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列宁主义和图书馆工作[1]
托洛茨基
1924年7月
施用勤 译
同志们，首先允许我向你们的代表大会——全苏首届图书馆工作者代表大会——致意。由教育总局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对我们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所有读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说过的话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是书的官员，而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应该是文化战士，应该成为文化战士，社会主义文化的红军战士。我衷心欢迎的正是社会主义文化战士的代表大会！（掌声。）
同志们，刚刚讲了几句，我已经两三次使用了“文化”这个词。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知识和技能——人类在其此前历史中积累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技能——的总和。为了掌握技能的知识！对我们周围的一切的知识，是为了能够改变我们周围的东西——为了人的利益来改变它们——的知识。当然，在世界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科学和文化的定义，唯心主义的、抽象的、词藻华丽的、彻头彻尾虚伪的，与“永恒的真理”和其他浮夸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定义。我们把所有这些都清除掉了。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我们的具体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定义。文化是历史上人类（各族人民、阶级）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知识是人的实践、他与自然力的斗争的产物；知识为改善这个实践，扩展与所有障碍的斗争手段，提高人的能力服务。如果我们这样评价文化概念，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什么是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也是知识和技能，但不是为了知识的知识，而是为了技能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是人类整个此前文化的结论和最高成果。列宁主义像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翻转的文化一样，是此前多少世纪积累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列宁主义基本上就是这样。人类在所有领域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没有它们，就谈不上共产主义。这些成就中最主要的是技术——还是旨在与自然力作斗争，让它们服从人类的知识和技能。在技术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阶级、国家、权力、科学、艺术、哲学等，都是知识和技能的手段和方法的一整套等级体系。在这些文化领域和方法中，有许多是对整个人类有益的，因为它们让自然服从人类。但在知识和技能中有只有益于统治阶级的，即有特殊的目的：支持剥削，粉饰它，掩盖它，给它戴上面具，这类的东西也不少，因而应该在人类今后的发展中把它们扬弃。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特别要清除的是用唯心的华丽词藻对文化进行的半宗教的解释，它也是阶级统治的产物，为掩盖文化形成了有产阶级垄断的事实，首先是为了统治阶级的享受服务的。列宁主义在于对文化的大胆革命的、同时又是深刻务实的态度：它教导工人阶级为它的社会解放，为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从巨大的文化积累中挑出它今天最需要的东西。列宁主义是社会结构、它的发展的知识，是在每个特定时候的历史形势中定向的技能，为的是正确、巧妙、尽可能深刻地对环境、社会生活施加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在我国则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列宁主义的实质就是这样。每个老师、每个工人通讯员、每个扫盲工作者、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应该理解这个实质，把它融入到自己的血肉中，如果他们不想只是单纯地当苏维埃国家的官员，而是自觉的文化工作者的话，他们应该让书籍和文章越来越深入到群众之中，像越来越深入到更深的煤层的手拿十字镐的煤矿工人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我们现在在经济和教育领域中完成的所有工作，无论这项工作是多么局部，都应该进入在具体条件下定向的列宁主义方法和对推动这些条件的列宁主义方法的框架内。在我们国家中当权的是工人阶级，它得到了数百万农民中所有自觉的和有思想的人的支持，这个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全部文化成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提高群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以国家方式组织起来的列宁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宏大的试验，它不是以小团体的途径完成的，也不是在地下，像我们当初不得不采取的斗争形式，也不是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党的形式，像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那样，而是以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组织的形式，它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而利用积累的全部文化。
