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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30
1．政治局5月12日决定不印发我的文章。显然，这里涉及到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这篇文章我送给了《布尔什维克》杂志，另一篇文章是《正确的道路》，这篇文章我送给了《真理报》。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叫我参加，尽管哪怕是出于表面的诚意也应该这样做。
2．不登载这些文章的原因表明，这些文章在批评中央，具有争论性质。换句话说，制定了一种规则，由于这一规则，所有党员和所有党的报刊对中央只能随声附和，而不管它说了什么，不管它做了什么，不管情况如何。
3．我认为中央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是根本错误的，正是这一根本错误的路线保证了中国反革命四月政变的成功。与广泛散布的所谓“反对派利用困难投机”的谎言与诽谤相反，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建议在秘密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在中国的今后的路线问题和我们政策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们打算从实质上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作速记记录，因而，也就没了“利用”的企图。政治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任何一个起码的党员权利问题上，都没有对政治局、组织局，更不用说对书记处表现出一点儿独立色彩。——托洛茨基注］拒绝召开这样的全会。因此，由于像以往一样自然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支持的政治局的过错，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认真讨论问题的办法来纠正根本错误的、带有毁灭性后果的路线的愿望未能实现。
4．在这以后，突然抛出了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这一提纲巩固和加深了根本错误的政策的一些最错误的方面。最后，为了完成这一切，政治局拒绝同我们一起在秘密的中央全会上讨论中国问题（当然在“局部的”即没有我们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批准了斯大林的提纲，随后又禁止任何人在报刊上提出如下的问题：为什么蒋介石如此容易地取得了胜利，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表现得如此没有准备，为什么我们的党可怕地陷入了马尔丁诺夫主义的罗网，为什么斯大林的提纲能把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推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为什么《社会主义通报》杂志如此坚决地在昨天赞同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在今天又赞同斯大林的提纲（1927年5月9日）。
5．难道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整个路线是可以装入瓶子中的小事？难道这样就能帮助培养中国共产党？难道这样就能使共产国际的外国支部得到发展？难道我们的党可以这样生存下去？这种官僚主义的空想怎么能够出现呢？
6．政治局的决议说，我们想要把一场争论强加于党。如果把争论理解为预先准备好的“队伍”在机关内部起哄，吹口哨、尖叫，用专门迫害反对派的战斗队员充斥各个支部，用关于分裂的威胁和尖叫把工人支部搞得震耳欲聋——那么，我们当然不想要这样的“争论”。但是我们党的生活恰恰充满了这样的争论。我们想要的是在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讨论，至少先从理论上，从党的中央机关开始进行讨论。
7．是的，我们是想讨论中国革命的命运问题，从而也是我们自己的命运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讨论在列宁健在时的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上被认为是正常的？难道有谁会认为，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颁布的提纲对于党来说，在每一个这样的时期，是历史发展的定论？是的，我们是想讨论这些问题，为了向党证明，为了说明，这些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执行这些提纲会使中国革命受到致命的威胁。
8．中央不想进行争论。但问题是要对中央本身提出批评。可以说，根据一般规律，哪一个中央越是不想进行争论，它的路线就越会犯错误，这条路线就越是会鲜明地、严厉地被事实本身所推翻。我不希望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类似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上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所犯的那样的错误。但是问题不是在昨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准备使这些错误不再发生。但是这些错误却以命令的方式，变本加厉地转移到明天。我要说的正是这一点。至于政治局“不想”进行争论，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政治局有权禁止对涉及政治局本身在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所犯的根本错误进行讨论吗？
