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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
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 附：托洛茨基就提交提纲致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5月18日）
作者注：布哈林于1927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月全会前提出一种新理论：英俄委员会不是在工会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表现，而是为保卫苏联而斗争的一种外交工具。本件是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提交的。——托洛茨基注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31
1．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反战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政治继续。懂得这一思想就等于找到了机会主义在战争问题上所有错误的关键。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独立自在的外在因素，而是其主要倾向的最高表现。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最高工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整个政治的最高表现。机会主义或蜕化为机会主义的激进主义，一贯主张把战争看成一种要求排除革命政治的主要原则的特殊现象。中派主义容忍革命方法，但不相信它。因此，在紧要关头它总是借口形势特殊、情况特殊等而主张用机会主义的方法代替革命的方法。中派主义或虚假的激进主义在政治上的这种特别急剧的转变自然是由战争的危险所引起的。应当用这块试金石亳不妥协地审查共产国际的主要方针。
2．现在，大家都已经清楚，英俄委员会不应当被看作共产党员为了影响群众而参加的工会组织，而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其目的首先是抵制战争危险的特殊的政治联盟。因此，应当根据英俄委员会的经验和榜样，以十倍的注意来审查反对战争的方法，以便公开地和准确地告诉革命的无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想毁灭共产国际和帮助帝国主义反对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的血腥的勾当，不该做什么。
3．布哈林同志在5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我们在柏林向总理事会投降提出了新的解释。据说，不应当把这种投降看作是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斗争方面的投降，而应当看作是“在外交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方面的投降。我们拥有各种国际行动的工具：党（共产国际）、工会、外交、报刊等。我们在工会方面的行动应当跟着阶级斗争的任务走。但这只是“按一般原则”。在某种情况下，作为例外，我们不得不（照布哈林的话说）利用工会运动的机关，就像利用外交行动的工具一样。英俄委员会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向总理事会投降，并不是投降总理事会，而是投降英国政府的代理机构。我们不是在党和政治方面，而是在国家方面不要进行干预。对柏林的投降的新解释的实质就是这样，这种解释，正如我们现在所指出的一样，使投降变得更加危险。
4．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同总理事会的柏林交易曾在我党中央不久前的四月全会上讨论过。在会上为柏林会议的决定辩护的有托姆斯基、安德列耶夫、梅利尼昌斯基同志，他们是我国最著名的工会工作者，而不是外交家。所有这些同志都为柏林的投降辩解，并指责反对派不了解工会运动的任务和方法；称断绝同机关的关系就无法影响大多数工会工作者，断绝同机关上层的关系就无法影响机关；我国工会工作者在柏林的行为正是出于这些考虑。
现在，布哈林同志解释说，相反，为了暂时而尖锐的外交任务，柏林会议的决定是布尔什维克影响工会运动的原则方法中的一个例外。布哈林同志为什么不向我们解释这一点，而在我们中央最近一次全会上单独告诉托姆斯基同志呢？要知道，四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作为指导性的材料将在全党传阅（但愿如此）。布哈林同志的新理论大概至少将成为党的干部的财富。所以，我们将有两种同样正式的、同样有权威的解释：按照其中的一种解释，我们的柏林政策是工会运动中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性政策；而按照另一种解释，我们的柏林政策是暂时放弃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政策。
5．这种骇人听闻的矛盾在几星期之内从何而来呢？它是由于不能够坚持四月全会的立场（哪怕一个月）而产生的。我国代表团前往柏林时，还不知道布哈林对它们未来行动的解释。布哈林同志本人当时也未必作过这一解释。至少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东两里面，都没有发现这种解释。布哈林同志在四月全会上一肓不发。尽管给反对派的时间很短，但是它仍然得以说明我们的柏林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最起码的原则完全不相符合。报告人（托姆斯基同志）甚至不打算在结束语中回答我们的论据。四月全会的速记记录还未来得及出版（但愿它早晚会出版）［注：事实上记录没有印行，为的是不暴露可耻的错误和矛盾。——托洛茨基注］，可是我们已经拥有对我们柏林的投降的新的、刚出笼的解释。十分清楚：这种解释是后来杜撰出来的。
6．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问题的起源，那问题会更加清楚。在总理事会（“左派”工联主义者同右派在其中互相竞争）最卑鄙地破坏了总罢工以后。联共（布）的反对派要求立即同总理事会决裂，从而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容易地和迅速地从叛徒们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中央的多数用这样的观点来反对我们，即尽管总理事会在罢工期间执行了反革命的政策，但保持英俄委员会似乎是我们对英国无产阶级施加革命影响的利益所需要的。斯大林正是在这时提出了“不能逾越的阶段”论。在目前情况下，所谓“阶段”指的不是群众的政治水平（各阶层的水平不同），而是反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和同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进行不调和斗争的保守的上层。
