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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1927年7月2日反对派的提纲
托洛茨基 等
（1927年7月2日）
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选辑活页（10）——托陈取消派文件
原件：杨湛笑译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上海书局一九三○年二月十日初版第79-113页
中国的新事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及整个的第三国际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任务所在，不顾一切再要你们注意。第三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照着史太林布哈林的成见，还是嘉奖与保存那旧时在中国的妥协的政治路线。扩大会议没有上前一步，做一个实际的问题。不待追寻别的证明，扩大会议未及散会，命令发出没有几星期之长沙事件又重新扩大了一切问题。机会立教的路拨，在革命时期时常是如此的。
长沙事变，工农血肉即随之横飞。所谓武汉左派国民党在战线上事件之扩大，冯玉祥之妥协，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这些一切，完全重复证明我们送交我们党内的中央及第三国际的很多文件中的分析与预言是对的。可惜的还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面开玩笑，付了重价的一切错误与教训，第三国际都疏忽过去了。
一、蒋介石政变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长沙反革命事件的开始，是在五月十九日，而真理报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六日才传出这个消息，由真理报公布的电报中，可知党及第三国际知道这件重要事件，还在一月以后。冯玉祥被选为南京政府的委员（即蒋介石的白党政府），苏联通信社已于五月二十四日传出了这个消息。（可以参考苏联通信社的目录）但不发表在报章上，这种方法已成了系统。事实虽不可隐蔽起来，最低限度可以延长时间，以便准备党对反对派的新的攻击，如果政策是很正确的，就不需要这种手段，这还不很明显吗？
长沙及湖南各地发生了怎〔什〕么？
地方卫戍司令与几千兵士联合，无疑义的是得了唐生智的承认与同意，（唐氏党〔当〕时曰左派国民党的主人）在五月十九日进行了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五月二十一日又有三十五军的部队包围与解散工农会所，五百人被解除武装，十二人毙命，工农会的指导员二十人被捕。
近郊农民听到政变的消息，迅速地组织起武装队伍进攻长沙。无奈他们的武装不完备，为机关枪扫射退却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决议宣布要国民党左派退出他的军队，根据他的命令，很多的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人员，被逐出军队。长沙政变不久以前，有夏斗寅的反动，再早又有杨森的政变。事变的一幕就是这样。事变的主动者为军官的联盟，军士代表苏维埃是没有的。因为它——兵士代表苏维埃没有成立之可能么？不是的，因为反对派早已要求组织它，而被史太林布哈林禁绝了。
唐生智完全复演了蒋介石的把戏，开始则出之于发誓与宣言，最终就屠杀工农，及夺取政权。很明显的，北伐不过是他隐藏在“左派”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后方，作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左派政府的政治，就促或〔成〕这个狡滑的工作。苏联通信社五月十日的消息，武汉政府的委员孙科与人接见时，他说中国可走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反动的孙科他不是悲观者，也不是轻信之叛〔徒〕，从五月十九日（即九日以后）武汉政府的军队与纠察队第一次开始进攻长沙，唐生智实际上是统治国民革命军，他嘉许长沙政变，而冯玉祥与蒋介石则同时进行谈判。
六月十一日上海苏联通信社传出消息：“湖南有一部份的农民陷入过火的状态，发在〔现〕禁止从本省输出粮食，占领商店，分配财富等，”怎么能从阿夫党新切以夫（俄国革命时的反动者）写出这样的话，是偶然的吗？不是的，这是马尔丁诺夫的精神陶养成的
苏联通信社另外一个通信员在自己的消息上加上了牛油与砂糖，不得不承认武汉政府区城〔域〕内随军事胜利的脚跟上即起了新的反动，鲸吞工农在革命中之根本胜利，不只在南方，同时在湖北的北方（真理报六月十六日）事件也不停留的自动的发展，非史太林布哈林的政策所能阻止的。
六月十七日真理报载：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全无经验的（？）农民组织，在有些地方做出错误，这是可能的。国民党中央已采纳了各种方法，禁止没收兵士的（？）与军官的财产！如果违反此命令，则严重处罚，同时严办那些散布流言以造成农民兵土间隔膜的人。事件的发展，恰如以上所指出的。
中国的克伦斯基欺骗民众，说是没收兵士的土地，实际上是关系于将军们的，地主的，官僚的土地。恰恰如像俄国的希哥来夫，阿夫克新切以夫（反革命者）一样，而真理报与他合为一体，土地部长谭平山缄默不言，史太林布哈林在摧残反对派。
武汉政府的军官，是资产阶级地主所组成的，武汉政府之不侵犯军官的土地的决议，是得共产党同意的。军队成了地主们在组织上相互的保险。革命的政党，应当采取直接相反的政策，要没收将军们的土地。没收土地不只是吸收农民，同时要吸收兵士，驱逐地主的军官出军队，枪杀反革命的官长。这样的做了，或者牵制了北伐。但是这种是被压迫者对压追者的征伐，可得到无限的胜利。中国之解放与统一，就是国民革命之完成，不能成于唐生智与蒋介石联盟之北伐，而成于工农反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压追者之革命的征伐。
二、左派国民【党】与农村革命
