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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与党内制度
托洛茨基
（1927年9月24日）
围绕所谓“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开展的运动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然而这场运动最终并未证实它打算证实的东西。该是对运动进行初步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先来看看联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和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总结报告材料（1927年7月29日～8月9日）》中对“关于克列孟梭问题”是如何下定义的。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确落了个坏名声。（它搞的提纲在全体会议和报刊上被多数派代表称之为不成功的、蹩脚的甚至是愚蠢的提纲。）不过这时中央鼓动宣传部帮了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一把。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份最具权威性的宣传鼓动文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哪些有关克列孟梭问题的内容呢？
“反对派在其对党和共产国际的攻击中提出如下论点：
（1）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目前正处于热月蜕化时期；
（2）按照克列孟梭1914年在法国搞政变的范例对这些领导人来个大换班已在所难免。”（黑体是我们用的）
“按照克列孟梭1914年在法国搞政变的范例”等字样是本引文的中心。不过在这一论点中惟有克列孟梭当时曾在法国活动这一点属实。克列孟梭什么政变也没有搞。即使这里的“政变”系指克列孟梭一伙上台执政，也不是1914年的事情，而是1917年的事情。然而1917年并没有发生任何政变。资产阶级议会把政权拱手交给克列孟梭一伙，认为他们能更好地解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军事难题。议会是资产阶级借口按正常程序处理国事的机构。那么为什么串通一气的中央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和莫斯科鼓动宣传部要说克列孟梭搞政变呢？因为如果不说政变，就不能把在这方面仿效发克列孟梭的意图强加在反对派的头上。这里目的非常明确。为什么又要把
克列孟梭政变移到1914年呢？我们说，既然是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把它移到哪一年不都一样吗？只有阴险的反对派才会在这种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
徒弟不可能比师傅高明。布哈林同志是我党最官方的理论家。布哈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时说：反对派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即使在敌人离两个革命中心80公里的地方“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在我国搞克列孟梭式政变。”在同一报告的另一处提出了“克列孟梭的小政变（nepeвopoтиk）”，而且而且加上了引号，好像是引文，该不是摘自中央鼓动宣传部的材料吧？只是给“政变”一词加了指小表爱的后缀。这完全是布哈林的风格：既然夹杂着谎言，那就婉转点说，结果像在搞缓冲，这也是布哈林在党内争论中的“特殊路线”的实质所在。换成李可夫就会说成“政变”（nepeвopoтищe），给加上表示蔑视的后缀，以表现其坚定的态度。布哈林说的是“小政变”。客观的鼓动宣传部只用“政变”二字。实际上什么样的政变都不曾有过。却有一篇针对反对派的小抄，为的是改变事情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对雅罗斯拉夫斯基能有什么要求呢？他作为发言者和著作家的主要特点就是不会不加歪曲地表达任何稍微复杂的思想，即使这种歪曲对他毫无利害关系也是如此。他的这种本事（或无能）因为不受惩罚而有了惊人的进步。雅罗斯拉夫斯基从“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中得出了令人愤慨的结论：“反对派不反对援用从异己阶级那里吸取策略的范例。”这一责难当即具有了一种伟大的历史性总结的形式。跟着雅罗斯拉夫斯基走这条道路只会瞎耽误功夫。被封为预言家的塞·绍尔决想不到“异己阶级的”范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中起了什么作用。革命者甚至曾不止一次地用反动派的例子来教育群众，向他们解释说，反动分子有别于自由派分子和妥协分子，“他们不是夸夸其谈的人，而是实干家”。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法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一事为制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起了重大的“范例”作用。离开异己阶级的策略范例，简直寸步难行。只是必须正确利用这些范例。这里首先是不得伪造历史。
小有名气的尼·库兹明[1]也把那个“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当成取之不尽的知识的源泉加以利用，他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挥了下述思想：据说克列孟梭追求权势是为了用无情地镇压工农的方法迫使法国军队将战争进行到底；反对派不信任农民，他们想取得政权，以便“按照克列孟梭的范例”镇压农民。当然从库兹明那里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他可能这样说，也可能那样说。但这并非偶然，库兹明也并不是因为聪明过头（而且恰恰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挥了这番让人在一公里外即可嗅到热月党人思想臭味的下流话。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也决不拒绝利用“克列孟梭的范例”，只是得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克列孟梭进行的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且是真刀真枪地干。帝国主义战争是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基层群众的利益根本抵触的。要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战争，尤其是到了第四个年头，惟一的办法是无情地镇压先进的工人和革命的农民。我们的战争将是社会主义战争。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理想主义，只有钳制住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富农及热月分子，才能进行。克列孟梭依靠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富农青年的沙文主义的理想主义，他欺骗、毒害工农，压制任何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企图。我们将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英雄主义与果敢精神，让他们将［带］领中农前进。我们只有原原本本地向劳动群众讲清实情，告诉他们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才能保持和加强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这就是库兹明式的热月党人谎言对国防事业危害甚大的原因，因为它在分清敌我的问题上对工农起了误导的作用。
