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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二）
即《反提纲（二）》
（1927年11月17日发表）
说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发表这个提纲时所加的标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编者注
必须先提出的一点意见
在党的正常发展条件下，党内少数人的提纲和一般任何文件都要在正式展开党代表大会前夕的争论以前予以公布。而争论的进行则应先于决定或预定出席党代表大代表的党内选举。不用说，进行争论的条件应当是：保证党内群众能够全面讨论所争论的问题。可是，任何一个这样的条件都丝毫没有被遵守：
1．支部的改选，出席区代表会议和县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出席区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是在争论之前或没有争论的情况下进行完毕或者正在进行的。
2．这样，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预先就遏制了党内各种意见斗争的影响。争论必然是徒有虚名。它不可能对党代表大会有任何影响。这就是说，党员群众获得的不是立法作用，而是咨询作用。
3．但是，就是这样的争论也被置于这样的境地：把徒有虚名的争论弄得特别尖锐（会议上的谩骂、吹口哨和破坏等等），同时把争论的积极意义即教育意义缩小到最低限度。在提纲问题上也是完全如此。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是在今年10月25日公布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被禁止提出和中央委员会的提纲相对立的提纲，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还拒绝了我们如下的建议：至少把我们政纲中涉及到中央委员会提纲也谈到的那些问题的有关部分作为反提纲公布出来。结果，反对派的反提纲在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三星期才加以公布，就是说在全国都已召开过基层党代表会议后才加以公布。而在苏联的边远地区，直到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动身以后才公布了反对派的反提纲。这个事实最明显、最清楚地说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纯粹是按机关作风进行准备工作的。
但是，无论准备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方法如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赤裸裸的组织手段战胜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事。正确的政治路线始终都在排除一切障碍，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我们少数派被剥夺了影响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代表成分和大会未来决议的可能（这是和我们党的章程和传统相抵触的），因而我们向全党舆论、首先是向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舆论提出我们的提纲。
一 中央委员会提纲的主要缺点
每一个工人党员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五年经济计划问题的提纲所期望的，完全不是李可夫同志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提纲中的东西。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担心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失业的情况今后会怎样；难道前面就没有一线光明吗？现有“五年计划”方案的数字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关于这些五年计划又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对这种问题没有作任何回答。
每一个共产党员还对自己提出另一个同样重要而且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最近几年内商品荒的情况将会怎样？今年年初，米高扬、李可夫和布哈林等同志在和反对派进行争论时，就绝对肯定地说，商品荒很快就会缓和。最近几年内工人和农民在这方面将会碰到怎样的情况呢？商品荒仅仅在米高扬和布哈林等同志的话里“消失掉”呢，还是商品的供应真正开始满足需求呢？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现有的三种五年计划草案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关于这几个五年计划方案说了些什么？在这五年内商品荒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指示中也没有作出任何的答案。
在其他许多迫切的问题上也完全一样，这些问题是：粮食价格的确实开始增长，粮食征购工作的困难，出口的缩减，卢布的购买力受到的威胁，等等。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谈到必须“增加工人的居住面积”，但没有指出多大的面积。10月份对住宅建筑追加的五千万卢布投资，较之住宅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不发表告示，随着经济的普遍发展而应增加的拨款也不会比这部分资金少多少。
提纲中一般地谈到必须反对酗酒，但丝毫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从本预算年度和以后的预算年度内缩减白酒项目的收入，并相应缩小酿酒工业的生产计划。实际上，各个年度的和五年的经济计划都完全是以按人口平均的白酒消费量的增加为基础的。
总之，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的第一个主要缺点在于：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面前没有对任何一个现有的五年计划草案负责，没有对这些五年计划草案所依据的基本思想说一句话；它也没有作出任何指示，说明计划草案应向哪方面修改。同时，在中央委员（李可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古比雪夫、米高扬等）指导下制订出来的、迄今已经发表的各部门的五年计划草案，都同中央委员会在党代表大会开幕前提出的提纲的良好愿望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如果各主管部门准备的五年计划新草案意外地成了“超工业化”的草案，而且象某些其他意外的纪念“礼品”一样跟今天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多大根据，没有多大现实性，那是不足为奇的。
整个提纲是对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各种问题的含糊不清的愿望的堆砌，完全没有给党和工人阶级指出能不能够和用什么方法真正实现这些愿望。领导整个国家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有可能，就其作用来说也有责任作出能为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所了解、不容许经济机关作任何曲解的明确具体的指示，因此指示提纲的模糊不清和不肯定的缺点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这种模糊不清和不肯定的缺点决不是偶然的。目的在于掩盖其经常左右摇摆，丧失拟定和捍卫无产阶级政策以反抗小资产阶级压力的能力以及作为必然后果的堕落（即对非无产阶级的压力节节让步〕等行为。
二 苏联的经济计划和阶级斗争
提纲的第二个缺点在于起草人忘记了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在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现阶段上，每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问题，尤其是整个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向那些本来就已经顺利地发财致富的人提出“发财吧”的口号，乃是轻而易举的。这个口号永远会受到城乡新资产阶级代表们的拥护，而且会被他们百分之百地加以实现。最后（延迟了两年多）中央委员会在“宣言”和提纲中都宣布了排挤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认真看待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它要求改变整个政策，重新配置力量，使所有的国家机关有新的方针。关于这一点必须说得很明确。要知道，无论富农或者贫农都没有忘记，中央委员会两年来所捍卫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纲起草人所以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方针，是以为改变政策似乎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些阶级的猛烈反抗和动员另一些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
近几年来，富农越来越厉害地对农村中的贫农和城市中的国家政权施加压力，并迫使国家政权改变它的经济计划和核算。
富农、私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国家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接合，乃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确凿无疑的、因而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萌芽。
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为了认真地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特别是为了认真地使富农交纳附加税，首先必须揭露富农，其次必须查清富农所隐瞒的不断增加的收入。
