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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委员会
托洛茨基
（1923年10月8日）
龚义哲 译
英文版编者注：1923年秋季，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而“剪刀差”——高价的工业产品与低价的农业产品之间的差价——也在十月初达到了最大值。为了迫使工业产品降价，政府停止了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失业与绝望立刻在城市中蔓延，在八月和九月里，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席卷各地，党内的两个极左集团——“工人集团”与“工人真理”——也参加了工潮。党中央委员会在九月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扶助农民的措施，还进一步削减了对工业的投资，并对参加罢工的党员进行了处罚。负责领导关于政治形势的小组的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罢工浪潮和参加罢工的党员的集团做了汇报。捷尔任斯基是政治警察机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首脑，在过去这个机构是用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而由他来做这个报告，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在不久之前，他刚刚改组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而这次改组引发了争论：是否应该授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插手党内事务、打击那些反对党的领导层的路线的党员的权力。
捷尔任斯基的报告促使托洛茨基于10月8日上书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信中概述了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为了减轻危机所应采取的措施，还委婉地提到了列宁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而政治局是拒绝公开发表列宁的这封信的。中央委员会一方面动用组织手段来压制党员队伍中的不满声音，一方面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造成这些不满的根源，这种做法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对。托洛茨基还发出号召：为了使党能够完成自己面临的任务，应该恢复党内民主。这是托洛茨基首次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发起讨论。此前他一直在克制自己，只在个别问题上发起争论。现在他宣称要履行自己的权利，让全体党员都了解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封信从未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但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社会主义信使报》（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曾于1924年5月28日发表了这封信，发表时部分是引用原文，部分是转述，部分是概括。本书收录的这封信的英文版由玛丽琳·沃格特（Marilyn Vogt）根据《社会主义信使报》上刊登的文本翻译，不过其中部分加重号是《社会主义信使报》加上的，而不是托洛茨基加上的。
致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
1、“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小组（负责罢工及其他事务）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我们规定，党员有义务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举报党内的派别活动。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六年了，把党内有敌对分子在活动的情况向党组织举报，本来就是每个党员的基本义务，似乎不必特意通过一道决议加以规定。可是现在却出现了对这种决议的需求，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征兆，此外还有许多征兆，虽然没有这么明显，但也令人担忧。”
托洛茨基在信的开头就发起了最近的讨论，他继续写道：“对这种决议的需求意味着：（1）党内形成了非法的反对派集团，这可能会对革命造成危险；（2）党内存在这样一种情绪，它使那些知道这种集团存在的同志们隐瞒不报。
“这两个事实表明，十二大之后，党内形势已严重恶化……在十二大的准备工作中使用的方法和措施，让许许多多的党员感到了最严重的威胁，而他们绝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然而，半年以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却像是在进一步强化那些曾在十二大的准备工作中使用过的方法和伎俩；结果，党内形成了公开表示敌对和怨恨的集团，以及大量明知这种集团的存在代表着什么样的危险、却仍然知情不报的人……
2、党内形势之显著恶化，原因有两个：（1）原则上的错误与不健康的党内体制；（2）工农群众对糟糕的经济形势的不满，造成这般局面的，不仅是客观的困难，也有经济政策上的极其严重的错误。
3、“十二大是在смычка[1]的口号下召开的。作为工业提纲的作者，我曾在十二大召开前向中央委员会指出，当经济任务要求把‘党的注意力与决心’转向那些用于降低国家生产的产品的最初成本的具体的、有生命力的企业时，如果用抽象而又富于煽动性的方式，向十二大介绍我们的经济任务的话，会造成何等的危险。”
4、关于工业的决议，要求巩固和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为此要把它建设为制定计划的领导机关。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在十二大之后，中央委员会得到了列宁同志在生病期间写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必须给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权力（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一起给它）。在十二大之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进一步退居幕后……“政治局不经过事先的准备，也没有参照总体计划，就草率地对最重大的经济问题作出决定，这种情况在十二大之后更为严重……”
托洛茨基还指出，在（1923年）9月19日，李可夫和皮亚塔科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政治局的一些决定使我们发现，在目前形势下，我们肩负的管理国有工业的任务，已经变得极其困难。”托洛茨基对此总结道：“对经济根本谈不上领导。从上到下一团糟。”
