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统一（托洛茨基，1926年9月）

论党的统一

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0

　　这是争论中的主要问题。这是统治集团的一个基本的、实质上也是惟一的口号。反对派被指责破坏或有可能破坏党的统一。这是对反对派的主要指责。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党的统一的意义是每个党员和每个稍微有觉悟的非党工人都能理解的。由此可见，关于党的统一问题具有巨大意义，对这个问题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具有同样巨大的危险。应当明确而公开地指出：
　　党的统一的口号越来越成为执政派手中用来对付党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恐怖（吓唬）武器。
　　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组织。所有党员群众都应当能够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随时响应战斗动员。没有思想上的一致党的这种战斗力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如果认为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单单是靠上面的指示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思想上的一致是全党通过经常充实和积累集体的经验，通过在党纲、党章、传统、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集体思想工作而形成的。这一过程不可能没有分歧、批评和思想冲突。如果说党的革命战斗力量要求强有力的集中制，那么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党要保持、发展和加强思想上的统一则要求同样强有力的党内民主制。没有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制是通向孟什维主义的组织途径。没有民主制的集中制是通向党的机关官僚主义蜕化的途径。
　　在执政派的组织政策中存在着同所有其他政策中一样的“剪刀差”：口头上承认党内民主制，实际上却加紧镇压越出封闭的执政派上层允许范围的任何思想和批评。这正是威胁党的统一的主要危险。
　　领导的派别上层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所有机关，可以用来维护派别的阵地，其中包括派别的错误。把全部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手中是绝对必要的。把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秘密的、封闭的派别手中是可怕的危险。中央委员会，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央委员会也会犯错误。但是一个实行集体生活的党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纠正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当党和国家的设施集中在一个靠凌驾于党的纪律之上的由集团内部纪律维系的封闭的派别及其上层（无论什么“七人小组”或“九人小组”）手中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党的正式机关、代表会议甚至代表大会全都形同虚设，只是事后追认已经作出的决定或完成的行动。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一些大幅度改变党的机关领导成员和党的政策方向的极其重要的决定强加于亳无准备的党。七月全会在最后一刻背着党对党的领导层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改组（鲁祖塔克^[1]同志取代季诺维也夫同志进入政治局，加米涅夫同志变成第八位候补委员，吸收实际上是执政派核心的成员为新的候补委员）。甚至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般委员每次也都让执政派上层弄得措手不及，要么一言不发地接受已经通过的决定，要么转向“反对派”。但由于任何反对派，甚至任何批评都被宣布是对党的统一的威胁并遭到最严厉的机关设施的镇压，所以大多数代表大会代表或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只能一言不发地接受派别上层采取的措施。
　　批评已经作出的决定被宣布为犯罪。在正常的党的制度下这是正确的。在讨论和起草决定期间提出批评要及时得多。但现行制度的实质是要把背着党在统治集团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和作出的现成决定强加于党，并要党接受事先策划好的力量配置和事先有保障的形式上的多数等。所以，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决定强加于党之前，借口纪律而禁止争论。只有用这种极其有害的和彻头彻尾的反党手段才能维持派别集团无条件统治的制度。请在党内举出哪怕一个这种批评没有立即被上层宣布为“反对派”的例子来。请举出这样的反对派没有立即被上层宣布为“小集团”的例子来。这样的例子谁也举不出来，仅此一点就完全说明了现行党的制度的特点。政治上偏离阶级路线必然导致走上对党施加机关官僚主义压力的道路。这一方针必然会导致形成封闭的上层派别集团，导致该集团对整个机关的严格选择。同样，权力集中在背着党活动的秘密集团的手中必然助长一长制倾向。集体领导同党内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官僚主义机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必然要求上层保持统一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思想的任何独立表现都必然具有强烈的反对派性质。执政派打着党的统一的幌子压制任何批评、任何反对派。实质上，执政派上层是在党的统一幌子下以派别手段维护自己领导党的垄断权。
　　但全部问题在于，执政派越是疯狂地维护“党的统一”，它对党的统一的威胁就越大。争论，即使是走了样的和片面的争论，变得日益频繁日益尖锐，组织结论变得口益粗暴和反常。独裁倾向在党的领导过程中表现得日益明显和露骨。由于这一切党目前被人为分割为三个泾渭分明的部分：（1）执政派，这是由上层选定的机关的核心；（2）反对派分子，他们正为拨正党的路线和改善党的制度而奋斗；（3）广大的中间群众，这部分群众四分五裂，不明方向，实质上没有可能对党的前途施加积极影响。党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況是各种危险，首先是分裂危险的真正的和无可怀疑的源泉。
　　无论什么制度，只要它能达到目的就行。但现行制度未能使党达到统一，而是使党远离统一。自从列宁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我们经历了1923年的争论，1924年的争论，1925年的争论（与列宁格勒人的争论），1926年春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又一次机关争论；反对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又一次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被正式与拉舍维奇“事件”（1926年6〜7月）联系在一起，现在则成为反对整个“托洛茨基主义”和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又一次争论。目前这场争论的性质和方法尽人皆知，无须解释。不久前只有比较亲信的人才知道的事情，现在对于全党也越来越清楚了，即所有这些争论和组织结构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不久前被叫做老列宁近卫军的核心力量，由斯大林一人领导，而他所依靠的是一批总是对他言听计从的同志。
