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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建生活，首先要认识生活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1923年7月11日《真理报》
译校：弗拉基米尔·西穆里奇 康斯坦丁·别尔采夫 佐仓绫奈
日常生活的问题最清楚地表明，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而不是环境的创造者。日常生活，即环境和生活方式，甚至比经济还更容易，（用马克思的话说）“在人们的背后进化”。在人类历史上，生活领域有意识的创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日常生活是在人的自发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在技术进步或革命斗争的偶然刺激下，它同样以自发的方式发生转变。从主要方面看，它更多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过去，而不是现在。
我们的无产阶级并不古老，也不是世袭的。在过去数十年里，它主要产生自农民，只有一部分产生自小市民。我国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生动地反映了其社会起源。只要回忆一下格莱布·乌斯宾斯基[1]的《拉斯特里亚耶夫街的道德》[2]就够了。拉斯特里亚耶夫人，即这上世纪后四分之一图拉工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都是那些失去了成为独立业主的希望的小市民或农民，是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和赤贫者的结合体。自此之后，无产阶级经历了一场汹涌澎湃的运动，在政治方面有很大的飞跃，但在生活和风俗上并非如此。生活保守得可怕。当然，旧的、原始形式的拉斯特里亚耶夫街已经不复存在了。对学徒的虐待，对主人的屈服，恶性酗酒和街头流氓都已经消失了。但是在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方面，在家庭生活方面，旧有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似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着一道围栏。我们需要多年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来把旧思想从其最后的避难所——个人与家庭生活领域驱逐出来，以集体主义精神自上而下地重建它。
家庭生活问题是在前面提到的莫斯科群众鼓动者会议上一个讨论特别激烈的议题。每一个人在这个方面都有委屈要说。有很多印象、观察和问题，主要还是问题，但不仅没有答案，而且问题本身也被保持沉默，没有出现在印刷品或会议上。广大工人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共产党人与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日常对接线——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观察、结论和积极影响的领域啊！
我们文学作品应对不了这些问题。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保守的，落后于生活，没有什么适应性，无法在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即时捕捉到它们。利别津斯基的《星期》[3]激发了我们一些同志的热情，可我不得不承认，这对年轻作家来说是无节制的也是危险的。从形式上来说，《星期》尽管有天赋的迹象，却充满学生的特性，而只有在远超自我的伟大、不屈不挠和细致复杂的工作下，利别津斯基才能成为一名艺术家。我希望会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方面。《星期》给人留下崭新而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而是其捕捉到的“共产主义”的生活领域。但在这个方面捕捉得并不深刻。“省委”向我们在这方面展示的太过于实验性质，也没有深刻根源，更是非本质性的。因此，整个《星期》就带上了一丝偶然的味道，像一部从革命生活中走出来的小说。描述“省委”的生活固然是有趣和有益的，但是当共产主义组织的生活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时，困难和意义就来了。我们需要牢牢抓住这一点。当前共产党是每一个有意识前进运动的主要杠杆。因此，它与人民群众的团结成为历史行动、反应和抵抗的根源。
共产主义理论超前了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数十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前了数个世纪。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党在历史上就不会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共产主义理论以其现实性和辩证的灵活性，找到了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其影响力的政治措施。但政治思想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政治是灵活的，而生活则停滞且顽固。工人内部的许多生活冲突就是从此而来，它们发生在意识与传统的相交线上。更何况这些冲突是沉重的，因为它们无声地保留在公众意识中。文学作品，甚至是政论都没法表达它们。我们的报刊在此问题上默不做声。而对急于跟上革命的步伐的新的文学倾向来说，生活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他们打算创造生活，而不是描述它！但是，新的生活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们必须用已经存在且能够发展的要素来建造。因此，在建立生活之前要先知道我们拥有的要素是什么。这不仅适用于影响生活，也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需要知道有什么要素，也要知道这些要素正向什么方向改变。请向我们展示，首先向你们自己，展示在工厂、工人之间、合作社、俱乐部、学校、街头和酒馆中发生的事，你们必须明白那里在发生什么，也就是说，要给过去的残余和未来的萌芽找出必要的前景。这一呼吁对小说家、政论家、工人通讯员和记者同样适用。请向我们展示那来源于革命火炉的生活吧！
然而，不难推测，光喊口号并不能吸引我们的作家的注意力。我们需要正确地组织这件事，并进行正确的领导。首先，必须把研究和启迪工人生活作为记者的首要任务——无论如何，至少是他们之中会听会看的人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有条理地把他们引导到这项工作上，指导、纠正、领导和教育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日常生活的书写者。同时，要拓宽工人通讯员的视野。从本质上讲，他们中的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写出比我们现在的还更有趣味和内容的通信稿。但是为此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地提出问题，正确地设定任务，激发讨论，并协助维持它。
为了提升文化水平，工人阶级——首先是其先锋队——必须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生活。资产阶级在上台前就主要通过通过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项任务——当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反对派的阶级时，就已经有诗人、画家和政论家在为它服务，帮他思考或为他思考。
在法国，被命名为启蒙时代的十八世纪，正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思考社会和个人生活，努力让生活服从于理性规则的时期[4]。他们致力于解决政治问题、教会问题、男女关系和教育等问题。毫无疑问，仅仅讨论这些问题的事实就大大提高了个人的文化，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和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但是，十八世纪哲学家为协调社会和私人关系于理性规则之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因一个事实而遭到破坏——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手中，而这正是理性的社会基础。私人所有制意味着市场，而市场会盲目发挥经济力量，且经济力量绝不是由理性控制的。市场的经济关系之上，是市场的生活。只要市场仍占据统治地位，那么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不可能理性化。尽管十八世纪哲学家的结论是精明且大胆的，但从此我们却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