5、托洛茨基在这一段里，指出目前的商业与工业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财政政策的专断性质，也就是说，它并不服从于经济的总体计划。”他还写道：“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差价，已经涨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因为在农民——新经济政策的基础——看来，既然他们买不到东西，那么有没有新经济政策都一样，不管这是因为法律禁止了私人贸易，还是因为一普特粮食才能换来两盒火柴。”托洛茨基指出，巩固工业的动机处处都与“政治”考虑相抵触，他觉得必须集中关注这个问题的一个小方面，在他看来，指出党对经济的领导是如何变成了“没有计划，没有体系，党的政策也没有正确的路线”的，这样才能清楚地解释整个问题。
托洛茨基写道，“在十二大上，某些党组织在有关贸易和工业的广告中出现的惊人的弊端，被揭露了出来。这些弊端都有哪些呢？本质上来说，这些党组织原本应该指导各家经济企业，把它们培养得更认真、更严格、更经济、更负责，然而，这些党组织实际上却教坏了它们，利用最粗暴、最浪费的方法来欺骗国家。为了这些党组织的利益，原本只需要向一家企业征收工业税，这样虽然不合法，但至少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可它们却做了强行推销但又毫无意义的广告，为此浪费了纸张和印刷工人的劳动。最可耻的是，管理人员根本不打算反抗这种贪婪和堕落之举；相反，他们对省委书记的命令唯唯诺诺，花了大钱在《共产主义者的伴侣》（Спу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а）之类的报刊上用半个版面或一个版面来做广告。要是有哪个管理人员胆敢反对这种做法，体现出对党的义务的真正理解，他马上就会登上不承认‘党的领导’的名单，并遭受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在这种‘经济领导’面前，只有完全不懂得正确的经济管理为何物的人、完全缺乏责任感的人，才会视而不见……”
7[2]、中央委员会在上一次召开全体会议时，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负责削减管理费用和降低物价。“但是，显而易见，国有企业在政治压力下机械地降低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让中间商发了财，对农民市场几乎毫无影响……负责降价的专项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雄辩而又讽刺的证据，它证明了忽视计划与灵活调节的政策，是如何被它自身的力量驱使，不可避免地变为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来指挥物价的尝试。上梁不正下梁歪，导致了经济的破坏，而不是经济的正常化。
8、“惊人的剪刀差——此外还要加上沉重的单一税，税务负担如此之重，主要是因为这种税制并不符合现存的经济关系——再次激起了农民的深刻的不满。这个政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工人的态度。最后，工人中的态度的变化，也传染到了了党内。各种反对派集团重新出现并壮大。他们的不满与日俱增。因此，对我们而言，工农联盟是反着进行的：从农民开始——经过工人阶级——然后才到党。此前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的人，或是不久之前仍在闭目塞听的人，都好好地上了一堂实物教学课……”托洛茨基指出，在政治局内和代表大会前夕发生的激烈冲突，源自对待核心问题的不同态度，而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国有工业的合理化与缩小剪刀差。
9、十二大指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仔细地选择各级管理人员。但是，组织局在挑选人员的时候，看重的却完全是另外的品质。在做出任命、撤职和调职的决定时，在对党员的评价中，最看重的是他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反对维持党内体制，这个体制是通过组织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实行的，尽管这样做是秘密的、非正式的，但却更为实在。十二大曾指出，中央委员会的人要有“独立性”。今天这句话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评语。十二大之后，总书记处在任命省委书记时运用了“独立性”的标准；上行下效，“独立性”的标准被一直运用到了最低一级党支部的任命上。书记处就按照上面对“独立性”的理解，把它认为“独立”的同志挑选出来，安插到各级组织里去，这种做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0、“即使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最严酷的时期，党内的任命制都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省委书记由任命产生，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成了规定。这样一来，书记基本上是独立于当地组织的。在面临反对、批评和抗议的时候，书记在中央的帮助下，可以简单地把反对者调走。政治局在一次会议上非常满意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当省与省合并时，受其影响的组织唯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合并后的省委书记的人选。书记是由中央任命的，他实际上独立于当地组织，他也就享有在自己的省内对下级组织的人员进行任命和撤职的权力。各级书记组成的机关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他们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开始‘把所有工作都抓在手里。’由基层党员参与决定党组织的具体组成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幻觉。在过去一年、或一年半里，已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党书记心理，它的主要特征是深信书记可以决定一切大小问题，而不用熟悉相关的具体事务。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某些在领导苏维埃机关时并未表现出组织、行政或其他方面的才干的同志，一旦坐上了书记的位子，就马上开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经济和其他问题发号施令了。这种做法是最有害的，因为它彻底毁灭了责任感。
