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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
托洛茨基
（1926年3月2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76
委员会决定全文[1]
列·托洛茨基
1．对中国的局势需考虑三类因素：
（1）中国的内部势力；
（2）以某种形式反映中国内部力量的军阀组织极其依赖外国；
（3）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为一方，苏联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力量为另一方。
确定方针时存在的困难全在于协调这三类因素的相互关系，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其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速度。
在这个觉醒了的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的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内部因素。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发展这些内部力量，首先是吸引农民参加革命、保证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权。我们决定性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可能在中国执行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政策。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忽视各军阀集团的斗争及其一时的胜利和失败，决不应允许这些短暂的插曲使我们放弃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
一、中国革命的国际方针与苏联
2．没有资料使人认为，中国革命内部力量的发展有片刻的停顿。相反地，倒有充分理由认为，最近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和农民——的运动将会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应竭尽全力使这一个运动达到最大的规模。但由于欧洲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洛迦诺公约[2]的签订，尤其是帝国主义者把中国问题充分提了出来，国际形势变得极其困难。在这些条件下，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尤其是苏维埃国家应该竭尽全力阻止帝国主义建立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目前，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及其经济上和政治上与满洲有切身利害关系，可能对中国革命构成最大的危险。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中日关系对其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设法争取喘息时机，就是把满洲的国家命运问题“放一放”，即实际上容忍近期内南满仍由日本掌握，当然并不停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
3．这个政治方针当然绝对不意味着停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应该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协调一致。同时要事先估计到中国革命分子和广泛的舆论很难接受这个方针，因为他们极端仇视日本。不过这个方针出于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在欧洲和亚洲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中国革命顶不住帝国主义的联合强攻。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与中国革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苏维埃国家需要延长喘息吋机，而中国革命运动则需要争得喘息时机。
4．因此十分清楚，为了使不大了解情况的人不致误解这个政策，以为是要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搞好苏日两国关系，要使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对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远东矛盾的方针，首先是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的方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5．认为为了对中国舆论作必要的引导，需要通过创办新的报刊以及影响现有的报刊的办法来对中国报刊施加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6．一旦实现日本所向往的满洲自治，就要求张作霖放弃对南方的征伐，不再插手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我们在这件事上当然决不主动采取行动，也决不承担哪怕是间接的责任，但是对现有条件下满洲自治意义的明确认识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我们规定了必要的行动路线。
