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84
一、工农业比例失调和经济政策的任务
新经济政策主要的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农民对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兴趣，从而保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与农业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解决发展工业的任务。根据这一联系的市场形式，新经济政策包含了“学会做生意”和“他把每个闲置的戈比投入工业”的口号。同时党还提出了实施电气化的宏伟计划。
无产阶级与农民结合的问题确定了这一政策的基本经济内容。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任务是在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成分取得对资本主义成分越来越多的优势的条件下保障工农业之间的动态平衡。十分明显，在两种主要情况下可能出现对这种平衡的破坏：如果国家利用国库政策、预算政策、工商业政策及其他政策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抽出不成比例的大笔年积累以至一切资金，并转而投入工业，其结果是工业发展过于冒进，脱离了国民经济基础，首先是农业基础，并遇到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的问题；或者相反，如果国家利用手中掌捤的一切杠杆从国民经济资金及其年的增量中抽出不足的份额，其结果是工业品的供应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可能出现对结合的破坏。工业过分加速自身发展，使农民负担过重，也在破坏农业。但是当工业不能适当地满足实现收成的需要从而导致批零价格剪刀差时，农民承受的损失也不会小。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家工业化方针这一基本指令。实施这个指令的途径、方法和速度不但对我们今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途，而且对苏联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前途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状况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国有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产品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制订的方针来保障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基本路线。
※ ※ ※
只有根据我国经济政策的基本战略方针才能正确地评价去年末今年初出现的所谓经济失误，其中包括迫使我们予以削减的进出口计划、工业发展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
近年来的经验证明，我国的工业计划总是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需求，并且在市场的直接压力作用下中途改变，有时一个经济年度内就一改再改，而且几乎总是扩大计划。同时正像工业方面主要沿袭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口号——为了不脱离农民经济不要冒进——一样，事实上，工业一直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实际资金、需求和能力，这就导致了要经常破坏和改变工业计划。
党在评估我国工业计划的实施历程时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计划的主要缺陷是对经济发展总的潜力估计不足，首先是对作为主导因素的国有工业的潜力估计不足。只要想一想，预计在1930年达到的那个水平，1925年已经在两个经济部门——交通和冶金工业——达到了这一点就足够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小手小脚的方针是现今商品荒极其严重的最重要原因。
※ ※ ※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向党提出了坚定的工业化指令，同时指出了工业在每一种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超越的界限。决议指出这些情况是：市场的实际容量和国家的财政资金。这两个因素，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财政资金在每一特定时刻都限制着工业的发展，但是两个因素显然不是不变的或不取决于我们政策的。十分明显，国家的财政资金受整个行政措施、国库措施、预算措施、生产措施和商业措施的制约，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倡助这些措施对国民经济积累进行分配。国家尚未摆脱工业商品荒的局面无疑证明，国有工业与其他经济之间对国民经济资金和积累的分配不仅没有达到必要的平衡，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在丰收的情况下，有更加远离必要平衡的危险。
如果去年下半年的工业计划和进口计划在当时与国家库存现金不符，那么有必要进行相应修改这一事实决不是降低整个工业发展速度的理由，相反这个事实要求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措施，国家投入工业的资金因而应在全民资金中尤其是在全民资金年增量中占据比迄今为止更大的份额。换句话说，进出口计划和工业计划方面经常出现的失误，是长期以来影响工业和农业的对国有工业的潜力和任务采取紧缩方针造成的反应和偶发性结果。由于商品荒，尤其是零售价使农民们失去的钱（私人资本因此得利）比降低农业税得到的要多得多。
因而产生主要的经济困难的原因是：无论是对农业来说（农民的个人需求和生产需求），还是对工人阶级需求的增长来说，工业的容量都显得过小。消除这种不协调的状况不应通过限制农业的增长或遏制工人阶级需求的增长，而应通过使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消灭这种不协调来实现。
以上任务务必完成，因为在目前状况下，工业尚未完成所面临的其他重要任务，首先是为工业自身生产生产资料的任务、为国家的运输业和国防服务和发展的任务。
有鉴于此，全会责成政治局：
具体制订与农业发展前景密不可分的最近一个经济时期（5〜8年）工业发展和新工业建设的远景规划。
在制订1926—1927年度一切规划和计划时，要制定一个能够保障在1926〜1927年度在消除我国经济内部不协调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的指令。
为此远景规划应从大约5年内（或在另外一个期限内）基本消除比例失调这一工作设想出发，以便假定到1931年，在始终坚持降低物价政策的条件下能够确立工业品供求的相对平衡。当然我们并不奢望把这种规划订得尽善尽美、准确无误，但这种规划应是我国全部经济政策的重要指针。
※ ※ ※
基于上述形式和目标，1926〜1927年度规划和计划应以如几点为出发点。
1．向农村上层征收的农业税应是对国民经济积累正确再分配的重要杠杆之一；据此，农业税控制数字的提高必须考虑到从财政上保证工业的主导作用并符合农业的实际增长及其内部的分化。