当我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以共同的努力草创了这个国家时，我们才初次真正感受到了我们是多么的落后，我们是多么没有文化。最基本的文化任务以其全部规模和全部具体性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可能有人会问——不久前有人问过我——在我们的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共产党管理国家，而在文化发达的国家中，如英国，共产党还十分弱小，这如何解释？我在另一个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2]在此我只说最必要的。表面上匆匆地看这个问题，可以得出这个印象，似乎共产主义与国家的文化水平成反比例关系，即文化水平越高，共产主义越弱，反之亦然。当然，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它就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死刑判决，因为共产主义与托尔斯泰式的和所有其他的对文化的否定势不两立：它的命运完全与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位女教师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就是这个问题折磨着我们”。可以理解带着怀疑和动摇逐渐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他受着关于共产主义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的折磨。同志们，但列宁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方法，恰恰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矛盾的钥匙。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在俄国更早地掌握了政权？因为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更加软弱。它弱在哪里？它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那么富，也不那么有文化，后者具有巨大的积累、金钱、文化以及劝诱人民群众，让他们在政治上服从自己的经验，这些使它有机会长久地——像经验表明的那样——阻止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和政治自决。如果我们暂时表现出——我们的表现确实出色，可以毫无傲慢地承认这点——更有远见、更坚强，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政党更聪明，这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俄罗斯的智慧，而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概括的理论、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然。为什么正是我们对这个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使它成为现实？因为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文化催眠我们。我们的革命优势就在于此。我们的资产阶级是如此可怜的历史余孽，最近几十年中，所有阶级中的重大的、强有力的都不向往资产阶级，而是向往劳动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与资产阶级在一起，而是与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一起，因为后者已经与前者区别开了。新历史创造的最伟大的人列宁，在我们这里领导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分子，如果他是生在18世纪的法国的话，而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样，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历史性地迟到的、可怜的、冻得失去活力的性质，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巨大的独立性、大无畏、大刀阔斧创造了条件。由于这点，我们最先掌握了政权。但当我们查看从沙皇专制制度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遗产时，我们发现这个遗产是十分贫乏的。当然，更早，还是在革命前，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但我们在实际上真正地感受到这点，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十月革命之后。而在这方面，欧洲的情况如何？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因为敌人更加强大，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它建设社会主义就容易得多，因为它得到了更丰厚的遗产。丰富的文化和更加发达的技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它们。如果我们比英国无产阶级更早地夺取了政权，那这根本不意味着我们将比英国无产阶级更早地跨进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不用说共产主义了。不，在政治层面上，我们由于我们发展的历史特殊性而超越了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但后来就遭遇了自己的文化的落后，被迫缓慢地、一寸一寸地前进。英国工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夺取政权，不是以在麦克唐纳政府中的少数的形式，而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是在5年后，还是10年后，很难预言。而我们让所有居民识字，保证他们有书看，有报读还需要多少时间？我们苏联的欧洲部分的不识字的成年居民占一半多，大约是57%。我不久前读到，莫斯科有20%的不识字的成年居民，也就是1/5。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点！