　　只有蠢人或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才会真的以为，斯大林争取“党的统一”的斗争能够真正保证统一，哪怕以消灭老的领导集团的现在的整个反对派为代价。综上所述极其清楚的是，斯大林表面上离目的越近，实际上离目的越远。斯大林及其小集团称之为“党的统一”的党的管理的独裁制，不仅要求消灭、罢免和除掉现在的联合反对派，而且要求逐步罢免现执政派中较有威信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领导职务。显而易见，不论是托姆斯基，还是李可夫，或是布哈林，从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威望来肴，都不可能也不能够在斯大林手下发挥出乌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等人在斯大林手下所发挥的作用。除掉现在的反对派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内的旧集团的残余力量必然会在实际上变成反对派。新的争论就会提上日程，卡冈诺维奇就会揭发李可夫，乌格拉诺夫就会揭发托姆斯基，而斯列普科夫之流、斯腾之流及其一伙就会诋毁布哈林。只有不可救药的蠢人才会看不到这一前景的必然性。同时，党内更加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对斯大林群起而攻之，说他“左的”偏见中毒太深，妨碍更迅速更露骨地下滑。
　　列宁写道，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党的分裂才是不可避免的。能否说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呢？绝对不能。尽管经济政策、苏维埃政策等出现了偏差，党仍然完全有可能纠正这些错误、拨正经济方针，从而保证在更高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使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关于党的制度和党的领导的问题要尖锐得多。党是革命的主要工具。如果这个工具变钝了，就会对革命的所有任务和革命的整个前途产生致命的影响。为了纠正经济错误和拨正党的路线，要求党不仅愿意这样做，而且有能力把自己意志变为行动。所以说改变党的制度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否会出现下述危险，即采取改变党的制度的斗争本身有可能导致分裂呢！否认这种危险是虚伪的。然而这种危险的根源不是对病症的冶疗，而是这些病症本身，就是说首先是斯大林集团的政策。拒绝对病症进行及时治疗只能意味着使病症进一步自由发展，从而有可能在今后使党陷入错过治疗时机的境地。
　　简言之，能否在不发生动荡，尤其是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改变党的制度呢？我们相信是可以的。至少我们是全力以赴致力于此的。党的官僚化确实很严重，但决没有严重到使党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发生麻痹的地步。实际上，任务在于使党员有可能运用自已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意志——在章程的范围内和本着统一的精神。而这也意味着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斯大林集团（这个集团是执政派内部的一个集团）继续用单方面的争论动摇党和用为党内致命的独裁制开辟道路的组织结论破坏党。
　　如果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自己有力量结束这种破坏性的工泎，消灭通过秘密集团管理党的局面并恢复集体领导，反对派就会全力支持这种行动，全党也会为这种英勇的举动热烈欢呼。然而，经过四月全会尤其是七月全会以后，对中央委员会或中央监察委员会能否为统一而采取主动行动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4月和7月，反对派真诚地向党的最高机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建议未经审核即被否决，甚至被从记录中删去。反对派不得不保持沉默，而多数派代表人物在反对派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仍然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向全党介绍反对派的观点和建议时将它们歪曲得面目全非。单方面的争论开展得越来越频繁，目的无非是要党对越来越不正常的组织结论作好思想准备。恐吓、威胁、开除等手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本加厉。最重要的一些任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外交等等）完全是从派别选择的用度考虑的，有损于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斯大林集团企图在最短的期限内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力图使即将召开的十月全会和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都为这个任务服务。斯大林集团企图再一次使党面对无可补救的既成事实，这样，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除了批准斯大林集团实施的分裂之外别无选择。
　　党完全有可能制止这些计划的实现。为此党员只需运用自己的党员权利而已。但是需要每个党支部内有几个或哪怕一个党员能顶住上层施加的巨大压力，在关键时刻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既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无力使党免遭新的磨难，它们就不应当阻碍党获得完整的信息并就迄今为止仍局限于党的领导机关范围内的分歧发表意见。我们预先宣布，任何背着党解决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的基本问题并使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对既成事实的企图都是反党的和不能容忍的！”
　　这是真正维护党的统一的道路。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1] 鲁祖塔克，扬·埃·（1887〜1933）——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协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俄共《布）中央书记、苏联交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38年被处死，后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