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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等就游行中的暴行致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年11月9日）
说明：由我执笔，显然系集体签署。——托洛茨基注
我们正式要求就1927年11月7日庆祝周年游行期间发生的全部暴行和具有破坏性质的行为立即进行准确的调查和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1．我们已经以书面形式向你们通报，有一伙人（绝大多数是军人，而且绝不是普通的红军战士）闯进了联共（布）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同志的住宅，他们破门而入，强行摘下了带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肖像的红色旗幅。
同时他们还试图借助于铁钩、木板和其他工具从房顶扯下写有“实现列宁遗嘱”口号的招贴画。窗户玻璃被打碎。
在砸开房门之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和其他人多次敲门，要求让他们进去摘掉招贴画。住宅的女主人，斯米尔加同志的妻子只得把孩子们领到另一处住宅。破门而入的那伙人把住了所有的门和楼梯，监视着所有进出的人。查明捣毁斯米尔加同志住宅的罪犯不是什么难事。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这次暴行的组织者之一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校长拉舒克。我们可以提供许多证人，他们看见破门人室者，可以轻易把他们认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破门入室者的姓名。
2．第二次袭击的地点是巴黎饭店的阳台。当时在这个阳台上有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林施泰因、阿尔斯基和其他人。法西斯分子的组织者是这里小有名气的波里斯·沃林，对其道德面貌无须评价。强盗们向阳台猛烈投掷土豆、冰块等物品，然后闯入房间，用殴打和冲撞的手段把上述同志挤出阳台，接着又把他们拘留（事实上是逮捕）在巴黎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达数小时之久。许多反对派分子遭到毒打，托洛茨基卡娅同志被打倒在地。强盗们边殴打边下流地辱骂，其中有一些醉汉。
3．正当加米涅夫、穆拉洛夫和托洛茨基乘坐的汽车沿着谢苗诺夫大街行进时，发生了神秘事件，如想查清这一事件，不必花大力气。汽车从游行队伍旁边驶过，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夹杂着极少数人的口哨声。与这辆汽车相向而行的另一辆汽车上坐着布琼尼、齐洪等同志，他们顺着另一条路线从游行队伍旁边驶过。很明显这两辆汽车行驶都是一样合法的。当加米涅夫、穆拉洛夫和托洛茨基同志乘坐的汽车驶过游行队伍时，紧接着传来连续4声枪响。庆祝游行期间的枪声大出人意料，车上的人最初还以为这是别的什么声音（轮胎爆裂等等）。但是有几个人在拼命追赶汽车。司机放慢了速度。一个消防队员（系指挥官）跳上汽车踏板，另一侧跳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一下子抓住方向盘。消防队员突然粗野地大声叫骂起来。这时又跑过来几个人给他助威，他们企图达到肉体摧残的目的。幸亏一些参加游行的人赶来才制止了他们。消防指挥官的嘴里含着一个角质的哨子——法西斯哨子帮使用的那种哨子。车上一个人把哨子夺了下来，这个哨子在调查时可以出示。人群中有人说是民警开的枪。但是没有一个民警来到汽车跟前，也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查明开枪者和追车者的身份并不费事（当时布琼尼和齐洪在场）。
各处的游行队伍纷纷向反对派扑过来，毒打他们。这种攻击还常常伴有无所顾忌的黑帮式的喊叫，包括反犹主义的喊叫，根本不管被毒打者是属于哪一个民族。1927年7月列宁格勒大街上布尔什维克遭毒打的情景与这里发生的事件如出一辙，最反动的黑帮分子表现得非常积极和坚决。很多被伤害的共产党人我们都认识。根据他们这些见证人提供的证词可轻而易举地查明罪犯。况且这种行动绝不像是一大群人干的暴行，恰恰相反，都是在人群背后进行的，目击者为数不多，由一些官方或半官方人物坐地指挥，前面已经说过，找到他们并不难。
我们向你们提出质问：你们是否打算就我们讲到的和许多没有讲到的针对反对派分子或有反对派嫌疑的人的流氓暴行进行正式、公开与公正的调查？这个问题对于我国内部今后发展的意义无须解释。如得不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将从我们党、我国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利益出发，采取一切措施，阐明此事全部真相。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64
尼古拉耶夫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年11月10日）
