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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
托洛茨基
1927年5月7日
在中央全会闭幕几天以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以《中国革命问题》的标题刊登在4月21日的《真理报》上，提纲没有提交全会，也未曾在全会上讨论（虽然出席全会的全体成员仍留在莫斯科）。然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如此错误，如此本末颠倒，如此渗透了尾巴主义精神，在如此之大的程度上使已经犯下的错误永远存在下去，对它保持沉默，就是真正的犯罪。
必须从中国事件中汲取教训
一、近来，不允许公开讨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理由是，这样的讨论正中苏联敌人的下怀。对那些不惜直接伪造“事实”和“文件”的敌人透露他们能够抓住的那种事实，当然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的讨论也没有任何必要性。事关的是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和评价它的政治领导的基本路线。换言之，事关的是讨论那些正是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讨论的问题。如果这份提纲能够公布，为什么就不能公布对它的批评呢？
说什么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是危言耸听。如果真是这样，应该拒绝讨论的就不只是俄国共产党，还有共产国际的所有的党，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在内。然而，中国革命的利益、教育世界所有共产党的利益都要求公开、坚决、彻底地讨论中国革命的全部问题，首先是它的有争议的问题。说什么共产国际的利益与苏联国家利益相矛盾，是错误的。拒绝讨论错误不是出于工人国家的利益，而是出于错误地对待中国革命和苏联利益的“机关”官僚方式。
二、中国革命的4月失败不仅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还是领导的“机关”方法的失败，在这种方法下，每个决定都作为既成事实摆在党的面前；声称决定不允许批评，直到事实表明它是站不住脚的之后，再机械地，即背着党用新的、往往是更加错误的决定来取代它，就像今天的斯大林的提纲一样。这样的方法与革命政党的发展是根本不相容的，对能够也应该独立地在失败和错误的经验上学习的年轻的党来说，它成了特别严重的障碍。
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发表了。至少，在这个提纲的范围内，中国革命的问题能够也应该进行公开和全面的讨论。
帝国主义压迫和阶级斗争
三、与我们的1905年革命相比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植根于中国的殖民地状态。忽视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生活的强大压力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但从未经阶级折射的民族压迫的抽象概念出发的政策，也同样是错误的。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和整个领导路线的错误的主要源头，是对帝国主义的角色和它对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的错误理解。
帝国主义压迫应该为“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辩解。帝国主义压迫似乎导致“中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加里宁同志的讲话，载3月6日的《消息报》）。事情的实质是，这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的立场，他证明，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中国来说，已不复存在。
中国是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发展，需要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是进步战争，因为它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产物，还因为它有利于英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
但这根本就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压迫是机械的压迫，它是外来的，“同样地”压迫着中国的“所有”阶级。外国资本在中国生活中的强大作用导致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强大的阶层、官僚和军阀把自己的命运与帝国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没有这种联系，所谓的“军阀”在近期中国生活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
认为在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代理人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鸿沟，这就更为幼稚。不，与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相比，这两个阶层要接近得多。资产阶级作为内部制动器加入民族战争阵营，时刻仇视地看着工农群众，随时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
在国民党内，领导着它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质上是买办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辅助工具。只有在工农群众运动软弱、阶级斗争不发达、中国共产党不独立和作为资产阶级手中工具的国民党驯服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才能够留在民族战争的阵营中。
认为帝国主义从外部机械地把中国所有阶级团结起来，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中国立宪民主党人戴季陶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是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是削弱，而是加强阶级的政治分化。在中国内部关系上，帝国主义是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源泉不是停泊在扬子江上的外国军舰——它们只是辅助工具，而是外国资本与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联系。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军事上的强大，反对它的斗争要求调动起全中国人民群众的全部力量。只有把工农最基本的、深刻的生活利益与国家解放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唤起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大大小小 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城乡受压迫底层反对高利贷者、官僚、地方军人暴君的起义，所有能够唤醒底层，把他们团结起来，教育他们，锻炼他们的一切，都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解放道路上迈出的真正步伐。没有这点，右派、半左派的将军们的军事胜利或失利，都是大海表面上的泡沫。但能够唤起受压迫和被压抑的劳动群众的一切，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公然的军事联盟。帝国主义压迫不会削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相反，在每一个严重冲突中都将使它激化，直到血腥的内战。中国资产阶级总是有帝国主义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后者总是用金钱、商品、手榴弹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反对中国工农。
认为可以通过平息阶级斗争，通过阻止罢工、农民暴动，通过放弃武装群众等来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的，只能是那些可怜的庸人和告密者，他们心中怀着希望，帝国主义会因为群众的良好行为而把中国的解放作为礼物交给他们。
当马尔丁诺夫建议用政府仲裁来解决问题时，他与蒋介石政策的哲学奠定者戴季陶没有任何区别。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四、把中国直接面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这样无意义的断言强加给反对派。在这个“批评”中没有任何新鲜之处。1905年前夕和之后，孟什维克曾不止一次地宣称，如果俄国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话，列宁的策略就是合理的。列宁对他们解释说，他的策略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它在有利条件下会开始长入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的本身，是列宁在特定的形式中提出的。仅靠自己的力量，即没有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所有先进国家工人阶级的支持，中国革命只能以为国家赢得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发展机会和对工人运动更有利的条件而告终。这对他来说，像对我们一样，是起码的常识。
