级的经济学大家们只能避而不谈。而孟什维克这群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则拿“对农民的极度剥削”当借口，反对这种发展速度。而对另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英国人在印度对农民进行的剥削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印度本土和英国的工业发展速度都不曾达到过接近苏联的水平，他们则完全不做讨论。麦克唐纳^[1]在印度枪杀了想要自主生活的工人和农民，为什么不去问问他怎么看印度的发展速度呢？不过，他们可要靠麦克唐纳和米勒来养活，恐怕不见得能“询问”这种问题……
　　自由派和孟什维克引用农奴制和阿拉克切耶夫制度^[2]的举动是典型的反动论证，是在反对历史进程当中的一切新发展。对于这种臆想的“回归”过去，黑格尔老人在他的“三段式”中给出了一个哲学公式：正题、反题、合题。想要让反题（即资本主义）永远延续的阶级会不可避免地把合题的第一步（即社会主义）看成是单纯的回归正题（即农奴制）。刽子手加利费^[3]队伍当中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就曾经指责巴黎公社有反动倾向，说它想让现代社会退回到中世纪的公社。对此，马克思这样写道：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法兰西内战》）今天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并没能想出什么新办法。况且要去哪里找新办法呢？俄罗斯自由主义和俄罗斯“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在剽窃，而且还来得极其迟缓。难怪司徒卢威32年前就这样写过：“越往东走，资产阶级就越虚弱、越卑鄙。”历史给这段话补充了一句：“它的民主制也是如此。”
　　司徒卢威正在重提他1893年的口号：“让我们向资本主义学习！”不同的是，这个口号在四十年前毕竟还是意味着向前走，而现在则是在向后退。要知道沙皇俄国向资本主义学习，主要的成果就是十月革命。和那个著名的俄罗斯谚语^[4]相反，对于“老师”来说，学习的根是甜的，而果实却非常苦涩。那么，在恢复资本主义的时候，要怎样才能保证不结出这种“果实”呢？在这方面，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发现，那些文明国家的“富足”非常有问题（而且完全无法持续），除此之外他们在国外就没有半点收获了。但问题就在于此：尽管新国家里充满了旧国家的罪恶，但它向资本主义学习却完全不是旧国家历史的重复。十月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在其最薄弱环节发生的崩溃。他们幻想俄国能在十月革命之后回到和平的资本主义，这是最离奇、最愚钝的空想；确保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印度和平发展都要“容易”得多。顺便说一下，现在后者的权力正由第二国际掌握着^[5]。那就试试看吧，先生们！我们把话说在前面：你们办不到。正是因为短暂地向资本主义学习，中国和印度都在朝着各自的十月革命前进。这就是世界发展的辩证法，不可能从里面跳出来。
　　孟什维主义希望迅速“解决这个双重任务，让国家产业适应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为这种适应创造政治和法律前提”。这种狡猾的说法是为了恢复资产阶级政权。“政治和法律”前提肯定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资产阶级的孟什维主义说：“工厂归你们，而我们要像在德国和英国那样，有机会担任议员、市长、部长和策尔基贝尔^[6]。”这就是“双重任务”。1917年，掌权的孟什维主义试图保护资产阶级、抵抗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却不信任它的保护，去找科尔尼洛夫帮忙。现在，孟什维主义又提议用“民主的”方式清算十月革命，为资产阶级扫清道路。但是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明白，以“渐进”的方式回归资本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多年的内战、对这个由苏维埃政权从废墟里振兴起来的国家造成新的破坏，资产阶级反革命才能（如果真的能的话）实现它的目标。
　　第二版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绝不会简单地延续和发展革命前，或者更确切地说，战前的资本主义：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中间有漫长的间隔，里面充满了战争和革命，还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也就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主人，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崩溃和变革。金融资本变强了很多，而世界则狭窄了很多。现在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亚洲式的、卖身为奴的殖民地资本主义。俄国的商业、工业和银行业资产阶级当时救出了自己的动产资本，所以在这些年里完全融入了外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对于“真正”“严肃”的复辟者来说，俄国资产阶级的复辟正是从外部对俄国进行殖民剥削的机会。在中国，外国资本通过买办，也就是中国的代理人来进行支配，买办们则倚靠世界帝国主义掠夺本国人民，从而大发横财。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会创造出一种化学意义上纯净的俄罗斯买办文化，它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则会以邓尼金和蒋介石的模式为样板。当然，这一切会和上帝以及斯拉夫花体字^[7]（也就是杀人犯们的“灵魂”所需要的各种东西）一起出现。
　　这种富丽堂皇能持续多久？将要摆在复辟面前的不仅有工人的问题，还有农民的问题。在斯托雷平的领导下，农场主阶层相当成功地分离了出来，与它相联系的则是极其严重的无产化、赤贫化，以及乡村各种社会症结的高度激化，从而让1917年农民战争的爆发规模不可阻挡。除了斯托雷平的办法以外，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找不出别的路，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只不过，他们现在面对的不是1200万到1500万户农民，而是2500万户。把资本主义阶层从他们中间分离出来就会引起无产化和赤贫化，规模之大足以让1917年之前的那些过程都黯然失色。即使反革命拒绝复辟地主阶级——它能拒绝吗？——土地问题这个死过两次的幽灵也会立刻出现在它面前。毕竟，就算是在几乎没有地主阶层的中国，土地问题所蕴含的爆炸性力量也不亚于印度的水平。再说一次：哪怕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处于一个稍高一些的阶段，它的发展也会是中国式的发展。要解决孟什维主义的“双重任务”，这就是唯一可能的办法。
　　结论很明确：除了它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前途以外，苏维埃制度还是唯一能在目前的世界条件下维持俄罗斯民族独立的制度，虽然它既没有萨罗夫的塞拉芬，也没有ѣ（ять）这个字母^[8]。

