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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左翼作家”
托洛斯基
（1930年之前，具体时期不详）
来源：《动力》杂志1930年第1卷第2期第18。录入者：阿芬
原编者注：我们觉得这篇文字不仅是西欧“左翼作家”的一面照妖镜；并且借来批评中国的左翼联盟亦十分洽当——自然，这些先生们比起西欧的“左翼作家”来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编者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一期纽约的报纸《新群众》，其中有几篇论文关于我的自传和马野哥夫斯基（Mayakovsky）的自杀。我并不惋惜为领教美国左翼作家的这些言论而耗费了一刻钟时间。现在在许多国家都有这一类报纸出版。人们将“拥护”苏联当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本是一件十分值得褒奖的事情，——不管这些“拥护家”先生们实行时候永远是别有作用或根据于较不高明的动机。但如果夸大了这种“拥护”的意义，那将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这一类集团包含很复杂的分子，他们一方面麇聚于资产阶级营垒，他方面又麇聚于无产阶级营垒，但他们从来不晓得他们的“明天”是怎样。大多数和平主义者只是在和平时代反对战争，同样这些左翼的苏联“拥护家”这些文氓（La bohöme）出身的苏联“朋友”，实行其使命至多也只能够到一个时期，过此时期以后人们就需要真正勇气和对革命的真正忠诚了，而这些，他们是没有的。实在说，他们怎能够有呢？他们的左倾是需要一种保护色的，所以这种左倾之主要表现就是“拥护”苏联，换一句话说即拥护一个具有实力和权威的政府。这里人们只是拥护那已经存在的，那已经获得的。实行这种拥护工作，并不需要革命家，甚至无政府派而兼保守派的人都可以做到；虽然如此，但人们还可以冒充革命家来欺骗别人，一部分并欺骗自已。这种情形，我们从巴比塞（Barbusse）及与《新群众》同类的法文报纸《世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左倾，就时间而言，主要是朝向于过去的；就空间而言，则与政治事变舞台距离之平方成正比例。这些英雄对于他们的本国，比起对于别国尤其东方国家来，永远是聪明得多和油滑得多。
这类分子之最优秀的代表者，无疑是高尔基（Maxime Goski）；他的天才和品性比起其他分子都高明得多，他曾经好多年对多数派表同情，将多数派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敌人。这并不能阻止他当无产阶级革命时候跑到革命敌人营垒方面去，而且革命胜利以后他还长久站在那个营垒。一直到他自己也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根基深厚不可动摇时候，即人们可以同这个国家调和而不至损害自己固有的保守性的世界观时候，——他才走过苏维埃国家方面来。
何等滑稽的事情！高尔基当列宁主义最伟大的创造时期拚命攻击列宁，而现在则与史大林妥协并亲善了。高尔基尚且如此，其他那些小高尔基，更可不言而喻。
这些资产阶级文氓的左翼分子之本性，只是在革命已经成功并表现根基深固以后，才能够拥护革命的。他们拥护革命的“过去”，同时又以保守性的仇恨对待一切为革命的“将来”开辟道路的人。人们只能够拿革命的方法去准备“将来”，但这种方法是这些保守派文氓所反对的，好像一九一七年前夜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和口号遭受他们仇视一样。这些先生们，可见是忠实于他们自己并忠实于产生并豢养他们的那些社会条件的。还有一层，这些“新群众”（！）形式上无论如何站在左翼，但事实上其保守性是一天比一天加增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依靠在十月革命之上——不是！——而是依靠在一个政府“机关”之上，且不管这个政府之主义和政策如何。他们拥护过列宁和托洛斯基（但非全数），随后又拥护过季诺维埃夫布哈林赖可夫，现在则拥护史大林。明天呢？他们必须等到“将来”变成“过去”以后，才能答复这个问题。他们每次接受新改的政治路线，好像爱国官吏每次接受新改的制服样式一样，——文氓中本来也包含有一些操持大权的官吏。这是苏维埃政府的倖臣，而非无产阶级的战士。
在偶然的情况之下，工人政府也可以需要这类分子，——虽然我总认为近视的不肖门徒们过于夸大了这类分子的作用，好像他们过于夸大斐塞尔（Purcell）的“拥护”和〔的〕“友谊”一样。至于这类分子本身，则我还是无条件认为他们充当苏维埃政府的倖臣，究竟比较充当煤油大王或“Intelligence Service”的倖臣还好些。但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使这类无希望而动摇的分子与自己行伍混杂起来，则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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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以“家庭的朋友”资格来干涉共产主义内部问题时候，他们精神上的轻薄性又带上了一重无耻的甚至令人恶心的形式。我收到的一期《新群众》就是一个新证据。（文氓的报纸用《新群众》为名，也是一件奇怪事情）。