谁更换了中国的革命？蒋介石政变以后民族运动是什么？这是蒋介石政变以后首先要待答的问题。史太林布哈林的观点，以为左派国民党现在应当安静的对付蒋介石，推动自己的军队向北方前进。“现在最好是使蒋介石在分〔上〕海区域内与帝国主义纷乱不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史太林在中山大学的演说，书名——《中国革命与反对派的错误》第七页），实际上表现的是什么？纷乱不清楚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史太林和他的虚伪的政策。蒋介石在演奏时机，到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在事实上接着〔管〕了“左派”国民党的中央，和革命的军官到他自己方面来，他就直接进行与英日帝国主义者共谋。我们还是在继续安慰自己，“我们的”革命军官向北进攻。我们欺骗了自己和别人。忘记了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不是革命的军官。到了北京他们正为着与英日两国进行妥协。和平的与蒋介石，甚至于与冯玉祥分割政权。
六月三日苏联通讯社传出自慰的消息：“国民政府决议对南京取坚决的斗争。”无疑的这又是新的欺骗，谁愿意与南京政府斗争，首先就要查办自己队伍中的南京派。
如果蒋介石以全力去讨伐上海与南京是为保证自己政变的准备。如果唐生智的北讨河南为着“左派”国民政府后方政变，则束讨南京很明显的是为着掩避。最近的将来的政变，他定驱逐或者枪杀“左派”政府中不幸的共产党员，与毁坏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
在这方面事节〔件〕之发展，完全是出于自动的。东方通信社传出“两派的妥协（武汉与南京）渐渐的采取了实际的形式。”事件的中心，就是革命的实力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抗完全没有可能，过去的一切政策达到了使工农没有武装起来。
长沙的事件，不是那些虚伪的乐观者再行视为是一件小的事情，事变普遍了全省，几星期内满布了白色恐怖。湖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长沙有一五○万居民，是革命的中心，革命中心受了打击，非史太林布哈林的政策能够防止的。
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习惯上说，蒋介石第二次叛变了，走开了，而是武汉“左派”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叛变与破产。
按真理报五月十八日由汉口传出的可耻与难信的消息：“虽然统治者在湖南各地有白色恐怖，但农民运动渐渐扩大，在许多地方有了农民的政权，乡村间农民与豪绅发生了武装冲突。”革命运动的范围愈扩大，指导者机会主义的错误亦愈明显。农民手中的政权要对抗武汉政府，这表示汪精卫就要不断的摧残农民，我们须给农民以怎样的建议？如何去扩大运动？怎样与城市工人作亲密的联合？不要组织苏维埃吗？或者我们对农民说：驱逐地主，夺取政权，而他们将犯禁律而跳出史太林的阶段。机会主义者之指导，在每个新阶段上，通要使革命运动陷入深坑中。农民能够夺取政权，驱逐地主，屠杀高利贷者，地方上昏暴的官吏。但是用国家的机关的方法来巩固农村革命，热烈万分的农民是不会这样做的。为着此点必须领导国民党（实际的国民党并不是如史太林脑子里想象的国民党的思想），国民党不能指导这样的农村革命，它是反对农村革命的。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领导农村革命，农民的暴动必受摧残，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几世纪的历史中，已有不少的事实。
责骂反对派“没有估计”武汉中心是农村革命的中心，已经长久了吗？事实上是怎样呢？“左派”国民党与它相随的共产党员，不去扩大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反而走上北伐的道路。
换言之，就是去欢迎那些努力扩大势力的将军们，照着将军们的结论，以后在所得的区域内扩大革命运动。真正的革命民众再起来，照着在蒋介石时代所说的一样，后方为应付前线前〔起〕见，必受相当限制，且必须附属于他。新的北伐不能适应革命的目目〔的〕；因为军队向北前进更大，他们与革命的基础失掉关系也愈深，愈巩固了将军们，愈促成唐生智、冯玉祥及其他军阀们与蒋介石用一致的口吻，进而与帝国主义共同分赃。这些一切事件的真相，都被我党所隐蔽，在新的北伐产生出来的反革命和妥协的阶段，痛击了我党的头部，又认为这是偶然意外的灾患，然而无所谓意外与不意外的事变，我们播下的种子，终会长成的。
左派的汪精卫在他与陈独秀共同签名的宣言中说要召集南京会议，其实就是帮助蒋介石。他使工人们在枪杀的前夜，要安稳。汪精卫在上海工人的武装被蒋介石解除之前，有明显的作用。与“左派”汪精卫之妥协，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屠杀工人前数日写出如下的话：“中国共产党亦如其他一切的党一样，是爱和平与秩序的。”
蒋介石政变后，“左派”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是继续右派国民党的政策。不过在新的革命斗争阶级中，在南方军队领土内，应用些新的方式。武汉政府，正确的说，就是右派的政府，建筑在反革命的将军们身上。它不使工农超出国民党的旗帜。只要他们服从它，追随在将军们之后。左派国民党的中央及武汉政府内，尚留着有各的〔个〕右派领袖，蒋介石的忠实者，如孙科、徐谦及其他等。一切军事力量，完全落入冯玉祥唐生智之手。冯玉祥与蒋介石全无分别，唐生智稍有些微革命的差别。军事方面完完没有经过改组。郑州会议的图景，实际就是同以前蒋介石作主的会议一样。“左派”国民党中央的“一致”以及“纪律”等，完全是反对工人阶级及农村革命的。它的政策是出以假面具与曲线的形式；在国民党隐蔽之下，它的任务是扩大反革命的力量，及其成熟。而中共中央的作用，就是“左派”国民党中央的附属物，成为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营垒的质押品。
工农革命运动，在国家机关与军队残酷仇视之下，在中共袖手旁观之下受了挫折、摧残与破坏。
四月二十四日从汉口传出“左派”国民政府对于工人与外国企业主有任何冲突状况，必须采取强迫仲裁机关解决。这件实〔事〕实际就是禁止一般的罢工，外国与本国的企业主间，不可有严刻〔格〕的分别！
长沙事变以后，左派国民党对湖南的情形采取下列的方法：
1．从事调查期间，暂时保存目前的（！）湖南政府（即反革命的政府）
2．改组湖南国民党及工农的组织（改组的目的是真实难臆测呵！）。
3．湖南所有的军队统归周〔张〕澜节制。（周为湖南国民党主席，亦特别调查代表之一）
4．工农与军队两方的武装冲突应当停止（工农受屠杀，应当默受）。否则按革命纪律严行重办。
5．任命特别委员会解决湖南发生的问题。
真理报认为这种解决（！）问题，只名之为不彻底，实际上这是叛变的解决问题，真理报对于国民党的反动者只说些温柔的话，而把一切罪恶的秘密都推到反对派的身上。这样的解决问题，就是同俄国的克伦斯基、兴加来夫、隐藏柯尔尼罗夫、柯克马什夫毫无差别。