2．不允许提高零售价，相反，要大力争取降价；批发价方面要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执行更灵活、更专门的政策，目的是使国家和合作社得到比迄今为止更多的一部分零售加价。
3．1926-1927年度的预算应该这样制订：要把实际上作为工业自身通过预算再分配的资金以外的相当数量的资金都投入工业。工业的纯结余额无论如何也不应少于1.5亿〜2亿，同时应集中全力增加纯结余额。
要记住，我们尚未走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所以应该通过大力压缩或至少是将来不再继续扩大各种非生产性开支来达到上述目的。
4．必须根据已有的经验重新研究伏特加酒的问题，经验证明，国家出售伏特加酒在使农村资金注入重工业（这是我们的目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却占据了工人工资中很大的一块。
5．从1926〜1927年度起就应保障真正向新工业建设增加长期贷款的可能性。作为长期贷款基金的应有：
（1）不少于25%的折旧提成；
（2）50%的准备金，并免除工业必须把这些资金投入国家债券的义务。
（3）10%的纯利润；
（4）出售所谓呆滞资产所得收入的50%。
6．应建立折旧提成制度，以使工业有可能在已有的水平上自动地保持自身的生产能力，而其余的补充资金都应用于工业今后的发展。
7．1926〜1927年度进出口计划的制订应保证扩大工业的生产能力及其相当规模的技术改造，包括新工厂的建设。
8．整个经济政策的制订应保证今后（1926〜1927年度）有可能实现不少于10亿卢布的工业基本建设规划，而1925〜1926年度为8.2亿卢布（即增加不少于20%）。
9．为增加保证工业流通不断发展的中央工业准备金，应增加工业银行的资金。
10．现在要对即将收获的庄稼制定并切实准备一套销售措施——首先，要紧急增加进口原料（棉花、丝绸、橡胶、皮革和金属）以增加可在秋天向农民供应的商品后备，其次，准备进行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商品干预，这种干预是以适应我国内部商品流转并完全符合国有工业利益和潜力的国外贷款为基础的。
11．保证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施电气化计划。
二、速度问题
过去几年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剥夺非生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及君主派和享有特权的官僚）、土地国有化、废除债务并把工业、运输业及整个信贷系统的收入集中在国家手中——这一切保证了我国经济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明确无疑的优势。
但正是把我国经济越来越纳入世界市场链条的这些巨大成就进而把我国今后的成就，首先是我国工业化的速度，置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监督之下。以为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下可以以随意的速度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只有在我国工业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产品数量、成本、质量方面的距离明显缩小而不是扩大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我们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武装力量才会得到能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技术基础。
三、工业的主导作用与农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国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主导作用。党的任务就是充分认识这一指示并根据这一指示作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结论。在国有工业落后、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条件下发展农业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国有工业的主导作用就在于，国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农业的普遍提高及改革其技术和社会形式的主要因素。纺织工业的发展是产棉区发展的强有力杠杆和种棉业逐步实现工业化及公有化的前提条件。制糖业对甜菜种植业、制呢工业对于养羊业、麻织业对于种麻业、罐头工业对于蔬菜种植业、养猪业和渔业，最后，全部工业对于提供原料和为工业职工提供食品的整个农业来说都具有这样的意义。
另一方面，既然农业在简陋陈旧的生产技术基础上已接近战前水平，那么只有逐步对农业实行工业化，即大力发展农机制造业、电气化、人造肥料等等才能使农业真正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帮助农民经济最有效的形式就是在优惠贷款的条件下大量销售国有工业生产的必要的农具，这又要求紧密结合主要农业区特点的农机制造业蓬勃发展。
四、计划原则及其新的任务和方法
计划原则的意义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失败和失误中都能体现出来。把某些失误当作反对计划原则的理由，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集中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提供了及时发现并设法纠正这些失误的可能，而这种体制如果不把经济管理的基本要素（如国家行政管理要素、市场要素）有计划地结合起来则是不可思议的。
我国经济的增长不仅要求全面加强计划原则，而且还在这方面提出了全新的任务。迄今为止，计划工作主要是要尝试对一年内基本经济要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预测并灵活地将其结合起来，也就是以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阐明的那些职能为限。在所谓恢复时期（工业在过去遗留下来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的时期），这样对目前业务任务灵活地制定计划也许已足够了。但现在随着恢复时期的结束，更新和扩大工业及运输业的固定资本的必要性，除了老任务还向党和国家提出了计划领导方面的新任务。如果说以前拥有相当数量闲置设备的工业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在短期内大大超出计划的预测来发展生产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工业在这方面的能力将取决于工业每年可能生产出的那些基本建设费用。国家应最严格最周密地规划这些基本建设费用的使用数量和方向。建设新工厂、建造发电站、铁路，改良广大区域的土壤，在适当的期限内培训各类必需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把这些新的建设项目与现有经济以及工业计划和全部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事情不可能在一个经济年度内做完。需要对需几年完成、其经济后果会在以后若干年内反映出来的大型设施和大工程进行规划。对年度计划应作为五年远景计划的一个确定部分来加以研究。一方面，年度计划的相应部分应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那些任务；另一方面，五年计划应根据例行业务计划对该计划提出的变化每年进行修订。