没有贫雇农本身的积极性，就不可能用适当的办法使贫雇农免除富农的剥削。但是，要想使贫雇农能够说出自己的话并且真正帮助压制富农，就必须使贫雇农不再害怕富农。必须使贫雇农在最后不至于说：我揭露了富农，苏维埃政权却拋弃了我；我又和富农面对面了，现在没有人怜悯我，我已经无路可走，到处都是失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认真组织贫农向富农作阶级斗争。谁不坚决参加这种斗争，不考虑斗争的后果，不制订斗争的计划，他只会徒然地提出“压制富农”的口号。结果只不过是煽动性的空话而已。
城市内压制耐普曼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近几年来，在城市中耐普曼的卢布显然对工人的戈比施加了压力。它在住宅问题上、在国家机关里、在市场上、在学校里、在剧院里以及在其他地方也都施加了压力。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仅仅向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税收人员发布新的指令是不够的。只有愚蠢的官僚主义者才会认为，全部问题仅在于此。如果不在城市里激发工人的积极性，不在苏维埃中恢复工人民主制，不使一切苏维埃机关对工人选民负起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责任，那么压制耐普曼是不可能的。对于工会，首先是对于党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不解决这些最重大的阶级斗争问题，就不能执行稍为令人满意的经济五年计划。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对这些问题却只字不提。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由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切阵地上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即由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一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新资产阶级平分秋色的斗争来解决。在我们这个小农和最小农以及一般小业主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内，最重要的过程有时是分散和隐蔽地进行的，以便后来一下子“突然”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的自发性首先表现在农村的分化和私商的滋长上。农村的上层分子以及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国家经济机关的各种环节越来越密切地交错在一起。国家经济机关往往帮助新资产阶级用统计数字的迷雾来掩饰他们为增加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进行的得心应手的斗争。
国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的商业机关，占去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大大超过总产值的十分之一。而且，私人资本在商业流转额中近几年已大大超过了五分之一，其绝对数字超了每年五十亿。大量消费者所必需的产品，迄今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从私商手中获得的。这里是私商获取利润和积累的主要来源。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所谓农业各部门间、各地区间和各种季节间的“差价”，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的差价（走私），都是暴利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正在进行高利贷盘剥，并利用国家公债发财致富。
私商的作用在工业方面也很大。即使私商的作用最近相对地说来有所下降，但绝对地说来却是上升的。注册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每年的产值是四亿。小手工业的产值是十八亿。同时，非国营工业的产值超过工业品总产值的五分之一，约为广大市场商品量的百分之四十。这种工业大都同私人资本有某种联系。商业资本和手工业企业资本采取各种各样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剥削广大手工业者，这些剥削方式是新资产阶级进行积累的非常重要的、问时又是日益增大的源泉。国家机关的影响正在增加，可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病态也在随着滋长。乡村中资本主义的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以及城市中资本主义的绝对增长，使得我国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自觉性也在增长。这些分子甚至企图（并且常常不无成效地）使一部分同他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有接触的共产党员堕落。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助长党内右倾分子和国内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资产阶级分子的互相结合。
中央委员会在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继续攻击反对派，即攻击这样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近年来坚决主张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也就是坚决主张把国民收入实行适当的再分配，他们认为不这样（再分配）就不能更快地实行工业化、减少失业和消除商品荒。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有清醒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压制党内始终坚持这种行动纲领以反对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的那一翼。恰恰相反，日益增长的富农和耐普曼正在推动现在的党领导去迫害反对派。他们通过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里的官僚们对党施加压力。“第三种势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急不可耐地希望粉碎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便实现其经济纲领：解放富农和耐普曼，并通过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来和外国资本结合，等等。
为了正确地分配国民收入，以保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急剧地改变总的政策方针。
三 官方的乐观主义是对敌人的帮助
提纲对阶级力量对比的总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它近几年来一贯粉饰真相。提纲中说：
“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配置的观点来看，我们所进入的时期的特点是：虽然城乡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相对说来有所下降，绝对说来还可能有所增长，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有了增强，无产阶级和广大贫农和中农的联盟更加巩固。”
这种对情况的“祝词式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这种估计是靠缩小危险而作出的，因而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麻痹无产阶级的警觉性。
工人党员在读过上面引用的中央委员会提纲中的几行字以后，一定会惊奇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力量“相对说来有所下降”，而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增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改变方针，就是说为什么还要提出压制资产阶级各阶层而且要加紧压制这样的新口号呢？事情不是恰恰相反吗？就是说，不是正因为富农的力量和富农对无产阶级的压力都有了增加才不得不压制富农（现在仍停留在口头上）吗？
事情完全不是中央委员会指示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
第一、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十分错误地把城市的资本主义和农村的资本主义看成一样，肯定说农村资本主义也仅仅是绝对地说来有所发展。事实上，农村资本主义无论是绝对地说来或是相对地说来都有所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迅速，以至于苏维埃国家和国营工业对富农的原料资源和出口资源的依赖与日俱增。
第二、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成分对无产阶级压力的增长，决不会在经济统计的精确算术方面有所改变。支持生机勃勃的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足以使国内的一切资产阶级分子感到自己有力量，何况他们还感到在背后有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大后援。
第三、必须估计到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力量。世界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加紧进攻使国内的资产阶级更加大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政策引起的我国对外（中国等等）的一系列失败，使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国内外敌人总力量的对比更加恶化。显然，国内的资产阶级不象世界的资产阶级那样大胆、公开和无耻地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施加压力。但是，这两种压力是互相联系，同时并行的。
