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月（托洛茨基，1927年7月）

热月

托洛茨基

（1927年7月）

　　我国是否会出现热月？《真理报》借助于引文证明说，没有这种可能。斯大林则说，那些提及热月的人不学无术。然而这些都不对，没有击中要害。
　　指责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膨胀的表现，与此同时又否认“热月党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不能自圆其说，意味着两个错误：对反对派的评价错误和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危险的估价错误。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前夕和初期，我们的许多同志曾多次与列宁同志谈及热月问题。这个字眼当时在我国很流行。谁也不会产生荒唐的学究式或冒充内行的关于“不可能”发生热月的想法——由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等。
　　列宁在谈到喀琅施塔得暴动时曾说过：“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到了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不确定的集团或联盟手里，他们似乎比布尔什维克仅仅稍右一点，甚至也可能稍‘左’一点……”
　　“……非党分子却做了白卫分子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这在政治上是必然的”。（列宁1921年3月8日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41卷，第18、19页。］
　　大家都知道，喀琅施塔得问题不仅在于非党人士：许多党员水兵也参加了暴动。他们同非党分子一起使政权离开原来的阶级标志。
　　喀琅施塔得形式的“热月”是武装暴动。不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较为平和地逐渐滑向热月。既然喀琅施塔得分子（党内的及非党的）能以苏维埃为口号并以苏维埃的名义滑向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即使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也可滑向热月。历史耍滑头之处正在于此。
　　什么是热月？革命因遇到某种挫折或冲击下滑一个台阶，即政权发生右转就是热月。上层人物、掌舵人物似乎没有变，言论和旗帜也没有变。热月9日政变的胜利者在政变后的第二天深信并未发生任何灾难性的事情：只不过是惩治了一伙“昔日的领袖人物”，这些人成了离间者、瓦解组织分子、当时的张伯伦－皮特的“客观上的”帮凶。而下面却出现了阶级力量的深刻的重新配置。
　　私有者在此之前已经恢复元气，扩充实力，抖擞精神。国民秩序得到恢复。新私有者最希望的是不妨碍他们享受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向国家机关、向雅各宾派俱乐部施加压力，因为许多雅各宾分子都觉得自己是私有者、是官家的人；雅各宾党需要改组：把那些比较善于并且愿意追赶新潮流的人推向前台，让非雅各宾党人出身的新人向他们靠拢；把反映城市下层居民即无套裤汉的利益与追求的人排挤至次要地位，让他们靠边站，削弱他们的力量并使他们变得群龙无首。这些下层居民已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的力量——受到来自新私有者及其庇护者国家机关的压力。第一次权力变动还表现为执政的这个政党内的变动：一部分雅各宾党人被另一部分雅各宾党人排挤至次要地位。用列宁的话说，这部分人就成了波拿巴领导下的大资产阶级后来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
　　我国是否存在热月危险？这个问题的意思是：（1）我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2）有无理由认为，资产阶级复辟不会一举成功，是通过几次一连串的变动来完成，其中第一次变动是自上而下的、多半是从同一政党内开始的——从代表革命高潮的分子向促使革命走向低潮的分子的变动？
　　否认受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这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孟什维克或者对我国革命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均一无所知的真正的投降主义者才会说热月不可避免。但否认热月的可能性的则只能是官员、饶舌者或扯谎者。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谈可能性，只是说危险性，是从列宁所指的那个意义上说的，列宁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扼杀土地革命，可是敌人却能够扼杀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采取彻底而急剧的政变形式（有武装干涉或没有武装干涉），或者是表现为几次一连串的变化。后一种形式被乌斯特里亚洛夫称之为放慢速度往下走，在此过程中并非没有痛苦，法国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热月9日政变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前奏。
　　因此，只要欧洲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在我国的条件下两条可能的途径中哪一条更有可能：是急剧的反革命政变的途径，还是几次一连串的变化的途径，连同每个阶段的动荡，连同热月这个最近阶段？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极其相对的。既然根本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得面对复辟的两种方式（放慢速度或不放慢速度），就得权衡两种方式的可能性，发现其准备的因素。政治领域也像经济领域一样，始终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
　　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发生热月变化的可能性作了生动的阐述。列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当然，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紧密相连，列宁指出：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92页。］
　　“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列宁全集》第43卷，第94页。］

