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托洛茨基，1926年12月12日）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65

这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对革命的怀疑论和民族局限性是其理论前提

　　关于能否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因欧洲革命发展缓慢而出现的，它已成为联共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检验准则之一。斯大林提出的问题非常不切合实际，而且用来解答这一问题的也不是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而是纯粹形式主义的论据和只适用于过去种种不同情况的旧引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理论的拥护者们是以封闭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出发点的。他们当然承认敌人会手执武器来阻止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但是，他们除了死记这一危险之外，只剩下孤立地积累经济成就、发展国家工业、组织农民参加合作社，等等。至于这会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全然不知。
　　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恰恰在于我们正逐步地彻底摆脱封闭式的国家经济状况，同欧洲市场和世界市场日益加深联系。如果把我国发展的问题完全看成苏联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且以为靠正确的政治手腕和建立合作社网就能使我们不再依赖世界经济，那就意味着被可怕的民族局限性所束缚。这一点不仅可以从理论角度来证明，也可以用进出口方面的困难来证实。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是否可能或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问题就如同无产阶级是否可能或应当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争取政权的问题一样。对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早已作出了回答。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夺取本国的政权，然后将自己的胜利扩大到其他国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英国组织煤矿工人罢工或德国建立工厂支部一样。
　　无产阶级是否可能在德国单独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当然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还取决于世界局势。在世界局势的影响下国内力量对比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苏联垮了，如果资本主义在英国和法国又获得新的力量，如此等等，那么在德国夺取政权就要推迟许多年。关于在我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这样提出。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建成社会主义即不仅使我国的工业高度发达，而且在工业的基础上实现集体化（在其他国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情况下），最起码需要比如说25年。这就是说，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根据欧洲的资产阶级制度将会在难以确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下去的推测提出来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经济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个问题斯大林根本没提，换句话说，尽管欧洲存在很深的经济和政治矛盾，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更深的矛盾，尽管东方逐渐觉醒并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但欧洲目前这种经济和政治状况似乎还能维持25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设想显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
　　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谁断，关于资本主义欧洲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因为斯大林的整个理论的根据就是资本主义欧洲将存在几十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1）欧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重新振兴，
　　（2）欧洲经济衰退，
　　（3）维持现状，但会出现某些波动。
　　让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三种情况。
　　（1）抛开一切条件和情况不谈，我们暂且假设欧洲正步入资本主义振兴的新时期。在这种情況下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将会大大增加，这当然是一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但是这种有利之事还远远不能化解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的种种负面影响。如果我们现在还难以使我国工业达到欧洲的水平（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那么一旦资本主义重新振兴，譬如说就像20年代欧洲的振兴那样，这项任务就根本完不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工业即它的廉价商品想必会冲击俄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形势也会变得非常不利。获得物质力量的资产阶级又会变得不可―世。它不会容忍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并驾齐驱。它的军事力量也会随着其强大的物质力量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反抗抱什么希望，因为战前欧洲和当前美国的经验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繁荣，资产阶级得以在所有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把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还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陷入绝境。
　　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设想。的确如此。但不可能有别的设想，因为提出这种设想的前提条件根本就是悲观的。那么在客观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悲观设想赖以成立的某些根据呢？完全没有！根据事物的发展，决没有理由对欧洲资本主义抱过分乐观的态度，因而不能据此论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自欺欺人的乐观理论。
　　（2）现在我们作一下设想（极其符合实际情况的设想）：欧洲资本主义将会遇到重重困难，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降低。仍然有人要问：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明显崩溃的情况下欧洲无产阶级还不能在几十年时间内夺取政权呢？怎么对它的力量这样“缺乏信心”？而且，既然认为欧洲资产阶级仍会掌权（尽管其经济体系日益崩溃），那就必然要问：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资本主义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估计它很可能进一步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经济发展将会衰退到何种程度？我国的出口将极为困难，因为衰退的欧洲没有能力购买我国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工业设备和原料的进口也将陷入困境。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放慢，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还霈要更多个几十年。在美国资本主义缓慢的发展速度下我们会陷入何种境地？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极难预料的。然而有一点很清楚：这条道路上的危险可能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宣称我们在这样的前景下仍能“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简直就是开玩笑。但这种前景是如何设想出来的呢？它来自一种不切实际的、完全荒谬的推测：尽管资本主义日益衰退，但欧洲无产阶级也不能在几十年时间内掌握政权和经济。换句话说，对“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盲目乐观情绪产生于对欧洲革命的极端悲观情绪。
　　（3）现在来分析一下第三种情况：资本主义欧洲既没有衰退，也没有振兴；无产阶级的力量足以阻止资产阶级破坏苏维埃共和国，但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我们在最近一段时期所遇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各种力量的不稳定的平衡。但是绝不能认为这种状况会持续20～30年。欧洲的内部矛盾以及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非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不可的程度。欧洲不可能照目前这种状况——英国的失业和罢工、法国的金融危机、德国的经济困境——再存在几十年。如果欧洲革命推迟25年或者更长时间，那可能是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欧洲资产阶级找到了能够使其重新振兴并使无产阶级“屈服”的新的平衡点；要么是欧洲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仍没有能力取代资产阶级，于是欧洲在经济衰退的同时出现了政治衰退。这两种推测我已经分析过了。它们所依据的不是对现存发展因素的分析，而是内心对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恐惧和对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的怀疑。
　　以上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美国和东方这两者的作用。但是非常明显，这两个因素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我们所阐明的看法。认为欧洲的内部矛盾在几十年内不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认为欧洲资产阶级还会在几十年内保持自己的殖民统治。如果接受这个“方案”的话，那么除了美国的强大这一危险外，还将出现资本主义欧洲恢复和振兴的危险。总之，那种能够使我们获得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将其进行到底所必需的起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条件的现实历史局面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这样的前景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它的前提是荒谬的。
　　十月革命不单单是国内局势的产物，而且是国际局势的产物。没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外国资本在俄国的作用，没有因此而引发的资本主义矛盾的极端尖锐化，没有世界对抗性矛盾，没有欧洲阶级斗争的经验，没有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并没有中断这些世界联系和依赖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解除国际上对我国今后整个发展的制约。
　　可以肯定地说，那种竭力回避从国际角度看待苏联经济发展问题的做法实际上是盲目地害怕资本主义势力的表现，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经济能够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手对抗资本主义势力的表现。于是便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不对世界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准备事先宣布现有发展速度“够快了”，其实就是事先把苏联国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称为社会主义，而不顾国外将会发生什么。
　　不相信世界革命，同时又提出在一个技术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独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案，这无疑是犯了民族局限性的毛病，而且还有点妄自尊大。对这种前景的否定并不包含丝毫的悲观情绪。相反，一味地追求这种前景只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怀疑。
　　无庸赘言，任何企图根据上述情况得出我们不能在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结论的做法都是极其荒谬的。我们的工作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对世界力量对比有着巨大影响。我们每取得一项经济成就，就标志着欧洲革命临近了一步。我们的胜利是有保证的，这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气数已尽，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有高潮也有低潮）在不断发展，因为我们为生存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和我国经济的增长正推动着世界革命前进，从而使共同的胜利有了保证。

