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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斯米尔诺夫[1]
（1928年2月）
亲爱的伊万·尼基季奇！
今天收到了您的明信片，并当即给您发去一封电报。您的信是我来这里后收到的第一封信。不知道是邮局特别关照您这原邮电人民委员呢，还是别的原因……我一到这里，便马上给您写了一张明信片，寄到桑格祖雷去了。也给其他我知道地址的所有隐士去了信，但是尚无回音，此地邮路通常很慢，而且现在正值冰封雪锁的2月。拉科夫斯基[2]、卡斯帕罗娃[3]、索斯诺夫斯基[4]和穆拉洛夫[5]都有回电。他们已定居下来，精力充沛，都在工作：索斯诺夫斯基和穆拉洛夫在计划部门工作，至于拉科夫斯基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收到谢列布里亚科夫[6]从谢米帕拉金斯克发来的电报，他是否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拉狄克[7]处也没有答复——“因为没有指明地址”：他显然还没发回电，也许他也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
您邀请我去诺沃巴雅塞特，这真是太诱人了，不过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到这里来的旅途已搞得人疲惫不堪，此外，护送人员竟然在路上弄丢了两只行李箱，其中一只装的是我最需要的、极有价值的书……从这封信的写法上看，您可能以为我把秘书也带来了。但完全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诚然，打字机我是带着的，但是打字的事务却不得不从头开始张罗。
这里既可以打猎，也可以钓鱼，所以我才能婉谢您的盛情相邀。我们在这里已住了三周，但我还没去打过猎。原因很多，主要大概是风尘仆仆之后一直在发烧。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莲娜不得不大操其心，因为我们至今尚未安顿住宅，暂时住在一家果戈理时代的宾馆里。
您当然已经读过两位火枪手[8]写给编辑部的信了。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卑微无用的文件。现在才知道，原来“反潮流”派离布尔什维主义更远。离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更远呢？是两位倒霉的火枪手昨天还在鼓吹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他们曾经抨击过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点他们闭口不谈，不过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份阿谀奉承、谎言连篇、淫欲横流、溜须拍马的文件，其基础正是对所争论问题的本质避而不谈。
国际形势和国际革命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常常产生许多新的、重大的情况。《真理报》说得对：“1923年失败后产生的冷漠和压抑情绪，使德国资本巩固了自己的阵地，不过这样的情绪已经过去”（1928年1月28日）。1923年末变得冷漠和压抑的论点，现在每走一步都会有人重复。可是，那些对1923年失败的含义和作用并不理解的人，当时却指责早在1923年末就预言必然会产生某种“冷漠和压抑”情绪的人是取消主义。不理解这种情绪具有国际性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我们的内政。1923年的失败，在英国不如在欧洲大陆反应强烈，那里在1926年才卷起新高涨的浪潮，但又在自己的失败中中断了。1923年失败，影响最深的大概是德国本土，或许还有我国。《真理报》说得对，它说，冷漠和压抑在德国
已开始过去。遗憾的是我手上没有德国期刊，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外国报刊。但是，目前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外国报刊，因为国际问题正被层出不穷的各种事件提到我们面前……
从这些新发生的事件来看，把有争议的老问题在心里逐一回顾一番是大有裨益的。1923年失败后，我们评价欧洲内部局势是同美国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的。现在有一种十分偏执的观点，认为研究欧洲的命运无须考虑美国的作用。这犹如开账单却不找老板。欧洲的所谓“正常化”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社会民主党，产生了美国民主和平主义的新宗教（现在已经咽气了）。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先锋队预见到了冷漠、压抑、“美国作风”及和平主义所有这些情绪，就是说，如果他们并不听信这种预见是取消主义，那么，他们本来会比现在强大得多。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马斯洛夫[9]——鲁特[10]的领导错误，就是从这种错误中衍生出来的。人们以为阶梯总是往上而不会往下，于是在该下脚处提起脚来：这样就必然要碰破鼻子。根据《真理报》的估计，德国新高涨浪潮的下降期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巩固期持续了4年。直到现在，这个时期才“开始过去”，而我们却不认为时间有这么长……诚然，由于对时代估计不确，采取的战略方针错误，这个时间是延长了……
美国现在成了欧洲的主人，其地位比起我们4年前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要高得多。不过，美国这个锅炉本身，已积存了太多的蒸汽。当然，美国的财力以及托拉斯组织，是可能以空前的规模（对资本主义来说）进行“计划”和“调整”的。这可以减轻或延缓局部的危机，从而将矛盾积累起来。显然，在美国，事情已发展到接近爆发总的工业贸易危机，而且完全就是经济危机了。预言这场危机会有多么深重、尖锐和长久还不容易。但预言美国将要靠欧洲，而这意味着首先靠英国来理顺自己的路线，却也并非难事。英美之间的对抗，现在已从它们那略加装饰的“合作”外表下暴露出来。这一对抗，在近期内即将成为世界政治的轴心。对欧洲来说，这就意味着一切，唯独不表明“民主的和平主义”。目前的全部任务，就是对这一整个过程，特别是对它的每个阶段依次作出正确的估计。近年内，国际因素将主宰一切。
