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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ЧЬ ТРОЦКОГО В ПОЛЬ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2-ГО ИЮЛЯ 1926 г.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的讲话
托洛茨基
1926年7月2日
Zveza 翻译
我只想谈谈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上次会议和今天会议的辩论环节都不断地暴露出来。
第一个问题是：毕苏斯基运动[1]（пилсудчина）是什么，它和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
第二个问题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根源在哪里？我指的不是个人或者集体的根源，而是以时代条件为基础的客观根源，虽然它并不减轻个人要承担的责任。
第一个问题：毕苏斯基运动和法西斯主义。
这两种潮流无疑有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的突击部队都是从小资产阶级当中招募来的；毕苏斯基和墨索里尼的行动都是在议会之外，公开采取暴力和内战的手段；他们的努力都不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相反，是为了拯救它。他们依靠小资产阶级群众，掌握权力之后便公开地同大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这里就会不由自主地令人得出一个历史结论，但在此之前必须回忆一下马克思对雅各宾主义的定义——它用下层平民的办法镇压资产阶级的封建派敌人……这是资产阶级上升期发生的事情。而现在，不得不说，资产阶级社会衰退期的资产阶级又需要一种“下层平民”的办法来解决它的任务，但这任务已经不再进步了，而是彻底反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西斯主义里蕴含着对雅各宾主义的反动讽刺。
资产阶级崛起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旧的封建官僚国家体制内证明自己发展和统治的合理性。它需要雅各宾派对旧社会进行镇压，这样才能保证新的资产阶级社会蓬勃发展。而衰退中的资产阶级没办法用它自己建立起来的议会制国家维持政权；至少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它需要法西斯主义来做自卫的工具。资产阶级不喜欢用“下层平民”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它对雅各宾主义极为敌视，哪怕后者用鲜血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比起雅各宾派和上升期的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和衰退中的资产阶级有着紧密得多的关系，但体面的资产阶级也不喜欢用法西斯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对它来说，动乱，哪怕它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也和危险联系在一起。由此，就有了法西斯主义和传统资产阶级党派之间的对立。
从根源、来历和口号来看，毕苏斯基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要说毕苏斯基本人预先就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这一点或许值得怀疑。他并不像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行为里显示出庸才的痕迹。（瓦列茨基[2]：您说错了！）不过我不是要从任何方面去评判毕苏斯基，我不知道，也许他在有些事情上看得比其他人远；无论如何，哪怕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想必他也非常清楚自己想避免什么——首先就是要避免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其他人，也许甚至还包括英国大使馆，都会帮他把事情考虑周全。总之，尽管从根源、来历和口号来看，毕苏斯基发起的这场运动是小资产阶级在用“下层平民”的办法解决紧迫的任务，希望挽救崩溃和衰退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毕苏斯基很快就同大资本联合在了一起。这已经是直接向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靠拢了。
有人这么说过（瓦尔斯基[3]）：议会制民主是小资产阶级大放光彩的舞台。不过不总是这样，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它闪耀光彩，但也会褪色和枯萎，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无力的一面。而由于大资产阶级本身也走投无路，议会舞台就会变成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绝望和衰败。小资产阶级曾经把代议制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如今却开始觉得它是个累赘，并且通过议会之外的办法寻找出路。从源头来说，毕苏斯基运动是在尝试用议会之外的办法解决小资产阶级的任务，但这也恰恰注定了它必须向大资本投降。如果说在议会里，小资产阶级是部分地、零星地、个别地把自身的无能之处暴露给地主、资本家和银行家，那么，当它试图在议会之外解决任务时，当它夺取权力时，它在社会层面的无能就不再是零星出现，而是显露无遗。一开始情况看起来像是小资产阶级真刀真枪地起来反抗资产阶级政权，而这起义的结果是，小资产阶级，经由它领袖的手，把用流血手段夺来的权力交给了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在波兰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中央委员会所不理解的事情。
大资产阶级不喜欢这种办法，就像是人哪怕颌骨疼痛也不喜欢拔牙。资产阶级社会的体面圈子憎恨毕苏斯基的牙医服务，但他们到头来还是服从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他们威胁要抵抗，又做了很多交易和转卖。昨天的小资产阶级偶像就这样变成了资本手下的宪兵！事情的发展速度像电影一样快，“革命”——表面上是这样——的口号和方法以可怕的速度转变成了反革命政策，开始保护有产者并抵御工人和农民的进逼，这一切令人大吃一惊，但毕苏斯基运动的演变完全符合规律。至于这个速度，它则是内战的结果，因为内战跳过了一些阶段，同时缩短了时限。