2．新环境下的旧矛盾

　　要理解苏联所经历的主要困难有什么意义，就必须牢记：虽然十月革命带来的断裂造成了灾难性的深远影响，但目前的经济发展——哪怕它经历了深刻的改变——仍然是革命前和战前基本进程的延续。尽管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过去上（资本主义、二月革命、民主制度），但他们对当前经济制度的批判却完全以“忽略现在和过去的继承关系”为基础。他们描绘的情况让人感觉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好像是十月革命造成的，而实际上正是这种矛盾把无产阶级起义和土地变革结合起来，为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机会。
　　苏联的农村危机是落后小农经济的危机。为了让重要的农业繁荣、稳固、得到拯救，统治阶级使尽了浑身解数：1861年所谓的“解放”^[9]，1905年革命中斯托雷平的反革命立法，最后还有1917年双重政权时期的政策。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全球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俄罗斯资本主义得以加速发展，而对于被带入市场环境的落后俄罗斯农民来说，这种发展极大地激化了他们扩大土地面积的渴望。正是资本主义自己让前资本主义农民“平分土地”的“梦想”壮大到不可遏止的地步。用资本主义农场主经济的路线来对抗农民的渴望，这类尝试从构思上来说很现实，但“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的总体发展速度和农民阶级向农场主演化的速度不协调，它便惨遭失败了。让沙皇俄国服从于世界市场和金融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把市场、财政和军事负担压在农民身上，这段路转瞬之间就走完了；而把可靠的户主分离出来、组成一个农场主阶层，这件事却是以“龟速”完成的。为了解决这种不协调，1907年到1917年间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可谓是绞尽了脑汁。
　　总之，在过往的全部历史当中，各种盘根错节的混乱都落在了土地之上，要想把土地关系里的这些东西肃清干净，只有革命的土地国有化才是唯一可能的措施。国有化就是要把所有，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土地转给农民。但是，凭着从过去继承来的农业工具和方法，把土地转让给农民就意味着土地经济的进一步分化，因此也就是在为新的农业危机做准备。
　　过去遗留下来的城乡矛盾不可能在十几年以内消除。相反，工人国家击退了敌人，开始认真发展工业，此时这种矛盾还会变得更加激烈。由于总人口增长，以及年轻一代农民渴望独立自主，经济分化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工业和文化的发展要不可避免地牺牲农村，这种发展很快，快到激发了农民的新利益和新需求，但它又很慢，不足以满足全体农民的这些利益与需求。因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极其尖锐的新阶段。孤立而落后的小农经济看不到希望，这一点仍然是矛盾的基础。
　　那么，和革命前的状况相比，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首先，没有大土地私有制了，农民阶级不能通过吞并统治阶级的土地来扩大土地面积，从而在经济困境（或者更准确地说，2500万个经济困境）中找到出路。这条路线对国家未来的前途是最有好处的，但它已经到头了。因此，农民阶级被迫去找寻其它的道路。
　　其次——这个区别同样重要——领导国家的这个政府无论犯下过怎样的错误，都会尽其所能地提高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水平。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尽管革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它仍然是国家的统治阶级。
　　从这个广泛的、历史的，总而言之也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者所声称的“整个集体化就是赤裸裸的暴力产物”是再纯粹不过的谬论。农民靠旧办法来利用革命的土地资源，这就导致了土地的高度分割，所以，对小块土地进行整合，也就是说把它们合并成更大的经济区划，成了关乎农民阶级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从前的历史时代里，农民反对土地压迫的斗争有几种方式：要么起义；要么涌向那些未开垦的土地，形成一股强大的殖民潮流；要么投向形形色色的教派，教派则用天堂的空旷奖赏农民，让他安于地上的逼仄。
　　马克思曾经说过，农民不只有偏见，也有理性。在他的整个历史当中，这两种品质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而一旦越过某条界限，农民那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就会被一些荒谬绝伦的迷信给困住。在农民经济走投无路的现实面前，“理性”显得越无能为力，“偏见”就越是蓬勃发展。
　　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农民阶级的理性和偏见也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和不同的比例在全盘集体化当中得到了体现。12年的革命当中，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以及新经济政策的个别阶段相互交替，这就促使农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要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得走某些新的路；只不过这些路还没有经过检验，它们的好处还没有得到证明。1923-28年间，政府的政策让农村的上层专注于扩大和改进个体经济，下层则因此迷失了方向。这一次，城乡矛盾的性质是面包罢工^[10]。政府突然改变方向，闩上了市场的大门，又把集体化的大门敞开了。农民一下子就冲了进去，他们怀揣新的希望，理性和偏见结合在一起；少数人怀有觉悟，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是盲从的，他们随大流加入运动。结果政府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且——唉！——就其本身来说，它在这次事件中引起的偏见要远远多过理性。“全联盟”层面显现出了可怕的冒进现象，而事后聪明的领导层则试图把这个“全联盟”的大冒进兑成地方的一连串小冒进，以此为自己开脱。为此，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处保存了一大批提前录好的唱片：从州级到区级单位的录音都有。