五、但是，说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党，这个党是否需要与国民党结盟或服从它，是否需要苏维埃等的问题，它们的解决取决于我们设想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今后所有阶段的速度，那就完全错了。在中国，不得不经历从国民会议开始的相对更加漫长的议会阶段，是十分可能的。国民会议口号是写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上的口号。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期内不能转人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工农代表苏维埃在一定阶段上就会从舞台上消失，让位于资产阶级制度，后者此后再根据世界革命的进程，在新的历史阶段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
六、 但首先，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避免根本就没有得到证明；其次，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资产阶级任务，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个论据要现实得多。国民会议口号的本身，如果不说谁、在什么纲领的基础上召开它的话，它就是空洞和抽象的，往往干脆就是招摇撞骗。蒋介石明天就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反对我们，就像他今天提出了自己的工农“纲领”一样。我们不想通过蒋介石，而是通过工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
这是更严肃和更可靠的道路。
七、布哈林同志以“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为借口，为机会主义路线辩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哪怕布哈林同志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是建立在经济分析，而不是烦琐地界定“封建残余”上，也仍不能为那个显然方便了四月政变的政策辩护。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遭遇了国家海关受控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瓶颈，因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阻止中国工业的发展，压缩国内市场，意味着维持和恢复农业经济生产中的最落后的形式、最寄生的剥削形式、压迫和暴力的最野蛮的形式、农村剩余居民的增长，维持和激化贫困和所有奴役。
特殊的“封建”因素无论在中国经济中占多大比重，都只能通过革命途径来消除它们，因而不是与资产阶级联盟，而是与其直接斗争。农奴和资本主义关系越是复杂和病态地交织在一起，土地问题就越是不能通过上层立法的方式来解决，与城市工人和贫民紧密联系的农民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就更加必要；痉挛地抓住与资产者和地主的联盟，并让自己的群众工作服从这个联盟的政策就越是错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不仅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做了铺垫，还意味着进一步维持行政和经济中的野蛮的残余。
以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为借口来反对苏维埃，意味着干脆放弃了我们的1905年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在这两场革命中主要和眼前的任务是推翻专制农奴制度。这个目的不排除武装工人，建立苏维埃， 而是要求这样做。
在二月革命后，列宁对此写下了下面这些话：
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专制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口头上保证，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许诺，就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支持”工人！因为获取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加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自欺欺人的把戏。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或至少要对这件事不加阻挠，俄国的自由就将不可战胜，君主制就不可能复辟，共和国会得到保证。不然，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丝毫不会实现、确确实实丝毫不会实现他们所许诺的任何“自由”。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
[2]之流、格沃兹杰夫
[3]之流、齐赫泽
[4]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让人民群众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5]
中国革命者一旦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掉关于四个阶级联盟的巧妙注释，他就能牢牢地汲取列宁这些质朴语言的意义，显然会不犯错误地走向目的地。
中国问题上的马尔丁诺夫学派
八、中国革命的官方领导一直沿着“全民族统一战线”或“四个阶级联盟”的路线行进（参见布哈林的报告、《共产国际》杂志第11期的社论、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未公布的讲话、马尔丁诺夫刊登在4月10日《真理报》上的文章、3月16日的《真理报》社论、刊登在1927年3月6日《消息报》上的加里宁同志的讲话、刊登在1927年3月9日《真理报》上的鲁祖塔克同志的讲话，等等）。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在蒋介石政变前夕，《真理报》揭露反对派，称统治革命中国的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
马尔丁诺夫的哲学有可悲的勇气把斯大林一布哈林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全部错误推到其逻辑终点，但它没有遭到丝毫的回击。然而它是在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恢复俄国和国际孟什维主义的最粗陋的特征，并把它们用于中国单命的条件中。孟什维克今天的领袖唐恩并非平白无故地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导报》上写道：
布尔什维克“原则上”也赞成在民族解放任务完成之前，在中国革命中保持“统一战线”。早在4月10日的《真理报》上，马尔丁诺夫虽然不得不咒骂社会民主党，仍十分理智地、完全“按孟什维克的方式”对“左派”反对派分子拉狄克证明官方立场的正确性，这个立场坚持必须维持“四个阶级联盟”，不急于破坏工人和大资产阶级一起在其中开会的联合政府，不把“社会主义”任务过早地强加给它。
谁了解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在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问题上的斗争历史，就不能不承认，唐恩赞许马尔丁诺夫学派的“理智的”原则，并非偶然，而是理所当然的。违背自然的只是这个学派居然能够不受惩罚地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1905—1917年的旧的孟什维克策略，已经被事件的进程彻底否定，马尔丁诺夫学派今天把它转到中国，就像资本主义商业把在自己国家中已找不到销路的质量最低劣的商品运往殖民地一样。在这种出口中，商品甚至都无须更新。理由还是那些，一字不差，像二十年前一样。只是在文本中原是专制制度的地方，现在换上了帝国主义。当然，英国帝国主义与专制制度不同，但孟什维主义以它为借口，与以专制制度为借口没有任何区别。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像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样，是阶级斗争。不能用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来迷惑它，直接由四个阶级联盟中产生的血腥的四月事件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点。
在实际执行中的“路线”的面貌如何
九、对四月政变结束的过去的那个时期，斯大林提纲声称：“所案员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它在实践中的表现如何？谭平山这位共产党农政部长在其在共产国后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中，雄辩地说出了这点：
从去年7月在广州建立名义上是左派的国民政府开始，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右翼的手中
