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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与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件往返
（1927年1月26日～2月22日）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
（1927年1月26日）
抄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76
尊敬的同志们：
昨天的《真理报》刊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1]同志在第十五次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就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发表的讲话。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讲话中引用了“拥护托洛茨基同志的纲领的联共（布）党员和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小组”在敖德萨散发的秘密传单。在公布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讲话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断定这份传单是谁写的和谁散发的。传单的内容极其荒谬，以至使人怀疑这件事的背后是否有党的敌人插手。无须怀疑，白卫分子试图插手和挑起事端，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看一看白卫分子的刊物如《舵轮报》的报道就会明白这一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没有提供有关传单来源问题的任何信息，就得出结论说：“这份文件表明人们完全转入了地下状态”。至于指的是哪些“人们”——则没有说明。此外，传单中提到了我的名字。
如果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是我所希望的——，那么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弄清传单的来源就将其发表，这里有没有挑拨之嫌。如果传单的作者确实是一些滥用我的名义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在讲话中指出所有这些据说已经弄清的情况呢？最后，就算这种极其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确信这样的传单肯定同托洛茨基的《纲领》有联系，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澄清这个问题呢？
我不能不提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关注这种明显不正确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只会给党内关系带来消极后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26日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7年2月7日）
第631—68号
绝密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81
致托洛茨基同志
抄送：联共（布）中央
尊敬的同志：
我从列宁格勒回来后看了您1927年1月26日就在第十五次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关于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所作的发言（我在发言中宣读了在敖德萨的联共（布）各支部流传的传单）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的声明。您表示困惑地说：“为什么没有弄清传单的来源就将其发表，这里有没有挑拨之嫌”。您问道：“如果说传单的作者确实是一些滥用我的名义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在讲话中指出所有这些据说已经弄清的情况呢？最后，就算这种极其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确信这样的传单肯定同托洛茨基的《纲领》有联系，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澄清这个问题呢？”
我是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从联共（布）中央书记处获得上述文件的，因为这份文件是分发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同时，我所公布的这份传单的后面还附了一封编号为1号的信，这封信就某一点上说是极力为反对派辩护的一种尝试。这封1号信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召开之前和在最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弄清的反对派的路线如出一辙。而且中央在分发这份传单时附了一个通知，说这份传单是“1926年12月末在敖德萨市各支部”传播的。我当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份传单来自白卫分子；而弄清谁是散发这份传单的罪魁祸首我一时当然还做不到，因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十分清楚，根据以往同反对派的地下派别活动斗争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查明谁是这些文件的散发者有多么困难。我索取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具体的材料。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规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无权向党报告由于散发这样的文件和存在这样的地下集团而对党的统一形成的威胁。我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发表声明，是因为我不仅有正式的根据，而且有许多其他的材料，有些材料您托洛茨基同志也是知道的。我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上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时还援引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工人、莫斯科党组织成员安德列耶夫同志的声明。这个声明指出：
“……在交换意见时（在巴辛耶夫的家里）明确了今后的行动。作为基础的是：今后要搞秘密活动，转入地下状态，只进行单个人的活动而且主要是保存好目前现有的干部，并尽可能逐渐吸收别的干部”。
