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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会议上就纪念日宣言发表的讲话
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15日）
同志们，刚才基洛夫同志作为一位好客的主人就7小时工作制的好处向我们上了简短的一课。他证明7小时工作制对工人说来有利得多，就文化方面来说比8小时工作制有益得多。（喧哗声）我们这里又不是政治常识学校（遗憾的是，基洛夫同志等人的政治常识学校常常变成政治文盲学校），我们这里是苏联的立法机关（喧哗声）。问题不是7小时工作制的一般性益处，而是要不要实行，什么时候实行和如何实行。（插话：我们这里是党团）不错，暂且是党团，可这是联盟最高机关解决问题的党的党团。我刚才已经听到了有人发表的廉价的指责，说季诺维也夫同志是7小时工作制的“反对者”。（插话：这是蛊惑宣传）我们还不能同你们稍微互换一下角度，因为看来你们很快会指责我们在工人方面的要求不够。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大家知道吗，就在那个一提起来就引起一阵笑声的行动纲领中……是的，同志们，先不要急着笑（笑声），先不要急着笑。这个纲领中说：“要彻底消除你们延长8小时工作日的意图；非万不得已不得加班加点。不得滥招临时工，不得把固定工算作‘季节工’。不得违反业已公布的规定，延长有害车间的工作日。”作为开端，我们出来落实这几条吧。问题是：近几年劳动法典和我们的实践有无缩短或延长工作日的变化。直到昨天为止，只有延长，只有恶化，直到那一刻，政治局突然决定责成布哈林同志在已准备好、已经写好的宣言中加上把8小时工作制改为7小时工作制这小小的一段。这是什么意思呢？同志们，如果说问题的处理是基于我们十分重视的国际上的考虑，是基于7小时工作制在文化上对无产阶级的好处，那么可想而知这并不是宣言作者们动笔时的新见解。为什么这一条紧跟着就加进了宣言呢？为什么这么突然？为什么匆匆忙忙？既然我们想公布一项颇有实际意义的法令，那么起码要有所准备。根本没有准备。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很熟悉我们五年经济计划的主要特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被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在国家主要经济领导机关制定的任何一个五年计划中，我没有找到，我想你们也不会找到，有关从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蛛丝马迹。然而这个问题对于经济远景规划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很少有机会看到工会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的记录。我不知道，也许我说得不对，托姆斯基同志好像是缩短8小时工作日的倡议者之一，他也许会纠正我的错误，我不知道有哪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或哪一次会议把这个问题作为实际建议提出来讨论过。同志们，情况究竟怎样呢？是立法措施，还是像基洛夫同志发言那样的一般性宣言？恕我直言，即使从简单的政治常识的角度看来，基洛夫同志对问题的提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样来提出减少失业的问题，那么这不是前进，不是日益增长的财富和经济实力强大导致的改革。不是的，这是力图让全体工人都来分担失业风险的措施。只能这样提出通过暂时缩短工作日来与失业现象作斗争的问题。只要是通过缩短工作日或工作周来与失业现象作斗争，这就是让整个工人阶级来分担失业的风险，就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工资也会相应地减少。但是宣言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宣言中说：“不减少劳动报酬。”那么这不是同失业作斗争的临时措施，而是一项主要的、根本的和原则性的措施。但是这项措施只有纳入我们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或至少在五年远景规划中予以考虑才会具有实际意义。否则这只是一则普通的宣言，作为一项考虑不周的措施和随意作出的承诺，它会引起每一名认真的经济工作者、工会工作人员以及工人的不信任。为什么以这种突然的方式宣告这项改革呢？这太扎眼了：不是以经济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方式，而是以庆祝日政治献礼的方式宣告这一改革。通过意外的发现和突然的方式来修改宣言，宣布实行这一措施，这怎么行呢。