现在在我们这里，在莫斯科正在召开第五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3]这是我们的骄傲！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来到我们这里学习——在列宁的学校里是有东西可学的！但当你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时，你看到有5个人走过，你对自己说：他们中平均有一个人不识字。这就是我们的带着自己全部矛盾的革命！可以这样形象地表达。在欧洲无产阶级的脚下是文化土壤，可以说全是柏油路。但欧洲街道的主人是资产阶级。它在柏油路上用粉笔画线（资产阶级的法律！）并且说：你有权在这里行走，而这里不行。而那些禁止行走的地方是有权行走的地方的90倍或是99倍。你毫无办法：它掌握着政权，它是统治者。除此以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脚被牢牢地捆住（警察、法庭、监狱），不让它越过禁止线。于是：脚下是柏油路，但脚被捆住，道路被堵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我们没有不敢推行的措施。我们什么都敢。没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主人。我们遇到的障碍就是落后和资金不足。我们的脚是自由的，没有被捆住；没有人预先给我们画出行走的路，但在我们脚下的不是柏油路，而是乡间小路，而且还被沟壑和水洼截断。情况很明显，在头几年，在我们的道路上行走是不可能很快的。我们应该十分顽强地工作。同时你看，英国无产阶级解开了束缚在自己的脚上的绳索。只要它把资产阶级抛开，道路就为它敞开了。而在它的脚下是柏油路。因此在15-20年后——我说的这个期限是大约的，就是这个英国无产阶级，它的保守主义是我们今天经常诅咒的，而且是完全有道理的，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中超过我们。我们当然一点儿也不会生气。履行你们的职责，超过我们，我们早就盼着呢，你们我们都是赢家。（笑声、掌声。）同志们，我说这点当然不是为了用我们面临的巨大任务让你们和我自己失去自信，而是为了用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解释我们的政治成就与我们今天的文化经济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明白这些矛盾，意味着找到消除它们的途径。让我们记住，列宁主义的知识永远是通向技能的捷径。
我们经常可以感到在口号和实际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但我们的道路不在于拒绝口号，即源自十月革命的原则性的任务，而是系统地、顽强地、不知疲倦地扩展我们的经济文化的可能性。在文化工作领域中，我们的贫穷授意的是严格务实的、节约的、精打细算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工作方式：节俭、严格筛选、合理性。
这首先适用于报纸和书籍。我们以国家出版社周年纪念书展为例。当我参观书展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有值得夸耀的东西，在这5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拿1918年的书来说，内容上有许多无意义的，匆匆写就的，凑凑合合印刷的，用的是灰色的纸，有大量的印刷错误，没有装订，没有缝，等等，为了比较，随便拿一本今天的书，装订得要仔细得多，往往都有诱人的封面，一定是石印的，而不是印刷机印刷的（可以说是奢侈！），能够看到巨大的进步。但所有这些只能称为音阶、基本练习、练习曲，还不是在出版乐器上的演奏。应该希望，国家出版社自己也明白这点。与国家的需求相比，我们的图书印数目前还是微不足道的。对我们无条件和绝对需要的书的选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我们在此应该所持的基本方针是与其说是大量的出版物，还不如说是我们为之服务的读者绝对需要的少量书籍的大量印数。应该创作这些书籍或把它们从已经创作的书籍中突出出来。进行这样的筛选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只有集体才能完成，要依靠学校、培训班、图书馆的经验，修改和改善现有的书，提出对这样的改善的需求……我们的基本图书——即工农共和国特别需要的——的印数以10万、50万、100万为宜，然后越来越多。这个印数是衡量我们文化工作成绩的最好的尺度。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所有报纸加在一起，我们目前每天只印刷约3百万份，与我们的宏伟任务，甚至与国家的现有需求相比较，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方面国家的集中的处理方式——在有地方积极性的条件下——可以为正确的选择和分配对劳动群众来说是必需的报纸、书籍提供巨大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分钟也别忘记我们的群众读者的特点：他还不具备阅读的知识和技能，对他所需要的书的知识，找到这本书的技能。由于我们的读者不能找到自己的书，那么我们的书就应该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这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任务！我们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把报纸放在教育工作的中心，因为我们还不能拒绝，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拒绝对政治导向的需求，因为我们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无产阶级革命还遥遥无期，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在现有的文化条件下，在现有的资源下，报纸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包罗万象的教育工具。围绕着报纸可以也应该形成一系列的文化政治、培养教育影响的体系。报纸当然不是一个说这说那的机构，报纸像教育的工作工具，像知识和技能这些工具一样，是列宁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教育活动中的直接的、日常的实际表现。我们的报纸应该力求成为这样的。但它们还远不是这样的。它们应该成为这样的。只有依靠数万，然后是数十万图书馆、阅览室、“茅屋”和地方的其他文化教育基层组织，它们不仅是自上而下地接受报纸，而且还学习并能够自下而上地推动报纸。这是十分伟大重要的任务。为此必须这样办报纸，让它成为每天或哪怕是每周促进的真正的工具，协调一致的教育努力的工具。