安德列耶夫同志是1926年10月11日向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发表这一声明的（见1926年10月23～26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第15页）。
我在列宁格勒时看到过另一位安德列耶夫（А．安德列耶夫）同志1927年1月21日给列宁格勒省委组织部的声明，这位同志在声明中说，他从“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利诺夫斯基同志那里得知“反对派目前的计划”，内容大致如下：“我们接到指示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公开行动，而要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我们接到指示要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多数派百分之百的拥护者，以便取得信任并力图获得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在代表大会表决时一决雌雄。”
此外，前反对派活跃分子之一党员费多罗夫（前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曾于1926年12月1日向列宁格勒省监察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声明，说反对派在1926年10月16日声明之后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反对派的首领在会上似乎作过如下指示：“现在必须停止在各工厂的派别活动，但不要中断与各区的团体的联系，要打着探亲访友‘喝茶’的幌子，收集所有关于局势的信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重新恢复我们的活动了。”
所有这些声明使我作为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在自己关于反对派活动的报告中向党发出警报。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没表过认为这些传单或类似的传单来源于您的声明。在列宁格勒代表会议上，我在宣读这份传单时曾说：“这里没有一行文字是在指示如何更秘密地活动，如何更好地掩盖这一活动，但所有的人都清楚，这是企图继续开展这一活动。因此，首领们的声明（我指的是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说他们不再进行任何派别活动，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他们自己答应不再进行派别活动，但对他们的拥护者今后的行动则纵容放任，推卸自己的责任，等等。我们丝毫不能解脱他们的责任。”由此可见，我认为我的行动中根本没有您所指责我的“错误的行力”，我认为我在自己的行动中维护党的利益是完全正确的。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雅罗斯拉夫斯基
（1927年2月2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87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抄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尊敬的同志：
由于中央全会的召开以及身体欠佳，未能及时对您2月7日的来信作出答复，一直拖到现在。
1．从您的信中得知，敖德萨的文件分发给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由于我哪一个机构的委员都不是，所以我没有得到文件，尽管文件中直接点了我的名字。至于您说的什么1号信，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2．对于“前托洛茨基分子”安德列耶夫同志及其所说的在巴卡耶夫同志家里发生的事情我没什么可说的。说实在的，我认为在这一极其紧张的时刻有人说出像安德列耶夫同志所叙述的那些想法[2]和意见是可能的。但我认为，巴卡耶夫同志不会说出这些想法来。
3．您引用了另一位安德列耶夫同志的话，这位安德列耶夫根据“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谈到了这样的指示：“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公开活动，要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多数派百分之百的拥护者，力争获得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委托书”等等，——这段引文本身就暴露了其内在的站不住脚。安德列耶夫同志和利诺夫斯基同志我都不认识。然而问题当然不在这里。您间接转述的“计划”本身就纯粹是荒谬的。至于说到我，那么我认为，每一个赞同反对派观点的同志都无权向党隐瞒这一点，而恰恰相反，应当利用党给他提供的一切途径，坚持自己的观点。
4．所引费多罗夫同志的活，即关于反对派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似乎”指示“打着探亲访友喝茶的幌子……”等等，等等，同所引利诺夫斯基同志的一段话如出一辙。一般来说，我不怀疑，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特别是遭到批判的同志，会相互走访“喝茶”。我认为，您自己也明白，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不怀疑，他们在走访时会互通信息。为了防止这样做，就应当结束反对派集团和小组的隔绝状态。应当使反对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参加党的正常的日常工作，担负起自己那一份党的工作，列宁在世时和国内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一直是这样做的。
5．用您的话来说，您没有发表过认为敖德萨的传单来源于我的声明。您要是发表这样的声明成何体统！您实际上说过：“这里没有一行文字是在指示如何更秘密地活动……”，这就够了。指示是谁下达的？关于这一点您没有直说。但在您宣读的文件中点了我的姓名。您用您所引用的利诺夫斯基同志和其他人的话引导您的听众顺着明确的思路往下想。这是含沙射影的手法，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使用这种手法尤其是不能允许的。
6．接着您说，签署10月16日声明的人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才放弃派别活动的，同时却鼓励别人进行派别活动，您这又说错了，因为我们的声明的意思和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央委员会用纯粹党内手段根除分歧。如果您看看《真理报》就《中央委员会通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那么您就会发现，社论说10月9声明是党的胜利，是“历史”事实等等。当然，两三天之后调子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尽管在这几天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件。极有可能，引发这种急剧的和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转折的是您的通报和您所引用的“前托洛茨基分子”安德列耶夫同志的话等等。
