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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徒辈
托洛茨基
（1927年3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8000
革命前的俄国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研究各个阶级包括统治阶级的某些民族部分的政治本性的试验场。在沙皇俄国各种形式的压迫交织在一起：农奴制等级压迫，官僚警察压迫，资产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其中民族压迫也同等级和阶级压迫形式交织在一起。被压迫民族也是社会历史阶梯中的一个完整的梯级。某些被压迫民族就其经济和文化水平来说不是低于而是部分地高于统治民族（芬兰人，波兰人，部分犹太人等等）。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高加索和亚洲有几十个民族还没有摆脱游牧生活，或者是刚刚步入定居生活的第一个阶段。
无论如何，按照常规可以说，除大俄罗斯民族以外的所有民族都处于错综复杂的压迫之下，因为这里除了民族压迫还有各种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如果抽象地推论，可以认为，沙俄帝国境内的波兰、犹太、亚美尼亚、德意志或鞑靼资产阶级要比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坚决、激进、革命。然而现实推翻了这种推测。而且不是偶然的。
问题在于民族压迫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民族压迫是通过阶级实行的。无疑，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更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并且首先走上了群众性斗争的道路。华沙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很长时间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的前面。定居下来的犹太手工业工人首先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早在1905年革命时期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斗争就具有最革命的气势。
然而正是这些情况麻痹了民族资产阶级。例如，可以说，波兰资产阶级因此才长期依附于专制制度，而波兰无产阶级则一直站在革命的前列。
由此而得出了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结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