3．冒进的本质是什么？

　　斯大林写了一篇《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11]，凭良心讲，这篇文章相当冗长而且无知得吓人。他在文中谈到，“有些人”错误地对待中农，“还有些人”没领会集体农庄的规章（顺便一说，这规章是在各种冒进现象之后颁布的）——然后又说明智的领导层因此感到多么痛心。他写的这些东西都很有意思，有些地方甚至显得令人感动。尽管如此，斯大林根本没有提到，那40%的农民（绝不“退却”！——结果三月的时候，斯大林就把60%集体化率的目标往下调了二十个百分点）要怎么管理这巨大的农产业——他不谈工具和器材，而只有这些东西才能让产业的大规模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它们的社会形式，他更是只字不提。
　　无论农民的“单干精神”多么伟大，他也会在无可争辩的经济事实面前退缩。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历史也能证明这一点。正是因为生产过程具有分散性，所以需要把贸易和信贷功能社会化。1905年革命之后，合作社吸引了沙皇俄国的几百万农户。但这种合作社的范围限于采购、销售、信贷和储蓄，而绝不包含生产职能。生产仍然保持分散的原因不在于农民的心理属性，而在于他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它们正是单干作风的基础。
　　分散的农业经济毫无出路，所以筹备了集体化；但在官僚的三板斧催促下，集体化推进的速度快得出乎预料，暴露出了生产资料和集体化规模之间的巨大矛盾。此时他们创立了一种挽回局面的理论，说这些以原始农具为基础的大型集体农庄应该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这听起来很深奥，但哪怕是死啃书本的呆子也知道，给一个东西重新取名字并不会改变它的本质。
　　要为农业“手工工场”辩护，集体农庄的“集体化”形式并不是理由，而只能说用工场手工业的办法耕作土地在生产方面还有利可图。我们仍然要问，那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发现这种好处？
　　当然，用抽象的统计计算不难证明：农具就算再简陋，集体化也能带来好处。然而，虽然现在这种想法千篇一律地在演讲、文章和通告中重复出现，它却仔细做好防备，避免和活生生的经验当面对质。在各类集体当中，农民的大家庭能最“自然”地匹配落后庄稼汉的农具，但恰恰是这种家庭在十月革命后经历了最为剧烈的瓦解。现在又认真地考虑在这同一种生产力基础上让一群彼此陌生的家庭组成一个稳固的集体，这怎么可能呢？
　　建立在简陋农具之上的大规模生产合作社已经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它们以劳役制^[12]为基础，在地主的领地里开展。怎么样呢？总的来说，这些产业的水平甚至比个体农户还要低。1905年革命之后，这些“劳役制”的产业大量停办了，农民银行则把土地分成单独的小块并出售给农民。事实证明，地主土地和落后农具组合在一起，这种条件下的生产“合作社”在经济层面完全无法持续。相反，一些大产业建立在机械化和切合实际的轮作等基础之上，它们则撑过了1905年和接下来几年的动荡，直到十月革命它们才被收归国有。当然，那时的耕作是发生在地主的土地上，但是危险之处在于，现在是人为地，也就是过早地组建了大型集体农庄，几十、几百个农民用着同样的工具，单个农民的劳动淹没在其他农民的劳动当中；由于个体积极性的丧失，土地的耕作水平甚至可能会比个体农户还要低。
　　建立在简单农具组合之上的集体农庄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产业，这就像是在说建立在劳役制之上的地主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大产业一样。这就对“社会主义手工工场”的想法做出了无情的裁决。
　　布哈林在“理论”方面肆意添枝加叶，以此来代替集体农庄的物质基础，他解释说，由于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可见，搞全盘集体化不是把它当成农业生产关系发展的物质准备阶段，而是把它看作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可以说，驱使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纯粹的行政目的论。
　　当然，布哈林说国内正在发生的进程不是简单地折返回“战时共产主义”形式，这一点是对的。它完全不是回到过去。毫无疑问，目前的转折中有着非常伟大的因素，能够为未来打下基础。但是一切的问题都在于比例，在于合乎实际的相互关系。除了为社会主义未来打下基础之外，转折中还包含着最为直接，而且是最为致命的危险。布哈林只不过顺便地谈了一下这些危险：“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对复杂机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以及人工化肥等物品的巨大需求正在超越供给水平，这里的‘剪刀差’还在增长，而且速度相当快。”这段惊人的字句仅仅是插在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里，没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而与此同时，地基和屋顶之间增长的“剪刀差”只能预示一件事情，那就是倾覆。