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真理报登载出大地主、极反动的唐生智的庄重宣言，一字一句都重复蒋介石的相信三民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等等的宣言与意旨。又推动了我党中的高级机关看唐生智为不可多得的奇货。不消一语的批评他，真理报连批评的感觉都没有，那里还有绞杀他的可能！一九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答复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史太林这样的说：“实际上存了二个国民党，在武汉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在南京的国民党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分裂为二个，农村革命的扩大，获得了（！）肃清（！！）在武汉的以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革命的中心。”在第三国际中央扩大会议上，史太林差不多同样的也如此说。
在史太林布哈林高压之下，第三国际也拒绝了在武汉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史太林证明给第三国际说：“在一九○五年俄国只有二个苏维埃组织，即现在的列宁格拉与莫斯科。”（看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三号二十二页）这完全是不正确的。在一九○五年，俄国有苏维埃组织的地方，最低的限度，为三十个，如：Ivanov-BOoznesky，Ogessa，Sarotov，Orekhovoztse，Ekoteriburg，Naretuduskgy，vothinshky，Sobascleff等等。（参看 Pekrobshy的1905年）就是再举出一九○五年苏维埃的例子，而史太林终要没〔设〕法避免在武汉提出苏维埃的口号，认为工农革命已经获得了，有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为中心人物。
但是事实不消再说，史太林的“革命中心”“我们的国民党”（！）甚至于部份的军队（目前的唯一的真实力量）已追随在蒋介石之后了，即追随右派国民党之后了。不是以布哈林的，而是以马克司列宁的观点解释这些事实则适得其反。
在左派国民党中——布哈林说——留着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及少数急进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这种份子带着尾巴性质（！）比较急进的大资产阶级有第二等（！）作用。（参看第三国际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六月十八日的真理报）。
还有那些“急进的”大资产阶级的份子，使得布哈林满意，认为这是尾巴主义的作用，但在实际上，这些急进的作用，不是第二等的而是第一等的。布哈林现在还以为左派国民党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实际上确实表现相反：并不是谭平山陈独秀去影响孙科、徐谦与陈友仁；而汪精卫找寻的（已找过了）不是谭平山，而是孙科以至于蒋介石。
中国的党（各阶级的）实际再证明是资产阶级的，而以共产党为它的尾巴。而布哈林看不清脚与头的差别。
审查结果，证明过去与现在史太林布哈林在中国的政策是有系统的减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及无产阶级的力量，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的妥协者的身上。中国资产阶级适相反，它进行了纯粹的阶级政策，在莫斯科的虚伪政策隐蔽之下，它利用了工人与农民一直到有利于它为止。当着它看见民众革命高涨的时候，它就枪杀工农。好像完全没有一九○五年与一九一七年前教训一样，也没有马克司主义的理论与多数党的经验一样，在过去和现在重演了一八四八年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惨剧。
三、中国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
下层的农村革命，按自己的道路尽量的往前发展，左派的武汉政府，急烈的去阻止它，此时共产党应当做什么呢？共产党员土地部长谭平山执行自己的任务，提出的大纲，不是别的，垂危待毙，求援于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高利贷者之前，作血统混合的大纲。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在汉口党的大会上（五月三日）声明：“要没收大地主及中等地主的土地时，必须注意（！）以后军事方面发展的行动。农民革命的利益任务，是与反革命将军旧的军事行动相符合的。”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造成政变的先决条件，先则有蒋介石，继则有许克祥，再则夏斗寅的暴动，并且可以为其他一切将军们反革命政变的条件。我们党的中央，登载了陈独秀的演说、没有加以一字的批评，反对派欲批评而不可得。
在“军事胜利的脚跟上，随之而起的新的反动（即武汉的反动）”——长沙政变与夏斗寅暴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忠实的信，即中国多数党（！）与中国的社会革命立宪党（俄国的）在讨论——“时期到了，应当想方法实现几个农村革命的策略！”同在一天内国民党的改良者屠杀农民，或者不去妨碍屠杀革命的农民。
“将来的革命——信中肯定的说——要依赖国民党方面的坚决行动”。不依赖工人指导下的农民暴动，不依赖共产党本身的指导，不依赖于对农民暴动，而去依赖取反革命态度的国民党中央。
中共中央在信中不要武装工人，而反去解除他们的武装，提出这样的革命的要求：“从速兴问罪之师镇压暴动，授全权于唐生智（！）派军队到长沙压服反革命者。”派唐生智到长沙与反革命者媾和，就等于克伦斯基派遣阿米来可夫与米留可夫媾和一样。
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悲愤，以为这是封建份子与军阀勾结而武装反对农民，由于指导革命机关的动摇所引起的，如是做出以下的结论：“军队应当帮助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实现农村改良。”以改良来代替革命，实现国民政府所不愿实现的改良。军队应当帮助改良，而军队在将军们指导之下摧残农民，农民被摧残则与唐生智谈判，而唐生智又是他们军队的父亲与保护者。
从中共中央的忠告信发出以来，又发生了什么？真理报六月十六日登了外交式的斗大字排的消息：“但是有些传说国民党采纳共产党提出的意见是多半不可能的。”