11、“党的十二大是在民主的庇护下召开的。当时有许多捍卫工人民主的发言，在我看来都是过于夸大了，考虑到充分发展的工人民主与专政体制是不相容的，那些话在相当程度上就像是在蛊惑人心了。但是，高度集中、紧抓一切，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特征，它显然应该退位，让更活泼、更广泛的党来负责。可是，在十二大以前已经基本定型的那种体制，在十二大之后已经完全巩固，并发展到了最终的形态，与战时共产主义最炽烈的时期的那种体制相比，它与工人民主的距离更远。随着书记任命制的实行，党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即使是在内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还在党组织内和报刊上，就是否录用军事专家、要建立游击型的军队还是正规军队、要不要纪律等问题进行争论；到了现在，当各种问题困扰着党的时候，却根本没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这样的公开探讨。这导致了在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务工作者，完全没有政治主见，至少是没有公开表达出自己的主见，就好像他们相信，各级书记处就应该是拟定党的意见、制定党的决议的合适的机关似的。在这部分没有主见的人的下面，是广大的基层党员群众，在他们看来，党的每一个决议，不是号召他们做什么，就是命令他们做什么。不满的情绪在党的基层中特别强烈，这些不满情绪中，一些是完全合理的，一些是由偶然因素激发的。这种不满情绪不会因为党的会议上的公开探讨而减弱，也不会因为群众（在党委会和书记的选举中）对党组织的影响而减弱，而是会秘密地继续滋长，假以时日，会变成党内的脓疮。”
12、十二大正式通过了有利于“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方针。托洛茨基在这一段里强调指出，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干部是“党的革命酵素与党组织的脊梁骨，”他同意这些人应该占据党的所有领导职位。但是，他们得以上任的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却代表着一种极其可怕的威胁，这是因为在任命书记时，“独立性”实际上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由各级书记组成的这种机关，是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以“老布尔什维克主义”自命的它，将来会把老布尔什维克在党的地下时期所拥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持下去，这会造成严重后果，对它的不满正在不断增长。
13、“政治局企图根据伏特加等商品的销售额来编列预算，也就是要让工人政府的收入不受经济建设的成败影响，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只是由于它在中央委员会内外都遭到了坚决的抗议，这种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党本身造成沉重打击的鲁莽之举才被阻止。可是中央委员会至今都没有驳回在未来让伏特加合法化的提议。各级书记处形成的组织——它越来越独立于党——的独立性与自给自足性，与编列尽量不受党的集体建设工作的成败影响的预算的倾向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内部联系。把任何不赞成伏特加合法化的态度，都给打成反党罪行；把一位要求自由地讨论这个灾难性的计划的同志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撤职，这将永远是党的历史上最可耻的时刻之一。”
托洛茨基在第14点和第15点中批评了政治局对军队和负责军队的高级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所采取的决议和措施。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不打算深入探究这些批评的细节（有时过于丰富了），但我们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写了这几句话：“最近的全会试图把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批中央委员会委员塞进革命军事委员会。只是因为我进行了最坚决的抗议，全会才立即撤回了这个决议。”托洛茨基还重提旧事，回顾了拉舍维奇与伏罗希洛夫以前是怎样利用了不光彩的手段，才能不顾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的反对，当上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还把他们用过的不光彩手段同这次进行了对比。
第15点是以下面这几行说明性的话结束的：“在我批评古比雪夫，说他提议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背后的真实动机，与他正式宣称的动机毫不相干之后，他向我做了答复，毫不出奇地，他无法否认这两种动机确实不一致——他怎么可能否认得了呢？——而且他还坦率地向我承认：‘我们认为必须同你作斗争，但我们又不能宣称你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
第16点和第17点是这封信的最后两点。“党可能正在进入最关键的历史时期，而它身上还背负着领导机关造成的大量错误。在十月革命六周年之际，在德国革命的前夜，政治局有义务对那份要求所有党员都要向党组织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举报党内的非法派别活动的决议草案进行讨论。十分明显的是，一旦德国发生革命，这样的体制、这种对待党中之党的态度，都会使党无法完成它可能会面临的任务，而一切迹象都表明党将要面临这些任务。必须结束书记处的官僚主义。党内民主必须享有其应有的地位——起码要达到足以阻止党的僵化与堕落的程度。基层党员应该在党的原则与党员的责任感所允许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不满。必须给党一个真正的机会，按照党章来建设党组织的机关，最重要的是党组织的机关要符合我们党的整个目的……
“中央委员会委员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知道，我在中央委员会内坚定而毫不含糊地同这种错误政策作斗争的同时，又慎重地避免了将中央委员会内的这种斗争变成了对极个别同志的评判：确切地说，那些同志的党内升迁经历如果全都合理的话，也许已经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坐拥重要职位了。我不得不指出，我在过去一年半里做出的努力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这产生了一种危险：党可能会被极其严重的危机打个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觉察到了这种危险，却没能公开指出这种危险的同志，都应该遭到党的正确的批评，因为他们把形式看得高于内容。
“考虑到形势已发展至此，我认为：我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让每个党员都了解事情的真相，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足够成熟和自我克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党找到一条不必经过派别冲突和动荡，也能摆脱目前的困境的出路。”
[1] 意为联合或团结，指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工业与农业的结合。
[2] 原文如此，并无第6点。——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