毕苏斯基运动是“左翼的”法西斯，还是“非左翼”的法西斯？我不觉得这种区分能有什么成果。法西斯主义必须唤起和培养破产小业主的幻想，这就是“左派”法西斯的发源。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其中的“左派”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毕苏斯基运动同法西斯主义这个整体一样，都是在发挥反革命的作用。这是一场反议会的，而且首先是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衰败的资产阶级试图借助它来捍卫和维持自己的根本地位——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不是没有获得成功。
我刚刚把法西斯主义称作是对雅各宾主义的讽刺。法西斯主义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和当前这个资本主义同年轻时期的资本主义间的关系一样——前者破坏生产力又衰弱文化，而后者在各个领域都提高了人类的力量。当然，就和任何在本质上非常宽泛的历史比较一样，只有在特定范围之内、用特定的视角对法西斯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做比较，这才合乎情理。如果试图把这种比较推到合理的限度之外，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错误结论。但如果在限度之内，这种比较则能揭示一些事情。上层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把封建主义从社会中清扫出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调动起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激情和幻想。小资产阶级是在同上层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完成这项任务的，尽管它归根结底是为后者服务了。而法西斯分子动员起小资产阶级的舆论和法西斯自己的武装团伙，同统治集团和官方的国家机器展开斗争或者部分斗争。革命的危险越是直接地威胁资产阶级社会，又或者，暂时希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越是强烈地感到失望，法西斯主义就越容易进行动员。
在波兰，经济和政治上的艰难处境、模糊的革命前景以及同它密切相关的“莫斯科的”危险，这些因素为这种动员创造了非常独特而复杂的条件。在座的一位波兰同志，好像是莱什琴斯基，对此这么说过：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并非藏在毕苏斯基的阵营里，而是在国家民主党那边，也就是说在大资本主义政党的阵营里，这个党管辖着一帮沙文主义团伙，曾经多次展开烧杀抢掠。这是真的吗？这么说吧，国家民主党手下打辅助的团伙只够应付日常事务。鼓动全国大众，以此来打击议会制、民主制，尤其还要打击无产阶级，并让国家权力被牢牢攥在军队手里——这个资本家和地主的党做不到这样的事。要动员城乡各地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中的落后部分，手里就必须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和“民族革命解放斗争传统”这样的政治资源，而这类东西在国家民主党那里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所以说，波兰小资产阶级的动员只能由毕苏斯基元帅来完成，只能是反对国家民主党——同时波兰社会党在一段时间内也完全听命于他。但是，当小资产阶级夺取权力之后，它没办法独立地当家作主。它要么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拱手交权，要么——如果无产阶级无力掌权——把权力托付给大资产阶级，但其形式不再会像以前那样涣散，而是会有新的集中形式。波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幻想越深、在经济和议会困境当中进行的动员越是猛烈，这场运动得胜的领袖就越是清楚地、无耻地、“突然地”向大资产阶级下跪，请求他们为自己“加冕”。波兰事件发展的速度为什么和电影情节一样快？这就是谜底所在。
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而持久的成功，只是因为那场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基础和纽带的革命（1920年9月）在当时还没有结束。在革命的退潮中，在小资产阶级的失望中，在工人的疲惫中，墨索里尼制定并实施了他的计划。
波兰的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政权的困境显而易见，但是从群众对战斗的准备程度来看，还并没有出现直接的革命形势。当时的革命形势只是临近了。和他全部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毕苏斯基的转向可以说是预防性的，也就是在警告革命。因此，在我看来，毕苏斯基政权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要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小。墨索里尼利用了已经从内部遭到挫败的革命，以及随后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积极性低落。而毕苏斯基则是拦截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顺着革命的幼苗向上爬，并且无耻地欺骗了跟随他的群众。这就让人们有理由相信，毕苏斯基运动是一个插曲，它出现在革命的上升期，而非衰退期。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和波兰共产党领导层所犯错误的客观根源有关。毫无疑问，在五月政变期间，小资产阶级的希望和幻想所带来的压力非常强大。这就解释了“党在这个阶段为什么不能吸引群众，把整个运动引向真正的革命道路”这个问题；但这完全不能替党的领导层辩白，因为它温顺地向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力量投降了，既不要舵，也不要帆，就这样随波逐流……至于错误的主要原因，它们根植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当中，虽然我们把它叫做革命的时代，但我们还远远没有学会认清其中的急剧转折——而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掌握每一个特定的情况。