虽然在口头上采纳了，难道保证他在实际上不经丝毫的变更吗？国民党中央自己知道的：它是唯一指导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只是附属于它。第三国际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思想，共产党命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共产党不能独立，它不惯于独立。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就如上面所引出的信件中表现出来。什么地方答复了？谁隐蔽了答复？不为的是保证资产阶级压迫工农暴动更有保证的胜利，现在谁还不愿意明白这点，与这样的多数党实没有话可说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的明显宣言（登在汉口国民新闻报上），是融合马尔丁诺夫路线的化身，当蒋介石的将军在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下屠杀工农的时候，中央（？）清楚的写出如下的语来：“未经过思考的农民的行动，特别是在湖南，引起军队的不满意。夏斗寅想利用军队的不满意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对于小地主的关系，中共已在大纲中明白的规定了，未经过思考的农民的行动是与共产党的行动有冲突的。共产觉对没收小地主及将军们的土地，只要小地主自愿之下承认国民政府所规定的租额，则他们必不会反对为革命柱石的农民。——“只有农民群众联合起来拥护国民政府（杀农民的），才能够巩固革命的根基。”这些是少数派的话，不是多数党的，是黎伯、唐阿、克些埃夫拥护克偷〔伦〕斯基政府，反对那些为柯尔尼罗夫所摧残的农民。未经思考的行动的话，虚伪的政策不只是要使革命失败，而且是腐化共产党的唯一工具。
这就是整幅的图画，不顾工人的组织在四月受严重的摧残，农民失了指导，然而农民终于暴动起来了。汉口的将军们摧残工农，动摇的武汉政府帮助了将军们。共产党恳求克伦斯基同采取农村革命的方法，这一切都为马尔丁诺夫所应允的。史太林布哈林毁灭反对派的不信任“左派”国民党，对中国的关系没有丝毫马克司主义的结论，对付反对派的组织方面的结论，即以随你意来做。
有些同志，特别如佛洛西洛夫解释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与不幸，是“缺乏革命的中坚”。在非革命的政治路线里如何能够培养出革命中坚来！多数党的路线就是养成革命中坚的先决条件。革命中坚的发展，是在它的自身的巩固与深造。
如果共产党倚赖自己训练出青年的革命中坚，自己的第一步工夫，就是独立起来，为影响无产阶级指导职工曾与罢工而斗争。如果共产党无情的捣破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危险，迅速的深入城市乡村被压迫群众的声浪中，如果它勇敢的表现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于本阶级的关系与全国被压迫群众所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很快扩大革命条件之下，这些工作，不只是造成极巩固的革命中坚，并且在无产阶级、农民中得到了无限的影响。
帝国主义的军舰泊在长江两岸，海陆并窥的时候，难道在同一个时侯，与蒋介石张作霖奋斗吗？学了马尔丁诺夫的理论的人，当常发出这样的问题。真的——他们说——敌人方面有常备军，有聪明与军官的高等的技术，从海面作公开的帮助，而我们呢？我们有的是革命——全忘记了在马尔丁诺夫之下碎片的埋葬了一切伟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敌人方面有将军，我们可以将“革命的”军队送给将军，不可侵犯着那些将军，否则，军队散走了，北伐也不能完成了，最好不去惊动蒋介石，绕过他的范围地，否则我们的将军会同他结合，不要太过引起地主，银行家及一般有财产者反对自己，而要与他们“玩”点手段（再做尾巴），否【则】军舰在二十分钟内开入武汉及其他革命中心，这些一切，就是目前马尔丁诺夫式的路线的真正秘奥。
这是自杀的路线，革命走入这种道路永远不会胜利。指出这许多的难关，又复绕过他们（敌人）的范围，实际上就是绕过革命，拒绝我们革命的力量。
火速的发展工农革命，这就是我们恐吓敌人的大炮。这种大炮，同时不只要打破蒋介石、张作霖甚至于帝国主义，首先要击破唐生智及一般在武汉的反革命者，杀尽地主及反革命的军官，残忍的、勇敢的、群众的击杀那些留在农民后方与蒋介石及张作霖有勾结的军队。我们能组织现在的革命军队，只有经过工人阶级指导之下的农村革命队伍中产生出来。无论是唐生智蒋介石张作霖，不能在这种条件之下来组织军事力量的，不管那技术如何高明，官长如何丰富，按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的趋向，若我们少一些与他们的内部走狗开玩笑，阻碍他们活动的余地，则他们将更表示无力量与衰弱。帝国主义的海陆军阻碍中国革命的行动更利害，革命愈加会鼓动群众，更无情的与民众的敌人奋斗。
“难道我们反对农村革命吗”——布哈林的声音。是谁企图完成革命，先则与蒋介石携手，继则与唐生智，再则与汪精卫。谁是中共先则附属于蒋介石，继则附属于汪精卫。是谁反对组织苏维埃于将军们后方，实际上就是农村革命的敌人，最低限度都要阻碍它的发展。
四、再论中国革命性质
对于中国问题，史太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立场，是为反对派所不明了的。中国革命实质是反对帝国主义，于是从这个简单的无争论观察之下，做下了根本虚伪的结论来。照着史太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意见，在外国帝国主义高压之下，可以结合中国内部不同的各阶级，能够造成四个阶级的联合，非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的政府（马尔丁诺夫、加里宁、路特助加克及其他）：以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结果是使中国内部的冲突减轻了，因为要忙于对侍外来的袭击。在实际上而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内部冲突的实质。1905——1917〔一九○五——一九一七〕年中，马尔丁诺夫的可耻的破产的理论，他自己常常知道他是一个少数党，只适合中国，而不适合于俄国的。