7．由于以上制定的政策的总方向，对我们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消除一切能刺激中国舆论的不必要的、附加的次要的因素。毋庸置疑，各部门代表在对中国的活动中存在不能容许的败坏苏维埃政权声誉，给人以苏维埃政权是帝国主义印象的大国主义作风。
要使有关机构和有关人士认识到我们十分有必要对中国采取这种政策，甚至这种政策的外在形式，以消除对我们有大国主义意图的怀疑。要事事处处执行立足于极其关注中国权利、强调其主权的方针。破坏这一政策，即使情节轻微，都应逐一惩治有关肇事者并将此事通告中国舆论。
8．要以各种方式公开声明：我们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同情中国人民大众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基础上的，要消除我国会进行军事干涉的看法，中国的问题只能由而且只应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苏联政府在中国实现统一以前仍致力于同中国所有现存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省政府）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关系。
9．在满洲要把外交工作从哈尔滨完全转到奉天。
10．我们和张作霖谈判的基础是：我们很清楚，满洲当局在现有条件下应与日本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我们无意破坏这种关系；但对满洲当局来说同时与我国保持稳定的和平关系从而保证对东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
谈判中要向张作霖指出，日本某些集团同意用另一个起缓冲作用的将军来取代张作霖，而我们认为只要建立正常关系就没有理由用另外的人取代张作霖。
11．制定中东铁路严格的办事制度是与满洲达成协议的基本要素：
（1）对解决一切有争议的或存在冲突的问题规定明确的调解程序（按对等原则）；
（2）如出现麻烦，可将问题提交奉天解决。
（3）与此同时，我国铁路局负责人、驻哈尔滨领事和驻奉天总领事会收到如下指令：铁路当局如试图越过中国当局单方面解决问题，甚至向中国当局提出最后通牒，则定予严惩不贷。
12．与张作霖达成协议并将该协议向北京备案后，应争取召开中日苏三方铁路会议，会议的任务是在充分尊重各自权益的基础上制定出三方共同执行的经营和建设满洲铁路以及有关满洲经济协议的计划。
13．只有中东铁路仍严格由苏维埃政权继续掌握，才能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在最近时期侵占中东铁路，所以现在必须采取广泛的政治文化措施，使铁路中国化。
（1）用两种文字处理公文。车站及车厢内的站牌和告示等均应用两种文字书写。
（2）成立中国铁路工人学校，对他们进行技术教育和政治教育。
（3）在铁路沿线相应的站点为中国工人和路局与有关的居民设立必要的文化教育机构。
14．有必要查验一下（让谢列布里亚科夫[3]去办），中方是否会把铁路直接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这件事视为我国单方面夺取铁路的一个步骤。
要和中国有关人士一起仔细斟酌和研究如何改变铁路制度的一切细节。
要利用现在我们在路局行动有充分自由的时机，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对中东铁路进行认真清洗，把不称职的和名声不佳的行政人员和工人调回苏联铁路并代之以从中央铁路调来满洲的一些绝对可靠和有政治素养的铁路工人。
16．另外一方面，现在还必须认真收集（并进一步查明）中国军警和俄国白卫分子对中东铁路的俄籍员工胡作非为、施加暴力的情况，以及俄间人和中国人发生的各种民族冲突和生活冲突的材料。要采取各种办法维护俄国工人的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不要让由此产生冲突点燃双方的沙文主义情绪，相反地应该起到政治教育作用。必须在工会下面建立调解委员会或荣誉法庭，由双方在对等基础上参加，由懂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的认真负责的共产党员来担任领导。
应以相应的条约形式（与奉天和北京签订）制定一些措施以防止中国地方当局对铁路员工横行霸道并加以一切必要的组织上的保证。
应使用俄汉两种文字逐项印成告示和号召书在铁路沿线散发，在车站及类似的场所和车厢内张贴。
17．根据上面提出的政策改组驻哈尔滨的总领事机构。
18．与张作霖签订的协议（以后还要和日本签订）的条款之一是应防止人民革命的蒙古受到张作霖的骚扰。
19．现在不要开始和日本的全面谈判，而是要集中注意力通过实行上面提出的措施并对日本的舆论施加相应的影响来切实改善关系，因此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制定相应的一套措施。不预先决定三方（苏、日、中）可能达成的协议的形式，要从政治上和外交上作好准备，使中国决不会把它被迫向日本暂时作出的让步说成是我们也参与其中的对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的舆论界，尤其是左翼舆论界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只容许中国为防止帝国主义分子进攻的统一战线而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为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所必需的那些让步。从这一前景来看可能举行的全面谈判应以作出让步为代价来达到离间日本和英国的目的。