在德国，启蒙运动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译注：指19世纪，下同）拉开序幕。“青年德意志”，在海涅和伯恩的领导下[5]，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我们在这里看到资产阶级左翼完成的批评工作，他们向奴性、卑躬屈膝、市侩习气、小市民的愚笨以及偏见宣战，并带着比法国前辈多得多的对理性的怀疑，去建立一个属于理性的王国。这场运动后来与1848年小资产阶级革命合并在一起。这场革命远没有改变全人类的生活，甚至无法扫除许多德意志的小邦国。[6]
在我们落后的俄罗斯，启蒙运动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才达到重要阶段。从别林斯基学派中走出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和杜勃罗留波夫[7]，他们批评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针对经济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针对胡言乱语、反动性和生活的落后，他们与传统类型的启蒙主义者相对抗，即那些想用理性建立自己的生活并成为“有批判精神的人”的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这个运动与民粹派结合，是一场姗姗来迟的俄国启蒙运动。但是，如果说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者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改变生活和道德——它们是由市场而非哲学形成的；如果说德国启蒙运动的直接文化和历史作用更加有限，那么，俄罗斯知识分子教育对人民的生活和道德的直接影响则更加微不足道。最后，包括民粹派在内的俄国启蒙运动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而这一事实则决定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历史作用。
工人阶级只有夺得权力，才能直至最深基础为真正改造日常生活创造条件。如果要合理化生活，即把生活改造得符合理性的要求，就不能不去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因为生活的根基在经济中。只有社会主义自己把目标设定为吸收理智并使其服从于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但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方面拘泥于技术理性化的思想（通过应用自然科学、技术、化学、发明、机器），另一方面拘泥于政治领域（议会政治），却并没有追求经济的理性化——经济一直是盲目竞争的舞台。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和盲目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当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时，它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使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基础服从于有意识的控制和领导。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有意识地重建生活。
但是，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密切相关。然而，毫无疑问，即使在我们目前的经济水平下，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入更多的批判、主动和理性的元素。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之一。但是很明显，日常生活的彻底重建——把女性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把婚姻从经济胁迫的因素中解放出来等等——只能在社会积累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对资本主义的上述事物越来越占优势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有千年保守传统的日常生活只有得到批判，才能追赶上被现有的或即将出现的经济资源激活的进步。另一方面，即使是日常生活领域中最微小的成功，在性质上相当于提高男女工人的文化水平，也会立刻有可能促进工业合理化发展，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的积累，而这后者又会推动日常生活的公共化。这里的依赖是辩证的：主要的历史因素是经济；但我们共产党，我们工人的国家，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通过不断提高其构成要素的技术和文化素质来影响它。工人国家的文化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社会主义意味着文化的盛大绽放，一种真正的、超越阶级的、属于人的和有人性的文化。
注释：
[1] 格莱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别斯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1843年10月25日—1902年4月6日），俄国作家，曾积极投身于民粹派运动。
[2] 格·伊·乌斯别斯基的《拉斯特里亚耶夫街的道德》于1866年发表在《现代人》上。这些文章标志着乌斯别斯基的文学生涯的开始。关于后者的描述，见第四卷，注1。——原注
[3] 尤里·利别津斯基（生于1898年）作家，1920年起成为俄共（布）的成员，从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他虽然没写多少文学作品数量，但他已经成功迈入年轻无产阶级作家的前列。他最著名的小说是《星期》和《明天》以及小说《政委》。利别津斯基的作品主要致力于描写共产主义生活。因此，《星期》中的人物是省委会成员、契卡高级官员等，《政委》的主人公是各单位的前军事政委。同时，利别津斯基总是在社会、内战和革命建设的环境中向我们展示他作品的主人公们（镇压起义，契卡的工作，省委的会议，星期六义务劳动）。——原注
[4] 法国的启蒙时代发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
在这一时期，法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刚刚开始觉醒。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这个阶段，这些群众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后者在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先进的先锋队，充当了“人民”的代表。这就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其资产阶级最大代表的身份，在革命化地宣扬无神论、良心自由等方面走得比较远。法国启蒙者与腐朽的社会政治秩序作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是“自然权利”的思想，它是社会存在的某种永恒的准则，据说是来自人类思想的本质。如果说具有惰性生产方式的封建主义与中世纪的生活体系相当共存，那么新诞生的新生产关系则要求将人格从约束它的中世纪秩序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启蒙者自然要想到，必须摧毁少数人的不公正特权，赋予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工作的“自然权利”，然后理性的王国连同公正与普遍的满足才会到来。十八世纪的启蒙者，从“理性”或“自然法”的角度出发，对所有的哲学、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进行了修正。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是伏尔泰、孟德斯鸠（所谓的“老一代”）、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年轻一代”）。伏尔泰和卢梭虽然敌视教会教条，但仍然为他们对上帝存在的信仰进行辩护，但其他启蒙者，特别是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已经坚决地成为无神论者。法国启蒙者世界观的一个杰出的纪念碑是巨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字典，由狄德罗和著名数学家达朗贝尔以《科学、艺术和工艺大百科全书》为题出版（因此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有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在哲学领域，百科全书派宣扬最强烈的理性主义，为唯物主义观点辩护，反对教会迷信。在经济学领域，他们是生理学家所理解的 "自然 "秩序的倡导者。他们的政治观点远没有这么激进：在这里，他们的诉求并没有超出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范围，以保证受教育的自由和有美德的资产阶级的自由。