由此可见，非无产阶级力量对工人阶级的压力由于中央委员会政策的错误而加剧，它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是，承认这一点对于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派来说就等于承认：在苏联内部发展问题上同反对派进行的一切争论中，反对派都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为了挡住反对派处处都有生活事实作为根据的批评，便从反对派的纲领中抄袭了压制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请把反对派的纲领同“宣言”比较一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打算掩盖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破产，但却彻底陷入混乱。每个工人都明白，在政策上这样急剧转变（现在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承认了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的力量有所加强的事实。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则绝望地企图解释说，“加紧”压制富农和耐普曼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和无产阶级比较之下富农和耐普曼“削弱了”。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对同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麻痹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和警惕性，因而破坏了对新“转变”的信任，暴露了这种“转变”只是政客的迂回手段。
现在的制度企图取消列宁在世时就存在的工人民主制，甚至在这种制度下，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进攻也开始激发了工人阶级最先进阶层的积极性。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在10月17日游行示威时对反对派表示了同情，这证明了他们已感到，他们的阶级统治由此受到真正的威胁。正是应当从这里找到摆脱面临的政治困难的途径。
四 “本来的情况”
最后，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另一个缺点在于：它完全没有说明目前的经济状况。如果不对近两年内经济领导工作的总结作出评价，不估计到这种领导工作的错误，就不可能作出在经济上有根据的经济计划。
1927年7月全会的决议写道：
“……从初步的材料来看，本年度一般的经济总结是好的，今年经济活动的开展总的说来是没有危机的，同时证明了有计划领导我国经济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这种说法已被生活中的事实所推翻。
去年，官方报纸一致肯定说：国内的商品荒即使没有彻底根除，那么至少是大大缓和了。其所以霈要这种商品荒消除的理论，是为了反驳反对派关于工业落后于居民和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论点。
事实上，商品荒并没有丝毫缓和下来，在1926—1927经济年度上半年市场上所以出现表面稳定的现象，是因为采取了人为地削减需要的措施。结果，商品荒在下半年就又充分表现出来。
商品荒最明显的表现是：城市里有排队现象，而农村里工业品的供应十分不足。官方的乐观主义者宣布的商业人民委员部对市场自发势力取得的胜利已经完全告吹。
1925—1926年度，国家和合作社收购的粮食是五亿八千四百四十万普特。另外，私商和小贩收购的粮食约为三亿普特。1926—1927年度，这些收购者从市场上所收购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些。
尽管1927—1928年度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市场上的情况从9月底就已开始显著恶化。收购量正在下降，最近一个时期的收购量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如果注意到私商和小贩的收购比去年少得多，那么，收购差额的百分比就更大。粮食收购总量的下降，一方面是城乡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直接证明，另方面也是对我们有威胁的新困难的来源。出口计划遭到失败，从而进口计划也遭到失败，也就是说，工业化因而速度减低，这就是这种状况的明显后果（1926—1927年度第四季度的粮食出口量仅占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三）。此外，收购价格和消费价格之间也有空前的悬殊。
“1927年，消费者每买一普特黑麦粉要比收购者在农民那里买一普特黑麦多付出一卢布十四戈比。小麦的差价达二卢布五十七戈比。这种差价比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多。”
[1]
官方公布的、因而大家都熟悉的数字（下面我们只用这种材料）说明了如下的资金周转状况。
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在整个1926—1927年度内要发行一亿五千万卢布的纸币。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发行了三亿二千八百万卢布的纸币，而第四季度的发行额不是计划规定的七千五百万卢布，其实是两亿卢布。
在我国商业信贷的发展方面，情况也有了显著的恶化。信贷系统的财源（债券发行和活期存款）在1925—1926年度比上年度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而在1926—1927年度就更加糟糕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预定要使存款额在1926—1927年度增加两亿五千万卢布，实际增加额却同这个数字相差很远，这就引起了信贷紧张、信贷计划无法完成以及各个经济部门信贷工作紊乱。
近几年的预算是不合实际的，实际上是有亏空的。1925—1926年度预算的实际赤字约为两亿卢布。1926—1927年度预算的初步结算表明，铁路运输方面有很大亏空，不得不从银行借款一亿卢布左右来弥补运输方面的预算赤字。这种情况就是第三季度滥发纸币的原因之一。1926—1927年度的预算过分庞大，引起了间接税、铁路运费和其他税收的提高，这样，按照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计算，就使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五。
党关于必须收入超过支出，以在1925—1926年度和1926—1927年度分别筹足一亿一千八百万卢布和一亿卢布预算准备金的指令，根本没有实现。
反对派已经看到，尽管收成很好，困难仍有可能增大。
“
从实际上说，丰收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意味着
要把更大数量的粮食私酿白酒并增加城市排队争购的现象。
从政治上说，丰收就将意味着
农民反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
[2]
斯大林同志说：
“看来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我国工业化必须经过某种所谓‘歉收’来实现。”
[3]
所有这些在经济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和过失，引起了商品－货币市场的紊乱，严重地削弱了纸币的信誉。农民对黄金的需求有了增长，农村把纸币脱手的现象已很普遍。由于农民不能用纸币换到商品，因而他们少卖自己的产品，结果使粮食和原料采购量下降，价格上涨，出口缩减，全部经济陷于紊乱。
在估计我们的经济状况和编制五年经济计划时能不能撇开这些事实？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事实太明显地暴露了中央近两年来的政策，便向党掩盖这些事实，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就是在党的面前公然犯罪。
五 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和商品荒
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谋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的生产。这是衡量我们成绩的基本历史标准。业经公布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在这方面所描绘的情况如何呢？
目前水平还很低的工业品个人平均消费量，五年内总共只增加百分之十二。1931年棉织品的消费量将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七，仅为美国1923年的五分之一；煤的消费量将为德国1926年的七分之一，将为美国1923年的十七分之一；铣铁的消费量将为德国1926年的四分之一弱，将为美国1923年的百分之八点七弱；电力的生产将为德国1926年的三分之一，为美国1923年的七分之一；纸张的消费量到五年计划末将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三。已经公布的比较“乐观”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五年计划本质上没有改变上述的对比关系，例如，1931—1932年度棉织品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仅为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八。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十五年居然完全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提出这种缩手缩脚、悲观透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这种按人口计算的消费指标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商品荒则不断加剧。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计算1930—1931年度商品赤字约为四亿卢布。然而这个数字是错误地缩小了的。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算1930—1931年度商品赤字为十五亿卢布，而商业人民委员部计算为十二亿卢布。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迁就上面的“乐观”要求而编制的最新方案尽量人为地缩小商品赤字，但也不能使之少于八亿卢布。比例失调的现象这样便加剧起来，预先就肯定失去一切降低价格的希望。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意图，应当通过增加目前工人房租一倍半即大约每年四亿卢布的办法来消灭比例失调的现象。由于富裕居民有过剩的购买力，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们，包括共产党的官员们就企图削减工人的实际工资来纠正这种情况。难以相信，这种达到市场平衡的方法是由工人国家的负责机关提出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商品赤字不是四亿卢布，而是更大得多的数字：八亿至十五亿。很明显，产生这种结果的计划不应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而应称为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计划。