关于工农问题，马尔丁诺夫则向共产国际提议为调济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起见，解决一切社会的冲突，则采取仲裁委员会的方法。这些少数派的疯病，无故的加在多数党身上。旧时资产阶级的卖去我们的出路，就是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利用。后来资产阶级从头到脚抛弃了无产阶级。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留在中国革命中。处于新阶段中，仍旧保存那“标本式”的形势,则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史太林、布哈林在理论上实际上大显过帮助的能力，他们过去与现在都是帮助资产阶级，隐藏起党的指导的阶级性。共产党过去与现在都应当屈服于国民党之下，直到从自己方面不批评三民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落在大资产阶级之手，成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反动工具；转变阶级斗争成为抽象的。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危险认为是一件不关重要的一回事，所以政策上没有丝毫实际的意义，所有力量与方法，都去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放无产阶级于它之下，作了资产阶级的利用品。后来又从头到脚抛弃了他。当着这些事实明显了，布哈林则大胆的声明：“我们预先见到了”。不要污辱自己了，这一些，他预先一点都没有看见，你企图用机械的方法“利用”资产阶级，而又弃掉它，如像“嚼剩了的柠檬”一样，你的先见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幻影。
企图掩饰其马尔丁诺夫政策，引证北伐激起了工人运动，这只是暴露自己的颓丧与确定自己的破产。资本主义一般的发展，都是激动群众。但是革命者不能从这点就立论与资产阶级联合。标本资产阶级革命，常常唤起群众，后来却摧残他束缚他，中共从上海广州工人被摧残以后，仍旧继续作蒋介石北伐的尾巴，激动群众，共产党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宝，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帮助资产阶级，在它乐意之下，须激动群众，而我们丝毫不妨碍它屠杀群众。这就是在标本式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先进者的作用。马尔丁诺夫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先进者，不过是太迟一些，腐坏些；因为我们已生在帝国主义时代了。直接受痛苦于杀戮无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变以后的农民暴动，继续扩大史太林关于民族革命的特点，四个阶级联合理论的屏藩，不管马尔丁诺夫天才所赞扬的解决农民问题，用仲裁委员会的方法，直到共同战胜帝国主义以后，再说其他的问题，但是结果终究还是承认：是呵！农民进行国内战争了，反对地主、官僚、将军及高利货者。这样写着，不经国民党的先生们查验可以吗？史太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路线，从此又产出明显的曲线：与帝国主义争斗，削弱了北伐而引起的是反对封建的战争，农民革命成为革命的主要内容。一切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形”于转瞬之间，都烟消云散了。新的曲折更表示其失败与错误。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在机会主义范畴内的曲线。
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史太林自己的演说中，疯病般地企图侮蔑反对派，他说！反对派——看见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是关税问题。这是官僚的立场。我很愿知道史太林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见解是怎样的，但他只知利用人家现成语，而不知道现成语的内容。
在军事势力隐蔽之下，帝国主义深入了中国。在造成商品形式之下，建设铁道与输入工业资本，在银行形式之下，增加了内部的高利货，国家借债，榨取国家收入之大部份有了保证。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形，就是它的经济落后，外资侵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之下，推动了国家向前发展。帝国主义大战时，在这一点上确实达到了广大的成绩，只有这种成绩，才能够提出在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是外资助长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只在某时推动某部门向前进，它故意妨碍其他部分，可以榨取丰厚的利润，停滞中国内部的积垒。一般的说，帝国主义现在是阻碍了，解体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方法。这在它手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关税权。中国半殖民地性质之表现，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民众或是有产阶级失了发展工业的保障，因为失了它，落后的国家便始终不能前进。就是阻碍了中国在经济上必须得到的平等。从外国所规定的最低的关税额，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又强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以经售自己的商品。国家工业之独立发展受了阻碍，家庭工业破产，首先破坏农村经济的后方，造成人口多与贫苦，强有力的高利贷，是最可恶的腐烂的表现。在这样情形之下，其生产更扩大了。农奴制度的关系，在大部份的国家中，它的来源并不是封建残余，而是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了绝大的阻碍。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上，关税是根本的问题。这点史太林却丝毫不懂，关税问题，他认为只不过是形式的官僚问题，而不是看作中国国民经济与世界帝国主义的相互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这就表示首先打倒“中国关税的束缚”。