　　布哈林提出，为集体化农业准备一个有计划的开端非常重要，各区集体农庄同工业和地方苏维埃机构也有紧密的联系，此时他说道：“接下来克服官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消灭在胚胎阶段。”是的，胚胎阶段。但要是把胚胎当成婴儿，或者把婴儿当成少年，那就麻烦了。由于其技术基础不合理，集体农庄正在不可避免地创造一群最为糟糕的、寄生虫式的经济官僚。尽管在国家管理方面，历史上的农民不止一次地充当过各种官僚主义的消极支持者，但他们完全无法忍受直接经济领域的官僚主义。不要忘记这一点。
　　布哈林重复说，集体化必然会改造农民的天性。这毫无疑问。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是他们的“想法”，而是拖拉机、圆盘犁和联合收割机。在生产过程当中空谈理想和精神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当然，虽然现在拖拉机的数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按照计划，这个数量一定会增长得越来越快；但是，不可能在未来的拖拉机上建起今天的集体农庄。何况拖拉机还需要燃料。要在大片幅员辽阔的地带合理地保障燃料供应，这对生产、组织和运输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是就算有了拖拉机和燃料，它们本身也毫无价值；最为重要的技术成果和总体素养水平环环相扣，组成一根完整的链条，而它们只有成为这链条的一部分，才能发挥力量。这一切可以实现，也会得到实现。但必须要正确地“计算时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军事行动就会失败，经济行动也是如此。如果国际国内环境有利，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就可以在大约10-15年内得到根本性的变革，并且为集体化提供稳固的生产基础。然而，我们和这种情况之间相差的这些年份或许都足够敌人推翻苏维埃政权好几次了……
　　但是——唉！——从布哈林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他这次用左脚蹬开现实，一路狂奔，在形而上学和投机倒把的高空驰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担心，恐怕布哈林又要为被斯大林砸烂的碗碟负责。不过，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布哈林。
　　世界资产阶级的报刊，至少是其中最有远见、能够深谋远虑地进行一些挑拨的报刊，它们在全盘集体化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不停地重复说，这一次没有退路：要么把试验进行到底，要么苏维埃独裁政权就会覆灭，并且在它们看来，“把试验进行到底”就完全等同于覆灭。而另一边，苏联的官方报刊打从战役一开始就鼓吹说攻势连续不断，而不曾回头去检验一下。斯大林则直接号召贫农起来“无情地粉碎”富农……把它当成一个阶级那样。只有左翼反对派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它从去年秋天开始就警告说，速度不协调引起的风潮当中隐藏着危险的因素，会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不可避免的危机。一系列事件很快就表明，只有大资本的报刊和共产主义左派报刊这对站在两极的对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农村战线上的攻势很快就暴露出了自身的矛盾，又一下子把这些矛盾激化到极其尖锐的地步。于是开始做这样的事：揭露冒进现象、放松退出集体农庄的限制、事实上中断了去富农化运动，等等。与此同时，又严厉禁止把这一切退却叫做退却。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不过这个时候，做事还是必须要有始有终。如果执政的党不这么做，发展的自发过程就会踩着专政制度的背脊去完成它。对“计划”进行的修改来得越早、越广泛、越大胆——或者更确切地说，越早提出集体思考得出的计划，并且用它来应对危险的“成功”引起的混乱——纠正已经犯下的错误时痛苦就越少，缓解城乡发展中极其尖锐的失衡现象时成效就越可靠，同时也更能赢得新的期限，让它们接近逐渐成熟的欧洲革命“时刻”。
　　最糟糕的是，目前的退却杂乱无章，而且被官僚的胡扯和俏皮话掩盖了起来。党陷入了惊慌，但又保持着沉默。主要的危险就在于此。