……由于种种障碍，工农运动不能展开。在三月进攻后，建立了中派（即蒋介石）的专政，然而政治权力仍保持在右翼的手中。就实质来说本应该（！）属于左翼的全部政权都彻底丧失了。
总之，左翼“应该”掌握政权，但他们彻底丧失了它，国家政权属于右翼，强大得多的军权完全掌握在蒋介石“中派”——它成了阴谋中心——的手中。在这些条件下，不难明白，为什么工农运动不能以应有的方式展开。
谭平山对“唯一正确的路线”在事实中的呈现作出了更准确的界定：
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在与我们的漫长谈判之后，甚至没有公布工会法……政府不接受我们以各社会组织的名义提出的农民的要求。当在大地主和贫农之间爆发冲突时，政府总是站在前者一边。
这是怎么发生的？谭平山谨慎地指出两个原因：
（a）左派领袖不能通过政治权力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影响；
（b）右翼“部分是由于我们错误策略的结果，获得了行动的机会”。
十、就是这样的政治关系获得了“四个阶级联盟”的华丽称号。这样的“联盟”充斥着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史和议会史：大资产阶级引领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民族统一战线的空谈家，而后者又把工人搞糊涂，拽着他尾随资产阶级。当无产阶级这条“尾巴”违背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努力，开始过于较劲时，资产阶级就命令自己的将军们砍去“尾巴”。那时妥协分子就深刻严肃地确认，资产阶级“背叛”了民族事业。
十一、但须知资产阶级不是“仍在”与帝国主义斗争吗？这个论据是无内容的老生常谈。所有国家的妥协分子总是在相应的条件下劝说工人，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与反动派作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为了与“帝国主义”建立反对工人的联盟。由于北伐，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强大，工人则被削弱了。造成这种结果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谭平山说：“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为什么？为了支持四个阶级的联盟。结果呢？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最大的胜利，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得到巩固，苏联的削弱。这样的政策是犯罪的政策。不无情地谴责它，就不能向前迈进一步。
提纲为无法辩护的路线辩护
十二、提纲现在仍企图为把党和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拴在同一个组织——国民党——的框架内，而且全部领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政策辩护。提纲称：“这条路线.·····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 [6]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是如何服从“纪律”，无产阶级是如何利用右翼，即大中资产者、他们的“联系”（与帝国主义分子的）和他们的“经验”（扼杀和枪杀工人）的了。这种“利用”用鲜血写进了中国革命的史册。然而，提纲说：“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 [7]真是无以复加了！
从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中，斯大林的提纲得出了真正可悲的结论，在统一的国民党内“孤立右派”的政策应该用与右派“坚决斗争”的政策来取代。这是在党内右派“同志”开始用机关枪的语言说话之后。
十三、诚然，提纲以过去对资产阶级背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预见”为依据。难道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来说，这样的预言就足够了吗？对资产阶级背离革命的“预言”如果不与明确的政治结论联系起来，就是空洞的老生常谈。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赞成马尔丁诺夫的官方路线的文章中，唐恩写道：
在涉及如此激烈对抗的诸多阶级的运动中，永恒的统一战线当然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导报》1927年4月22日，第3页。）
也就是说，唐恩也承认“资产阶级的背离是不可避免的”。孟什维主义政策是千方百计地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统一战线，不惜以让自己的政策适应资产阶级的政策为代价，以削减口号和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为件价，在中国，甚至不惜以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为代价。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无条件地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从革命的第一步起就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破除对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幻想，为争取对群众的领导权与资产阶级进行不倦的斗争，无情地从共产党中驱逐那些散布对资产阶级的希望和粉饰它的人。
两条道路和过去的错误
十四、诚然，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试图让中国革命发展的两条道路对立起来：一条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它镇压无产阶级和它必然与外国帝国主义联盟的情况下；另一条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反对资产阶级。
但是，为了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第二条道路的前景不是空话，应该公然和坦率地说，迄今为止，中国革命的整个领导权都与这条道路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反对派过去和现在一直遭受严厉的批评，正是因为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方针，即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城乡受压迫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的道路。
十五、从斯大林的提纲中得出结论，似乎只有在资产阶级自己主动抛弃无产阶级、解除它的武装、砍它的头并蹂躏它的情况下，后者才能脱离资产阶级。但须知1848年革命的流产，正是遵循这条道路的结果，那时无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意义，它追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者又跟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后面，把工人引到卡芬雅克[8]的屠刀下。中国局势的真正特殊性无论有多大，但那个说明了1848年革命道路特点的基本东西在中国革命中以如此致命的精确性重演，就像世界上没有1848年、1871年、1917年的教训，也不存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样。
蒋介石完成了自由主义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的工作，现在这点已经成为共识。随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的提纲也在重复这个类比。但对这个类比必须补充，如果没有安德列·罗列恩、路易·布朗[9]和其他全国统一战线的空谈家的话，卡芬雅克是无能为力的。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是谁？不仅是汪精卫，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鼓舞者。如果不公开地说出这点，不把它搞清楚，解释明白，那么两条道路的哲学只能是路易·布朗们和马尔丁诺夫们的假面具，即为四月悲剧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上的重演做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十六、为了有权谈在民主革命中为争取布尔什维主义道路而斗争，应该有无产阶级政策的主要工具：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斗争，一分钟也不允许自己的政策和组织消融到其他阶级的政策和组织中。不保障共产党充分的理论、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所有关于两条道路的说法都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直接嘲弄。然而，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一直并非处于与国民党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部分的联盟中，而是一切服从国民党，而后者实际上是由把军队和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的政治纪律。共产党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它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也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共产党没有自己机关刊物，即独立政党的基本工具。在这些条件下说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就是自欺欺人。