与此相对立的是反对派断言，在英俄委员会公然背叛从而结束了以前的“左倾化”时期以后，保持英俄委员会将因它的必然后果不容许我们减轻对总理事会的领袖们，至少是对其“左”翼的批评。有人反对我们（首先就是那个布哈林），说什么这是可恶的诽谤，组织联系决不会限制我们的革命批评：我们决不会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英俄委员会对我们来说只是同群众进行联系的组织桥梁。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以所谓暂时放弃革命的路线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来证明保持英俄委员会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如果反对派中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他就会立刻遭到近来越来越司空见惯的粗暴的恶毒的“批评”，同时用一些思想上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对付你。
7．反对派用书面的形式预言，保持英俄委员会将日益巩固总理事会的政治阵地，将会使其从被告必然地变为原告。这些预言被宣布为我们的“极左病”的成果。曾经炮制出一种特别的，而且十分可笑的理论，好像要求脱离英俄委员会等于要求工人退出工会。从而保持英俄委员会的政策应当具有原则上非常重要的性质。
8．但是，很快就发现，必须在保持同总理事会的组织联系和称叛徒为叛徒的权利之间进行选择。政治局多数派愈来愈倾向无论如何要保持组织上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然没有“逾越阶段”，然而在政治上不得不从一个阶段退到另一个阶段。根据英俄委员会的三次会议（1926年7月于巴黎，1926年8月于柏林和1927年4月再次于柏林）可以最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们对总理事会的批评一次比一次谨慎，完全避开“左派”即工人阶级最危险的叛徒。
9．通过不断施加压力，总理事会感到，它已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它从被告变成了原告。它明白，如果布尔什维克在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意义的总罢工上不破裂，那么他们以后也不会破裂，也不会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我们看到，总理事会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愈来愈坚决地攻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退却了，让步了。这种退却是出于工会运动中的革命战略的考虑而决非外交上的考虑。只要读一读托姆斯基、安德列耶夫等人的报告和我们中央全会及政治局的争论就足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刊物就我们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极左病”发表的成百上千的文章，我们就不提了。应当从这些演说和文章中选出一部分以文选的形式加以出版并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
政治局的路线自然而然地和必然地以英俄委员会4月初的柏林会议而告终。可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上投降既不是意外的举动，也不是突然的手段，——不，投降是必然的，它是我们事先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终结。显而易见，借口外交手段是牵强附会。
10．布哈林同志在1926年6月初炮制出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反动工会中工作的必要性（我们也认为这是无庸置疑的）导致仿佛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须保留英俄委员会。布哈林当时不顾明显的事实，完全否认英俄委员会是一个政治联盟，而不是一个“工会组织”。
现在，布哈林又创造了一种新理论，根据这种新理论，我们不惜以毫无原则的投降为代价而留在英俄委员会内不是出于“工会组织的”需要，而是为了外交的目的而保持同总理事会的政治联盟的必要性所要求的。
布哈林今天的理论同他昨天的理论截然相反。它们的共同之处只有一点，即二者都是百分之百的虚假，都是牵强附会，都是为了以后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证明从布尔什维克路线滚到妥协路线是正确的。
11．“右派”在战争的情况下将会背叛，就连布哈林也承认这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左派”，那么他们“大概”会背叛。但是，如果他们背叛的话，那么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背叛”（按布哈林的话说），即不支持我们，但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一种负担。不管这些想法多么可鄙，但还是应当对它们进行一下分析。
我们暂且假设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要知道，如果“左派”“以自己的方式”即不如“右派”积极、但比“右派”隐蔽地背叛我们，那么这不是由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的眼睛雪亮，而是由于英国的工人。这就是“左派”在所有问题（国内的和国外的）上的总的政治路线：背叛，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背叛。这种政策对他们自己有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为了他们那种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反正要执行的政策而答应“左派”放弃我们的政策呢？