随同工业品巨大赤字而来的必然是：农村上层的粮食囤积量增加，农民分化日益加剧，粮食和出口的困难不断增加，整个的结果是，对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压力日益加剧。
有没有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呢？有。中央的提纲有没有指出这种出路呢？丝毫没有，中央的提纲关于比例失调这个最重要和最尖锐的问题说了什么？除了一般的空洞说明以外，没有别的。而在这些一般说明的掩护下，实际上在增加间接税，尤其是酒类税，也就是推广对于国民经济最有害的缓和商品荒的方法。
间接税是我国预算收入的主要部分（运输业和邮电人民委员部除外）。间接税的比重不断増大，在1924—1925年度间接税在税收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五十五，在1925—1926年度占百分之六十四，在1926—1927年度占百分之六十七（百分数系根据副财政人民委员莫·弗鲁姆金发表在1927年10月1日《经济生活报》上的文章中的数字；关税也包括在间接税中）。
间接税的大部分来自城市，首先是来自工人阶级。这可由下列关于消费税分配的数字来说明：农业人口1924—1925年度平均每人缴一卢布四十六戈比，1925—1926年度为两卢布六十四戈比；非农业人口1924—1925年度平均每人缴十二卢布九十三戈比，1925—1926年度为十八卢布九十八戈比。消费税和收入的百分比，在1925—1926年度比1924—1925年度工人增加了零点八（从五增为五点八），职员增加了一点三（从五点四增为六点七），而工商企业主增加了零点一（从六点六增为六点七）。（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计算1924—1925年度和1925—1926年度各社会集团纳税负担的经验》的材料）。可见，各阶级之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这就是说，国家机关大部分的开支由仅占全国有劳动能力人口八分之一的工人阶级负担。是提出有系统地逐渐用直接税代替间接税的问题的时候了。对这个业已成熟的问题，中央的提纲一直保持沉默。
酒。在间接税中间，洒类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央的提纲中正式宣布“反对酗酒”。这个对今后五年的新指令如何反映在酿酒业的五年计划上呢？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和消费量增加如下：纺织品百分之四十一，套鞋百分之八十八，玻璃百分之九十六，铣铁百分之一百一十三，肥皂百分之一百二十一，酒类百分之二百二十七。这样，最必需的物品的生产反而比安排得非常妥善的酒类生产增长得慢些。况且，近几年来酒类的消费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已从1924—1925年度的零点六瓶增加为1925—1926年度的二点九瓶，1926—1927年度的四点三瓶[4]。按照五年计划，酿酒业成了“主导的”工业部门。可见，提纲中宣布的反对酗酒的斗争暂时只能通过按人口平均的酒的消费量比目前增加两倍的办法来进行。
六 基本投资
如果苏维埃政权不采取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消除各五年计划预定的商品荒空前尖锐的前景，那么这种前景就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制度会遭到十分严重的震荡。看来，在这种前景的面前，中央应当从不断增加工业投资的坚决政策中寻找出路。
可是，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工业的投资年复一年地几乎没有增加（1927—1928年度为十一亿四千二百万，1930—1931年度为十二亿五百万），而在国民经济的总投资中所占的百分比从三十六点四降为二十七点八[5]。根据五年计划纲要，国家预算中对工业的纯投资在这几年内从二亿二千万减到九千万！[6]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新数字规定了基本投资额有比较大的增长（1927—1928年度为十二亿五千万，1930—1931年度为十五亿八千八百万）。且不说党不知道这种提高了的数字的实在根据，必须指出，就是在这种方案中从外面对工业的投资也是增加得很不够的（从1927—1928年度的一亿四千七百万增为1930—1931年度的二亿一百万）。
和以前的情况一样，这些数字在实际上还要小些。[7]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也不妙，根据这个计划从外面对工业的投资从1927—1928年度的二亿八千五百三十万卢布减为1931—1932年度的一亿零四百五十万卢布[8]。工业本身的资金即利润和折旧费在规定的基本投资中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不断增加，从百分之七十五增至百分之九十五点五[9]。这就是说，预算越来越不成其为加速工业化和把富农及耐普曼的资金投入工业的工具。
中央的提纲在五年计划的这个重要问题上说了些什么？提纲提出什么基本投资的数字了吗？提出为消除商品荒而必需的工业投资数字了吗？没有。提纲只是模糊地指出：
“在把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工业的重新分配的同时，增加工业内部的积累，就能完成足以保证生产的必要增长及其合理化的工业基本投资额。”
可见，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切实的、具体的答复。但是谈到“主导因素——工业”和巩固城乡结合时，不善于指出防止商品荒增至十亿至十五亿卢布这个庞大数字的具体办法，就等于使党盲目地遭受巨大的经济震荡。
然而我们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预见到上述商品荒的那个五年计划中，委员会肯定，可以而且应当只靠工人阶级来治疗这种病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丝毫不指望剥夺城市资产阶级的收入，因为：
“第一、革命后新出现的耐普曼资产阶级在我国城市居民中很单薄，因此就不可能成为预算收入的源泉，第二、这根本不是独立的源泉，因为，我们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收入征税，反正只能来自农民和工人的劳动创造。”
[10]
另一方面，“农村”〔应读为富农）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少，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由此就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
“只有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业的劳动（应读为工人阶级）才能是预算收入和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源泉。”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并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但是其中表现的“思想总和”却是十分典型地说明了现在的经济领导的观点。这个五年计划很明显，它为企图通过加紧压迫工人拼体力的办法来堵塞我国发展中的矛盾的行为找根据，同时采用各种借口来保存资本主义阶层的积累。但是中央的提纲提出了什么来反对这种政策呢？什么也没有。中央的提纲是否给了这些倾向以坚决的反击呢？没有。中央的提纲是否提出一个解决工业基本投资的根本问题的独立计划呢？没有。这样，提纲就有助于非无产阶级倾向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对比关系的基本问题上实际上不断取得胜利。
七 工人状况和向七小时工作日过渡
工资。关于今后五年内可能提高工资的数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有的各种五年计划作了不同的回答。中央的提纲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即使是大致的数字指示，而只限于一些无内容的一般辞句。
而且，在目前所编制的各种五年计划中，劳动问题提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五年计划应当规定大力提高工资，就是说在实际上不断地，而到五年计划末能大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可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各种五年计划方案却不能保证工人生活真正得到重大的改善，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完全没有谈到劳动保护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那就更不用说了。根据这些计划，五年内名义工资按前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按后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实际工资按前一种方案增加约百分之五十，按后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四十。可见，工资提高得很不够，而这也要在很大程度上靠减低物价来实现。
可是，目前的政策（商品荒的政策）却使大大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实际工资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五年计划第一年显然考虑不周就是一个证明。原规定1927—1928年度名义工资增加百分之六点五，而实际工资增加百分之十一至十二。可是近来物价的波动使得这种提高实际工资的规定不现实了。
同时，从1926开始的实际工资大大下降的情况直到1927年初才得到克服。1926—1927年度前两季度每月工资按莫斯科卢布计算在大工业中平均为三十卢布六十七戈比和三十卢布三十三戈比，而1925年秋季为二十九卢布六十八戈比。据初步计算，第三季度工资为三十一卢布六十二戈比。可见，今年的实际工资只略为超过1925年秋季的水平。不言而喻，个别类型的工人，个別地区，首先是首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资和一般物质生活水平无疑高于上述的平均水平。可是，另一方面，广大工人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比这些平均数字还要低得多。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在增加，工人体力的负担在加重。失业工人直接或间接地靠工人预算维持生活。现在实行的生产合理化必然使工人阶级状况恶化，因为没有同时大力发展工业、运输业等，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普通工、季节工、女工和童工的物质生活状况尤其困难。