十七、用什么来解释在蒋介石国民党中的共产党的从属性的、无个性的、政治上有失尊严的处境呢？用似乎是不能背离革命的资产阶级（马尔丁诺夫学派）实际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事实上是对第二条布尔什维主义道路的否定，斯大林的提纲事后说到这条路线，只不过是为了做幌子。
以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来为这样的政策做辩解，意味着把这个联盟本身变成空话，变成资产阶级政治指挥角色的面具。
共产党的依附状态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必然结果的，这是工农运动——即真正的工农联盟，没有它，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本无法想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十八、未来共产党的情况应该如何？
在提纲中对此只说了一句话，而且是只能散布最大的混乱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的一句话。斯大林的提纲说：“……共产党在与革命的国民党员在一个队伍中战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0]保持？但须知迄今为止，共产党一直就没有这种独立性。须知它的不独立正是所有灾难和错误的症结。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提纲建议的不是彻底结束昨天的实践，而是相反，“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它。
但须知这意味着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依附，后者因而必然会变成大资产阶级的工具。
为了给错误政策辩护，就只能把依附称为独立，并要求保持这本应彻底埋葬的东西。
十九、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只能从今天的共产党最优秀分子的无情的自我批评中产生。在这方面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抹杀过去的错误，人为地阻止对它们进行讨论的企图，首先会给中国共产党造成最大的灾难。如果我们不帮助它在最短期内清除孟什维主义和孟什维克，它就会进入漫长的危机一分裂、退党和各个集团之间的残酷斗争——阶段。除此之外，机会主义造成的严重失败还能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开辟道路。
尽管有群众性工人运动、强有力地发展的工会、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如果共产党仍应像以前一样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从属部分，作为软弱的附庸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政府之中，那时就应该公然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尚未来临。因为与其在革命时代——即正是用鲜血凝结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和创造能在几十年内起作用的伟大传统的时候—如此残酷地败坏共产党的声誉，还不如根本就不建立它。
在速度问题上谁错了
二十、在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当然有整整一章用于批评“反对派”的错误。不是向右开火，即对斯大林自己的错误开火，而是企图向左开火，从而加剧错误，积聚混乱，使出路变得更加困难，把领导路线推进妥协的泥潭。
二十一、主要的指责是反对派“不明白，中国革命不能快速发展”。提纲在此不适当地提到十月革命的速度。如果提出速度的问题，那就不应该用十月革命的外在尺度来衡量它，而是用从中国革命本身的内部阶级关系中得出的尺度。众所周知，中国资产阶级根本就不理会关于缓慢速度的规定。为了全力打击革命，它认为在1927年4月抛弃一直很好地为它服务的统一战线的面具是及时的。事实表明，共产党、无产阶级，还有与他们一起的左派国民党员对这个打击完全没有准备。为什么？因为领导指望的是更加缓慢的速度，它无可救药地落在事件的后面，具有尾巴主义的性质。
4月23日，即在蒋介石政变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武汉“左派”政府一起发表宣言，并在其中说道：
……我们不曾及时行动，现在我们只能对此感到遗憾（！）。在此我们恳请原谅（！）。（《真理报》4月23日）
在这些可怜、悲戚的文字中，除了作者的意志外，还无情地推翻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速度”的哲学。
二十二、在工人群众力求进行独立斗争时，我们继续支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企图利用“右派”的经验，实际上却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我们推行鸵鸟政策，在刊物上对蒋介石1926年3月的政变、枪杀工农和所有能够表明国民党领导的反革命性质的事实保持沉默，对自己的党隐瞒它们。我们忘了关心自己的党的独立性。我们没有为它创建报纸。“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谭平山）。我们没有为掌握士兵群众采取一个严肃的措施。我们允许蒋介石匪帮建立“中派军人专政”，即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在政变前夕我们还在宣扬蒋介石。我们断言他“服从纪律”，我们成功地“以巧妙策略的手段防止了威胁中国革命的急剧的向右转”（拉斯科尔尼科夫[11]为谭平山的小册子写的前言）。我们全线落后于事件。我们每一步都失去速度，这对资产阶级有利。我们以这种途径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准备了最有利的条件。左派国民党至少为此而“恳请原谅”。从整个这条真正是前所未有的尾巴主义错误的链条中，斯大林的提纲得出了这个骇人听闻的结论，反对派要求“过快的速度”。
二十三、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最常听到的是对“极左的”上海工人的指责，反对所有那些以自己的“过火行为”刺激蒋介石的中国工人。谁也没有引用这方面的资料。它们又能证明什么？这些所谓的“过火行为”，是任何一场让数百万人卷入自己的漩涡的真正的人民革命都无法避免的。
想给刚刚觉醒的群众规定不破坏资产阶级“秩序”的行进路线的政策，是无可救药的庸人的愚钝政策。它必然会在内战迈挥上碰得头破血流，对卡芬雅克们和科尔尼洛夫们发出过迟的诅咒，尚时揭露来自左面的“过火行为”。
中国工人的“过错”是，革命关键时刻来临时，他们没有准备、没有组织、没有武装。但这不是过错，而是他们的灾难。灾难的责任完全落在无可救药地延缓了速度的错误的领导身上。
新的革命中心是否已经存在，或是还有待建立
二十四、关于中国革命今天的状态，提纲通报说：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政权、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12]对形势的错误的、肤浅的、庸俗的界定！问题不是简单地在国民党的两部分中，而是在阶级力量的新的组合中。认为武汉政府是现成的中心，它将简单地从蒋介石阻止和推翻革命的地方继续它，就是把4月的反革命政变看成是个人“叛逃”，是“插曲”，即什么也不明白。
工人不是简单地被粉碎了。他们是被那些曾经率领他们的人粉碎的。难道可以认为，群众现在以同样的信任追随左派国民党，像昨天他们追随整个国民党时一样？同时，今后进行的斗争不能仅仅反对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原来的军阀，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它由于我们的根本错误的政策掌握了军事机关和大部分军队。
为了在革命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上进行斗争，首先需要唤起被欺骗的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唤醒那些尚未觉醒的群众。为此，首要的事情就是表明，那个以支持四个阶级联盟的名义而“牺牲工农利益”（参见谭平山的报告）的可耻政策，已经被彻底铲除。谁还拥护这个方向，就应该无情地把他从中国共产党中驱逐出去。
现在，经过流血的考验之后，认为似乎还能挥舞着国民党的旗帜（“我们不会把国民党的蓝色旗帜让给任何人！”布哈林喊道）唤起和率领数百万工农，这种浅薄、表面、可悲的思想应该抛弃。不，群众需要的是革命纲领和从他们自己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战斗组织，它含有与群众的联系和忠于他们的内在保障。仅一个武汉上层对此是不够的，需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劳动者的苏维埃。
苏维埃和武装工农
二十五、否定了性命攸关的苏维埃口号，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多少有点令人意外地宣布：