抄送：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
A．尼古拉耶夫，1913入党
党证号：0030392
于德维诺列斯
声明
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即1927年11月7日上午10时，我的住宅（位于鲍曼大街和巴枯宁大街拐角处一栋楼房的二层）遭到当地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袭击。在这伙强盗中有区委书记齐洪、孟什维克霍多罗夫（大学教员）和区苏维埃主席萨夫罗诺夫，他们在民警的协助下，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和体力上的优势干下了如下暴行：
他们下流地叫骂着闯进了住宅，从阳台上扯下我悬挂的一些已经出版发行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画，上面有下列口号：
（1）“执行列宁遗嘱！”（2张）
（2）“向右开火，反对耐普曼、富农和官僚！”（1张）
（3）“争取真正的工人民主！”（1张）
（4）“世界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
此外还扯下了后来悬挂在一个红军五角星框子里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肖像。
我质问区委书记齐洪，他和苏维埃主席萨夫罗诺夫有什么权利闯进一个共产党员的住宅，并且同法西斯分子霍多罗夫一起践踏苏维埃的法律，谁对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负责？
齐洪喊叫起来：“住口，恶棍，别以为你是在干革命！”
我又问他支持谁，是支持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呢还是反对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执行列宁遗嘱？
齐洪回答说，他拥护党。
我问我们党何时开始保护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列宁的党何时成了富农党？
齐洪冲着我的脸挥着拳头叫道：“住口，恶棍，否则我逮捕你！”面对齐洪的威胁我回答说，逮捕的威胁并不可怕，我在沙皇制度下和克伦斯基时期都坐过牢，逮捕吓不倒革命者。
事件发生后，齐洪、萨夫罗诺夫和孟什维克霍多罗夫吩咐民警对所有在场的人一一登记，并且不允许我走出住宅，我在被软禁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要求把我放了。
民警分局局长（不知姓名）同意放我，但条件是要我把“战利品”（撕下来的宣传画）作为物证交给他，我同意交出，条件是给我出张收条，我拿到收条后（见附件）与民警同时离开了住宅。
我走后大约过了20分钟，有一个同志来找我，他看到领袖们的肖像（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试图拿到窗前展示，但是肖像还没有来得及在窗前展开就被站在拐角处的民警扯掉了。
民警局长闯人房间威胁说要逮捕我妻子。
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就是这样度过的。
这伙不受约束的“党员”强盗闻所未闻的无耻行径使我非常气愤，他们作为负有重要责任的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在当地民警的保护下，居然当着上千人的面污辱列宁主义的口号，污辱列宁及其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肖像。特此奉告，我请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不顾情面地”（列宁语）追究所有参与这种卑鄙勾当的党员的责任。
A．尼古拉耶夫
1927年11月10日
附件
收条
遵照齐洪同志的命令我摘下如下标语：
（1）执行列宁遗嘱（2张）。
（2）拥护真正的工人民主（1张）。
（3）苏维埃在这里（1张）。
其余两条标语被齐洪同志拿走。
[签名]
1927年11月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65
1927年11月7日“巴黎”宾馆事件始末
伊·斯米尔加
（1927年11月10日）
11月7日上午11时许，正当哈莫尼基区的游行队伍通过时，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同志、列宁时期的原中央委员会书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几位同志，来到苏维埃第27号楼办事处（前“巴黎”宾馆）一个朝向猎用品市场大街和特维尔大街拐角处的阳台上。他们在阳台上向通过这里的游行队伍频频致意。为了向十月革命的领袖表示敬意，他们还在阳台上列宁同志肖像下面挂起红色横幅，上面书写着标语：“回到列宁那里去！”游行队伍一齐对来自阳台上的致意作出回应，走在每个企业前面旗帜下佩带着哨子的个别人除外。这一小撮哨子帮吹着哨子，声嘶力竭地喊着“打倒！”但是这些个别分子的哨声和喊叫声时而淹没在游行群众高喊“乌拉”的声浪中，时而与游行队伍向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反对派领袖的吹呼交织在一起。