至于工人的居住条件，现在平均每个工人为九平方俄尺[11]。在城市中工人的居住面积比任何别的阶层都要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单是这一事实就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他阶级在物质生活上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日益加大。不仅如此，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到1931年年底住宅建设的投资约为七亿卢布，这样，一般居住面积的标准将比1926年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规定投资约十亿卢布，这样，五年之后仅能保持现在工人的居住标准。中央的提纲既不采纳这个草案，也不把它当作悲观的草案加以否定，指出靠什么来增加住宅建设，而只是在这个迫切的问题上表示增加工人居住面积的一般希望。至于在现有的工业化速度下怎样达到这点，提纲则只字不提。
更不能容许的是，提纲回避了失业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关于1927年失业现象的预言已经失败了。今年4月登记的失业者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五年计划说的一百一十三万一千人，而是一百四十七万八千人，而根据国冢计划委员会的材料1927年年初失业者的人数共为二百二十七万五千人，其中包括六十万季节工[12]。根据斯特卢米林同志的计算，在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方案中，向农村移民，如果农业吸收八百万工人和流入城市三百万人的话，“顶多也不会超过现在的数量”[13]。由此可见，即使为了保持现在城乡失业者的数量，也应当比现在所有的五年计划的方案更快得多地发展工业。
保险基金会为失业者服务的工作引起了失业者完全公正的责备。津贴的平均数约为战前的五个卢布。只有约百分之二十的失业的工会会员获得这种补助。
城市中两百万失业工人和农村中十亿普特未动用的粮食储存，这就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那些矛盾的最鲜明的情况，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领导的错误所积累下来的。
什么是国家经济中的失业？
这首先是国家缺乏新的生产资金，缺乏新的资本。
什么是十亿普特未经动用的粮食储存？
这是苏维埃社会的死资本，它主要掌握在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手中。从扣除保险储备以后剩下的五亿普特中拿出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来，就能够使我们获得几亿卢布的新的生产资金（按国内价格计算）。这一大笔新资本就能够使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就业，把几亿卢布的追加商品投入市场，大大推进整个经济。反对派一分钟也不犹豫地愿意担负执行这个计划的责任，把这个计划作为自己的摆脱危机的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则束手无策地踏步不前，也注定要踏步不前，他们坚持自己的错误，使本来就很困难的状况更加恶化。把束手无策踏步不前当作是极其“谨慎”的那种政策是没有丝毫用处的！
※ ※ ※
反对派在自己的政纲中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作为出发点：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必须使工人阶级根据切身的经验逐年逐月地实际上感觉和看到自己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己在各个建设和创造活动部门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因此反对派反对通过压榨工人的办法来厉行节约或实行合理化。因此反对派要求更坚决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和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必要前提。
反对派的政纲说明了实际改善工人状况的措施的纲领。
反对派从自己的这个纲领出发，在讨论纪念宣言时建议关于工人问题的部分要以如下的实际建议为基础：
1．根除任何延长八小时工作日的企图。不许滥收临时工和使常年工人变为季节工。取消在有害健康的车间违背原先规定而延长工作日的作法。
2．承认最近的任务是至少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提高工资。
3．铲除合理化方面的官僚主义毛病。合理化应当和充分发展工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密切联系起来，和反对浪费工人阶级尤其是浪费熟练工人的生产力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4．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失业后果；增加失业者、首先是失业工人的津贴；延长发给失业者津贴的期限一至一年半；坚决反对节约保险费；制定广泛考虑的多年社会工作计划，等等。
5．不断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坚决执行房租问题上的阶级政策。不得把被精简和解雇的工人赶出现在的住所。
6．集体合同应当在工人大会上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讨论。
7．消除不断修改定额和计件工资额的作法。
8．增加对安全设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投资。
9．审查对劳动法令的一切说明，废除说明中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的部分。
10．在女工方面：争取同工同酬。
11．确认学徒不发工资的作法是不能容许的。实际降低童工的工资是不能容许的。
12．厉行节约决不应损害工人的生活利益。必须给工人们恢复被取消的“小事”（托儿所、电车票、延长休假期等等）。
13．加强对企业工人的医疗工作（诊疗所、医院等等）。
14．在工人居住区增加工人子弟学校……
反对派是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的共产党党组会议上（1927年10月15日）提出这些建议的，在这次会议上初次讨论了宣言的问题。
在这些提议中我们专门写了一条：
“在此以后，再实际改革工作日以进一步把工作日缩短到七小时。”
这些就是反对派对于改善工人状况问题的回答。
中央的多数派在这一点上始终指责反对派是煽动人心，维护无产阶级的“行会”利益，总是提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不用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赞成缩短工作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当从八小时工作日改为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日。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是实际地认真地提出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的问题，那么我们每个人当然都会认为有责任帮助贯彻执行。但是这个问题宣言提得极不明确。宣言实际上对这一点说了些什么呢？
“对于从事生产的工厂工人，保证在最近几年从八小时工作日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工资不予减少，为此责成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最多不超过一年，根据工厂企业重新装备和合理化进度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着手在个别工业部门逐步实行这项决定。”
总之，最多不超过一年，“着手”（！）从个别工业部门（没有说明哪些部门）开始“逐步”实行，这一切要看合理化发展、装备改善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而定。总之，“在最近几（多少？）年”保证实行七小时工作日。没有任何明确果断的意见。
在我们经济机关的五年计划内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无论在党或工会系统都没有事先和工人们进行讨论。如果这不是一些空话，不是代表大会前送的“红鸡蛋”，如果不会降低工资，等等，每一个工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当然都赞成七小时工作日。
两年来有人到处无中生有地叫喊说我们“煽动人心”，正是因为我们提出工资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对此向我们大喊大叫地说，“钱从哪里来”。可是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的钱又从哪里来？如果实行七小时工作日而不减少工人的工资，那么工业和运输业为此每年要多开支五亿。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钱，那么就应当问一问工人自己：这些钱首先用在哪里，是用来提高工资，是用来建筑住宅，还是用来实行七小时工作日？中央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工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里不是外交秘密问题，不是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可以用保密作借口。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开始压制富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如果认真修改预算，是可以找到钱的。
※ ※ ※
现在的多数派的领导人就在一年以前是怎样考虑七小时工作日问题的，最好由布哈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1926年11月2日会议上的发言来说明。
布哈林同志用下面这段话描绘了反对派的路线：