　　列宁是不是认为掌权者必然会发生那样的蜕变？不是。他是否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当然是。他是否认为大概会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这样。这是不是悲观主义？不是，这问题本身就很荒唐。（我要马上附带说说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核心人物的同事居心叵测地同这位核心人物开了个玩笑，他把我摘录的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作自己的文章拿给这位核心人物看。这位“核心人物”不知真正作者是谁，便对列宁的发言作了如下评价：“老生常谈，有反对派的味道”）。可见，列宁并不排除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漫长时期内都有可能发生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资产阶级蜕变，蜕变的方式是不动声色地用新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某些阶层实行文化的和政治的同化。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承认政权有可能发生热月变化，不过这不是说，列宁认为我们的党是热月党，或干脆责骂我们是热月党人。要明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我国，是否存在可能使热月的危险变为现实的过程——由于我们执行的官僚主义的盲目政策——确实存在。我不必再说富农和私营企业者，也不必再说外部的资本主义压力。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某工厂革命工人中的老骨干靠边站，甚至被新上来的人赶入反对派行列；这些新上来的人，有的连国内战争都没参加过，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革命前在业主面前俯首贴耳，在革命初期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这些人现在身为党员，贯于在上司面前俯首贴耳，用当年责骂布尔什维克的话大骂反对派。这样的“变化”甚至在工厂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是什么？这不是反革命，不是政变，而是同一阶级、同一政党内人员的重新配置，这样一来那些最善于见风使舵的人爬上了高位，阶级的革命抵抗力却因此而降低了。我国眼下是不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按照这样的方针进行着人员的重新配置呢？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同反对派的无情斗争就是一种便于在非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进行上述党内力量重新配置的办法。再就是最危险的过程之所在，它使我国的热月分子非常容易向党施加打击。
　　反对指出热月危险的人反复说，我国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与法国不同，等等，等等。我们也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基础是20世纪的工人阶级，而不是18世纪的前无产阶级。我们还听说，法国革命没有外部出路，因为法国周围都是一些较为落后的封建国家。我国的革命有外部出路，因为我们周围都是一些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反革命在法国绝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我国则只是一种可能性，今后的国际条件同极端错误的对内政策极其不利地结合到一起时才会有这种可能。一个目前正在从理论上瓦解党的人引证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去披过去的外衣的论述，并由此作出荒唐而甜蜜诱人的结论：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谈热月。披过去的外
　　衣可以对自己和他人掩饰自己在历史上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同过去的相似之处，从过去来学习。列宁于1902年写道，社会民主党人就是把自己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联系到一起的雅各宾党人。当时，也就是25年前，我不同意列宁的说法，我只说法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而我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倒退，又退回到雅各宾党人等等，总之我发挥了如今批评反对派的人一再重复而且冲淡其内容的绝顶聪明的东西。列宁对18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差别、对无套裤汉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差别的认识不比我们差，这自不必说，但列宁用一条历史继承性的纽带把雅各宾党人与布尔什维克连到一起则是完全正确的。以热月来类比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类比会告诉我们许多东西。热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革命，这种反革命是分期进行的，它采取了几种方式，初期利用了同一个执政党中的人通过他们的重新配置和彼此对立。
　　有那么几个哲人引经据典地说，罗伯斯比尔集团在热月9日的当天还在掌权，并没有成为在野党，这个说法非常可笑。谁也没有说过这两个过程是一码事。如果热月党人不是马上就把罗伯斯比尔集团干掉，而是逐渐地去剥夺它手中的权力，比如说开头只是“狠狠地教训”它一下，那么罗伯斯比尔集团就会变成在野党了。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并不缺少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热月党人，他们要求尽快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已经是技术问题，而不是过程的政治本质了。
　　我毫不怀疑，有人会拿我的这些话去作出并公布如下的结论：我国的革命要失败，革命的惟一途径的是热月，我们的党是热月党，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等等，等等。我认为这样的“加工”方法是一个极其恶性的征兆，说明党机关已受到热月党人倾向的影响：那就是解除无产阶级的精神武装，麻痹党，抹煞右派同左派、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思想政治界限、抹煞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思想政治界限。解除党的理论武装和在政治上麻痹党，为热月党人倾向鸣锣开道。反对派现在和将来都要为反对解除党的武装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他们决不认为热月不可避免。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