“反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武装工农无可争议是最必要的东西。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但迄今为止，一直认为为革命的利益必须“最小限度”地武装工人，这又作何解释？共产国际代表实际上反对武装工人又怎么解释？（参见四位同志致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封信）虽然有充分武装的可能，工人在政变时没有武装？所有这一切都只能用力求不与蒋介石破裂、别冒犯蒋介石、别把他推向右边的意愿来说明。恰恰在最需要火力的“解毒剂”时，却没有它。现在，为了“别推开”汪精卫，武汉的工人群众也没有武装起来。
二十六、武装工人和农民，是最好的事情，但应该前后一致。在中国南方已经存在武装的农民：这是所谓的国民革命军。然而它们却不是“反对反革命的解毒剂”而是反革命的工具。为什么？因为政治领导不是通过士兵代表苏维埃掌握最广大的军队群众，而是局限于纯外在的拷贝我们的政治处和政委，在没有革命政党和没有士兵苏维埃的情况下，它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阀的空洞的伪装。
二十七、斯大林提纲之所以否定苏维埃口号，依据的是这似乎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口号”。那么，“而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这几个字又意味着什么？武装工人和农民是为了反对谁？不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吗？
武装工农的口号，如果它不是空话，不是敷衍塞责，不是面具，而是行动的号召，它就与工农代表苏维埃口号同样尖锐。莫非武装起来的群众将能容忍在自己的身边与自己敌对的或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异己的官僚政权吗？在当前的形势下，真正的武装工农必然意味着建立苏维埃。
二十八、还有，是谁将武装群众？谁将领导武装起来的群众？
在国民革命军还在前进，北方军队缴械投降之时，武装工人可以进行得相对容易。及时地组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意味着反对反革命的真正的“解毒剂”。不幸的是，过去的是无法挽回的。现在，形势急剧恶化。工人自发夺取的数量微不足道的武器（“过火行为”莫非就在于此？）已经被缴械。北进也已经停止。在这些条件下，武装工农是一个重大而困难的务。宣称苏维埃的时机尚未来临，又同时提出武装工人的口号，就是制造混乱。只有苏维埃能够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机构，它将实际武装群众并领导武装起来的群众。
为什么不能建立苏维埃
二十九、提纲对此是这么回答的： “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 [13]如果这些话有什么意义的话、则只能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时机，没有在最近一次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开始时号召建立苏维埃。再一次重申：过去的是无法挽回的。如果认为、中国革命将被长期抑制，那么，苏维埃口号当然不会得到群众的反响。但那时，武装工农的口号就更加没有基础。不过我们并不认为，错误政策的后果是如此沉重和深远。很多资料都表明，在不远的未来，新的革命涨潮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蒋介石不得不讨好群众，对工人许诺八小时工作制，对农民的优惠等，也说明了这点。在土地运动进一步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作为帝国主义直接代理人的蒋介石的情况下，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今天被粉碎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将为新的进攻聚集劳动者的队伍。这将早一个月或晚一个月来临，都是无所谓的，我们现在反正都应该在纲领、口号和组织形式的意义上为它做准备。换言之，今后，苏维埃口号将伴随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反映它的命运。
三十、提纲说： “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
可以说，建立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是提纲中唯一正确的地方。但革命者建议武装工农，同样不是为了空谈。在现阶段，苏维埃的结果只能是空谈，武装工农则是严肃的事，谁这么说，他不是在嘲弄自己，就是嘲弄别人。
三十一、第三个论据，因为现在在武汉的一些国民党的上层左派组织，它们在4月23日的宣言中为他们错失了阻止蒋介石政变的机会而道歉，提纲则从中得出结论：建立苏维埃意味着反对左派国民党的起义，“因为现在在这个地区除了革命国民党的政权外，没有任何其他政权”。
机关官僚对革命政权的态度从这些文字中透露出来。政权的夺取不是作为展开的阶级平争的表现和巩固，而是作为国民党的独立意志的体现。阶级来来去去，而国民党政权的连续性是不变的。但是，仅宣布武汉是革命中心是不够的，应该让它事实上成为这种中心。左派国民党有什么？目前还什么都没有，或几乎什么都没有。苏维埃口号意味着号召通过双重政权的过渡制度，建立新政权的真正机构。
三十二、而苏维埃对似乎是“这个地区唯一的政权”的“革命的国民党政府”持什么态度？真是经典的问题！苏维埃对革命国民党的态度将取决于革命国民党对苏维埃的态度。换言之，随着苏维埃的建立、武装、巩固，它们将只能容忍在自己之上的政府是想依靠武装的工农的政府。苏维埃制度的可贵之处，特别是在直接革命时代，是它以最好的形式保证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协调。
三十三、斯大林同志早在1925年就称国民党为“工农党（！？）”。这个界定与马克患全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很明显，斯大林同志想用自己的错误的表述表达这种观点，即国民党是反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的基础。对那个时期来说，这是绝对错误的。已经说过，那个时期是：诚然工农追随国民党，但引领他们的是资产阶级，我们知道，它将把他们引向何处。这样的党应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党，而不是工农党。现在，在资产阶级“退出”后（即在它粉碎了没有武装、没有准备的无产阶级之后），照斯大林的说法，革命转入了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领导它的应该是左派国民党，即这样的党，应该假定，它最终将实现斯大林关于“工农党”的思想。禁不住要问：为什么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意味着反对工农国民党的战争？
三十四、还有一个论据，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进行民族革命，而是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 [14]。
这个令人惊讶的理由意味着，如果我们将发展、扩大、深化群众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敌人将会加强自己在诽谤方面的努力。这个论据没有其他意义。可能，它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提纲指的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人民群众本身对莫斯科苏维埃化的恐惧？但是，这种想象的基础是什么？众所周知，形形色色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右派、中派还是左派—在他们的全部政治工作中，都十分努力地给自己涂上莫斯科的保护色：他们建立政委制、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处、中央全会、监察委员会等。中国资产阶级绝不害怕移植莫斯科的形式，而且十分努力地为自己的阶级目的去仿造它。为什么它求助于它们呢？不是对莫斯科的爱，而是因为它们在人民群众中深受欢迎。中国农民知道，苏维埃把土地分给了俄国农民，而现在还不知道的人，今后也一定会知道。中国工人知道，苏维埃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工人应该从蒋介石的反革命经验中知道，没有掌握整个无产阶级并保障它与城乡受压迫群众合作的独立组织，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对中国群众来说，创建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经验的产物，根本就不是“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害怕直呼自己的名字的政策，是错误政策。应该以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客观要求为准，而不是以敌人说什么为准。
三十五、有人说：但汉口政府仍是事实。冯玉祥是事实，唐生智是事实，他们的手中有武装力量。无论是武汉（汉口）政府，还是冯玉祥、唐生智，都不希望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就意味着与这些盟友决裂。这个理由虽然没有直接在提纲中表述，但对许多人来说，它是决定性的。我们从斯大林那里已经听到，汉口政府是“革命中心”，“唯一的政权”。与此同时，在我们党的会议上宣扬冯玉祥“工人出身”，“可靠的革命家”，“忠诚的人”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重复过去一个时期的错误，而且是在这些错误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形势中。汉口政府和军官们之所以反对苏维埃，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决心推行激进的土地纲领，真正地与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决裂，暗中怀着与右派妥协的希望。因而建立苏维埃就更加重要。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推动汉口的革命分子向左转，迫使反革命分子滚回家去。