德国和俄国的启蒙运动虽然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但仍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巨大影响，——原注
[5] “青年德意志”。海涅和伯恩。上世纪30年代在各方面都是西欧国家历史的转折点（30年代的巴黎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的选举改革，等等）。此时的德国还没有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德国相对落后的工业生活还没有像法国那样有力地冲出其旧框架。此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旧秩序中最明显的混乱已经被消除了。尽管有激烈的政治反应，但民间改革甚至在后来的德国继续进行。然而，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事件：工业有所发展（部分是由于大陆封锁的结果），第一批铁路建成，德意志各邦之间形成了一个关税联盟。在工业繁荣的同时，经济矛盾也在上升。工业的发展需要扩大市场，而由于封建主义的残余，农民的持续贫困化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工业家们要求征收保护性关税，这与那些站在权力面前、需要廉价农业部门的容克贵族的利益相抵触。这些纯粹的经济矛盾与缺乏对公共财政的控制、陈旧的立法等一起出现。所有这些情况都把资产阶级推到了旧政府的对立面，但鉴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反对是胆怯的和不坚定的。此外，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不同，在所述期间，德国并不是所有底层阶级都表达了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可能会支持资产阶级革命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主要知识分子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有责任发起一场改造社会秩序的斗争。它在这场斗争中的武器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当时的德国文学成为解放思想的布道者。几位有才华的作家（古茨科、劳贝等人）联合组成了一个“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其思想领袖是伯恩和海涅。“青年德意志”的口号是在知识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常规中解放出来，与既定的传统进行斗争，反对政治和社会反动。
伯尔尼、海涅和其他青年德国的代表的诗歌和新闻作品充满了讽刺和愤怒，很快就被邦联议会禁止，之后这个文学团体逐渐解体。
为了说明伯恩和海涅的社会和文学活动的特点，这里摘录了弗·梅林的《中世纪末以来的德国史》。（本条注释以下的引文较长，故略去。请读者自行阅读第四章《两次革命之间》——中译者注）——原注
[6] 关于德国1848年的革命，见卷一。1，注165。——原注
[7] 俄罗斯的启蒙时代主要属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是俄罗斯在经济形式和社会运动方面的一个转折点。改革后的俄罗斯在经济上进入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 “平民” 和 “忏悔的贵族” 文学。这一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从理性的角度批判了现有的社会关系，重新审视了道德、生活等问题。在艺术批评领域，他们与右翼黑格尔主义附庸的形而上学美学进行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仍然重视过有美感的时刻，而杜勃罗留波夫则直接宣称，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它的实用性。俄国启蒙者与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以及毕希纳和莫莱斯霍特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进行了斗争，后者将哲学简化为神经系统的生理学。伴随着极端激进主义，出现了破坏传统道德的斗争。利他主义的虚伪宣讲遭到了俄罗斯启蒙者的反对，后者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这种新的、所谓的功利主义道德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1863年）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表达，并且该书迅速成为六十年代的一本参考书。
俄罗斯启蒙运动的特点，以及法国（十八世纪）和德国（十九世纪初）历史上的类似现象，都基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在60年代和70年代，俄罗斯正经历着经济关系的彻底崩溃。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像法国和德国一样，带有阶级模糊性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是当时国家社会状况的特点。作为一个实质上的革命运动，它没有明确的可以使其领导人依靠的社会基础，无论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派（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民主个人主义派（皮萨列夫）。因此，他们不得不大谈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理性”及其载体——知识分子身上。1861年改革的经验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启蒙者表明，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也不能指望群众运动，因为没有成熟的革命阶级作为先锋队。唯一活跃的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因此，这场运动会宣扬“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批判性人格”的教育。把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放在首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主要对个人道德问题感兴趣的皮萨列夫都宣扬了这种教育。60年代俄国的情况与18世纪末在法国形成的情况相比，更接近30年代德国的生活条件。在俄国和德国，启蒙时代恰好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时期。那时，它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但还没有出现那种直接导致革命形势的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就像十八世纪末法国发生的那样。因此，在俄国，就像在当时的德国一样，革命知识分子能够为改造社会和政治关系而斗争的唯一舞台是文学。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民粹派（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是启蒙者的继承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