20．一旦得知国民军队的阵地将由吴佩孚长期占领，合理的办法是与吴佩孚寻求妥协以削减其对英国的依赖，同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英国这个阻挠中国独立的不共戴天的主要敌人的斗争。
21．必须对国民军队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国民党、共产党），从而使他们成为不受某些个人操纵的、真正的人民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
22．广州。由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缓慢，广州被看成不仅是革命的临时据点，而且是拥有3700万人口而迫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同外国签订各类临时协定的大国。广州在得到我们从远方给予支持的同时，被法国领地从南边和英国势力范围从北边和东边即从海上紧紧包围起来。如果英法两国一旦采取一致的敌对行动，广州的局势就会变得十分严峻。广州政府方面必须在作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寻求与法国签订临时协定。
附注
问一下拉柯夫斯基同志，广州政府是否有某种可能与法国签订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某种临时协定；为了探听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虚实，派广州政府的代表去巴黎是否合适。
政府应集中全力采取以下措施来巩固共和国的内部广州：进行农业、财政、行政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华南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巩固共和国的内部防御能力。
广州政府现阶段应坚决避免采取进攻性军事讨伐的打算和能使帝国主义者发动武装干涉的一切行动。（斯大林所改——列·托·）
23．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些因素会促使国民党领导变得行事谨慎、善于退让，为避免在某些严格限定的问题上出现偏离总政策的任何作法，必须态度坚决地作出解释，这种迫于情势而作出的让步决不应削弱革命运动的规模或者减少旨在促进周边受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而在中国境内外进行的广泛宣传的力度，等等。
24．鉴于中国反对派在帝国主义挑拨下要求我们召回卡拉汉[4]同志，必须在中国（也可能在其他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日本）展开反对这个狂妄要求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阐明作为苏联代表的卡拉汉同志所执行的解放政策的意义和内容。
二、满洲铁路问题
1．在中东铁路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之前最好延期召开满洲铁路会议。
2．应事先就中东铁路建设事宜与奉天达成协议，这就是说，苏联不可能在满洲单独进行铁路建设。
3．为了发展中东铁路建设，应减少其公用设施的开支，以使全部闲置资金均用到铁路建设上。
采用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中东铁路建设计划。
5．为建设单独的铁路支线，最好吸收中国地方资本成立股份制公司，此事尽可能由中方发起。
6．中东铁路的任务不应局限于建设支线，而应致力于建设用于汽车运输的公路，发展航运。
7．要设法利用一切现有手段阻止日本的铁路线从中东铁路向北及向海拉尔延伸，斯吉村以东的铁路线同中东铁路连接。
8．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国从赤塔修建贯通内蒙古东部铁路的消息以向日本施加压力。
9．一旦有可能就着手建设从上乌金斯克到库伦—张家口和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苏维埃港的铁路。
10．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査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间在货物运价、返运和分配问题上存在的哪些分歧要提交有关国家政府会议讨论。
11．告诉杰布奇，说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一旦抵达，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将就地解决，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还将亲自去东京，此后我方将在互相尊重当事三方利益的基础上提出旨在调解有争议的问题的消除摩擦的具体意义。
三、关于日本移民
解决苏联远东的日本移民问题时要看到日本舆论界对此极其关注。在注意日本在远东的殖民危险时，采取的措施要小心谨慎，循序渐进。限定日本向苏联移民的人数为时尚早，但日本移民人数决不能太多。应严格管理和监督日本移民，应在专门为此成立的协会的帮助下利用日本的资金分期分批地进行移民工作。应按照棋盘格式安置日本移民，同时要加强从俄罗斯中部地区向远东移民的工作。应该让日本农民对所提供的地块感到满意，而且应考虑到日本农业的特点。在哈巴罗夫斯克及其以南地区，而不是在西伯利亚腹地才有适合日本移民的地块。不允许朝鲜移民冒充日本移民进入。朝鲜移民问题要单独研究，而且可以把西伯利亚腹地提供给朝鲜移民。
附件：1919年文件摘录
致俄共（布）中央