三十六、但如果苏维埃不与“唯一的”汉口政府斗争，它们不是仍然具有双重政权的因素吗？当然。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执行工农政权的方针，就不能不明白，推行这个方针要经过双重政权时期。后者将持续多久，表现为什么样的具体相互关系，将取决于汉口的“唯一的”政府在事实上如何暴露自己，共产党的独立和主动精神有多大，苏维埃的进展速度等。我们的任务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加强双重政权的工农因素，以此为有充分展开的民主纲领的苏维埃工农政权做准备。
三十七、但在长江上停泊着几十艘外国军舰，它们能够炸平上海、汉口等。在这些条件下建立苏维埃，难道不是疯狂吗？这个理由在斯大林的提纲中也没有表述，但在党的会议上广为流传（马尔丁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5]等人）。马尔丁诺夫学派企图用对英国海军大炮的恐惧来扼杀苏维埃的思想。这个手段并不新鲜。1917年，社会革命人和孟什维克就曾经说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就意味着盟友将占领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以此来吓唬人。
我们回答说：只有深化革命才能拯救它。外国帝国主义只能接受这样的“革命”，它会以某些对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的让步的代价巩固帝国主义自己在中国的阵地。所有真正的人民革命一定会破坏帝国主义的殖民基础，一定会引起后者的疯狂反抗。我们曾尝试过半途而止，但须知这个“唯一正确的”路线未能防止南京遭受帝国主义大炮的轰击，也不能保护中国工人不被蒋介石的机枪射杀。
只有中国革命转入真正的群众阶段，只有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只有深化革命的社会纲领，才能像我们自己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能够在外国军队中引起骚乱，激发他们对苏维埃的同情，从而真正地保障革命免遭外来的打击。
斯大林提纲建议用什么来代替苏维埃
三十八、“巩固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未来的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 [16]。这些组织的道路应该是什么？我们在提纲中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一个字。关于这仅仅是“未来的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那句话，只不过是一句话而已。这些组织现在将干什么？它们将领导罢工、抵制，打断官僚机关的脊梁骨，消灭反革命军事匪帮，驱逐地主，解除高利贷者和富农队伍的武装，武装工农，即实际解决土地民主革命当前的首要任务，从而推动地方政权机构的建立。但这是苏维埃，只是还没有很好地适应自己的任务的苏维埃。因而，提纲建议的是—如果严肃地对待这条的话——用建立苏维埃的替代品来代替建立苏维埃。
三十九、在此前的所有群众运动中，工会不得不履行接近苏维埃功能的功能（香港、上海等）。但正是对这些任务来说，工会表明它是完全不够的。它们包括的只是少数的工人，完全不能包括向往无产阶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底层。然而，像进行对城市底层损害最小的罢工、分配食物、 介入税收政策、个人武装力量的形成这样的任务（就不用说在地方进行土地革命了）能够以应有的规模实现，就必须要求领导组织不仅掌握无产阶级的所有阶层，还在日常工作中把他们与城乡贫民紧密地联系起来。最后，蒋介石的军事政变应该把下面这点换人所有革命者的头脑中：脱离士兵的工会是一回事、而把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革命工会、农会像苏维埃一样能引起敌人的仇恨。但在反击敌人的打击上，它们比苏维埃就逊色多了。
我们严肃地谈论无产阶级与城乡被压迫群众的联盟，而不是通过可疑的代表的表面的、半伪装的“联盟”，而是在与敌人的群众性的斗争中形成并经历考验的真正的战斗联盟的话，那么除了苏维埃，这个联盟找不到任何其他组织形式。只有寄希望于妥协的上层，而不是革命的底层的人，才会否认这点。
是否应该与左派国民党破裂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破裂的恫吓有多少根据。提纲说：“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盟友，使革命的敌人称快。” [17]这些充满诗意的文字完全用的不是地方。事关的不是破裂，而是筹备联盟，不是在服从的基础上，而是在实际平等的基础上。革命的国民党还仅仅是应该形成。我们赞成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耐心地把工农争取到我们一边。但为自己培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盟友时，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动摇的每个阶段上对它俯首贴耳，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在自己的旗帜下，公然、直接地面向工人，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实例对国民党表明，什么是群众性的政党，支持国民党向前迈出的每一步，无情地揭露它的每一个动摇和每一步倒退，为与国民党的联盟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式的真正革命的基础。
四十、说什么反对派赞成共产党的政治“孤立”，这个断言纯属胡说。这个断言的真实成分，与说反对派赞成退出英国工会的断言一样。但之所以需要这两个指责，都只是为了掩盖与右派国民党和叛卖成性的总委员会结盟的面具。反对派全力以赴地支持巩固和发展与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的联盟，赞成工人与城乡贫民的最紧密的战斗联盟，赞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
（一）承认这样的联盟形式是致命的：共产党牺牲工农利益，出于乌托邦的目的让资产阶级留在民族革命的阵营中：
（二）彻底否定这样的联盟形式，它们直接或间接地限制自己的党的独立性，让它服从其他阶级的监督：
（三）断然拒绝这样的联盟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共产党卷起自己的旗帜，为自己盟友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影响和权威的增长；
（四）把联盟建立在清晰阐述的共同任务上，而不是在吞吞吐吐、外交辞令、拐弯抹角和谎言上；
（五）十分明确地规定联盟的条件和范围，并公之于众：
（六）保持共产党批评自己的盟友的充分自由，像监视敌人一样警惕地监视他，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依靠或依赖的其他阶级的盟友，只是同路人而已、在形势的影响下，他可能成为对手或敌人；
（七）把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联系置于与他们的党的上层的联系之上；
（八）最终只能相信自己、自己的组织性、自己的武装力量。
只有遵循这些条件，才可能建立非表面的、不动摇的、不受意外影响的联盟，即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权之下，依靠所有城乡受压迫群众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正的革命联盟。
中国革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
四十一、在中国革命的领导中，我们犯的不是策略错误，而是一条根本错误的路线。从上述一切中，这点已经十分清楚。如果把在中国的政策与对英俄委员会的政策相对照，这点就变得更加明显。后者中，机会主义路线的站不住脚虽然暴露得不像在中国那样悲惨，但同样充分和有说服力。
四十二、在英国像在中国一样，路线以实际放弃加深在革命的或向左转的群众和叛卖的领袖之间的鸿沟为代价，以与“体面的”上层接近，搞个人关系、外交手腕。在追随蒋介石时，我们促使中国共产党党员接受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的独裁条件。在追随珀赛尔[18]、希克斯[19]、西特林[20]之流时，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原则上站在对工会运动保持中立的立场上，承认总委员会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保证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事务。
四十三、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决议意味着我们今后拒绝支持罢工者反对臭名昭著的工贼的意志。它们意味着谴责和彻底出卖工会少数派，因为后者的工作是反对我们承认其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的那些叛徒的。最后，“不干涉”的庄重誓言意味着我们向以最坏和最保守的形式出现的工人运动中的民族局限性的重大投降。