12．但是，“左派”在什么意义上将是政府的一种负担呢？显然，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曾是一种“负担”，或者是现在，在英国同革命的中国开战期间，在保守党人攻击工联主义者时，他们是一种“负担”。“左派”在不妨碍政府履行其剥削者和强盗角色的范围内批评政府。“左派”表达群众的不满是为了阻止群众参加革命活动。当群众的不满公开爆发时，“左派”竭力加以控制，使这种不满化为乌有。如果“左派”对资产阶级不批评，不揭露，不攻击，他们就无法“以自己的方式”为资产阶级效劳。
由此可见，必须承认，如果“左派”是一种负担的话，那也是一种有益的、适宜的、必不可少的、能救命的负担，没有它，英帝国主义的轮船早就沉入海底了。
的确，死硬派对“左派”暴跳如雷。不过，这是为了让他们服服贴贴；不让他们越雷池一步；对自己的“负担”不花多余的钱。像“左派”一样，死硬派是帝国主义机制中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13．但是，要知道，“左派”在群众的压力下也能够越过资产阶级为他们划出的界线！这个理由也被加以运用。群众的革命压力可以破坏张伯伦-托马斯-普塞尔的把戏，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争论根本不在于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是否对工人国家有利，而在于我们是用自己的政策帮助它还是妨碍它。
群众愈担心战争的前景，愈不指望总理事会和相信“左派”叛徒（“以自己的方式”背叛的叛徒），群众的压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就愈有力。我们同总理事会代表团共同“一致地”签署了关于战争的可鄙的、骗人的、虚假的宣言，并以此来安抚群众，减轻他们的忧虑，麻痹他们，从而降低他们对“左派”的压力。
14．柏林的投降可能维护“苏联的国际利益”！布哈林的这个错误是最令人发指的。苏联的利益正是由于政治局对总理事会的错误政策受到最大的和最直接的损害。任何东西也不能带来像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虚伪和谎言给我们带来的害处。我们骗不了敌人，即那些老练的，洞察一切的帝国主义者。虚伪将使动摇的和平主义者今后继续动摇。幻想和虚伪的政策只能够欺骗和削弱我们真正的朋友——革命工人。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给出席海牙和平大会（在这里必须同那些工联主义者、合作社工作者等打交道）的我国代表团的指令中写道：
“如果我们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中有几个人会用几种外语发表反战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313页。——译者注］
列宁的这些话追求什么样的利益：苏联的国际利益还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列宁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一个同另一个对立起来。列宁认为，我们对工联主义者和平幻想的些微纵容，就会给真正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造成困难，从而给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带来同样的害处。列宁当时指的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而不是打上烙印的内奸，他们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在1926年5月以后注定要进入背叛徒的下一个环节。
15．布哈林对此说道：如果我们只通过工会来行动，柏林的决定就是不能容许的。但是要知道，我们可以用党的手段来补充和修改在柏林做的事情。请看：我们正在《真理报》的文章中，在英国共产党人的演说等等里批评总理事会。
这个论据对革命的意识来说是真正有害的东西。布哈林的话只意味着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总理事会，而后者“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现在“批评”总理事会，在目前条件下是对我们支持总理事会、我们同它结成政治联盟的必然掩饰。
英国工人没有看到《真理报》的文章（关于普塞尔之流的问题谈得极其含混不清）。全世界的报刊都发表了柏林会议的决定。现在只有少数英国无产阶级知道英国共产党人的文章。而每个英国工人都知道普塞尔同托姆斯基的“真挚关系”、“相互理解”和“完全一致”。作为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代表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的行为比英国共产党人的演说重要得多，因此，人们不同意他们其实极为不够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自由也被英俄委员会限制住了。
总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为了同普塞尔结盟而投降是目前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事实。《真理报》的“批评”文章，布哈林的一批又一批新“理论”只不过是这一事实的餐具而已。
16．同已经被我们一致宣布为英国无产阶级的“惟一代表”的叛徒玩弄腐朽透顶的假和平主义勾当怎么能巩固我们的国际地位呢？怎么能呢？要知道，柏林会议是在英国政府对中国公开进行军事行动并准备对我们也进行这种行动的时期举行的。我国的国际地位的利益首先要求公开地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些事实。然而，我们对此只字不提。张伯伦知道这些事实，而且需要知道这些事实。诚挚的工人和平主义者面对这些事实可能转到革命路线上来。总理事会中卑鄙的和平主义的惟利是图者不可能公开说出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揭穿了他们同张伯伦反对英国工人、反对中国、反对苏联、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毋庸置疑的、心照不宣的阴谋。
我们在柏林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用工人国家的整个威信帮助帝国主义的走卒即“和平主义者”保守他们充当窃贼的秘密。而且，我们还要承担保守这些秘密的责任。我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在反战问题上同张伯伦在总理事会的代理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削弱了英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力量，扩大了张伯伦的行动自由，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应当说得更具体一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柏林对总理事会的投降给张伯伦对苏联驻伦敦机构进行可能造成各种后果的攻击大开方便之门。