由于匈牙利共和国覆亡，我们在乌克兰的失利以及我们有可能丢掉黑海沿岸地区，这一切加上我们在东部战线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国际方针，昨天尚处于次要地位的东西也因此提到了主要地位。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西方不会很快爆发重大事件。但是总罢工示威的失败、匈牙利共和国被扼杀以及继续公开支持讨伐俄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西方革命的潜伏期和准备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这就是说，法英军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保存着生命力和实力，而我们红军在世界政治的欧洲舞台上无论就进攻还是防御来说，力量都还相当小。这种情况下，西部边界的一些白卫小国暂时可能为我们提供“掩护”。
如果我们往东看看，形势就大不一样了。诚然，东方面军的侦察和作战简报过于笼统，实际上是十分马虎，以致我到现在对这方面的情况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彻底击败了高尔察克[5]，还是只打击了他，使他还能把相当一部分兵力拉到鄂木斯克一带。这里至少打开一扇通向亚洲的大门，所以，如果设想得更糟，也就是说，高尔察克根本没有被击败，那么仍然与我们抗衡的是一支势力不太强大的孤军，而且其交通线漫长而无保障。
当然还存在一个驻扎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队的问题，这支部队共有几万人。这个数字对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来说并不算大。此外，现有情报证实，日本人并没有推进到伊尔库茨克以西。完全有理由推测，美国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反对日本向西伯利亚推进。高尔察克是美国的直接代理人。日本借口必须防止高尔察克推行的美国化，派几个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现在事情结局发生了变化。高尔察克完蛋了，日本由于等待我们继续东进，不得不大量增派其占领部队或者滚蛋。高尔察克被消灭之时，日本却在西伯利亚扩张势力，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伯利亚日本化，美国当然不能不予以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指望这帮华盛顿混蛋直接支持我们反对日本。我们向西伯利亚推进，日本与美国产生对抗至少会为我们创造有利的局面。
亳无疑问，我们的红军在世界政治的亚洲舞台上是一支比在欧洲舞台上强大得多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无疑不仅能长期等待欧洲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在亚洲方向采取积极行动。现在对我们来说通向印度之路要比通向苏维埃匈牙利之路更畅通且路程更短。目前在欧洲的天平上还不够分量的一支军队却能打破亚洲殖民依附关系这种不稳定的平衡，直接推动受压迫群众举行起义并保证起义取得胜利。
显然，在东方采取这样的行动就要求我们在乌拉尔建立和巩固强大的基地。不论我们在近几个月或近几年内面对哪个方向——面对西方还是东方——这个基地无论如何都是必需的。必须千方百计地振兴乌拉尔。现在必须把我们派往或准备派往顿河州工人新村、征粮队等等去的全部劳动力都集中到乌拉尔去。要把我国优秀的科技力量、优秀的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派到那里去。要恢复去年春天德国进攻我们时产生的想法：要把工业集中在乌拉尔及其周边地区。现在同样要重视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已清剿地区的苏维埃工作。要把乌克兰目前由于“其无法左右的原因”而脱离苏维埃的工作的优秀党员派到那里去。如果他们失去乌克兰，就让他们为苏维埃革命而去夺取西伯利亚。随着夺得乌拉尔地区或外乌拉尔辽阔的草原，我们就有可能大规模地组建骑兵，兹拉托乌斯恃将会为此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在此以前我们缺乏骑兵。经验表明，在机动作战的国内战争中骑兵的作用很大，而在亚洲作战中其作用则无疑是决定性的。一位重要的军事干部早在几个月前就提出了组建骑兵军的计划（有30000〜40000骑兵：），以便把他们派往印度。
这个计划显然要求我们认真作好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准备。我们迄今为止对在亚洲进行宣传鼓动太不重视。同时看来国际局势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就是去巴黎和伦敦之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城市。
我们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战绩应极大地提高苏维埃革命在整个被压迫的亚洲的威信。要利用这个因素并把革命学院、亚洲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司令部集中在乌拉尔或土耳其斯坦的某地，后者在近期可能会比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更起作用。现在就要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和方法更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的组织工作，集中必要的人力，集中语言学家、书本的翻译家，吸收当地的革命者。