四十四、蒋介石指责我们干涉中国内政，就像西特林指责我们干涉工会内部事务一样。这两个指责都是转述帝国主义对竟敢关注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命运的工人国家的指责。在这种和其他情况下，蒋介石和西特林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岗位上，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虽然也与它发生暂时的冲突。谋求与这样的“领袖”的合作，我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压缩、限制、削减我们革命地动员群众的方法。
四十五、由于我们的错误政策，我们不仅帮助了总委员会在出卖罢工后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阵地。更有甚者，我们还为它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武器，让它能够向我们提出无耻的要求，而我们只好顺从地接受。在关于“领导权”喧嚷声中，在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我们的所作所为像是思想上的战败者，从而为自己的物质失败做准备。政策的机会主义错位总是伴随着对自己路线的信心的衰退。
四十六、总委员会的投机分子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得到的不干涉的期票，无疑会对张伯伦证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斗争手段比最后通牒和威胁的方法要有效得多。但张伯伦更喜欢组合行动，把总委员会的外交纳入英国帝国主义的体系中。
四十七、以鲍德温[21]和张伯伦“也”希望英俄委员会破裂为借口来反对反对派，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制一无所知。鲍德温过去和现在都理所当然地害怕苏联工会对越来越左倾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有害影响。英国资产阶级以对总委员会施压来对抗全俄工会理事会对工会叛卖的上层的压力，在这场较量中，资产阶级大获全胜。总委员会拒绝接受苏联工会的捐款，拒绝和他们一起讨论援助矿工的问题。英国资产阶级对总委员会施压，并通过它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施压，并在柏林会议上迫使后者的代表在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上骇人听闻地投降。这样的英俄委员会对英国资产阶级有利（参见《泰晤士报》的声明）。这不妨碍它今后不仅压制总委员会，还要求它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决裂。因为通过这样施压和讹诈政策，英国资产阶级赢得了我们如此无意义和无原则地失去的一切。用教华四十八、说什么蒋介石与反对派“团结一致”，以同样的理由想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赶出去，这类谐言中伤有同样的价值。为此大肆传播蒋介石对另一位将军说过的或似乎是说过的话，证明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与俄国共产党反对派一致。在摘出这段“引文”的那份文件中，所引的蒋介石的话不是表达他的观点，而是体现他准备进行欺骗、扯谎，甚至在几天内用“左派共产党员”来粉饰自己的能力，以便更加准确地进行背后打击。此外，那份文件完全是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路线和工作的起诉书。不应该断章取义，并赋予其截然相反的意义，而是应该让共产国际了解文件本身。
但是，就是把滥用的虚构的“引文”放在一边，仍有一个“吻合”，即蒋介石一直反对与共产党员联盟，而我们也反对与蒋介石联盟。马尔丁诺夫学派由此得出结论，反对派的政策“完全”为反动派服务。这个指责并不新鲜。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全部发展始终伴随着孟什维克的指责，说布尔什维克为反动派服务，他们帮助君主专制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等，不一而足。列诺得尔指责法国共产党员，说他们力图破坏激进分子和社会党人的联盟，他们是在协助彭加勒。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声明，我们不加入国联，是有利于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工作，等等。
蒋介石代表的大资产阶级需要在政治上与无产阶级决裂，而革命的无产阶级需要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这证明的不是它们之间的一致，而是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敌对。软弱无力的妥协分子站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指责“极端的”两翼破坏民族阵线和协助反动派。指责反对派，说它的政策迎合张伯伦、托马斯[22]或蒋介石，是妥协派轻率的产物，并以此无意中承认了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性。
四十九、正值英国对中国武装干涉开始时召开的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哪怕是涉及一下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创子手的工作都不收。真俄委员会不会为有效地防止战争动一下手指头，难道还有比这更加鲜明的例证吗？但它并不仅仅是无益的。它像所有幻想和谎言一样，给革命运动造成了难以置信的损害。总委员会以其与全俄中央工会理事会在“为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上的合作为依据，来安慰和催眠因战争危险而感到不安的英国无产阶级的头脑。今天，全俄中央工会理事会在英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作为总委员会叛徒的国际政策的担保人，从而减弱和缓和了英国革命分子对总委员会的批评。通过珀赛尔、希克斯之流，麦克唐纳和托马斯获得把在催眠状态中的工人群众引到战争边缘的机会，然后再号召他们保卫民主祖国。托姆斯基在其最近一次接受采访（《真理报》5月8日）时，在批评托马斯、哈弗洛克、威尔逊和其他交易所的雇佣时，对珀赛尔、希克斯之流的偷偷摸摸的、瓦解的、催眠的，因而更加有害的工作只字不提。在采访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些“盟友”，仿佛他们不存在一样。没有他们，托马斯在政治上就不能存在。没有托马斯，就不存在鲍德温，即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我们的良好愿望相反，我们支持与珀赛尔的联盟，实际上支持了整个英国制度，方便了它在中国的工作。在所发生的一切之后，经历过列宁学校的每个革命者不能不明白这点。我们与蒋介石的合作同样迟钝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警惕性，从而方便了四月政变。
阶段论和一国社会主义论
五十、机会主义偏离的主要依据是斯大林近来经常提到的尾巴主义的“阶段”论或“台阶”论。要求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组织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就是超越“阶段”；要求给予卷入内战的工农群众以苏维埃组织，就是超越“阶段”；要求与总委员会的叛徒决裂，就是超越阶段。从这个角度说，在有产统治阶级的压力下，国民党的保守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蒋介石的司令部、总委员会，正在变成群众革命运动的障碍，但所有这些机构的建立，都是伟大的历史阶段，应该使自己的政策适应它们，直到“群众自己”把它推翻。走到这条路上，我们的政策必然会从革命因素变成保守因素。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英俄委员会的命运就是对此的严厉警告。
五十一、如去年的英国无产阶级大罢工的失败、今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对国际工人运动不可能不留痕迹地过去，就像1923年秋天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一样。不可避免地暂时削弱革命阵地本身就是巨大的灾难。在不正确的定向下，在错误的战略路线下，它可能长期得不到补救。正是在现在，在暂时的革命退潮期，比在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进行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争取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的斗争。
不论我们代表团的意愿如何，承认不干涉原则，当然就是迎合工人阶级中最消沉和最保守的倾向。苏联工人中最落后和疲倦的阶层认为，介人英国罢工斗争或中国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越来越多地这样议论：“须知人们这样教导我们，甚至在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只要没有武装干涉，我们就能够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应该推行不会引起武装干涉的政策。我们介入英国和中国的事务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会带来积极结果，只会促使世界资产阶级走上军事干涉的道路，从而威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现在，在国际革命运动新的失败之后，不管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的意愿如何，它都是为那些旨在限制革命任务，降低斗争规模，加强民族保守局限性的倾向的辩护和找依据，把它们神圣化，对此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怀疑。