17．不应忘记，由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其边界不会受到直接的威胁，英国的改良主义者在上一次战争中得以比他们的大陆叛友具有较多的言论“自由”。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起的作用是一样的。现在，改良主义者，特别是“左派”由于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力图在发生新战争的情况下，比1914~1916年更起劲地欺骗工人。十分可能，如果苏联驻伦敦的机构遭到袭击（他们的全部政策就是为了策划这一行动），“左派”的抗议声将高过自由派。但是，如果英俄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的不是张伯伦，而是我们，大概双方就会在最初的24小时内达成谅解，敲起警钟，向群众解释形势的严重性。可是没有这样做，将来也不可能这样做：英俄委员会在总罢工时不知去向，当时总理事会拒不接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万恶的金钱”；英俄委员会在掘煤工罢工时也不知去向；英俄委员会在炮击南京时也不知去向——因此，英俄委员会在英国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将不知去向，应当向工人说明这种残酷的真实情况。应当真诚地提醒他们。这样做将使苏联得到加强！
18．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既然允许我们对资产阶级让步；而如果把现在的总理事会看作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机构，那么为什么不会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我们对资本主义作出让步的同时对总理事会也作出让步呢？——有些同志开始在这个公式上兜圈子，这个公式是伪造者为了推行机会主义政策篡改列宁主义的典型例子。
我们在不得不对阶级敌人作出让步时，我们是对主人本身而不是对其孟什维克奴仆作出让步。我们从未掩盖和粉饰自己的让步。当我们对寇松［注：乔·纳·寇松（1859~1925）——英国保守党人。1919-1924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的最后通牒让步时，我们向英国工人说明，目前，我们同他们还不够强大，无法直接接受寇松的挑战。为了应付最后通牒，即避免外交的破裂，我们用鲜明提出问题的办法揭示了实际的阶级关系，削弱了改良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地位。
我们在柏林从张伯伦那里毫无所获。我们为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作出的让步（总理事会新的扎根、不干涉原则等），不是为了交换对方的任何让步（不断绝关系，不发生战争），而是单方面的、遮遮掩掩的，并把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描绘成工人阶级团结的胜利。张伯伦无偿地得到了很多东西。总理事会的叛徒们也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得到的是名誉扫地。国际无产阶级中间产生了混乱和纷争。英帝国主义由于柏林会议强大了。我们却被削弱了。
19．但是，据说，在如此尖锐的时刻断绝同总理事会的关系意味着，我们甚至不能同英国的工人组织和平共处。这会使帝国主义者得到一张王牌等等。
这个论据本身就是错误的。当然，在总理事会背叛总罢工以后，立即断绝同它的关系会有利得多，这也正是反对派所要求的：.那样一来，这一年就不会对叛徒们客客气气了，而会无情地揭露他们。去年这方面的论据足够了。这样的政策会迫使总理事会的“左派”投降主义者在维护其残存的信誉的斗争中同“右派”划清界线，半真半假地揭露张伯伦，总之，向工人证明，他们“左派”完全不像莫斯科人把他们描写的那样坏。这会加深总理事会的分裂。而当改良主义的骗子们在争斗时，很多秘密都公开了，于是工人们赢得了胜利。同总理事会的这种斗争是同张伯伦在工人运动中的政策斗争的最佳形式。在这一斗争中，英国革命的工人骨干就会在一年内学会非常机敏地戳穿总理事会的骗子们和揭露张伯伦的政策。英帝国主义今天就会遇到多得多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反对派在去年6月提出的政策被接受，苏联的国际地位现在会更加强大。
姗姗来迟的这次分裂至少应当在掘煤工罢工期间发生，无论是百万掘煤工，还是数百万受骗的总罢工的参加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关于这一点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说是同国际工会运动的利益不相容。后果是众人皆知的：它们在柏林得到巩固。今天有人硬说，对于已经带如此多害处的根本错误的路线，由于国际形势的困难，今后也应当予以支持，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掩盖领导的错误而牺牲苏联的国际地位。布哈林的整个新理论没有其他的含义。
20．现在纠正错误虽然晚了一年，但仍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当然，张伯伦会说，布尔什维克甚至不能同英国工联主义者和睦共处。但是，诚实的、多少有点觉悟的英国工人会说：“极有耐性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即使在我们罢工斯间也没有同总理事会决裂，但在总理事会拒绝同破坏中国革命的行径作斗争时，就不能继续维持同它的友谊了。”英俄委员会的腐朽的宣言将被摒弃。工人们将看到实际的事实，实际的关系。到时谁受损失呢？是帝国主义，它需要腐朽的宣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
21．我们还是再来谈谈布哈林的最新理论。正如我们所知，布哈林的看法与托姆斯基相反，他认为柏林决定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由特殊情况造成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例外。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战争的危险，这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仅此一个事实就应当使每个革命者警惕起来。结果是：革命的政策适用于比较“正常的”条件；当我们面临生死存亡问题时，只好用妥协政策取代革命政策。