同志们，总之，目前实行的意外礼物的政策不会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几星期前，我国工人阶级得到令人不快的意外礼物：他们得知我们准备每年付给法国6000万法郎一事，这一做法的正确与否且不去说它，事实是法国的小铺老板和守门人比我国工人阶级早几个月得知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与计划。我国报刊不准许转载拉柯夫斯基同志根据政治局的指示精神对法国报界记者的谈话。为什么？这算什么政策？我们的工人阶级得知政府打算每年向法国政府支付6000万法郎这一意外礼物，而二三周后的今天，他们又得知我们准备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意外礼物，而近几年来我们违反劳动法典，工作日不但不缩减，反而延长了。这算什么程序？当初我们这些反对派分子在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等方面无论提出任何简单的措施，在场的许多人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所碰到的惟一字眼就是蛊惑宣传。最好也不过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资金从哪里来？
同志们，既然你们发现了办法，当初你们曾责怪我们不知道这个办法（也就是责问：资金从哪里来？），那么你们应该把这个办法写进宣言。你们应该公开地说：批评我们延长工作日的反对派是恶意煽动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资金从哪里来，我们的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这个问题的主要承办人）揭开了这个秘密，便以十月革命周年意外礼物的形式筹划了这件事。请开诚布公地讲清楚，为什么你们今天之前还在延长工作日，为什么今天突然认为必须宣布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当然在改善工人状况这件事上我们会全力帮助你们……（喧哗声，有人问：用谁的力量？）用我们的力量，但应实事求是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它作为认真的经济核算问题，而不是令人生疑的节日礼物问题，不是复活节的红鸡蛋，但今天正是这样宣布的。整个这项“政策”都是为应付目前危急时刻的政治措施，追求政治效果，仅此而已。我来给大家指出这项措施的由来。同志们，刚才大家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行动纲领的发言付之一笑，我要对大家说，要不是这个行动纲领……（喧哗声），也就不会有7小时工作制了。（笑声，喧哗声）（会议主席：您的时间已到。）原来，恰恰在提到纲领的时候我的时间到了。我只好简单说几句来对大家的笑声作答了。这个宣言中除了出人意料的关于7小时工作制的一段而外，还有出人意料的再免去10％的农民的农业税一段。我们当初曾经建议免除40～50％农民的农业税，却被说成是蛊惑宣传、鼓励坐享其成等等。如果在25％免税的基础上出人意料地又加上10％，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农村中的分化“不厉害”吗，不是说我们夸大其辞吗，不是说那都是戈连达和加米涅夫的凭空臆造吗，不是说我们夸大了关于富农危险的问题吗，不是说贫农就是懒汉吗，不是说我们在贫农问题上走极端或者有贫农倾向吗？你们为什么在宣言中要赠送意外的礼物再免除10％的贫农的农业税呢？（会议主席按铃）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大名鼎鼎的贫农代表忍不住了。我再讲一分钟，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加里宁：我这个人很守时，托洛茨基同志更是个守时的人。
托洛茨基：真遗憾，只要提到贫农和富农的问题，您就特别守时。（笑声）显然，谁都不喜欢别人揭他的疮疤，与俄罗斯的谚语相反。
最后一点，同志们，第三点，关于贫农和雇农的保险问题。
加里宁：……民主。
托洛茨基：加里宁同志，可能您将来也得靠这个民主来保护哩。不要太瞧不起它，它将来也许对你有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北高加索的同志会告诉您的，您可以向他们了解“民主”的情况。但是我现在不谈民主问题，只谈贫雇农的保险问题。这个措施好极了！可是同志们，昨天才刚刚取消了建筑工人、大部分食品业工人和大部分水运工作人员的社会统保，使他们落到类似伐木工人的处境。在这个问题上汽车的所有轮子原来都是从左向右转动，到节日前夕变成从右向左转了。既然汽车是从左向右运动，后来是轮子猛地从右向左来个急转弯，这样可别把齿轮磕掉了。为什么要突然来个急转弯呢？当然，可想而知，古比雪夫同志明白这个秘密。托姆斯基同志可能也知道。（喧哗声）这个秘密再简单不过了：秘密在于那个行动纲领，有人先是企图通过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和军事阴谋封锁这个纲领，企图用卑鄙的波拿巴主义的诽谤扼杀这个纲领。（喧哗声，喊声：够了）他们从右面、用波拿巴主义的方式封锁未能得逞，因为党员不相信，于是说：我们再从左面试试（喊声：够了，行了，喧哗声）……以意外礼物的形式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对宣言的补充，出现了所有这些大张旗鼓宣布的社会改革。原则上对这些措施可以尽量表示欢迎，不过不能仅仅宣布而已，要作为经济计划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信这些措施，并帮助将其付诸实施。
1927年10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