我们更进一步地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把茅屋-阅览室推到文化教育工作的首位，我说的是农村，如果在茅屋的中间放的是报纸，那在这间茅屋的墙上应该挂着政治地图。没有它，报纸就不是报纸了。我早就开始为政治地理地图进行宣传了，但迄今成效还是微乎其微。也许图书馆工作人员代表大会能够支持我的这方面的倡议。（掌声。）同志们，如果地理术语对工农来说都只是声音，他们不知道，不能想象、也不关心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面积，它们之间的相互地理位置的话，报纸不仅对于农民，而且对于男女工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可以鼓励、激励农村的共青团员或村集会唱《国际歌》，给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贺电。我们这点做得十分出色，几乎是自动的。（笑声。）但同志们，应该让发贺电的农民和工人能够具体地知道：这个共产国际是什么，它是由哪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在哪里，哪怕只知道一点点，哪怕只知道个大概。应该让读和听电讯的人知道，这则电讯说的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哪个活生生的部分。如果日复一日，哪怕是一周一次地在这个茅屋阅览室中，在阅读时，在图书馆工作人员或“农村阅览室管理员”（因为现在这个奇怪的词流行起来，就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写进自己的词典）的解释下，如果我说，他用手指指着地图，讲解电讯，仅此一项他就做了真正的文化工作，因为指出了电讯在地图上的位置，它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了人们的头脑中，更加牢固，更加确信。当读者开始想象英国是什么，据说它是岛国，与欧洲大陆不相连，由英国的世界地位决定的它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对他来说马上就变得更加明白，这在读者的个人发展中，是一个完整的时代。不过请原谅，没有必要对你们说地理的益处，但应该说，对我们的某些机构来说，重复一下这点，并非没有益处。（笑声。）在这方面需要压力、压力。但我不想被人误解。我无论如何不想片面地把责任推到国家出版社的头上。我们的国家出版社和所有其他出版社现在都进行经济核算，即出版在现有条件下有需求的书籍，在这方面显露出来的消费者的意志，起了不小的作用。而消费者是图书馆、阅览室。可以拒绝几十本书，它们有时用不同的词讲同一件事，而且讲得相当粗糙。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大量的现实题材的粗制滥造的书。在严格筛选的条件下，可以彻底拒绝它们，把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地图出版，后者挂在墙上，可以挂几个月，教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我在这次报告前，我曾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询问过，我们这里有没有读报手册，能够帮人搞清报纸上的事的手册。原来没有这样的手册。我不知道，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是否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而这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给我寄来许多期刊，其中有个别的小文章是关于如何使用报纸的。其中的某些对此事的领导人是相当有用的，但这完全不是我说的东西，这是一般的方法论的建议，而我说的是实用手册，它可以放在农村阅览室或图书馆里，放在地图下的放报纸的小桌上。手册提供基本的地理、经济、统计和其他说明，表达清晰，所有识字的读者都能懂，还没有这样的手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图书馆工作人员同志们，你们还没有组织起读者对作家和出版社的来自下面的压力。
同志们，我们的教育工作垄断在国家的手中，它的领导者是共产党。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在革命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所有对劳动群众教育的垄断的偏离都是死路一条。（掌声。）由于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具有强大的手段，无情地把每个教师共产党员赶走，我们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工人国家的领导者，如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代表打开进入教育工作的大门，我们就干脆是瞎子或白痴。我们充分、无条件地巩固对教育工作的垄断，直到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及自己的领导者——共产党——消融在构成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的宿舍中，这在明天还不会，后天或大后天也都还不会。在此之前，对政权和作为政权基础的教育工作的垄断应该保持在工人国家和它的领导者——共产党——的手中。（掌声。）但同时，同志们，我们是相当清醒的革命家，应该知道和理解，教育垄断有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消极方面、自己的危险。教育垄断在不正确的组织下，能够产生墨守成规。墨守成规的征兆是什么？是没有内容的形式。它的危险何在？生活会绕开它。如何阻止墨守成规的危险？教育消费者，即基层的组织起来的、永远有活力的压力。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作用、农村阅览室领导者的作用，所有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作用在这方面是决定性的。我们在上面为地图进行宣传，可不提供地图。为什么？因为没有提出要求。如果从基层，从一千、两千、三千家图书馆和“农村阅览室”发出喊声：“你给地图！”国家出版社就会提供（掌声），并且以适当的价格提供。这对图书也适用。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是否都有生命力，都是需要的，像面包一样？关于这点我已经说过：只有1/10是绝对需要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出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走的还是过去的惯性、过去的兴趣、过去的心理、过去的习惯、过去的读者的路线，我们刚刚接近真正的群众读者。仍是根据我们的不完善的统计得出结论，在图书馆中，每个识字的农民平均只有3/4本书（如果我错了的话，就请那些对此事了解得更清楚的人纠正我），在图书馆里平均每个识字的农民只有3/4本书！（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还要少。）