“我们怎么会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呢？要知道我们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我们要求免除百分之四十的贫农的税额，我们不想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
布哈林同志对此反驳道：
“请问……如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们有一个纯议会的资产阶级派别？（斯大林：“孟什维主义的派别。”）我且不说孟什维主义的，如果甚至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你们以为他们不会极力表示爱护工人？是的，他们是会赞成七小时工作日的……他们为什么说这种话？因为他们要依靠群众撵走我们。以后他们就会拿这种七小时工作日给他们瞧瞧！……
托洛茨基同志（就反对派的观点）说道：‘这里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但这只是说明，你们不懂得政治力量发展的主要奧妙。”[14]
这一番绝妙的话好象是专门为了帮助党了解布哈林充当其理论家的那个派别的政治发展“奥妙”而说的。在一年以前布哈林就提出七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作为进行社会煽动的最鲜明的范例。他不仅通过孟什维主义派别的口，而且通过纯粹资产阶级派别的口说出了这个口号。在他想来，某个集团可能进行这种公开的冒险，以便夺取（或者可能是掌握？）政权，然后再让工人们看看（照布哈林的说法：给他们瞧瞧），七小时工作日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可见，布哈林自己不得已而利用七小时工作日进行奥妙的煽动的前一年，就很明确而具体地说穿了这个奥妙。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布哈林常用的“形势变化”这一借口也帮不上忙了，形势变化使一两年前所谓反对派的煽动变成了现实。目前七小时工作日并没有实现：只是规定在“最近几年”实行。如果说就在一年以前布哈林还把七小时工作日口号当作恶意煽动的典型例子，那么现在应当作出结论说，形势确实急剧改变了，不过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党的政治方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醒和反对派的成长迫使斯大林的派别除了采用不负责任的煽动人心的政策之外又加上了迫害政策。
无论如何，党有权利说：
或者中央昨天说没有钱来更迅速地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对的；这样，宣布七小时工作日就是极端轻率的行为；
或者七小时工作日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指责反对派要求更有计划和更坚决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煽动人心，这是十分荒谬的。
只有纠正党的整个路线，才能加速工业化，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为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准备条件。
八 我们困难的根源
我们经济困难的总的、基本的原因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近年来工业发展得太慢，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城市缺乏商品来交换农产品。错误的政治路线，尤其是错误的税收政策使富农易于把大部分粮食等储备集中在自己手中。这种比例失调的现象一直是寄生分子滋长、投机倒把、资本主义阶层获取巨额利润的根源。
同时，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也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因此，国营经济在原料、出口、粮食储备方面日益依赖富农资本主义因素。
富农分子依靠自己日益加强的经济阵地和不断增多的储备，和城市中资本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的经济计划，富农实际上对于出口，从而对于基本投资和工业化的速度规定了限度，也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规定了限度。
出口发展缓慢，生产资料进口不足，缺乏资金修建新工厂、扩建和改建旧工厂，城乡失业人数不断增加，都和这些基本现象有直接的联系。
结果，在十周年末，我们不仅取得许多经济成就，例如，国营工业产量不断增加，基本投资和新建设有所增长，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绝对和相对增长的条件下城乡商品交流有所增加，中农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同时许多具有社会阶级性质的困难也无疑地加重了。
反对派要求更坚决一贯地在税收上压制富农和私商，压缩惊人的官僚机构，通过这些办法更迅速地发展工业。中央的多数派指责反对派有“超工业化主义”，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多数派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想侥幸成功。现在的困难是党在领导工作中实行尾巴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
今年年初，农村中主要是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的粮食实物储存达八亿至九亿普特。这些超过了必要储备量的储存还在继续迅速增长，到本农业年度末还要增加二亿至三亿普特，一共将超过十亿。这个事实是和农村的商品交流受到阻塞的危险标志，结果必然是播种面积停止增加。我们在这里面临着工业发展不够、不能保证提供用以换取农村粮食储存的物资的后果。工业发展缓慢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我们出口不足以及富农和富裕农民阶层破坏我们进出口计划的问题，是和农村中粮食储存积累的现象密切联系着的。加米涅夫同志在1925年秋季完全正确地解释了粮食出口计划没有完成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富农掌握了粮食储存，从而破坏了这个计划。当时对他群起而攻之，专门提出统计表予以“驳斥”。可是现在，农村中积存的粮食我们采购工作人员无法弄到，这种情况使得加米涅夫同志的论点变成每个经济工作人员的常识。不仅如此，接任他的职位的米高扬同志今年碰到了破坏最初的粮食出口计划的情况，碰上了破坏本来就大为削减了的进口计划的前景。这第二次“失算”更不可以原谅，因为这是在第一次“失算”之后两年，即在农村分化的后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条件下发生的。米高扬同志在《真理报》第二五二号上的文章中指出，“我国对外贸易额是确定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限度（界限）”。这些限度由谁规定？对外贸易额一部分是由我国工业出口数字（占1925—1926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八）确定的，而主要是由农业出口量（占1925—1926年度整个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二）确定的。由于我们首先是从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取得供出口的多余粮食和原料，由于正是这些阶层掌握最多的粮食，所以看来首先是富农和富裕农民通过出口来“调节”我们。对外贸易被我们看作是国营经济最重要经济命脉之一，这是正确的。我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使这个经济命脉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所以重要，因为我们主要是农业国）转到我们阶级敌人手中。在这里，党和工人阶级充分看到了中央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在“向左开火”的口号下执行的那个政策的最危险的后果之一。现在每个普通工人都了解这个致命的后果了。这个后果就是：在有着十亿普特的实物储存的情况下削减了出口，进口最必需的原料，包括生产消费品的纺织工业、羊毛加工工业、皮革业所必需的原料有了困难，进口最必需的机器装备有了困难，在结算国外债务方面发生了困难，城乡商品荒有了发展。
中央近两年来经济政策的客观意义在于：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下，资本主义成分的阵地（首先是在农业中）大为加强，资本主义成分现在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计划公然施加压力，破坏这些计划。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这一点（见上面引用的米高扬同志的话以及他那篇文章的其他地方）。
只有仍然想做瞎子的人才会看不见，上述困难也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
这种局面不能长久拖下去，出路只有两条。
第一条出路就是反对派提出的向农村百分之十的富农和富裕农户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除了满足城市需要之外供应出口，用换得的外汇再多购买些工业原料和装备，从而在国内生产更多的商品以减少农村的商品荒和城市的粮食供应混乱。
谁拒绝走这条道路，谁就只有背离对外贸易垄断制，把外国资本吸引到进出口方面来，为农村输入外国商品，输出积存的粮食。中央现在的多数派由于在一切尖锐问题上惯于实行踏步不前的政策，根本不能及时地找到不左不右的道路来解决问题。但是犹豫不决本身就会导致匆忙忙地、惊慌失措地和必然地在右倾政策的道路上作出决定。
反对派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仿佛中央决定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承认旧时的全部外债等等。废除或者“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思想从来没有在会议上或报刊上正式宣布过。但是在各主管部门的办公室里，在贸易工作人员、包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内的狭小圈子里，越来越公开承认“改革”意即“放宽”对外贸易制度是增加农业出口和发展全国生产力（当然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必要条件。中央政策的总方向及其客观后果比任何口头保证都更有力。反对派现在警告党防止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向右转。