这样的是否表示我们看轻与减少农村问题的意义呢？此种无理谩骂，甚至先发到列宁格拉党积极份子的决议案上，这样的例子最好是适足以证明目前的统治者是何等的卑鄙污浊。不断的争论，便〔使〕在野者及被罪者难以静默。在实际上反对派反对马尔丁诺夫的阶级联盟去代替农村革命使无产阶级的进攻。农民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农民与工人密切起来。造成真正革命军队，只有经过农村革命。高利贷的奴役的束缚，农奴及半农奴关系之在中国乡村中占很重要地位，并且在城市也这样，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无可争论的是有统治作用，就是因为这点，所以无产阶级在整个的革命中，即农村革命中有占着指导作用的可能。
布哈林须要造成封建占优势，是为着减少无产阶级政治作用的可能，证明它（无产阶级）是目前服从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妥协者。
若与上面所指出的相合，则完全不能将整个的中国革命引用到农村革命去，土地关系之深切的变动，以及如何他是必须变动的，因为没有一般的生产的发展（就是工业化），即不能从经济的狭巷中跳出。若中国关税不自主，则工业之发展又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关税问题的重大意义，不亚于俄国对外贸易的垄断的意义。最近的将来，无论中国以何种方法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中国一样的需要夺取经济上的平等。这就是与帝国主义的争斗的经济内容，也就是民族革命的内容。工农不夺取政权，这问题不能解决，农村革命也是一样不能解决的。
从抽象的了解民族革命，又从抽象的了解农民革命，史太林布哈林仍旧保存自己机会主义的路线——民族革命应该在蒋介石统治之下的国民党指导，农村革命的领袖应该是汪精卫统治下的左派国民党。史太林拒绝组织苏维埃，就是左派国民党对于农村革命已经（好像）充分完满了，这样的新的预想之确切和深远，恰像以前蒋介石的预料一样。
禁止组织苏维埃之意，在须要保存与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国民党之合作，这里又重演了过去为多数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所揭破的痛骂和虚伪：与小资产阶级必须密切的联合，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不是那些最受压迫最革命的乡村与城市的贫民群众，而是妥协的资产阶级的上层智识份子。
这些上层份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就如在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在军队中的委员——毕格些黎与克伦斯基之徒的作用一样。农村革命之尽量扩大，就是因受了共产党与汪精卫等的“左派”国民党之合作的束缚，这就是阻碍工农联合的大道。
资产阶级之离开革命，就发生上海工人血肉的横飞。这件事变以后，他成了一种官场式的承认事实。如果有了上海的事件，则目前一切情况之下，革命的担负者，就只是无产阶级与一般城市与乡村的被剥削的劳动者，因此我们就说要组织起工农苏维埃，而他们认为这是表示暴动反对武汉政府，所以不可以组织苏维埃。武汉政府代表那一个阶级呢？史太林与布哈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复。严肃的阶级分析，是不会与机会主义媾和的史太林布哈林迫不得已为武汉政府隐蔽“说”，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也不是工农政府，恰恰像从前为广东政府隐藏一样，这是超阶级的政府（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的）。
在社会的意义上，武汉政府代表的是什么？对于中国的主要阶级他取哪种态度？不管一切中国条件的“特点”，我可不承认武汉的政府的社会作用，它就是中国的克伦斯基政府。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就是克伦斯基与米留可夫、柯弥尼罗夫的关系，米留可夫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就是这个难关中的总司帐。小资产阶级之妥协的上层份子，是代表某个时期唯一的可能的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小的让步，是次要的，挽救资产阶级之私有财产，是主要的任务。汪精卫与蒋介石之冲突，根本的性质同克伦斯基与柯弥尼罗夫的冲突是同样的性质，他们中间的大小冲突，都是不能换掉那些事实，就是这两方面用一种分工的方法，同样的履行反革命的使命。
革命的政党在这种条件之下的工作是什么？它的作用不只是以无产阶级求对抗，并且要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之下层份子来执行对抗，资产阶级政府的妥协的上层份子，威迫群众相信中国的克伦斯基，就是反对革命的直接罪恶。凡认左派国民党实现农村革命，工农不须要组织苏维埃的人，都有这种罪恶。史太林的立场，就是这样，他的一切虚伪，就是在利用资产阶级好像“嚼剩的柠檬”一样。史太林这种观点是老板移到店员，或从资产阶级移到妥协的地主身上。
史太林布哈林反对我们说：“你们要马上推翻武汉政府”。对于他们的出路，或者只有马上推翻武汉政府，或要参加它，在民众前对它要负责任，为了汪精卫的国民党而不组织苏维埃。真正革命的策略，应当动员全体劳苦群众在自己旗帜之下，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的政府，并准备推翻它。在民众面前拥护汪精卫，而时常唱着革命的腔调以保险自己：“我们预先知道他要徒〔叛〕变的”，这很明显的表示出少数派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上预备打破资产阶级摧残工农的剑子手，布哈林只是在口头上说，为着反对资产阶级刽子手屠杀工农的实现应用。在革命的新阶段上，二条不可调合的路线，列宁的，与马尔丁诺夫的。
五、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
至于不绕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周围，而现在党的指导者只是善于造成浓厚的五里云雾，其结果对于问题还是做出深刻的错乱与矛盾。对国民党的关系，根本上就是无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对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的关系。国民觉可以与苏维埃相较（布哈林）可以与革命的国会相较（史太林）这种解说，只是去模糊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没有一点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必须在此地关于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退出的时期以国民党上层份子与下层群众关系的争论，作一简单之总结。
