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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戈利曼
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3日）
尊敬的同志：
我饶有兴致地读了您的来信。您自称“缓冲器”，从来信看来也确实如此。现对您提出的问题简要答复如下：
1．您建议就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从理论上展开争论。但同时又事先为我们的文章大概不能发表表示遗憾，您又补充说：“对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的不能容忍……又使我们的杂志的几乎所有的党内编辑所固有的成见变得更加根深蒂固”。难道我们的编辑部在亲自制定政策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您所说的“不能容忍”似乎有点情绪色彩，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路线不正确、事变的进程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在同错误路线展开深刻“争论”时，这种“不能容忍”便成了一种自卫形式，即机械地取消就革命基本问题进行的任何意见交换。问题不在编辑部，也不在“不能容忍”，而在于基本的政治路线。
2．您反对领导层四分五裂（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或者是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您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您认为团结一致的领导层更能保证少犯错误。我绝对无意反对这种主张，根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张与列宁对我党领导层未来命运所作的估计完全一致。无论意见分歧有多么深刻和尖锐，但我依然准备尽全力支持可促使恢复列宁主义领导中心的基本集团的每一个步骤。但是问题并未就此结束。革命政党的人员结构问题是由领导的路线问题决定的。我们现在正在滋长一种放肆专横情绪，认为批评中央就如同君主主义者冒犯圣上。这种情绪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中央既不是世袭机构，又不是终身制的党的机构。中央是有权势的机关，但它是党的机关。党可以撤换中央。为此，党应具备谴责中央的可能性。批评中央，特别是在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提出批评，是每个党员合法的完全权利。企图侵害这种权利就意味着把党变成机关下的无力的和意志薄弱的合唱团。稍微懂得一点阶级关系的内在结构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会带来怎样的前景。
3．您承认“从3月份起，中央的对华工作路线就出现了重大失误并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我认为，这正是了解您的缓冲立场的弱点的关键。革命是浓缩的政治和浓缩的历史。革命的检验是浓缩的检验。所以就不能把“中国问题”上的路线看成无谓的插曲，哪怕是重大的。在中国，正是由于那里正在进行革命，种种关系都具有浓缩的特点，因此只要基本原则立场对头就不易出错。既然不存在一国社会主义，那也就不存在一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政策。对华政策是苏联对内政策的延伸。只不过由于事变发展的迅猛这种延伸较为明显罢了。
4．您在谈及过去时说道，必须“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妥协主义政策”。这个想法还不够。问题是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革命斗争问题，国民党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是公开的资本家政府（南京政府）或者是涂上一点妥协主义色彩的政府（汉口政府）。
5．我们是否承认中国经济中存在封建关系？封建主义是以农业中的农奴制关系为依靠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不能说中国存在封建主义。农奴制关系和半农奴制关系在经济方面和社会生活中都表现得非常强烈。这种关系部分源于封建时代。部分是新生物，即在生产力的发展受阻、过剩的农业人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本金的作用等基础上的再生的。至于在中国哪种关系起统治作用，是“封建关系”（确切地说是农奴制关系和所谓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是资本主义关系？肯定是后者。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整个经济中起绝对主导作用，才有了能谈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鲁宾斯坦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中国经济的好文章。尽管有人（编辑部？）企图把农奴制残余提到首要地位，但他丝毫未能改变文章的下列基本思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占优势，工业比农业占优势，城市比农村占优势。中国的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现在已经非常之大了。近几年内这种作用只会有增无减。事变已经表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领导人的方针完完全全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在事实上夺得领导地位。
6．您问是否可以使用诸如“中央的叛卖政策”和“背叛”之类的提法？您还说我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您这样说有何根据？
7．您担心进一步扩大分歧会导致分裂。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也认为分裂是最大的不幸。导致分歧扩大的根源不是反对派的险恶用心，而是事态的发展程度。党内制度已决定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途径来解决分歧。党本身的不正常状况又是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必然产物。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危险的主要根源。只有把全部问题都公开地、大胆地提出来，才能促使党不是按照套话，而是从实质上来对待这些问题。这是达到建立在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的统一的惟一途径。统一不能靠怨天尤人的缓冲论调和机关的恫吓来维持。
8．您问道：“思想上和组织上同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结盟是否相宜？”组织上结盟的说法本身是完全错误的。这方面的任何断言均纯属无中生有。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接近肯定存在，根据该集团的一些出版物我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我认为，该集团放弃了许多东西，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指责这个集团为反革命、叛徒等是完全错误的，犹如指责反对派“支持”张伯伦一样。
最后，我要感谢您寄来您的书。全会之前肯定是无法拜读了。但愿全会之后能够一读，至少可以读读您指出的那一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