中央的提纲是怎样回答这些有关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的呢？没有什么回答！中央的提纲在回答所有困难问题时是这么说的：
“消除上述比例失调现象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在大力推行工业合理化和扩大工业的基础上，即在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的基础上减低工业品的成本；在农村中发展费劳力的作物和实行农业本身的工业化（首先通过发展农产品初步加工工业）；尽量吸收小额积蓄（内部公债、储蓄所、吸收合作社股金、建立合作工厂）并把它们和信贷制度联系起来。”
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所反映出来的计划工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模糊的指示？
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规定在工业方面降低出厂价格百分之十六点八，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五十点五[15]。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规定降低工业品价格百分之十七点五[16]，提高生产率百分之五十点七[17]。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尚未公布的五年计划新方案规定降低出厂价格百分之二十二，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六十六。
在降低价格的同时，各种五年计划方案规定降低成本如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规定百分之十七点七[18]，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规定百分之十六点五[19]，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新方案规定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所有这些五年计划方案都认为，农业方面的价格仍然不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按人口平均计算提高百分之十五[20]。
对于这些规定首先应该说，近两年来降低成本的经验丝毫不能令人指望这个任务在现在的领导下能够解决。1925—1926年度曾预定降低成本百分之五至七，实际上成本却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七。
关于在1926—1927年度降低工业品成本百分之五的指示仍然没有实现。
在1926—1927年度上半年度，工业品成本不仅没有按照计划规定有所降低，而且甚至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二。下半年度的结果未必会有多大变化。在最好的情况下，全年也只能降低百分之一点五至二。
虽然遭到这样的挫折，工业部门通过降低价格的运动，仍降低了出厂价格约百分之五。结果却大大减少了工业的积累。合作社和国营商业也不是靠节约和精简机构，而主要是靠减少积累来降低价格的。
这就是说，整个降低价格的运动是建立在纯粹行政压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套深思熟虑的经济措施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绕着圈子表面上降低价格的做法非常普遍。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提到官方价格指数时（在9月行情评论中）本来应当自己承认：
“工业品价格受到降低价格和禁止提高脱销商品价格的政策的影响，并不反映市场上工业品供求严重脱节的情况。”
[21]
同时，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在1927年比1926年秋季更加严重了。截至1927年7月1日为止，我们的批发价格比世界批发价格高一倍半，零售价格就更不用说了，其差距更大[22]。
降低成本、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是苏维埃政权可以而且应当执行的唯一政策。但是中央的提纲又忘记了下列小事：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苏联的阶级形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利益的冲突。
很明显，降低成本和价格的先决条件首先是改建旧工厂和建设新工厂。可是中央的提纲却极力回避下列问题：为此必须事先把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把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从资本主义成分转入社会主义成分，从富农经济转入国营工业，把耐普曼的积累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作为提高工人阶级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反对派早就主张采取这种措施，而我们却毫无希望地拖延下来，借口是如果触动富农和富裕农民，中农就会抱怨。
中央的提纲闭口不谈这点，必然把解决这个任务的重担压在工人阶级肩上。
实际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新方案规定，降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更严格的劳动定额，靠减少额外的工资开支（取消企业对公共事业、托儿所、休养所等等的开支），靠减少社会保险经费。
此外，中央的提纲不愿了解且根本不向党说明，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扩大与农村的商品交流和缓和商品荒（这是必要和有益的），不仅意味着巩固和贫农及中农的结合并加强他们的经济（这是巨大的成就），而且也必然意味着给农村富农上层的积累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富农将能够用自己的储存换取更多的工业品，从而更加速自己的积累即加强对中农和贫农施加压力的工具，增加自己的比重。如果中央的提纲清楚这一点，就应当在提出降低成本和价格的政策的同时，规定一系列防止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利用这个正确政策的措施。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应当做些什么呢？
应当尽力不断降低工业品成本，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这是无容争辩的。但仅仅这样还不能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时还必须在所有五年计划中规定，不断增加投入工业化的从殷实农户、富裕农户、尤其是富农的积累中取得的数以亿计的卢布，并且压制私商和“压缩”官僚主义。否则，在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条件下，发展工业的重担就会落到工人阶级肩上。此外，无论在任何五年计划方案中还是在中央的提纲中都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由于农产品将和价格不断降低的工业品交换等等原因而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农村富裕农民的大量积累将投向何处。
九 资金从哪里来？
为了采取更大胆和更革命的办法来解决真正工业化和更快提高群众文化的任务，即决定社会主义专政命运的任务，所需资金从哪里来，反对派的回答是：
资金的基本源泉就是用正确利用预算、信贷和价格的办法再分配居民收入。资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利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1．最近五年内每年从预算中投到工业化方面的纯投资可以而且应当达到五亿至十亿。
2．必须通过税收系统：（1）实际对私营企业主各种超额利润征税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卢布，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有五千万；（2）为了增加出口，从约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十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的实物储存中征借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使我们除了满足城市需要之外，还能够从国外输入更多的工业原料和装备。
3．在实际执行不断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以及缩小批发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的坚决政策时，应首先降低工人和农民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不要象现在这样使本来很低的质量更加下降），使物价的降低不影响国营工业必要的积累，主要办法就是增加商品、降低成本、减少杂费、精简官僚机构等等。
降低出厂价格的政策要更适合市场条件、更灵活、更加分别对待，即考虑到市场上每一件商品的状况，这样就可以使得现在完全滋养私人资本和商业寄生集团的大量资金掌握在国营工业手中。
4．根据斯大林和李可夫去年的号召应当每年提供三亿至四亿卢布的节约制度，实际上取得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厉行节约是一个阶级政策问题，它只有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才能实现。为此工人们应当大胆施加压力。每年减少非生产开支四亿卢布是完全可能的。
5．善于利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借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等，就能够多提供一部分资金，而主要的是能够非常合理地利用我们自己的资金，通过新技术发挥其作用，加速我们发展的整个进程，从而巩固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独立。
6，关于自下而上挑选人才以及关于他们之间不正确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财政问题。挑选得越糟糕，就越需要资金。官僚制度阻碍正确的挑选和正确的关系。