托洛茨基，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为自己过分的乐观主义请求原谅。十分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0 本书——其中9本需要程度大小不同，而且肯定是需要程度小的——中挑选一本好的，最需要的，出版它，印数翻十倍，这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文化成就。为什么？因为这大致是一种类型的、彼此接近的，或是只有细微差别的10本书将由同一个读者阅读或浏览，可以说，他会被这些出版物撑坏肚子。如果不是出这10本不同的书，而是出版一本，印数翻十倍，它到了这个读者手中，他感到真正的饥饿和对阅读以及知识的渴望。但在这里，死人抓住了活人。由于这个惯性，出版工作很难抓住头发把自己拉出来。悄悄地听读者的意见，悄悄地听他们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理解所有这一切，就在思想上超越了所有那些以官僚方式代替群众思考而不是倾听他们的人，这需要列宁的头脑。你们现在有可能阅读列宁所写的一切。建议你们特别着重读这些著作中的那些他悄悄地听群众，听他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的地方，这是非常有益的……善于用自己的耳朵悄悄地听，这是赋予那些应运而生的人的天赋。但有组织地、集体地悄悄地听群众的意见，只能通过庞大的、有许多分支的、灵活的、有活力的机关，它积极地为群众的物质精神需求服务，如果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悄悄地听自己的读者的需求，不是把听到的东西向上转达的机构，从而对作家和出版者施加压力的话，他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而是一个简单地管理书架的人。这是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最重要的工作。（掌声。）
当然有许多其他东西和上面指出的任务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处境中的主要矛盾是：政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但劳动者还远未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由此产生了矛盾。男女在我们这里完全平等。但为了让妇女实现这些实际可能性，即那些在我们贫困的情况下男人现在已经具有的可能性，妇女最起码应该在识字上与男人看齐。因此，“妇女问题” 在我们这里首先意味着与妇女的文盲作斗争。由于文化水平低，许多法令仍留在纸面上。在我们国家中有没有专横？有，而且大量存在。它源于何处？不是源于阶级统治的条件，而是文化的软弱，文盲，仍是植根于不能分辨、阅读、起诉、找该找的地方的无助感。农村茅屋阅览室和农村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与这种无助感进行无情的斗争。可以对图书馆工作人员投诉。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找到了一段有关这方面的有趣的引文，他建议在图书馆中设置投诉处。乍一看，让人觉得是奇谈怪论，似乎不是地方，然而这正是悄悄地倾听劳动群众的心理的地方。农民工人中的觉醒的人被吸引到图书馆，对他来说，图书馆是更高的东西——知识、公正——的源泉。在图书馆中设置投诉处，就能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每个害怕苏维埃官员的男女农民首先想到可以去找图书馆工作人员，去找农村阅览室，他不会糊弄人，不作践人，而是提建议，给报纸写信，揭露，保护。消除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压抑的劳动工人心里的无助感，就意味着同时消灭了专横，而专横与我们建设的、还远未建设完的制度是不相容的。
在这项工作中，图书馆把农村的所有最优秀的力量都吸引到自己这里，它将依靠他们，并通过他们扩大自己的影响。联系这点，我特别想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格外关注复员的红军战士。在有一个他们能够围绕着它聚集起来的中心的条件下，他们就能够成为农村的集体经济形式的承载者，文化工作的领路人。现在我们的农村正经历着具有重大经济和文化意义的十分复杂深刻的过程，农村在分化，在重新出现，迅速地出现富农阶层。应该清楚地明白一点，正是每个先进农民，积极的、识字的、知道什么是苏维埃政权的、能够懂法律的、听农业讲座的、参观农业经济展览的，所有这样的农民在农村不是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承载者，就是富农。因为富农是什么？富农在多数情况下是能干的、有本事的、强壮的农民，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靠其他人的经济提高自己个人的经济。我们复员的红军战士现在多数是农民的最优秀分子，他们能够聚集在学校、合作社、图书馆周围，他们能够从自身中分化出欧洲型的富农。为什么？因为他们识字——如果他们过去是文盲的话，我们在军队中教会他们识字，他们习惯于阅读报纸，他们知道苏维埃机构的地址，他们懂法律，他们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总之，他们不是灰色、愚昧的农民，即使他们出生于最边远的角落，他们在军队里听过农业讲座，参观过我们的农业经济教学机构下属模范农庄等。如果他们在农村能够自行其是，把他们所有这些积累的优势用于自己的经济、自己的利润的渠道中，而这意味着在两三年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变成欧洲式的富农。这是现实的危险。然而，这个年轻的、更有文化的农民，如果在他刚刚从军队返回之时，就让他参加工作，他准备也能够把自己的精力投入集体合作社的渠道中，他就会成为非常宝贵的社会工作人员。