然而，向“不干涉”方向的最小的偏移，不管它是否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来掩护，都将增大而不是缩小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
只有更加深入地掌握群众、更加激进的社会纲领、更加清晰的工农苏维埃的旗帜，才能够有效地保卫革命免遭外来的军事毁灭，对中国革命来说，这完全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
只有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在其旗帜上清楚地写上自己的要求的革命，才能不仅触动世界无产阶级，还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士兵。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很好地知道这点。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敖德萨和其他地方体验和检验了这点。妥协背叛的领导不能保卫南京免遭炮击，还为敌人的军舰打开了长江的入口。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革命领导可以让长江之水对乔治、张伯伦和麦克唐纳的军舰变得太烫。无论如何，只有在这条道路上，革命才能为自己寻找并找到保护。
扩大苏维埃的战线还是最好的保卫苏联。我们的国际处境会由于“左倾”错误的结果而恶化或可能恶化的说法，在今天的形势下听起来格外荒谬。我们处境的恶化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这个失败是世界历史的事实，甚至不管我们是否干涉事件。如果在帝国主义干涉的情况下，我们不干涉，我们只会方便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和我们自己的工作。但干涉和干涉不一样。最错误和最危险的干涉是让革命半途而废的企图。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我们国际政策的中心任务。但甚至马尔丁诺夫学派的最极端的代表都不敢说，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与中国革命的展开相矛盾，或是相反，它的展开可能与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相矛盾。二者相辅相成。战胜蒋介石，并使运动进入更高阶段，是最好的保卫苏联。谁在这些条件下否定中国的苏维埃，谁就是解除中国革命的武装。谁倡导对欧洲无产阶级不干涉的原则、谁就是在削弱它的革命先锋队。这二者都在削弱苏联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堡垒的地位。
这样，我们看到，错误的积累和交织所形成的路线，蕴涵着更大程度偏离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危险。批评和警告的声音被当成障碍。官方路线向右的偏移辅以对左边的打击。在这条道路上的进一步行进，将给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都带来最大的危险。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面前对这些危险时保持沉默，就是背叛共产主义的旗帜。
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可以在没有尖锐危机和震荡的情况下改正错误，克服偏向，纠正路线。事实的声音十分雄辩，经验的指示十分明确。需要的只是我们的党—全苏和全世界的—得到自由、冷静地评价事实、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的机会。我们坚信，它会在革命统一的精神中完成这一切。
1927年5月7日
[1] 译自 Apxив Tpoцкoro，r．1，cTp．142-181。
[2] 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1869—1934）化名斯塔罗韦尔。曾参加 俄国革命运动，1896年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起任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为侨居国外的白俄流亡分子。——译注
[3] 格沃兹杰夫（Kуaьма AHTOHOBHy 「noaлeв，1883—？）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1917年曾任临时政府劳工部长。——译注
[4] 齐赫泽（Hикoлan CeмeнoBи Чxeидзе，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后曾任外高加议会主席，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逃往国外。——译注
[5]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8—19页。
[6]
[7]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页。
[8] 卡芬雅克（Louis Eugène Cavaignac，1802-1857）法国将军。1848年任陆军部长和法兰西政府首脑。他率领军队镇压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译注
[9] 路易·布朗（Louis Blanc，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断言不必通过革命斗争，只通过建立公共作坊和实行普遍选举，就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关系和社会压迫。1848年革命期间，任临时政府成员，领导卢森堡委员会；执行妥协政策。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鼻祖。——译注
[10]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11] 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PаскольHикOв，1892-1939）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为喀琅施塔得海军中尉，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等军事领导职务。1921年任苏维埃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回国后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和中国委员会书记。后任苏联驻外国大使，在清洗期间是为数不多的拒绝应召回国的外交人员之一，并发表声明揭露斯大林背叛革命、迫害革命家的罪行。——译注
[1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页
[13]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5页
[14]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6页
[15] 雅罗斯拉夫斯基 （ 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oслaвский，1878—1934）斯大林根除“托洛 茨基主义”的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年），1921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34—1939年任《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1931—1932年因重写苏维埃史在速度上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一度失宠。——译注
[16]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17]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6页
[18] 珀赛尔（A．Purcell，1872—1935）英国工党左翼党员，总罢工期间为英国工会总委员会领袖之一。——译注
[19] 希克斯（George Hicks，1879—1954）全国建筑工人工会的书记，工会代表大会英国总委员会叛卖总罢工时，该联盟是后者的组成部分。——译注
[20] 西特林（Walter Citrine，1887—？）1926—1946年任英国工会代表大会秘书长。由于他为英国资产阶级的服务，于1935年被封为骑士，1946年被封为从男爵。——译注
[21] 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1923-1924年、1924-1929年、1935-1937年 任英国首相，保守党人。鲍德温政府曾镇压1926年大罢工，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1927年），1935—1937年奉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政策。——译注
[22] 托马斯（James H. Thomas， 1874—1949）英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在第一届工党内阁中任殖民部秘书，在第二届内阁中任掌玺大臣。1931年他退出工党，协助麦克唐纳建立与托里斯的联合政府。——译注
感谢 施用勤 翻译、辉逐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