7．经济领导的尾巴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损失千万卢布作为考虑不周、不协调、舍本逐末、行动落后的代价。据不完全的统计，单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考虑不周和缺乏计划所引起的我们工业、商业及其他企业人员的流动不定，就使国家经济损失了约五亿卢布[23]。
8．来自税收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信贷应当成为国民收入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重新分配的日益重要的杠杆，这首先要求稳定通货和健全货币流通。
9．实行更坚定的缩小投机和高利贷活动范围的阶级经济政策，会便于国家机关和信贷机关更顺利地动员私人积累，比现在更广泛得多地通过长期信贷的形式对工业进行投资。
10．减少数额巨大的流通费用（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十九，战前则占百分之八点五），加速国家资金的周转，这也是取得大量资金的源泉。
11．实行酒类国家专卖制最初是作为试验，是为了把其大部分收入用于工业化事业，首先是用于发展冶金工业。实际上，酒类国家专卖制使工业化事业完全遭到了损害。应当承认这个试验是失败的。在苏维埃制度下，酒类国家专卖制不仅象沙皇制度下那样对于私人经济是一个损失，而且主要对于国营经济是一个损失。旷工增加、工作粗枝大叶、废品增加、机器损坏、工伤事故增多、火灾、斗殴、残废等等使我们每年损失几亿卢布。工业由于酒类所造成的亏损不比预算上的酒类收入少些，它比工业本身从预算中所得到的数目多好几倍。在最短期间（二至三年内）停止酒类国家专卖制自然就会增加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这就是关于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的答案。说资源缺乏直接影响工业化速度，这是不对的。资金不多，但是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
※ ※ ※
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方案应当坚决推翻，应当受到谴责，这些方案和“变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任务根本不相适应。
必须改变各阶级纳税负担的分配，加重富农和耐普曼的负担，减轻工人和贫农的负担。缩减间接税的比重。
保证货币绝对稳定。要巩固纸币，一方面需要减低物价，另方面需要没有预算赤字。不容许利用发行纸币来弥补预算赤字。
应当有一个有严格目的、没有赤字、不容许任何多余和偶然项目的预算。
1927—1928年度的预算应当大大增加对国防（主要是军事工业）、一般工业、电气化、运输、住宅建设和农业集体化设施的投资。
坚决反击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行为。采取在加强经济的技术力量和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的坚定方针。
十 两条道路
我国有两种互相排斥的基本立场。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种是力图发展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以及跟着他们走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阵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商品生产者的私人积极性和私人利益上面。这个阵营依靠“殷实的农民”，想使合作社、工业和对外贸易能为他们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当指望国家预算，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不应当破坏资本主义农场积累的利益。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在日益强大的小资产者看来意味着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精力。争取降低价格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意味着削减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以利于商业资本。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小资产者看来意味着分散工业，削弱计划原则，把重工业推到次要地位，就是说，仍得迁就殷实的农民，可望最近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道路。国内这股强大的潮流对我们党的某些人也有影响。
这些人的纲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怎样的呢？可以大胆地说，这个纲领大致会包括几点：
第一、削减已经制定的最低计划的基本投资；
第二、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重新分配这些已经削减的资金，多照顾消费品生产；
第三、从国外进口制成品；
第四、在信贷上压制工业；
第五、削减国家预算对工业的投资。
这个纲领将受到各种色彩的康德拉提也夫之流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个纲领要比布哈林的向富农及一般资本主义成分“加强进攻”更“具有生命力”。如果实行这个纲领，就等于使现在的困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得到再生产，就等于施展更加右倾的新手腕，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新的打击。
无产阶级的道路可用列宁下面的话说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反抗，保证自己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完全巩固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4]应当从这个角度着眼来规定党的全部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等等）。反对派的基本方针就是如此。这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领导的路线近两年来就是走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越来越走近第一种立场），走了短时期的左倾弯路，而深入了右倾弯路。无论是报纸上突然宣布的“急剧转变”或是中央给代表大会的提纲，都丝毫不能保证党在今后有一个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恰恰相反，口头上虽然宣传“转变”，但仍然象以前一样向左开火，而不是向右开火，甚至更加猛烈。
不过，虽然环境由于现在领导的严重错误而极其紧张，事情还是可以挽救的。应当沿列宁指出的方向改变党的领导的路线，而且要急剧改变。
为了组织正确分配国民收入的工作，以利于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
（1）谴责“向左开火”的口号；
（2）了解并宣布，危险来自右面，即来自日益增长的城乡资产阶级以及党内外支持他们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和半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
（3）不要向党隐瞒任何现有的困难；
（4）停止迫害号召全党对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危险和官僚危险进行无产阶级反击的反对派，向全党发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纲。
写于1927年11月。译自《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
感谢 Martin Zhou 校对
[1] 《真理报》1927年7月。——作者注
[2] 托洛茨基同志对李可夫同志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见《中央委员会1926年四月全会速记记录》第164页。——作者注
[3]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8页。一一编者注
[4]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73页。——作者注
[5]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83页。——作者注
[6] 同上，第147页。——作者注
[7] 试比较一下《1925—1926年度和1926—1927年度工业和预算的计算平衡》，载于《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综合生产财政计划》第224、229和381页。——作者注
[8] 同上，第125页。——作者注
[9]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综合生产财政计划》第124页。——作者注
[10]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28页。——作者注
[11] 国家计划委员会1926—1927年度控制数字。——作者注
[12] 最高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93页。——作者注
[13]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6页。——作者注
[14] 《速记记录》第592—593页。——作者注
[15]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55页。——作者注
[16]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648页。——作者注
[17] 同上，第102页。——作者注
[18]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55页。——作者注
[19]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407页。——作者注
[20]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2页.——作者注
[21] 《经济生活报》1927年10月27日。——作者注
[22] 《财政与国民经济》第42期。——作者注
[23] 《工商业报》1927年8月2日第173号。——作者注
[24]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85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