我们暂且不谈瓦雷斯基、萨拉托夫斯基及其他人的文章。我们来看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机关报《工人边疆区报》，该报是为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区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服务的。8月12日《工人边疆区报》在读到那个极其有害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时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中表达了类似克列孟梭的思想的想法，克列孟梭在1871年德军进攻巴黎时，声称，为了同外敌（同德军）斗争首先应该除掉内部的敌人。”
您原先不知道这个情况吗？现在就知道了！这段精彩的言词是对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的最精确的、可以说是最“富有原则性的”、至少也是最恰当的解释。糟糕的只是《工人边疆区报》提供的历史资料纯属子虚乌有。真的这么糟糕吗？既然中央鼓动宣传部都把1917年同1914年搞混了，为什么《工人边疆区报》就不能把1917年同1871年搞混呢？不错，在所谓的托洛茨基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中明明说的是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讲的是潘勒韦、白里安等人的内阁；不错，1914年、1917年、1871年均未发生克列孟梭的政变；不错，无论在上述的哪一年克列孟梭从未说过要先消灭内部敌人后保卫巴黎；不错，这种虚构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不过既然要按照发言稿的需要来裁剪历史，那就只好坚决选择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方案，该方案在对反对派进行诽谤时更好使。
先按发言稿的调子对克列孟梭进行一番加工，再拿这样的克列孟梭去套反对派，诸如此类的范例不胜枚举，而且居然全都在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讲话及文章的范围内。至于这些新发现到了县里、乡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厂或者萨拉托夫的农民那里会是什么样子，就不难明白了。简直难以想像还有比这更系统化的对人们意识的毒害！这一切都不会白白地过去，这一切都在积累着，在准备产生“效益”，这种“效益”既适合于发言提纲、专事中伤的学徒、帮手和行家，又适合于全党。
雅罗斯拉夫斯基继斯大林等人之后在我们引用的《党和反对派》一文中谈到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那本不成功的小册子《论战争和战争危险》。有些人把这本不成功的小册子称之为荒谬可笑的。书中充斥着具有黑帮色彩的无知见解。无产阶级的首都莫斯科的鼓动宣传部怎么会出版这样的小册子？况且不是一般的小册子，而是政治学习指南，讲的是关于战争和战争危险这样的重要问题。是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倒霉的是甚至不能自欺欺人地借口说这是一种“偶然性”。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发言提纲可说是更加丢丑。发言提纲断言，英俄委员会将成为反战中心，成为国际上动员革命力量的主要工具，等等，等等。当1926年7月反对派指出这一使党蒙受耻辱的文件时，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没有受到指责，反对派却受到指责。这个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在出版论战争和战争危险的小册子的同时，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导性小册子，其质量和水平完全一样。最后，在进行了这些试验而且均被揭穿之后，中央鼓动宣传部和莫斯科委员会又出版一本小册子，它向全世界宣布，反对派打算效仿“1914年克列孟梭在法国发动政变的范例”。
这怎么可能呢？答案是不容争辩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总的制度和与其相关的人员遴选制度。人们所写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了解的，并不是他们琢磨出来的，也不是他们想说的，而是当前形势下要求他们写的。每个执笔者事先都知道，只要他把他们无知或市侩的愚钝拿去对付反对派，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每个执笔者都知道，他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地去查问或者对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反对派反正也无法推翻谎言，再说谁想推翻或是想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那他马上就会被打成反对派。扼杀党内批评的制度、封闭的机关连环保制度以及发言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大行其道，这些都必定使党的官方理论水平逐步降低。
同时，围绕所谓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而展开的整个运动并非因为敌人距莫斯科只有80公里，并非因为反对派准备仿效并没有搞过政变的克列孟梭搞政变，而是为了进一步压制党内的思想，这样一来当权机关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更加不受任何约束了。
我援引克列孟梭的例子，援引敌视我们的阶级的政治经验中的一个例子，为的是说明一个极其简单的想法：以自己处于领导地位的先锋为代表的执政阶级，应当保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改组自己的队伍而不致出现内部动荡和灾难性的力量分裂的能力。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得有两党存在，统一的政党也不得分派。但无产阶级专政需要一种统一和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这种制度使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运用革命政党特有的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监督自己的所有机关，即安排它们的政策，在实行中考查它们，任免干部。
专政是极其锐利的工具。要正确地掌握它，以免弄钝或打碎。那种关于反对派倾向于民主制的责难是荒唐的。若说这种责难是认真的，那是由于不明白：从理论上讲，在不利的情况和实行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对专政制度造成威胁的不仅仅有向民主制演化，而且还有蜕化为波拿巴主义制度。从历史上讲，这第二种情况要比第一种情况更现实。破坏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把民主集中制变为官僚主义集中制，就是出现波拿巴主义危险的党内条件。