由于我涉及到了红军战士，我再补充一点：如果我们把你们在你们的文化中可以依靠的红军战士放到你们那里，我们等待着从你们这些农村文化工作人员那里为军队得到新的、更有文化的、更加训练有素的年轻人。你们知道，我们的军队日益转上民兵制的轨道。[4]我们以此首先缩减了我们在预算中的份额，预算中被军队吞噬的部分越小，可以和应该用于文化教育工作的资金就越多。但在这方面也是相互服务。你们应该为我们提供识字更多的、有文化修养的农村青年。因为民兵制以接受能力更强的红军战士为前提，他经过入伍前的训练，然后在几个学期或是几次短期集训的时间内，应该掌握基本军事内容，一点儿也不比经历过长期兵营训练的士兵差。图书馆工作人员、“农村阅览室”管理员是红军建设的重要的参与者。
在结束报告时，请允许我再次回到作为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武器的报纸的问题上。我拿着今天的《消息报》，读了几则电讯，从今天的代表大会的任务的角度对自己提了几个问题：读者-群众工作者是如何理解这些电讯的？它们会得到解释和说明吗？是如何接受它们的？从我们的国际形势的角度，波兰问题和罗马尼亚问题非常有意思。我要说一下今天报纸上正好是涉及这两个国家的两则电讯。华沙发来的电讯说：“маршал сейма（议会代表——译注）没有接受乌克兰俱乐部的质询，因为这个质询的一部分是用乌克兰语写的。”我就不说电报本身独出心裁的结构了，在这方面我与罗斯塔社和编辑部进行着长期的战争。（笑声。）但我不能掩盖我的担忧，这则电讯以如此令人费解的样子刊登在所有报纸上。我认为，不仅是识字的农民在它的这种样子中什么都不明白，就连“农村阅览室”也不明白。因为他不知道маршал是什么，应该对他解释，这是议会代表，他不接受质询只是因为这份文件的一部分是用乌克兰语写的。假设我们在农村阅览室里，在我们前面挂着一张地图，那上面有波兰。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波兰与我们接壤，把我们与德国分开。在地图下面有《读报手册》，手册告诉你，在波兰有多少乌克兰人，那里有多少少数民族，于是农民知道，在波兰少数民族几乎占了居民人口的一半，约45%。如果现在对他说，波兰的乌克兰人给自己的“民主的”议会提交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的一部分是用乌克兰语写的，即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写的，民主共和国的民主议会的民主主席因这个原因拒绝接受这份声明，我们立刻以关于波兰的鲜明的概念丰富了读者。清楚平静地解释这份电讯的四行费解的文字，是再好不过的宣传语言。接下来是关于罗马尼亚的电讯。我们在这里读到：“在贝萨拉比，所有学校实际上不对少数民族开放。在布科文，不仅取缔了所有民族混杂的学校，连乌克兰的民族学校也关闭了。”我们看到，这则电讯涉及的是民族压迫。在每一期上都有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或民族压迫或被压迫阶级反抗等的特点的电讯。所有这些都是无可估价的学校，尤其是对年轻人。在这些电讯的周围，像围绕着轴一样，可以进行伟大的教育工作。但需要清楚的解释，才能不让这个最珍贵的材料的9/10不留下痕迹地掠过我国99%的识字公民。需要手册、参考资料。这类东西几乎没有。同时，我们刊登大致是同一题目的无数的讲话和报告，它们到了那些人的手中，他们总体来说没有它们也知道里面说的是什么。在这个领域中必需有重大的改变。书籍应该面向人民。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有5万家农村阅览室，以后还会有10万家，在每一家中都有一份报纸。不是3份，不是5份报纸，像我们苏维埃官僚习惯阅读的那样，而是一份报纸，上面清楚准确地阐述最重要的事件。在墙上挂着地图，在上面能够看到所有国家，有手册，里面标出所有国家的居民、民族和阶级组成等。“农村阅览室”得到新报纸，配上手册，在地图前讲解新闻，把尽可能多的人——首先是复员的红军战士——吸引到这项事情中。这样的农村阅览室是列宁主义的不可取代的学校，它在农村培养公民，教会他们在国际形势中定向，为的是让他们能够自觉地推动它，在需要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手执武器。我们首先应该培养这样的管理阅览室和农村阅览室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把这些分散的文化火种与中央联系起来。这是可能的，这是能够实现的，这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只有那时，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在地方为自己创造必需的杠杆。只有那时，十月革命才能在群众面前展现自己的创造内容。这很快就会实现吗？这当然取决于客观条件，但在不小的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的技能。我们有一个最凶恶的敌人，它的名字叫因循拖延。这个敌人也是我们没有文化的反映，要求专门对它进行斗争。我们现在办乡阅览室、乡图书馆，培养乡组织工作者。这很好。让我们动员这些乡图书馆、乡阅览室和乡组织工作者与因循拖延进行斗争吧。（掌声。）同志们，我不怀疑，你们明白，我说的不是什么乡的因循拖延（笑声），[5]而是我们全俄的和全联盟的因循拖延，让它见鬼去吧！（笑声。）再谈一个问题。今天在同一份报纸上，我读到了一则关于在梯弗里斯因外高加索电影院放映《红色魔鬼》而授予它一面红旗的电讯报导。当然，想表彰电影院的杰出工作一事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这是非常好的。电影是强大的工具，当我们实现在地方、乡农村阅览室里建起乡电影院，这将意味着我们离社会主义不远了，因为在我们的建设中，不能想象比电影更好的同盟者了。但我想说的不是这点，而是说我们无力表达对功勋的祝贺和表彰：总是授予红旗。我们现在有许多纪念日：两周年、三周年、五周年，几乎在每个这类场合下，都是授予红旗。为什么是红旗，为了什么？如果算一下，为这些授予的红旗花费了多少资金，就会发现用了不少。如果号召一下：在所有的纪念日——它们在我们这里多少有点儿过剩了——中，请别授红旗，而是把这些钱拨给乡图书基金会购书。在用资金买的、送到乡图书馆的每一本书的封面（书一定有封面）上，我们都打上一个章，此书是为了表彰那家外高加索电影院放映《红色魔鬼》的功绩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我觉得这种方式更好，更有内容，更有文化。当然，红旗作为革命斗争的标志，是必须的，但把授红旗变成陈规陋习，变成某种必须的，同时又是对谁也没有用的，那就可笑了，有害了。为什么图书馆工作人员不高声说：“今后用扩展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资源来表彰功绩或纪念功绩，或是回忆某些重大的失利”，报纸工作者为什么不支持？把这个乡农村阅览室放在关注的中心，它需要图书，需要手册，需要地图，需要经典，需要列宁著作。我们应该给它提供这些。在每本这样的书上我们都盖上相应的印章。同时，这对读者来说将是某种苏维埃历史课……