4．只有党才能找到出路

　　从前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各种党派和潮流的不断斗争中掌管社会的前途，而这种斗争经常采取的形式则是内战。尽管无产阶级比起资产阶级要一致得多，但这种一致还远远算不上绝对。工人官僚不仅会成为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施加影响的工具，同时也会成为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工具。错综复杂的世界关系在此处发挥着作用，而归根到底它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总的来说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执政党内可能出现而且确实出现了深刻的分歧，并且以派别的面貌将分歧呈现出来。单纯地禁止不能将其消除。
　　斗争不可避免，而因为它不仅要以专政制度为基础来进行，也是为了维护专政制度的利益，所以它的形式必须要能让培养出正确政治路线的成本降到最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曾试图完全摆脱党的存在所带来的政治成本，然而事实证明，官僚自己造成的政治曲折才带来了最大的成本。这种曲折同机关部门的制度密不可分，它不受党的监督，而且每次自己犯下错误都一下子跳到一边，不去处理后果。如果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有权无数次地走上弯路，那就会非常致命。不，这种历史威望是有限的。
　　党的代表大会已经两年半没有召开了，在此期间政策却急剧转变了好几次——而且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如今，召开代表大会成了违背上层意愿的事情，领导机关觉得它不是解决内部困境的办法，而是个烦人的障碍和明显的危险。在内战年代，代表大会每年都会召开，有时甚至一年召开两次，而现在，在和平时期，在社会主义工业取得毋庸置疑的成就之后，在领导层保证说“农民一定会转向社会主义一边”之后，党内生活的紧张气氛竟然到了如此难以忍受的地步，连代表大会都成了累赘、疑难和危险，这种情况要怎么解释呢？
　　当然可以反驳说，现在主要的敌人不是国内的资产阶级，而是在战后得到巩固的世界资产阶级。这说得没错。但是，国内的社会主义基础实际上也加强了，所以来自外部的危险完全不能解释制度的官僚化。有最广泛、最充分、最自由的民主制度做基础，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同外敌作战。国内制度的不断恶化必然有国内的原因，外部压力只能与国内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
　　一些人用“有必要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这样的理由来为党体制的恶化辩解开脱，而这样一来他们也就默认了“近年来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利”这种假设。但难不成现在的富农比内战期间包括富农的整个资产阶级还要危险吗？当时的旧统治阶级可还没有失去自信，它指望布尔什维主义会迅速垮台，而且还有自己的军队。这种假设好像和显而易见的事实相矛盾。无论如何，整个官方理论都完全不能容纳它，因为官方理论在四周看见的情况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部门在不断加强并且取代资本主义部门。
　　人们越来越难解释，为什么现在只要与领导层，也就是与军事化的斯大林派别产生任何分歧，只要有任何进行批评的尝试、提出任何上层没预见到的建议，都会立刻导致有组织的大迫害，而且过程像哑剧一样静默；为什么之后还有“理论”层面的清算，搞得就像是红色教授学院来的懒惰执事和诵经士在办安魂弥撒。
　　如果认定，党目前的体制是唯一一个可能实现的体制，认定它的演变合情合理、无法抵抗，这就是认定党，还有革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假如他们要完全把党的代表大会扔到一边去，并且宣布，比如说，大会将“在需要的时候”召开，这要费很大功夫吗？这会给现在的体制带来什么新麻烦吗？几乎完全不会。但这个机关被迫要寻求别人对自己的赞同，所以不能不摆起另一副面孔。官僚需要一个超级仲裁人，并且它推举的这个角色最符合它自我保护的本能。斯大林主义，这种在政党层面为波拿巴主义做准备的派别，其本质就在于此。