显然，这种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属性本身制定的超前计划不对能制定得能彻底预见到5〜10年内各个经济因素的发展变化。其实问题就在于提出目标性任务并在计划阶段和实施过程中创造性地加以办调。只有认识现代工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及其改革力量、克服经济问题上存在的舍本求末习气和尾巴主义、真正掌握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对国家工业化所作的基本指示，才能正确对待这类问题。
※ ※ ※
为了简化程序并使最高计划机关，首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集中注意一些大的计划问题，目前编制和通过计划的程序应作根本改变。为此要：
1．正确发展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主要是新建项目中的主要因素并使之与工农国家的任务和不断增长的潜力完全协调一致，应该成为我国最高计划机关计划工作的中心。
2．最高计划机关必须避免对下级机关所作的技术核算进行斤斤计较的核查，以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最高档次的问题，让下级机关对它们的工作承担更多的责任。
3．应大大减少在经营计划方面制订详细计划的现象，要把这项工作及其责任集中于业务机关，最高机关只负责对计划之间及计划与整个国有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之间进行协调。
只有彻底简化编制和通过计划的程序才能使制订的计划质量更高，及时被通过和被批准，真正地使计划领导机关集中精力于进行大规模经济设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工作上。
五、工资
经济上的困难使得我们目前不能采取大幅度提高工资的方针。党在承认工资尚未达到应有水平的同时应在工资方面提出下列任务：
（1）近期不得降低实际工资；
（2）为今后提高工资创造物质前提，即
（1．1）充分扩大1926〜1927年度工业规模，使货币工资有相应的商品保障（工业品，可满足工人收支计划40%的需求）。
（2．2）坚决地有步骤地对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这就足以保障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地有计划地得到提高。
附录：关于后备问题
（不是对决议的修改意见，而是为决议提供的材料）
（1926年4月12目）
后备问题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提得更具体。从后备动用的角度可以确定下列后备范畴：
1．广义上的保险后备，其必要性是由我国整个农业生产经济的重大意义及农业生产对自然现象的依赖性所决定的。这首先是：（1）粮食后备，因为我国的出口主要取决于农业经济中的不稳定产品，（2）外汇后备保证我们有得到世界产品的权利。
2．我国经济中的生产后备，用于某个生产部门有必要迅速扩大而在一个年度的生产范围内又无法筹措为此所需的后备时。其中包括原料后备、设备后备等等。
3．机动后备，这已非后备的本义，只是我们的计划要留有余地，可以在出现我们制订计划时未能考虑到的一些情况时，在计划中增添不同的内容。因此，机动后备的问题就是我们计划硬性执行的程度问题。
此外必须指出一种错误的后备种类，即用于国内的所谓货币后备。如果这一问题不属于积累纸币的储量这一狭隘的技术方面，那么货币后备其实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领域实行如下政策：我们在一定的时期内提高我国卢布的购买力和汇率，以便在另一个时期通过比较宽松的货币流通政策再把购买力和汇率降至原来的水平。如果我们竖持（这是亳无疑问的）保留硬通货的观点，那么通过提离然后降低我国外汇率作为后备是不能允许的。硬通货体制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执行这样的货市政策：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汇率。这就是说，我们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后备。
※ ※ ※
从这一经济情势出发来具体谈谈。
1．粮食后备的积累在相当程度上是补充上一歉收年度所消耗的后备，这种积累是在农民经济的内部完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粮价高的原因。但这是把这些后备集中到国家手中的障碍。在我国粮食出口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只有东南部地区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价格保持一致）为国家后备积累而进行的粮食收购工作就更加抬高了价格，打击了我国的出口，即我国的外汇后备。这项任务只能对明年提出，而且只应在收成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2．尽管从我国外汇基金祜竭的观点来说需要积累外汇后备，但这也不可能是我们今年所要提出的任务。只有在加强我国出口的条件下，我们也许有可能部分地实现这个任务。
3．我国经济的生产性后备。在我们国内商品荒的条件下，在我们用于发展工业的后备薄弱的情况下，无论是压缩生产以形成后备的方针，还是把额外增加支出用于获得额外后备的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当市场上需求减少以及我们生产不是为消费而是为后备时才能提出这个问题。这里惟一的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与设备更新有关）的生产过程合理化，生产不间断运行所必需的原料、燃料等等的相对数量会因此而减少，这样就会有原料、燃料的后备。
4．“机动后备”——根本不能说我们硬性执行计划的程度过大，这方面的压力大部分来自我们计划上的最低纲领主义，尤其是在工业方面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有害的倾向。
总而言之，后备问题与我国整个经济，尤其是经济各部门中的积累问题密切相关。只有在我国经济中的积累扩大的条件下扩大后备才有可能具体落实，而扩大积累又与提高生产技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形成这些后备创造前提条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项任务推迟到无法确定的时间去完成。比如说，既然此时的农业经济相对亏损，那么后备的积累在近期内，尤其是在明年就是可能的。同时，这样的后备作为预防各种不测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略好的条件下积累必要数量的粮食后备和外汇后备将是明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1926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