印度似乎正在酝酿一些重大事件。不过我得承认，我对印度知之甚少，甚至远不如中国的了解。我现在主要在研究中国。倒霉的是有关印度的书籍都装在那只遗失的箱子里了[11]。我现在正在想办法从莫斯科再弄一包来。很遗憾，现在办这些事非常麻烦，尤其是要花费许多时间。
据我了解，您寄到这里的邮件是经巴库——克拉斯诺沃茨克中转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同您就成了近邻，比同莫斯科还要近。不过这一切还得经过检验。
（1928年2月的第2周）
[1] 伊·尼·斯米尔诺夫（1881——1936），布尔什维克，1920年起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邮电委员。反对派。1927年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9年悔过，但无济于事。死于大清洗时期。致斯米尔诺夫的信是托洛茨基在流放中写的第一封信。
[2] 拉科夫斯基（1873——1941），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时期巴尔干革命者领导人之一。国内战争年代任乌克兰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领导人（1919——1923），任任外交工作。1925年至1927年任苏联驻法国大使。最初是左派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7年作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并流放。1934年悔过。但在莫斯科审判中作为被告受审。判处二十年徒刑，死于监禁中。
[3] 卡斯帕罗娃，反对派成员，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而被流放。1928年1月，她同其他人一起，在反对派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宣言上签名。
[4] Л·索斯诺夫斯基（1886——1937），布尔什维克记者，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几个月曾积极参加粉碎和在政治上消灭苏联社会主义反对派（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各党派）的行动。1928年作为反对派被流放巴尔瑙尔。死于大清洗时期。
[5]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1877——1937），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1920年成为反对派，托派。1927年因“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被枪决。
[6] Л·谢列布里亚科夫（1890——1937），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0年在党的书记处工作。1920年历任国家各种职务。系反对派。为“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0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悔过，1937年被枪决。
[7] 卡·拉狄克（1885——1939），波兰——德国——俄国革命者，1920年3月任共产国际书记，其首要任务是负责在德国和中国的革命活动。1923年走上反对派道路，尤其在德国革命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德国革命被斯大林“断送：了。大约在此之后拉狄克便开始失去权力，被解除了各种职务，1927年12月，根据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他和其他反对派一同被开除出联共（布），并被遣往伊希姆。1929年拉狄克承认在其的反对派活动是错误的。但在大清洗年代仍未幸免于难。
[8] 托洛茨基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称作“两个火枪手”。1927年12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他们署名的一封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宣布与托洛茨基脱离关系，并指出，同他分道扬镳首先是由于建立第二个党的问题。
[9] 阿·马斯洛夫（1891——1941），1924年后为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委员会之一。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曾支持苏联的“联合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列宁联盟”的奠基人，1930年前曾同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合作。
[10] 鲁特·费希尔（1895——1961），除年龄有别外，命运与马斯洛夫相同：曾为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从事反对派活动于1927年被开除出党。同马斯洛夫和乌尔班斯创立“列宁同盟”。
[11] 关于遗失的书籍可以参见其他信件，如《致志同道合者们》。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 唐伯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