　　党内的两种极端倾向反映或者说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路线，如果说官僚主义中派的生涯就是在它们之间随机应变，那么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就是要公开地切断一切传统的联系，其中甚至包括党的联系，并且作为专权的“调停人”，“自由”地在阶级之间周旋。斯大林主义是在无意识地、但也更加危险地为波拿巴主义做准备。必须要理解这一点。也是时候理解这一点了。
　　是什么因素在经济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依然让政治局势恶化，并且使得专政制度陷入过度紧张呢？这种因素有两类：其一根植在群众中，其二则根植在专政的机关中。
　　市侩的庸人经常说，十月革命是群众“幻想”的产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没能让群众养成用唯物主义思想理解历史的精神，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上面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幻想和幻想是不同的。如果没有爱国主义的幻想、没有社会民主党在维持这种幻想时所起的主要作用，掠夺人类、让人类流干鲜血的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能发生。群众对十月革命的幻想是一种夸大的希望，想要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难道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有哪次伟大事件里没有这种创造性的幻想么？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革命的实际进程磨灭了群众的幻想，从而降低了群众在1917年给予领导的党的额外信用。当然，作为回报，对历史进程真正力量的经验和理解也增进了。但不可忽视的是，幻想的丧失速度比理论认识的积累速度要快得多。从革命阶级本身发生的心理变化中寻找原因的话，这就是过去的反革命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危险因素在于专政机器的蜕化。官僚已经养成了许多统治阶级的特征，而且这也是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官僚为了自保而进行的斗争压制群众的思想生活，故意把毫不革命的新幻想塞给他们，并且，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迟迟不用切合实际的理解来取代已经丧失的幻想。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的官僚机构很明显不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它的特殊化和它社会作用的上升（其形式是任意发号施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专政制度的危机，而危机的结果要么是让革命在更高的基础上复兴，要么是让资产阶级社会得以复辟。正是因为人人都能感觉到（尽管只有少数人清楚地理解）这二选一的抉择正在迫近，现在的制度才陷入了极度的紧张。
　　毫无疑问的是，“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矛盾也会在官僚主义的发展中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即便有正确的领导，官僚主义迟早也会造成威胁。然而，一切问题都在于期限和时间。允许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哪怕是几十年时间，就意味着接受了“苏维埃政权必然会垮台”这件事，而且，国家机器的前波拿巴主义蜕化将为公然推动反革命和发起政变做好准备，不管这政变是热月式的还是马上就是波拿巴式的。我们眼前必须始终保有这种预期，这样才能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中正确地确定自己的方位。我重复一遍，全部的问题都在于期限，但是这个期限并不能预先知晓，因为它是由有生力量的斗争决定的。要是德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没有遭到可耻的灾难性失败，今天整个世界的情况就会是另一番面貌。可见，我们从客观条件出发，每次都会重新回到领导层的问题上。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尽管他们的问题并非不重要），而在于领导层和党的相互关系，在于党和阶级的相互关系。