考茨基为第二国际在1914年垮台进行辩护，他后来发明了一种理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换句话说，考茨基宣布，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在和平时期是正常的，但是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只好作为例外，同资产阶级政府缔结联盟，同时仍在报刊上“批评”它。
现在，对国际无产阶级来说，问题不仅仅是像1914年那样同资产阶级国家作斗争，而且是直接捍卫工人国家。但是，正是为了捍卫工人国家，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在战争危险的条件下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对无产阶级来说，要防止或延缓战争危险，只能让资产阶级面对变这种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实际危险。换句话说，战争危险不是要求从革命政策变为妥协政策，恰恰相反，要求更坚定、更坚决、更不妥协地执行革命政策。战争把所有问题都十分尖锐地提了出来。战争比和平情况下更不容许摇摆不定和含糊不清。如果在和平时期同出卖总罢工的普塞尔结成联盟是一种障碍，那么在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就是挂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磨盘。如果认为在工人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倒向机会主义是正确的，就等于原则上投降机会主义：因为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的革命政策还有什么价值呢？
22．总之，是否可以说这一次利用工会是为了国际阶级政策的利益，而下一次是为了某种特殊的外交目的呢？是否可以让联共、共产国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一些代表在一种情况下说总理事会是叛徒和骗子，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说它是志同道合者和朋友呢？以后是否只要秘密地说明，对第一种情况应从革命的阶级意义上去理解，对第二种情况从外交意义上去理解就行了呢？是否可以认真地对待这样的政策呢？是否可以认真地对待提出和捍卫这样的政策的人呢？
在柏林会议以后，“叛徒”一词对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代言人来说变得分文不值。而且像“真挚的关系”、“相互理解”和“一致”（托姆斯基同志的话）这些词也变得同样分文不值。这些非常狡猾的阴谋手段是对付谁的呢？它们一分钟也骗不了敌人。它们只能给朋友们造成混乱，减轻我们自己言行的分量。
布哈林的新理论不是孤立的。一方面，有人对我们说，同显然背叛的总理事会的无原则的交易巩固了苏联的国防。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工农苏维埃的建立意味着威胁苏联的国防。这不是等于攻击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础吗？中国工农苏维埃标志着大大延长了苏联战线和巩固了我国的和平阵地。相反，同总理事会的交易实际上缓和了英国的国内矛盾，使张伯伦更容易对中国和我国采取强盗行径。
机会主义的例外（“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新的原则可以得到广泛的运用。越来越多地用避免武装干涉的必要性来说明向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上层靠拢的理由。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成了为“不干涉”原则辩护的理由。于是从各个方面编织可以套死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原则的圏套。必须永远结束这种做法！
必须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必须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的、政治上旗帜鲜明的国际运动。我们同总理事会的联盟现在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障碍，就像我们同蒋介石的联盟是中国工农革命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一样。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反革命利用它来反对我们。国际形势变得越尖锐，英俄委员会就越发会变成英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的工具。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只有不愿意了解的人才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如果再失去哪怕一天也是犯罪。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附录
就提交提纲致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委主席团
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
在争取和平的问题上，我将捍卫随信附上的提纲。
我试图得到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5月11日会议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就像我试图得到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以及其他许多尝试一样，但都没有结果。但是，布哈林同志的论据的实质我已了解得一清二楚。我的提纲正是针对这些我认为根本错误和极其有害的论据的。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
附：提纲《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