起初惊慌失措的游行指挥者们可能是得到了有关指示，开始从行进着的游行队伍中拉出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这些人带着哨子，拿着黄瓜、西红柿、石头、木棍等物品聚集在特维尔大街和猎用品市场大街拐角处苏维埃第27号楼的阳台下面。与此同时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柳京、红色普列斯尼亚区苏维埃主席米奈切夫、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和莫斯科委员会及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驱车来到这里。军区政治部主任布林带着一伙军官也赶来了。
聚集在阳台下的这些人在集中到一起的当权者的领导下开始吹哨子，叫喊“打倒”，“揍反对派！”并且向站在阳台上的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同志投掷石块、木棍、木片、黄瓜、西红柿等物。同时从位于对面苏维埃第1号楼的波德沃伊斯基同志住宅的阳台向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扔冰块、土豆和劈柴。
游行队伍继续对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致意报以欢呼声，同时对哨子帮和无赖们的行径表示愤慨，他们高喊“打倒哨子帮和无赖！”“打倒分裂党的法西斯分子！”
根据军区政治部主任布林的命令，派出一名铁道部队的红军战士从外面顺着墙爬上阳台，执行站在下面的指挥官下达的扯下带有列宁同志名字的横幅的命令。这时，站在阳台上的同志们又挂起了另一个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的红色横幅。这个横幅的出现引起游行队伍的热烈欢呼，同时聚集在阳台下的那群哨子帮和无赖们发出更刺耳的哨声和喊叫声，并且更猛烈地投掷石块。在这群无赖中有因犯有一系列刑事罪而被解除编辑工作的前《工人莫斯科报》编辑弗拉德金（波里斯·沃林）和在加里宁同志接待室工作的维克多·沃兹涅先斯基，他们开始号召这伙人闯入旅馆惩罚仍在阳台上的反对派分子。这时在这伙人当中除了喊“打倒”和“揍反对派”，还传出“揍反对派—犹太人”和“揍犹太人”的喊叫声。
首先闯入苏维埃第27号楼大门的是柳京、沃兹涅先斯基和米奈切夫。沃兹涅先斯基大叫他“为了农民”，他是“农民的儿子”，要求门卫警察和看门人让他们进去惩罚反对派分子。而站在那里的楼内住户坚持不放这些人入楼，担心楼房会受到损坏，担心自己会受到迫害。这时柳京通过电话与门内某人取得了联系，他招呼民警过去听电话，并告诉站在门厅的人，他已获准将人群中的20人放进楼内。楼内住户开始表示抗议并要求民警出面阻止。但是民警分局副局长放下电话后告诉大家，他毫无办法，因为他得到了对双方都不加阻拦的命令。这时沃兹涅先斯基从看门人手中夺下入口的钥匙，把门打开，以弗拉德金、布林等人为首的几十个人闯入楼内。闯入楼内的还有醉鬼。
闯进来的人径直扑向房间里靠阳台站着的格林施泰因（1904年入党，服过苦役）、叶努基泽、卡尔佩利等同志，对他们进行毒打。布林抓起一把椅子将阳台门的玻璃打碎，闯进来的人开始通过被砸坏的门猛拉在阳台上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几位同志，殴打他们。布林和一伙军人还对在阳台上的师长马尔采夫同志下了手，把他摔倒在桌上殴打。遭殴打的还有中央委员阿尔斯基、金兹堡、姆季瓦尼、玛柳塔、尤什金等人。
殴打时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齐夫里诺维奇在场。受害者要求制止打人的行为，并要求弄清打人者的姓名，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喊道：“住口，否则更糟！”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齐夫里诺维奇却答道：“就该这么对付你们。”当时在场的民警分局副局长沃尔柯夫同志报告说：“虽然我没有入党，但是没有见过这样不成体统的场面，纵容流氓行凶，还不准民警干涉。”楼内的住户说，在行凶作恶的那伙人中有几个醉鬼，是莫罗兹趁人不注意留下的。按照莫罗兹的命令，遭殴打的那些人，其中包括斯米尔加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被逼到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锁在屋内。门口由军人布哨，走廊里也布下了许多岗哨。不准出房间。上厕所有人押送。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和米奈切夫在房间里监视被拘禁者。