　　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才有了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制度问题。我们得知，反对派中的一些摇摆成员（奥库德扎瓦^[13]等人）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更健康的制度一定会自行从斯大林现在的“左翼”政策当中“长出来”。这种乐观主义的宿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恶劣的讽刺。现在的领导层不是白纸一张，它有它自己的历史，这历史又同它的“总路线”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历史就是犯下空前错误、并且因此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溃败的历史。目前领导层的“左”转完全是由它昨天右倾路线带来的后果造成的。转向越是猛烈，官僚的钳制就越是凶狠，这样一来才不会让党看清昨天和今天之间的矛盾。
　　党务机器毁灭性的僵化不只是客观矛盾的产物，还是这个领导层的具体历史的结果，而且上述的矛盾也是通过领导层折射出来的。通过对上下层人员的人为淘汰选择，这个领导层把过去所有的错误都定型下来，也为未来所有的错误打好了基础。而最重要的是，这个领导层已经为它自己向波拿巴主义的进一步蜕化埋下了伏笔。这条道路上隐藏着主要的、最直接的、最强烈的危险，威胁到十月革命的存亡。
　　折向左边绝对不代表中派领导层能够通过官僚的内部努力把自己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层。折向左边的含义完全不是这样，而是：不管是在客观条件上，还是在工人阶级不敢明说的情绪当中，都暗含着对热月路线的深刻抵制——如果不公开掀起反革命动乱，过渡到这条路线就仍然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虽然扼住了党的咽喉，但领导层还做不到不回头去看它，因为，尽管寂静无声、模糊不清，阶级力量的预警和提醒还是在党内流动着。问题讨论、思想斗争、会议和代表大会被党内的密探、电话监听和书信检查取代了，但是阶级压力也影响着这些秘密的“阴险”办法。这就是说，向左转的根源，以及转向力度如此强烈的原因都在领导层以外，后者不过是在让这转向显得考虑不周、保守落后和无法依靠。
　　领导层不承认、不了解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在事件的压力下绕着自己的轴心来回旋转，又在新的道路上堆砌新的错误，但仅仅因此就对它忍气吞声——那这就是连官僚的程度都达不到的庸人，而绝不是什么革命者。但也许真的像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其他退休的思想家们、这些懦弱的山羊们诉苦时说的那样，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的诉苦只有一个意思：革命——反正已经死了，那还不如和“人民”一起：众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на миру и смерть красна）。而我们同这些腐朽的情绪没有半点关系。
　　现在这个党虽然并不是作为一个党而存在的，但还是能默默地让领导层扭转180度。没有任何地方说过，也没有任何人证明过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党，哪怕它具备必不可少的主动性，也不能对过去走过的路进行集体检验，由此进行深度的力量重组，进而让自己得到复兴。在历史上，比共产党笨拙得多、僵化得多的机关也能一次次地发现，深刻的内部危机让它们有能力得以恢复和更新。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我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面临的问题。
　　反对派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奥库德扎瓦同志等人自负的形而上学，因为反对派的观点要以鲜活的方向斗争为前提，因而也就要求左翼反对派拿出最高的积极性。只有在政治上破产的人才会在关键时刻把责任推卸给事物的客观进程，并且在安慰的预言当中找寻出路。盲从心态和尾巴主义，要描绘堕落和蜕化时期的特点，可找不到比这两个词更好的形容了。布尔什维主义是从反对它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左翼反对派则是在延续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路线。它的责任不是溶入中派，而是要在整个体系中更加积极主动。