我们这个危机重重的爆炸时代与战前那个时代不同——现在不是有机体学说的时代，也就是说不是相对平稳发展的时代。大战以前，欧洲经历了生产力的增长、阶级分化的加剧，以及两极分化式的发展——一极是帝国主义的发展，另一极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权力则被人们描绘成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却又远在天边的最终胜利。确切来说，在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看来，社会革命是句空话；而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来说，它是个遥远的目标，为此必须要逐步地、系统性地做好准备。大战中断了这个时代，彻底揭露了它的矛盾，并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生产力有计划地增长、产业无产阶级数量不断上升，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都是不可能的。经济停滞不前或是陷入衰退，失业正在变成长期症状。如果我们拿欧洲国家经济行情的波动或者政治形势的变化来做例子，并且把它们以曲线的形式画在纸上，那么，我们得到的不是一条有周期性波动但又能有计划上升的线，而是一条疯狂上升和下降的曲折线段，像得了疟疾一样不停摆动。固定资本在本质上依然相同，而其中的经济情况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经济困境的桎梏当中，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被他们吸引的广泛工人群体则四处乱冲，时而向右，时而向左。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社会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在不断加强无产阶级这个进行生产的阶级，进而加强这个阶级的革命党。目前的条件之下，波动要比从前剧烈得多，它经常影响着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策略在保留自身原则基础的同时，需要灵活得多、有创造性得多——必须要这样！——除去任何因循守旧的想法。急剧和大胆的转向在这策略当中不可避免，它们首先取决于我们是进入了革命的涨潮时期，还是说恰好相反，进入了剧烈的退潮时期。我们所处的这整个时代都是由这种陡然变化的曲线段组成的，有时向上走，有时向下落。必须要及时捕捉到这些急剧的、有时候还突如其来的变化。战前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当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这两者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总参谋部与负责在战局中领导这些部队的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区别（哪怕战斗之间可能有很长的间隔）。
当然，为群众而斗争仍然是主要的任务，但现在这种斗争的形势不同了：国内或者国际形势时常发生转折，而每次发生转折都会让为群众而进行的斗争在最初阶段就转变成直接的权力斗争。现在不能用几十年为单位来衡量战略了。在一两年或者三年之内，一国的整个局势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德国的例子中特别生动地看到了这一点。德国的党在缺乏必要前提的情况下试图引发革命（1921年3月），之后我们就看到党内发生了急剧的右倾（布兰德勒派），而随后这种右倾又被整个局势的急剧左转打得粉碎（1923年）。机会主义倾向被极左倾向取代，然而极左派建立统治地位的时候，革命已经走向退潮了；这种形势和政策之间的矛盾放大了错误，从而进一步削弱了革命运动。就好像右派和极左派之间形成了分工，每当其中一个派别随着政治曲线的急剧上下转折而破产，它就把位置让给同它竞争的另一个派别。与此同时，目前采用的办法是每当形势变化就更换领导层，这让领导干部没有机会学到更为广泛的经验，没法了解其中的兴衰起落。而如果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没有概括而综合的理解，不了解这个突然变化和急剧转折的时代，就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因此，尽管这个时代具有深刻的革命性质，党和它的领导层却没法满足形势对它们提出的要求。
波兰的毕苏斯基政权会是法西斯为争取稳定化而斗争的政权，这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极度激化。稳定化不是外在力量赋予社会的财富，而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任务。这项任务得到部分的解决，然后又再度受到破坏。法西斯为争取稳定化而进行的斗争会引起无产阶级的反击。群众对毕苏斯基的政变感到失望，而在此基础上会产生对我们党有利的情况，当然，前提是领导层不能片面地配合政治曲线一时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要掌握整个发展的主线。最重要的是，必须用共产党内部的稳定化来对抗法西斯争取稳定化的斗争。这样一来，胜利就有保证了！
[1] 指毕苏斯基于1926年5月12日至14日发动的五月政变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2] 马克西米利安·霍维茨（1877—1937），假名为亨利克·瓦列茨基，波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曾是波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直到1924年），并长期在共产国际任职。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处决。——译者注
[3] 阿道夫·瓦尔斯基（1868—1937），波兰共产主义领导人、记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家。他从1918年起成为波兰共产党的成员，并在1926年当选为波兰议会议员。瓦尔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19—1929）和政治局（1923—1929，曾有中断）任职，随后离开波兰前往苏联。因为反对波共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化，他在1937年初的大清洗中被捕并处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