当被拘禁者要求准许他们去苏维埃第2号楼时，舒米亚茨基和米奈切夫断然拒绝，借口是外面那群人在等着收拾他们。可是当以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首的被拘禁者不顾这种警告冲破卫兵的阻拦来到外面时，那里已空无一人，于是他们在跟随他们出来的以莫斯科监察委员会成员（没有能弄清他的姓名）为首的卫兵们的陪同下来到了苏维埃第2号楼德罗布尼斯同志的住所。陪同的哨兵想强行闯进这所住宅，但是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站在门口。后来邻近住宅的一个住户前来报信说，站在门外的哨兵正在打电话叫一个分队来闯进德罗布尼斯同志的住宅，被拘禁者便从后门走了。
伊·斯米尔加
1927年11月10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67
阿尔希波夫声明
（1927年11月11日）
联共（布）党员И．М．阿尔希波夫（党证号：H0027537）
致联共（布）莫斯科公用事业局第二汽车库支部
亲爱的同志们，非常遗憾，我不得不给你们写这份材料，因为在我们支部的历史上至今还未见过类似行为。现在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确认，出现了一个纯粹是反党反工人性质的团伙这一事实。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今年11月7日，当游行队伍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车站集合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穆拉洛夫同志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受到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工人们高呼“乌拉！”这时一个事先组织起来的，有我们支部的代表艾坚诺夫、科罗廖夫和其他许多人参加的具有纯粹法西斯性质的哨子帮，扑向我们领袖乘坐的汽车，目的是把领袖们从车上拽下来。我作为一名忠诚的党员一贯维护工人的利益，参加了与这种现象的斗争。就在艾坚诺夫登上汽车企图用拳头殴打托洛茨基同志时，我拽住我们支部的这个公认的法西斯分子的衣领，把他拉开了。当载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汽车驶离这里时，这些法西斯分子向汽车投去了苹果、面包、赃［脏］物和他们手里所有的东西。我们支部的法西斯分子，就是艾坚诺夫和科罗廖夫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个行动。当我们返回到自己的队伍时，我批评艾坚诺夫说：“只有法西斯分子才会这样做。”这时科罗廖夫挥起拳头打我的头，只不过是因为我尽了一个正直的工人、一个党员的义务，保卫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这是每一个即使不是共产党员的正直工人保卫领袖的义务。
回到自己的队伍后，大家就发生的事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尽管我讲话的态度是真诚的，但还是不止一次地听到科罗廖夫发出要痛打我一顿的威胁。
因此我认为在我们党的支部里绝不容许存在这种现象，请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作出应有的结论，因为我认为工人阶级的领袖被截断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他们不想断绝这种联系，所以常常不顾危险来到工人群众中。从这次游行活动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受到误导而产生误解的工人阶级希望在游行中见到自己真正的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但是有组织的哨子帮和法西斯分子不让他们这样做。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现象应当予以制止，因为它妨碍工人阶级正确了解当前的政治，依靠这种哨子帮就可能使十月革命获得的所有胜利成果付诸东流。至于自己的支部和有组织的哨子帮，我认为全部过错在支部书记身上，他姑息纵容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全部后果应归咎于支部书记和给哨子帮下达这种任务的上层机关权势分子，因为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容忍，也不可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他们对妨碍工人事业的人从来不讲情面。
无论什么样的哨声都不能干扰反对派这一列宁思想惟一捍卫者努力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和斗争方式，因为列宁这样说过。
1927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 阿尔希波夫
1927年11月11日
抄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托洛茨基和穆拉洛夫
注：支部书记认为无须将这个声明提出来研究。已经过了一个月，我仍未争取到进行审理的决定。
阿尔希波夫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