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与共产国际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对此不仅联共，而且整个共产国际都应理解和认同。这一理论会松懈和麻痹联共对国内和世界上种种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警惕和戒心。它助长听天由命的消极乐观情绪，而这种情绪极大地掩盖了对社会主义和国际革命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如果这一理论得到认可，那么它必然对共产国际起到同样不可避免的作用。如果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世界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离开世界革命就无法实现的进程，那么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各自的责任就会上升到首位。反之，如果认为苏维埃政权仅仅依靠苏联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不会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发生事情的影响（但是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避免武装干涉），那么各国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立刻就会退居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共产党在最近历史时斯的主要任务，即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的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企图。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能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自然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继续向全世界扩展。整个前景就是这样被歪曲的。关于充分利用所出现的一切革命形势的问题被置于次要地位。编造一种毫无根据的、用来迷惑人的理论，说什么时间本身“对我们有利”。实际上，浪费时间、一再重犯1923年那样的错误是最危险的。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处在喘息的条件下，而决不是处在可以自然而然地保证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条件下。要想方设法利用喘息时机。要在喘息时机内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忘记这里所谈的正是喘息时机，即1917年的革命与某个资本主义大国的近期革命之间这一较长的时期，就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
　　所谓的极“左”派常常指责统一战线政策，说这一政策对外国政党来说就是放弃独立革命的立场，退而采取通过在各国工人阶级内部组建强大的“左”派（其实是中派）来一心一意帮助苏维埃国家的立场。根据列宁对统一战线的提法来看，这些指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英俄委员会的实践完全迎合“左派”和“极左派”的批评，并以此来证明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左”派尽管仍然患有某种程度的“幼稚病”，但已获得新的营养，因为他们支持各国共产党发挥独立的革命作用，这些党不仅对本国无产阶级命运负责，而且也对苏联的命运负责，相反，官僚主义的乐观主义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要不受到“干扰”，就自然会得到保障。在这些条件下，“左派”的斗争逐渐成为一种进步因素并且必然导致共产国际内部的重大改组。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