你试看，这些先生们认为我的自传是供给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而《新群众》《世界》及其他同类刊物则似乎是供给无产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这种胡说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各国的巴比塞派本来是麇聚在几个对敌阶级之界线上的，因此他们容易错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各自立场。他们的判断是很简单的。左派反对派工作既然是严格批评苏联的国内政策和第三国际的世界政策，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既然含恶意的企图利用这种批评，问题于是自然而然的解决了：根据这个事实，倖臣们就是站在革命的营垒，而我们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站在革命敌人的营垒。这里，文氓的无聊和虚伪就达到古代滑稽戏所扮演的那样明显程度。
资产阶级如果不企图利用革命营垒内部纠纷，那将是很愚蠢的。但难道是我的自传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吗？
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埃夫和苏维埃政府主席之一嘉门湼夫〔加米涅夫〕两人被开除出党这件事情，难道不是给资产阶级的一件礼物吗？托洛斯基的放逐及出国难道不给世界资产阶级报纸一个最好的宣传机会来反对十月革命吗？政府领袖赖可夫和第三国际领袖布哈林两人赞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宣言，难道不给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利用去吗？这些世人所共知的事实，比起托洛斯基之理论分析和历史解释，对于资产阶级更有用得多。但无政府派兼保守派的文氓，对此又怎样呢？他们将以上那些经过官僚关防盖印的事实，都看作是确定无疑的。他们的账目是每天重新算起的。对于史大林政制之批评，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这并非因为史大林主义不错，而是因为史大林派现在掌握着政权。我再说―遍：这是苏维埃制度的倖臣，而不是革命家。
因为在革命家看来，解决问题必须根据阶级的路线，思想的底基，理论的立场，历史的前途，每个政党在斗争中所用的政治方法。如果人们像我们所估量的一样，像我们根据最近六年来世界经验所证明的一样，认为史大林派小组织削弱了十月革命，葬送了中国革命，准备了印度革命的失败并腐蚀了第三国际，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而且仅仅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的政策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了。资产阶级摭拾我们正确的和不可免的批评之唾余吗？自然。但这是否就改变了主要的历史问题之要点呢？革命的思想难道不是在反动派时时刻刻想利用的那种激烈的内部斗争中更加向前发展吗？我附带还指出一点，即一切资产阶级报纸从《新群众》起至奥国派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新闻》止，在其对于左派反对派斗争之政治估量上，都是站在史大林中派一边，而无可限量的更接近于中派而离远左派反对派。——这是他们所从来不隐瞒的。
由此可见，除开别的不说，革命的这些“朋友”和“拥护家”是无耻的遮掩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对中派和左派反对派斗争之真实态度的。造谣本是倖臣们之惯技。在《新群众》上一篇关于马野哥夫斯基的论文提到拉可夫斯基（Racovsky）名字。我读了十几行，虽然我已习见他们的技俩，但也使我吃惊不小：人们叙述马野哥夫斯基怎样“厌恶战争”，（“厌恶战争”是何等卑贱的辞句，竟用来表示革命家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反之拉可夫斯基怎样在齐美瓦（Zimmervald）“捏着拳头去打”列宁和季诺维埃夫（因为他们的革命斗争）。这里提到拉可夫斯基，是没有一点理由的，除非为故意造出这个谣言。而这是要造谣的，因为拉可夫斯基正被充军，而他的充军必须拿种种理由证明是毫无冤枉。于此可见倖臣们怎样变成了可鄙的奴才。他们既然提到拉可夫斯基与战争问题，竟造出这么一个愚蠢谣言，而不肯叙说：拉可夫斯基以何等的革命勇气于报纸谣言和警察压迫之下拚命反对战争；就因为他这种奋斗，他才被罗马尼亚的寡头政治监禁于耶西（Jassy），直至俄国革命军队到来才使他避免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所走的命运。
现在不必从下说了。如果十月革命要依赖这些未来倖臣，则永远不会实现。如果十月革命未来命运要依赖他们，则也注定要破产。无产阶级惟有拿正确的政策，才能保障苏联的未来命运并替世界革命开辟道路。这个政策应该确定下来，应该从理论上锻炼起来，应该用种种力量去拥护，以反对一切，如不可免还要反对那建立在（或降落在）十月革命背上的“高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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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