中共加入国民党只在时期上——短时期上——允许加入，因为此时初步工人运动尚未脱化成为真正的工人运动。虽如此，但是要在一定条件之下，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明白的。主要的条件是：中共要有真正的独立，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大纲不可分离，独立的组织与宜传的工作。
认国民党是同情的党，容许它加入第三国际，这只是允许它在短时间的政治手腕。对付国民党的领导者以严刻的条件，揭破他的反革命的本性，经过第三国际提醒了中国劳动群众之耳目，用我们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巩固它与国民党下层群众与一般贫农的联合。汪精卫的国民党留居在第三国际，这不是别的表示，正是我们直接帮助资产阶级，而隐蔽了资产阶级的政党之反对工农
至于我们呢，当着1925〔一九二五〕年群众运动极大发展以后，即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问题，及它——中共缺乏彻底的革命口号与组织独立的问题，我们没有在一分钟内相信国民党上层份子，很明显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要与他们破裂，必须接近其下层的工农群众。我们中之一人已于1925〔一九二五〕年要求与国民党上层份子断绝组织上的关系，从党内联合改为党外合作。另外一人于1925〔一九二五〕年上海大罢工以后即刻提出武装工人的口号，而从1926〔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中采纳的几项条件，这必定免不掉共产党要在组织上从国民党的上层份子解放出来，而与它的下层群众接近。中共本身在党中央扩大会议上——1926〔一九二六〕年六月决议退出国民党，但是史太林布哈林撕毁了这个决议案。
不断的失败，史太林与其党徒尽量的来压迫我们。我们的文件不登载出来，我们的意见书不登于大会记录（例如季诺维也夫1926年党中央的七月扩大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书），我们的立场被曲解了，不只是想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上层份子破裂，同时要想它的下层群众破裂，骂我们孤立了共产党，离开革命等等。这种污浊的假造，延长了一年之久，对工人们说：“我们是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队伍中的敌人”，说我们反对中国革命统一的队伍，消灭中国革命等等，真正是从来没有的捏造中的捏造，毁谤中的毁谤。
蒋介石政变以后，更须要与国民党的中央破裂。来反对他，只有独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下层份子及工农群众亲密联合之下，才有可能。我们又从实际的生活中，提出几种条件，并且只有真正遵守这种条件之下，中共才可在很短的时期之内留在国民党内为着集中自己的力量：吸收更广大的群众随我们走。
我们早已明瞭左派国民党，如汪精卫之流，一定要卖掉工农，我们提出如此的条件，为了以后中共留在武汉左派国民政府内，能在很短的时期中将左派领袖的假面具在澄清的水里暴露出来。
史太林布哈林不去这样做，都把我们实际的观点隐藏起来，仍是继续的坚持下去，肯定说我们“不只是想与那很好的汪精卫破裂，并且想与左派国民党的工农群众破裂”。他们继续的认定汪精卫与冯玉祥是忠实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整个的路线中我们都是正确的，史太林等客观上是将汪，唐，冯等帮助者。现在还要与汪精卫的中央发生关系，就是直接的与刽子手联合。要立刻的退出左派国民党及反对其叛变的政策，共产党从资产阶级的圈套中解放出来，保证它的独立，并且帮助它与左派国民党下层工农群众亲密的联合，以反对克伦斯基、柯尔尼罗夫的上层份子。
退出国民党是表示孤立共产党，这就是直接碍弄了多数党的理论与经验。现在共产党离开了农村革命主要的孤立者是国民党中央。好像在1917〔一九一七〕年一样，尚在怕我们从事于社会革命。党与少数派的委员会毕格些黎以及一切的俄国汪精卫之徒而孤立。与帮助蒋介石时，不知孤立了多少上海工人，对汪精卫的帮助，又孤立了农村革命。只有共产党独立起来，才能领导职工会，经工人领导农村运动，不要睡梦去拥护他人的青天白日旗，应该打起自己的红旗，只有共产党为着工人与农民独立而斗争，才能在国民党内引起了真正的革命的化。促成目前统治的妥协者，资产阶级的走狗同革命的下层群众分裂，共产党与这些下层群众应亲密的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摆在群众之前，用公开的政治的调和方法来实现。联合的基础愈巩固，工农苏维埃及兵士委员会愈扩大。退出国民党就表示共产党立刻退出武汉政府，揭破武汉政府对农村革命及工人组织的态度是反革命的作用。
共产党之退出国民党，就表示从第三国际中开除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一切政治路线非革命的、非工农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妥协的性质。
退出国民党，就表示责备陈独秀潭平山对农村革命及你们革命问题一切路线，这些同志的路线，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面附属在国民党之下。
在列宁指导之下，第三国际提出了正权〔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史太林布哈林指导之下，这个口号变为殖民地无产阶级服从于民族资产阶级之下的工具。在列宁指导之下的第三国家吸收的是一切革命民众的组织（巴古的东方民族大会，及莫斯科的远东民族代表会），其目的在推动农民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随着工人阶级走，在史太林布哈林指导之下的第三国际，将中国的领导作用交给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了（即压迫民众的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了列宁主义的教训，而是马尔丁诺夫主义。这就是解释中共上层分子现在所进行的是少数派的政策。