同志们，如果你们的代表大会沿着各种方向给予我们的、倾向于停滞的舆论中心以有力的推动，那么仅此一点，代表大会就完成了重大的良好工作。应该竭尽全力地根除农奴制和知识分子的老爷习气和传统，它们在我们过去的讽刺语言中表现为“作家写，读者读”。不，作家、出版者、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读者在我们这里应该联结在一起。只有来自下面的组织起来的压力、来自上面的监督、检验和筛选，才能实现这点。需要读者变得更加勇敢、要求更高、更加积极。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教他学会这点。应该教会读者的不仅是让他容忍别人为他写的一切，而是要求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当编辑给他提供他所不需要的东西时，就责骂他——当然要客气地骂（笑声）。同志们，你们是这个上层和下层之间创造性的互动的中间人、杠杆、代理人。在苏维埃文化体系中的积极的中间人、最宝贵的杠杆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
[1] 译自托洛茨基论：《过渡时期的文化》第114-132页，苏联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这篇讲话刊登在1924年7月10日的《真理报》（第154期）上。它在同一个标题下收入《日常生活问题》文集中。
[2] 作者指的是1924年6月21日在第五次全苏医疗卫生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首次刊登在1924年7月13日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58期），标题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
[3]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18日-7月8日）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对（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年半做出总结，这个时期充满了重大历史事件（德国、保加利亚的革命进攻，麦克唐纳的工人政府），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以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进攻为标志。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1、列宁与共产国际，2、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3、世界经济形势，4、纲领问题，5、工会策略，6、民族问题，7、组织问题，8、法西斯主义。
从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制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与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和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加强纪律性的角度对所有问题进行了讨论。代表大会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正确的，尤其指出执行委员会对德国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正确性。同时代表大会出于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所有可能的歪曲和错误解释的考虑，强调它把这个策略看成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手段，绝对不想利用它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随便结盟；代表大会同时指出，它认为社会民主党只是资产阶级的左翼。代表大会对1923年在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事件时德国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活动的评价格外关注。经讨论后，代表大会就组织建设问题和策略问题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还必须指出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员在联合工会中的策略的决定。这个决定责成共产党员在改良主义的工会组织中进行革命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与所有“极左”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后者有把共产党变成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影响的微不足道的小集团的危险。
在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评价上，代表大会承认，工农业危机时期仍在继续；“专家方案”不能克服这个危机，只能削弱它的表现；在小资产阶级同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的情况下，社会矛盾新的加剧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新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4] 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就着手军队民兵化的工作。可惜这项工作被波兰入侵打断，之后就没有再提。——译注
[5] 在俄语中，因循拖延（волокита）与乡的（ волостной）这个形容词的词形相近，托洛茨基搞了个文字游戏。——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