我们在指名道姓地说到这种危险时，就已预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招致疯狂的责难和迫害。“孟什维克可是说过专政蜕化为波拿巴主义呀！”不错，是说过。孟什维克的发出点［出发点］是，如果专政不及时地由民主制来取代，专政就必然蜕化为波拿巴主义。我们认为，民主制和波拿巴主义不过是回到资本主义的不同的道路而已。在我们这个具有革命和内战传统的农民国家中，波拿巴主义是一条比民主制更现实的回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道路。仅仅因为孟什维克利用这种危险投机便否定历史性危险的存在，岂不是自欺欺人！
乌斯特里亚洛夫梦想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分期）走上资产阶级轨道。孟什维克与一度曾是新资产阶级妥协主义代表者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相反，他们害怕波拿巴主义制度，认为民主制比它好，民主制使小资产阶级能够保留某种表面上的政治作用。当初列宁在回答乌斯特里亚洛夫提出的“策略还是革命？”的问题时表示：策略可能转变成演变。党内制度也是如此。斯大林认为，压制一切批评，用万能的小抄取代集体思想生活以及不停地镇压仅仅是为维持党的平衡所必须的暂时性的恶事。事实上，这些措施日益破坏着民主与集中之间必要的相互关系，加大了专政向波拿巴主义蜕化这一十分现实的历史性危险。
当然，这些过程的根源不在于孤立开来的党内关系，而在于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各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政党与各阶级间的关系以及党的政策的总路线。只有诚实的官僚主义蠢材或对明天毫不关心的无耻的冒险主义者才会否认列宁逝世至今这段时间党内制度日益恶化的事实。以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恶化在党的思想生活领域造成的明显后果：国内的头号组织，莫斯科党组织竟然出版纯属粗制滥造的有关英俄委员会、中国革命、战争危险及党内关系这些极其重要的党的政策问题的指导性小册子。而且这件实际上令人震惊的事情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倒因对那些指出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的完全错误的路线的人加紧迫害而掩盖起来了。
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等党的领导的官僚主义蜕变的最显赫的代表人物自然不去追求官僚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想以党内民主的方法贯彻自己的政策，即希望党赞同他们的政策，重新选上愿意贯彻这一政策的人。但是，他们遇到了党的某种无声的抵抗，他们日益被迫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自己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党代表大会不过是无法躲避的灾难。他们不惜完全违背党章，将这一灾难推迟一年。他们口口声声说争论是绝对的坏事，是对实际工作的干扰，同时却专干以无休止的争论来动摇党的事情，我们上面提到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一事即是例证。他们一面搞单方面的争论，一面又没完没了地搞严重打击实际工作的组织结论。开除出党成了家常便饭。罪名是什么呢？罪名是散发“秘密”文件。其实真正的罪过是本应成为全党财富的讲话和文章竟被宣布为秘密文件（而且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他们无法兑现最近几届代表大会宣布的党内民主，只好采取日益有效的党内强制的手段。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早已被打上面临战争危险的标记。争论被绝对禁止，理由是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搞乱全党，制造了反对派以“按照克列孟梭的范例”搞政变相威胁的恶劣神话。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消灭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最终用当权机关的无上权力取而代之。而在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动、党的领导人的政策也相应地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危险的先决条件。
战争的威胁并非偶然的、短时期的现象。世界性矛盾日益加剧。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关系缓和是短暂的。基本的发展路线是对抗加剧和战争危险不断加深。按照现行制度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要彻底打消关于党内民主的想法。借口“克列孟梭式政变”开展的运动如同其他一系列类似的运动以及当前这场从上而下地动摇党的无休止的争论一样，就是要彻底打消使党的生活可能回到民主轨道的想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可争辩的是：党内制度是所有危险中最为严峻的危险。就这番话也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开展了一场不受约束的、缺乏思想性的运动。然而这番话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我受到敌人的威胁，但我的眼睛被蒙住了，我的手被捆住了，我也要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敌人，而是我的动作受拘束。所谓存在战争危险甚至发生战争的谎言使讨论和解决所有问题、指导和检查自己的所有机关的党自下而上地失去主动性。如果敌人离莫斯科只有80公里，那么党需要具有比其他情况下高出10倍的主动性。可我们的任务就是避免和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具备主动精神和充满活力的党才能实现这一任务。就是说，首要的任务是改变党的制度。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2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32
[1] 顺便说说，库兹明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他善于见风使舵地写文章。对于我的《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几部书，库兹明曾热情洋溢地大唱赞歌（如1924年5月14日《消息报》第115号）。现在他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不管库兹明如何“辩证地”（说重一点是变色龙似地）变化，我对他的作品及本人的态度（我认为这绝不仅是我个人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托洛茨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