^[1] 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工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906-1909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11—1914年和1922—1931年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推行机会主义政策，鼓吹阶级合作和将资本主义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后世的工党多把他批评为伙同敌对党派把工党拖入深渊的叛徒。——译注

^[2] 阿拉克切耶夫制度（Аракчеевщина）是1815—1825年俄国推行的警察专制政策和军屯制度，主要发起人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在文献中，这个词经常用于负面描述，表现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帝国平民自由受到的重大限制，以及国家行政的强势特征。——译注

^[3]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1830—1909）是一位法国将领，因参与镇压巴黎公社而闻名，被称为“公社的刽子手”。——译注

^[4] “学习的根脉苦涩，但它的果实甜蜜。”（Корень учения горек, да плод его сладок.）——译注

^[5] 印度国民大会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同时麦克唐纳领导的英国工党正在执政。托洛茨基写作此文时，由甘地领导的食盐进军运动正在进行中。——译注

^[6] 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基贝尔（1878—1961）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先是担任科隆的警察局长（1922—1926），然后调往柏林（1926—1929），最后在多特蒙德（1930—1933）。策尔基贝尔对1929年暴力镇压柏林的五一示威活动负有政治责任，30余名示威者和无辜群众在警察行动中被杀，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血腥五月”（Blutmai）。——译注

^[7] 斯拉夫花体字（вязь）是一种古代的装饰性西里尔字体，字母之间相互连接，形成连续的装饰。在13世纪的南斯拉夫纪念碑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字体，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在东斯拉夫和瓦拉几亚地区也出现了这种字体，在16世纪的俄罗斯，也就是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花体字得到了重大发展，但之后逐渐废弃。典型的使用场合是中世纪的圣像画题词和书面文献写作，也作为图书的装饰手段。——译注

^[8] 萨罗夫的塞拉芬（1794—1833），本名普罗霍尔·伊西多维奇·莫什宁，是俄罗斯正教会最富盛名的圣人之一，在正教会与公教会中都受敬拜。信徒普遍将他看做19世纪诸长老中最伟大者；ѣ（ять）是一个早期西里尔字母，在1917年的俄文正字法改革中被废除。——译注

^[9] 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废除农奴制改革。——译注

^[10] 1927年，农村生产者因为担心爆发战争而限制了粮食供应，导致1928年粮食和饲料价格多次上涨、农产品价格失衡、国营商业和集市贸易中的零售价格上涨；1929年2月起，城市的面包供应过渡到票证制度。面包罢工是苏联大规模集体化的动因之一。——译注

^[11] 参见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7页。——译注

^[12] 劳役制（отработка）指1861年改革后的一种农业制度，农民为了偿付地租、债款或者欠粮，自带农具和牲畜为地主劳作。——译注

^[13] 可能指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库德扎瓦（1883—1937）或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奥库德扎瓦（1891—1937），格鲁吉亚族革命者。兄弟二人都长期参与反对派活动，并在大清洗中被枪决；他们的弟弟，沙夫拉·斯捷潘诺维奇·奥库德扎瓦也因此受牵连，于同年被枪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