我们为中共独立而奋斗，而史太林布哈林极力的压迫我们，我们的自责只是一点：我们反对史太林在中国的自杀政策的斗争未充分。党内的史太林统治，阻碍了这个工作，曲解了我们的立场，在苏联中国及整个的第三国际面前毁谤我们。我们的错误，即是没有达到阻碍史太林布哈林，使中共变为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附属品之工作。
共产党的独立，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亦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唯一重心，史太林布哈林卖掉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一切完成了的事件，在政治方面，他们应完全负责。
为了辩护那些不可争辩的已完成的错误，史太林布哈林另外作一种解释，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浅，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大，帝国主义的力量过强（兵士与大炮）。总而言之就是中国革命，一般的说，按照阶级力量，不能得到胜利，缺乏革命中坚，与有经验的革命军官等等，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结论，都是如此的。为辨护自己的不彻底，懦怯，笨拙，而去扩大敌人的威风，减少自己革命的力量。
六、援救中国革命必须彻底改变一切的指导方针
中国革命受了打击，但是尚未失败，其任务尚未解决，其力量尚未消灭，中国革命有广大的后备军，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新技术的作用所引起的英雄的工人阶级与广大的贫穷化的农民，整个环境推动更广大的群众向前斗争。中国的工农，在他们准备去牺牲之下，他们能反抗一切强力下之，鼓动起更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高利贷者及资产阶级，只要在正确的指导之下，他们能成为不可消灭的势力。胜利路线的唯一保障，就是目前史太林布哈林的领导路线，无论如何应该结束。
应当怎样完成这个呢？
1．加入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刻从政府中退出来。共产党现在还留在武汉政府内，就等于自己负了枪杀工人的责负〔任〕，退出的时候，应该要有严刻的示威的性质，宣告武汉政府反对工农的罪恶。在这个工作中，应作全国的煽动运动。
2．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完全扩大独立的革命路线，组织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的公开，否则，取秘密的方法指斥左派国民党的叛变者，并批评动摇份子。鼓动“下层”（工农）反对叛变的国民党领袖，中国共产党说明实际上可与革命的左派份子亲密的联合，共同为实现革命政纲而斗争。
3．共产国际立刻地开除了所谓同情的左派国民党。第三国际应公开的宣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与那些在长沙及他处枪杀工农的人有任何连系。
4．共产党立刻的进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组织城市乡村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集中一切革命民众，拥护苏维埃并领导他们反对反革命的政府及地主，资产阶级与反革命的军官。在一切苏维埃中，以共产党的党团领导苏维埃。
5．共产党应开始在民众中有系统的——口头或文字的宣传苏维埃的思想于全国。
6．共产党不只是宣传工人与贫民武装起来，并且要在可能的地方，实行夺取武装，达到组织工农的革命〔军〕。
7．共产党坚决的〔在〕广大的在武汉军队及其他军队扩大宣传，号召兵士反对革命者，及帮助农民夺取土地，从国家基金上保证土地与兵士。兵士苏维埃应当派革命的党代表去监督军官的行动。
8．统一的口号就是为实现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斗争，经过苏维埃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军阀，高利贷者及豪绅等。
9．根据以上的提议中的精神，第三国家〔际〕立刻的给中共公开的信，第三国家〔际〕应与那些赞同与现在的武汉政府联合的或是拒绝和它争斗的人坚决的断绝关系。
10．政治委员会立刻取消禁止在报纸上讨论中国革命的论文，那是完全笨拙的，在现在环境之下，不宜讨论的问题都正是关系于第三国际生死的问题。
有了重大的错误，就应忠实的承认，这就是布尔雪维克。反而说些漂亮话：“同盟者”的叛变，我们预先见到的，证明我们的前言等等。这种乐观者的痴事，无人会相信的。中国革命处于最大的危险中，它能得到胜利，要在正确路线之下。必须彻底的改换了领导的路线，那末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在地狱里消费了许多时间，中国工农会接二连三的暴动，为着我们与反动的联合破裂及改正错误。从上层有系统的阻碍了革命，应当早使它消灭，不可使它多停一小时。革命行动的基本杠杆，就是党要将中共解放出来，使它站在自己的基脚上感觉独立的必要，应在民众之前，采取自己的方针。不要追随史太林布哈林之后去拥护国民党的污浊旗帜，而使自己的旗帜印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
现在我们身上负着发展以后事件的责任，我们的提议，有强大的意义，不只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观点上，并在保护苏联的观点上。过去的经验，证明史太林布哈林虚伪政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不断的加强敌人——英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中国革命之发展，若在多数党路线之下，则证明给“硬头皮”——英国保皇党看，与两个革命斗争比较与一个革命斗争难【得】多了。
事情不是为着要保存中央领导者之表扬威名，而是在关于艰难的紧急关头的革命运【动】。至于威名一字，它能够有保证，只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签名者：——耶夫多基莫夫、沙发罗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拉迪克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