9．政治局不想进行争论。为什么？显然是“不想打扰”党。但是政治局却对在臆造的非党会议上臆造的季诺维也夫反党言论开展了人为的、由上面制造的争论。只字不向党说明季诺维也夫同志都说了什么（至于说到我，我可以在他说的每一句话上面签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没有发表。事情被说成似乎会议是非党的会议，而实际上整个会议都具有党的性质，尽管也许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参加。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正在全速进行。中央监察委员会默不作声。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进行干预。当“争论”以传送带的方式进行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就会作出自己的“判决”。
10．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专门召开了党支部的公开会议，目的是不让任何人就革命领导的错误发言，并有可能对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追究他在非党的会议上发表反党言论的责任。这是一套系统。这是由上面组织的一套系统。这是由上面组织的一套窒息党内思想的系统。可以真的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没有迫切的需要就中国革命的问题交换意见，特别是现在已经弄清楚，政治局不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以命令的方式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选择，每一个诚实的党员都应该说：“如果我对党掩盖我自己的批评，那就会比违反我的意愿，让一些非党人士听到我的批评，有更大得多的危险。”
11．我们想让党讨论上海灾难的情况和原因。为了妨碍这一点，中央把季诺维也夫同志极端平心静气，极端温和的发言变成了党的“灾难”。不顾这是危急时刻，不顾种种困难和危险等等，有人从上面把党吊上拷刑架，使党受到干扰，用恐怖手段对付党，分明虚伪地向党叫嚷说，季诺维也夫动员非党人士起来反党。有人想借助对人为扩大的口实进行单方面的、残酷无情的、令人厌恶的争论来妨碍党就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在单方面的机关争论制造流言飞语、进行喧嚷叫骂的情况下，我们的文章却被禁止出版。为什么禁止？因为斯大林无从答复它们。因为他的提纲中的可怜的、毫无思想的、匆忙编造出来的、使唐恩如此满意的词句在批评的微风吹来时就会化为乌有。
12．禁止对最根本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借口是形势困难，有外部危险，战争威胁临近。对于这些无疑存在的危险，反对派的不同之处只是它更早地预见到了它们，更深刻地重视它们。危险存在，而且巨大。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危险却会由于领导错误而变得危险百倍。危险的主要来源在于中国革命的失败，而中同革命是在没有必要的革命的阶级基础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崛起的。我们用错误的政策妨碍了及时建立这种基础。这在现阶段使革命处于窘境，并且打击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如果沿着斯大林提纲的道路继续前进，中国革命的形势，自然还有我们的形势将变得更坏（见陈独秀的发言）。那时就可以借口加倍恶化的形势，加倍地禁止一切批评的声音。领导的错误越大，在这种方针下对它进行批评的可能性就越小。
13．这里的问题与正常情况相反。在有利的条件下倒还可以沿着错误的路线继续推进。困难的形势则要求正确的路线，而且形势越是困难，越是强烈地要求有正确的路线。如果路线不正确，如果领导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路线，用新的失败和震荡威胁工人国家和国际革命，那么，对错误保持沉默——如果你看到和意识到了这些错误——那就只有可怜的、失去独立性的官僚或卑鄙的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才能做到，而这些人，顺便指出，在我们周围还不少。用人为地制造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采取的叫骂、起哄或哄孩子睡觉的方法压制对争论问题进行原则上的政治讨论，就是对普通党员进行恐吓，使其失去独立性，就是更加提高压在他们头上的机关权势分子的地位，就是容许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像水里的鱼一样自由地游来游去。
14．我对一切都直言不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半吞半吐无济于事。可以用机械的手段暂时地把一切——批评、怀疑、问题和愤怒的抗议——都压制下去。但这些方法列宁称之为粗暴的、不忠顺的。这些方法之所以是粗暴的、不忠顺的，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令人感到不快，而是因为它们内在地同党的性质根本不能相容。不能把中国革命赶到瓶子里去。这一点谁也不能做到。秘密地准备的摧毁反对派的做法只能在表面上机械地获得成功。我们所维护的路线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变的战火中经受了考验，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全部经验所巩固，现在又为，尽管是从反面，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悲惨经验所证实。要镇压这条路线是不可能的。但是给党和共产国际造成无可补救的危害则是完全可能的。
这就是我要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明白地、准确地所说的话。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