7．您认为可以在讲话中和报刊上对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作如下评价，即这条路线分析了“与苏维埃政权的冲突”问题并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行动”的问题出谋划策。您像往常一样，引用某位通常是您根本不认识的同志的证词来攻击您非常熟悉的一些同志，而这些同志的观点，不管您怎样横加指责，都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毫不相干，就像您本人的观点一样。这样的方法只能毒化党内和全国的政治氛围。
8．您说要捍卫您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向党报告对党的统一形成的威胁”的权利。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不仅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且任何一个党员都有这样的权利。我丝毫不想对这种权利提出异议。我只是想说，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于这种权利进行了最不正确的使用并以您的言论毒化了党内生活。我认为，利用您的言论可以不费力地编成一个有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能做什么的教科书。正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并掌握着每个党员的政治生命，所以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特别是主席团委员，在公众场合发表事关某个同志的政治活动、政治名誉的讲话时要格外谨慎。而在您的言论中连一点谨慎的影子都见不到。
9．在七月联席全会上，您在谈到有人向病中的列宁告斯大林的状时喊道：“可耻！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把私人关系同政治搅在一起！”对于您所说的告状一事我不想多谈。但您的结论我却准备全盘接受。把私人关系以及人身攻击同重大的政治问题搅在一起是不能允许的。此外，这也是“可耻的”！然而，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对个别同志的人身攻击同与他们的观点的思想斗争搅在一起。
10．1926年10月，您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的扩大全会上说：“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租让总委员会编制庞大，将租让所得利润吃个净光。租让总委员会的同志们不去从事党交办的事业，而是在那里组织争论。”极有可能，租让总委员会的编制如您所说是“庞大”的。但全部问题在于这样的编制是在工农检查院的领导之下确定的，而工农检查院又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我决不是想让您对租让总委员会的编制承担责任。但在提出如此毫无根据的指责时还是应当对问题多少有些了解。政治局关于加强租让总委员会机构并在其内部设立新的部门（监督部门）的决定是在我到租让总委员会任职之前作出的。定编工作是在工农检查院的一位代表的参与下进行的，他认为确定的编制是不够的。如果您坚持不同的意见，您可以随时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
11．在租让总委员会中，有数十名党内和党外的同志在工作，在非常勤恳地工作。为了反对反对派，或者为了反对我个人，说这些工作人员“将租让所得利润吃个净光”，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可以撤换机构的领导人或某些工作人员。但这样毫无根据地谈论国家机关自然会引起每个工作人员的不满并损害提出这种指责的人的威信。
12．12月，您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代表会议上说：“你们知道，在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之后，许多反对派分子前往疗养地去养精蓄税，而与此同时我們中的许多人却不停地努力工作。”我认为，这段话的含意用不着解释。
13．不但如此，您在谈论租让总委员会和疗养问题时还提到了汽车问题，您在对总委员会进行揭露之后紧接着谈到有些人占用了两部汽车，有些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等等，等等。如果在这方面您查明有错误，那就应当实实在在地进行追究并发布决定，而不要进行笼统的中伤。我认为，这样的指示应当下达到每一个把人身攻击搬上讲坛的普通同志。不但如此，中央监察委主席团委员也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定。
14．关于一部分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党内工作人员享有其他工作人员所没有的特权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认为特权过多了。可以对特权进行限制。任何这样的措施，只要涉及到我，我都会服从的，我想，我不会比任何其他同志做得差。但由于就原则性问题进行政治争论而提出汽车问题，这就是谮（谣）言中伤，这种做法对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来说尤其是不能容许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由得想起了您所说的话：把个人因素同这样重大的问题搅到一起是可耻的。
15．我根本不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成为某种调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不应该在斗争中坚持明确的观点。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它就是为这一任务而建立的）在于保障党的权利或者说党的活动在党内有一定的基础。当时，谁也没有像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那样粗暴地践踏党的权利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不同的意见——不仅在所谓的反对派分子那里，而且在中央多数派路线的拥护者那里，都一样。您的大多数言论就像是有意要搞成无法共同工作的局面。我不认为您会成功。至少，既然这取决于我，即多数情况下都成为您的讲话攻击目标的我，那么我是不会在这方面让您满意的。但您的讲话，即以我为例援引的那种讲话（这样的讲话非常多），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很遗憾，对于这一点我没有任何怀疑。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2日
[1] 雅罗斯拉夫斯甚，叶·米·（1878～1943）——1921年起为中央委员，1923年起为中央监委书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 限制，削弱［季洛维也大在页边上的附笔］——季诺维也夫的笔迹。——列·托洛茨基［—列·托洛茨基在页边上的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