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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停止政治活动问题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8年12月16日）
说明：1928年12月16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权代表从莫斯科来到托洛茨基住处，向他提出最后通牒：中止领导反对派工作。托洛茨基就此致函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今天，12月16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全权代表沃伦斯基以该委员会的名义用口头形式向我提出了以下最后通牒：
“……您在国内的志同道合者的工作——这差不多是他的原话的逐字记录——近来具有了反革命的性质；在阿拉木图提供给您的条件使您完全有可能领导这一工作；为此，局务委员会决定要求您绝对保证停止您的活动，否则局务委员会将不得不被迫改变您的生存条件，即让您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同时也将提出改换您的居住地点的问题。”
我向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声明，只有收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书面最后通牒，我才能提交书面答复作为回应。我之所以拒绝口头答复，是因为根据以往的所有经验深知，我的话会再次被恶意曲［疑为“歪曲”，漏字了——录入者注］以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者。但是，不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此事中不起独立作用，而只不过是从技术上执行斯大林派原先的，我早已知道的决定而已）今后将如何动作，我还是认为有必要将以下情况告知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向我提出的放弃政治活动的要求，意味着要我摈弃我不间断地进行了32年，也即在我生命中全部有意识的年代进行的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企图把这种活动说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是这样一些人，即我向国际无产阶级提出指控的人，他们破坏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本原理，损害世界革命的历史性利益，背离十月革命的传统和遗训，无意识但因而更危险地为热月作准备。[……]
理论思考和政治经验都证明，历史停顿、历史衰退时期，也即反动时期，不仅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可能出现，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会发生。在苏联，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势力日益增强，从而在为热月政变扫清道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了6年。这种反动活动在党内最明显和最完整的表现，就是对左翼的野蛮迫害和有组织的打击。在自己最后对抗公开的热月分子的尝试中，斯大林派是依靠反对派思想的“碎片”和“残余”而生活的。他们毫无创造能力。同左派作斗争使他们丧失了全部稳定性。他们的实际政策没有一个中心点，是虚妄的，矛盾百出的，不可靠的。吵吵嚷嚷的反右倾危险的运动，有四分之三是故作姿态，首先是为了对群众掩盖这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真正毁灭性的战争。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孟什维主义同样都把这场战争神圣化：这些裁决者早就承认“历史的正确性”在斯大林一边。
如果不是这种适应于官僚和市侩们的盲目、胆怯而拙劣的政策，劳动群众的境况在专政的第12年应当安适顺遂得不知多少；军事防御能力也会强大可靠得多；共产国际也会站在完全另一个高度，而不必在背叛原则和出卖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面前一步步后退。
貌似强大的机关反动势力的无可救药的弱点在于，他们无法控制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执行敌对阶级的意愿。对于脱离革命而又破坏革命的派别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了。
目前看起来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却拥有巨大的历史力量，这是因为他们把手搭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脉搏之上，清楚地看到阶级力量的变动，洞察明天的形势，并自觉地为之作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放弃为明天的日子作准备。
以改变我的生存条件和使我与政治活动隔绝相威胁，听起来似乎我并没有被放逐到距莫斯科4000公里以外，离开铁路线250公里的地方，这里离中国荒漠省份的边界也不过相距这样远近，而且凶狠的疟疾同麻风和鼠疫一起肆意横行。听起来似乎斯大林帮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他们直接管辖的机关）还没有竭尽其全力来将我不仅同政治生活，而且同所有别的其他生活隔绝开来。莫斯科的报纸到达这里约需10天至1个月或更长。给我的信件能够寄达是少有的例外，而且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了1个月、2个月和3个月之后。从国内战争时期就跟随着我的两名身边工作人员，谢尔穆克斯同志和波兹南斯基同志，自愿陪我到流放地，但一到达他们就被逮捕，和刑事犯一起被关进地牢，然后发配去了北方的边远角落。我的女儿被你们开除出党，剥夺了工作，她病重垂危期间从莫斯科医院寄给我的信走了73天，以至于我的回信未能在她生前寄到。第二个女儿也被你们开除出党和剥夺了工作，她得了重病后别人从莫斯科写给我的信于1个月以前寄到，是发信后的第43天。询问健康状况的电报常常无法收到。目前处于这种境况以及处境更差的，有成千上万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们对于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功劳大大高于关押他们和放逐他们的那些人。
狭隘的斯大林派别在策划新的、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时，总是试图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诬陷反对派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有某种联系。而列宁在遗嘱中说到斯大林粗暴，不忠顺（不诚挚）时，他的这类品质还没展现出百分之一。现今的领导人在小圈子里说：“这是为了群众所必须做的。”有时还更加厚颜无耻地说：“这是为傻瓜们做的。”我的一名身边的工作人员，整个国内战争年代一直主管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的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遭逮捕后被关押在闻所未闻的条件下，硬要这个一身清白、诚实谦逊、无可指责的党员承认显然虚构的，伪造的，按热月精神捏造的人为指控。布托夫以英勇的绝食作为回答，绝食持续了近50天，直至今年9月在狱中身亡。对于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忠于十月革命的精神而施加暴行、殴打、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就是许多人所处的条件，而这种条件，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的话来说，至今也未能“妨碍”反对派的，也包括我的政治活动。
说要改变我的这些条件使我进一步与世隔绝，这种可悲的威胁无非是说斯大林派决定用监禁代替流放。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决定对我并不新鲜。这种决定早在1924年即已预先作出，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过渡状态逐渐实现，以便使被压制和受蒙骗的党慢慢地习惯于斯大林的方法，而通过这类方法粗暴的不忠顺如今已经发展到中毒很深的官僚的厚颜无耻的地步。
在我们递交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我们批驳了对我们的诽谤（这种诽谤只能使它们的炮制者名誉扫地），再次重申我们愿意采用党内民主的所有手段（没有这种民主手段，党就会窒息、僵化、分崩离析）在党的范围内为实现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而不懈努力。我们再次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准备用言论和行动帮助党的无产阶级核心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在不造成震荡和灾难的条件下改进政策方针、健全党和苏维埃政权。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条道路上。对于说我们进行宗派活动的指责，我们回答说，要消除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如下办法，即取消言而无信地加在我们身上的“第58条”，并作为不背叛自己旗帜的革命战士，而不是作为检讨悔过的令人置疑的罪人，恢复我们的党籍。而且，似乎预见到今天提交的最后通牒，我们在“声明”中写道（逐字重复）：
“只有彻底蜕化的官吏才会要求革命者放弃这一切（放弃政治活动，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服务）。只有可鄙的叛徒才会作出这类保证。”
对这段文字中我不能作任何改动。我再次把这些话告知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承担全部责任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于我们所捍卫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的最终胜利如此满怀信心。［这段话在手稿中被删去。］
人各有志。你们想今后仍然奉行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力量的训示。我们清楚自己的责任。我们将彻底履行自己的责任。
[1928年12月16日以后]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3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