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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提纲
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
八、我们困难的根源
第一个出路是反对派提出的必须向占农村10的殷实的富农户借粮1.5亿~2亿普特。
(6)选拔人员问题(自下而上)和我们之间不正确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财政问题。选拔工作做得越糟,需要的资金越多。官僚主义制度阻碍正确地选拔和建立正常的关系。
(7)经济领导工作中的尾巴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损失几千万卢布,这是对缺乏预见、互不协调、舍本逐末和落后的罚金。例如,在很大程度上因缺乏预见和没有计划而引起的我国工商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工人的盲目流动一项,就使国营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初步估算,约有5亿卢布。(1927年8月2日《工商报》第173号)
十一、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其次是形成富农会很好地长入社会主义这种使人麻痹的理论。“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将走投无路,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预先规定了的。”(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第49页)
“实际上,在工业品匮乏的情况下,好收成可能意味着把粮食更多地用于制作私酒和加重城市里的排队现象。从政治上说,这将意味着农民进行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的斗争。”(1926年4月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托洛茨基同志对李可夫同志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第164页)
事实证明反对派的担心并非多余。斯大林同志企图歪曲提出警告的用意,用庸俗的嘲讽敷衍了事。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托洛茨基同志的出发点是,我国的工业化要经过某种所谓‘不好的收成’来实现。”(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报告第459页)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令人信服和更为重要的标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既然国民经济确实在增长(这话不错),既然社会主义的积累确实比私人积累增长得快(中央委员会不顾事实地这样说),那就叫人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最近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了,为什么最近签订的集体合同成了尖锐磨擦和激烈斗争的焦点。任何一个工人都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成分对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这种“优势”,在这种“优势”下,非无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工人的这种实际的、现实的标准与理论标准完全相符,也是对中央委员会表面和形式上的乐观态度的驳斥。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