我们以前当然也曾注意到有必要促进亚洲革命，而且从未拒绝过进行进攻性的革命战争。但我们不久前还出于充足的理由全神贯注于西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曾在我们手里。波兰革命发展的速度似乎很快。匈牙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乌克兰已经向罗马尼亚宣战，正准备向西推进，与苏维埃匈牙利连成一片。占领敖德萨可以使我们与巴尔干革命的策源地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港口建立直接可靠的联系，我们向这些地方发送了大量共产主义读物。我再重复一遍，目前局势急剧变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第一个狂飙突进时期后收缩了，而且这种状况也许会持续许多个月。一切迹象表明，苏维埃匈牙利的失败延缓了一些小国家（像保加利亚、波兰、加里西亚、罗马尼亚及巴尔干国家）的革命。这个阶段要持续多长时间呢？这显然是难以预测的，也可能持续1年、2年、5年。当今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多存在哪怕几年，都意味着殖民剥削的程度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另一方面起义也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亚洲可能会成为近期爆发起义的舞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及时把我国国际方针的重心作必要的转移。
现在当然还说不上削弱我们在南方战线的斗争。但就像去年镇压西伯利亚农民起义的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高尔察克一样，乌克兰的农民起义在最近一年中将不会被我们，而是被邓尼金镇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总之，欧洲革命似乎推迟了。但毋庸置疑，我们由西向东推进了。我们失去了里加、维尔纳，还有失去敖德萨、彼得格勒的危险。我们收复了叶卡捷琳堡、兹拉托乌斯特和车里雅宾斯克。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局势改变方针。最近一个阶段为亚洲方针的“因素”作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为从军事上打击印度、援助印度革命作准备工作可能只是预备性的。首先要积极地制定计划，研究计划的实施，吸收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建立十分内行的组织。本报告旨在引起中央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的重视。
列·托洛茨基
1919年8月5日于卢布内
致俄共中央
副本
绝密
我认为有必要对我8月5日的报告补充以下问题：
有资料表明，阿富汗与英同媾和可能会完全转过来反对我们。据我们在土耳其斯坦的人士称，英国正积极联合波斯、布哈拉、希瓦和阿富汗来反对苏维埃土耳其斯坦。假如英国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对思议的。现在英国打算在东方建立像它在我国西部边境上建立的那样的国家链条。在那边做这种工作的困难要比在西边少得多。现在问题就在于谁能赢得速度。
我们成功地向土耳其斯坦推进及粉碎高尔察克的南路部队为我们赢得速度创造了条件。但由此可得出结论：我们在西方执行完全正确的等待、适应、躲避和退让政策的同时，应在东方采取坚决果断的政策。
我们只有在土耳其斯坦建立重要的军事基地（这样做已有足够的条件），现在才能破坏英国联合亚洲国家反对我们的活动。要立即选择一条可行的打击路线，要从英国用来反对我们的国家链条中选出一个国家使之处于我们的直接打击之下，在事先提出和解的最后通牒之后，使之听命于我们并进行打击。
由此得出结论：（1）有必要派拥有广泛特命全权的人去土耳其斯坦并下达指示，保证该同志不会在东方采取我们在西方被迫采取的传统防御避让战术；（2）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土耳其斯坦为我方可能从土耳其斯坦南进集中人力和物力。
列·托洛茨基
1919年9月20日
[1] 左侧页边有托洛茨基的附言：“委员会的决定。主席托洛茨基。委员有契切林、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第1页上方有托洛茨基秘书的附言：本件经列·达·修正。1926午4月3日送托夫斯图哈同志交政治局。”下面还有两个可能彼此有联系的附言：“外交上的重新组合——两周后。”
[2] 洛迦诺公约——1925年10月经洛迦诺会议讨论并草签，于12月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主要文件有关于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受侵犯以及维持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的保证条约等。
[3]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彼·（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19〜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2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4] 卡拉汉，列·米·（1889～1937）——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外交人民委员、驻中国全权代表、驻土耳其大使。
[5] 高尔察克，亚·瓦·（1873〜1920）——沙皇海军上将。1918～1919年俄国白卫军主要首领之一，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1920年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