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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
托洛茨基
1923年7月
〔说明〕本文原刊载在1923年7月13日《真理报》。译自英版《妇女与家庭》，美国寻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
家庭的内在关系和家庭里发生的事情，按其固有性质来说，是最难调查、统计数字最少的。所以不容易说得准，家庭破裂在现时是否比过去〔是指实在生活方面，而不是纸上文章〕来得轻易和频密，我们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亲身目击。再者革命前的时代和现在的分别，是前者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发生的矛盾，和戏剧性的纠纷，工人自己通常都是视而不见；而现在，有好大一群上层工人处在负责任的地位，他们多少会引人注目，于是每一宗家庭悲剧都会成为人们品头论足和闲言闲语的话题。
尽管有这么重大的保留性，也无法否认，家庭关系，包括无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在内，业已支离破碎。莫斯科党宣传分子第二次大会上，已经把这点作为证据确凿的事实予以透露。人们只是各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因此大为惴惴不安，有人持保留态度，也有人似乎仍茫然不解。而不论是哪种情况，大家都清楚的是，将有某种剧变发生，这个过程动荡不止，时而以病态或令人作呕的、或荒诞或悲剧性的形式交替发生；至于隐藏在这个过程内的开创一种崭新的、更高级的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却仍未显现。有关家庭解体的一些消息，已经悄悄地偶尔登载在报章上，而使用的词汇仍是空泛和一般性的。我读到的一则文章，把工人阶级间的家庭解体呈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案例。事情决非这般简单。问题的根由实在更深入和复杂。资产阶级在过去和现在造成的影响，现时仍在，但最主要的过程却是包含在无产阶级家庭本身的痛苦的演变中，这种演变导向一种危机，我们现在正目睹这个进程的第一个纷乱的阶段。
战争对家庭的毁灭性的深重影响，大家都耳熟能详。首先，战争令家庭自动解体，把人长久分离，或使人随机契合。战争的这种影响，由革命将其持续和加剧。战争的年月，把历来所有仅仅是借助于传统的惰性才得以维持下去的家庭，弄得分崩离析。战争的岁月把沙皇的权力、阶级特权和古老家庭传统，捣得稀巴烂掉。革命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开始，达到了其最简略和紧迫的目的。经济方面的问题，更为复杂得多。战争动摇了旧有的经济秩序；革命将之推翻。现在我们建设一个崭新经济的国家——却是绝大部分由旧有的元素做起，将之用新的方法重组。在经济范畴内，只是到了最近期，我们才从破坏的时期走出来，开始上爬。进步仍是十分缓慢，而各种新的社会主义方式的经济生活的成就，仍是十分辽远的事。不过我们是确定地走出了破坏时期的残垣败瓦，1920~21年已经到达了最低点。
家庭生活的第一个破坏时期，却远远仍未结束。瓦解过程正在全速进行。我们必须紧记着这点。家庭和家居生活，打个比喻说，仍然在度过它的1920~21年时期，仍未达到1923年的标准。家居生活比经济更为保守，其中理由之一，是前者比后者仍是少些自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将其先锋——共产党推上最前列，通过这个媒体〔注：宜译为“媒介”、“中介”、“中间环节”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来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在家庭生活，工人阶级分裂成由家庭构成的各个细胞。政权的变更，甚至国家的经济秩序的变更——把工厂和作坊转交到工人手上——所有这些，肯定对家庭状况是有发挥某些影响，但这些影响只是间接性的，外在的，没有触及从过去承袭下来的家居生活的传统方式。
家庭，及更广义来说，家庭生活秩序的激烈改革，要求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所有群众的有意识的重大努力，并假设这个阶级本身内在存有渴求文化和进步的强大有力的分子力量。把累积的泥巴翻转，须有力透土壁的犁耙。由国家任命苏维埃国家内的男人女人享有政治平等是一个问题，这并且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会是更为困难得多——那就是由国家任命男性女性工人在工厂、作坊和工会，同样享有工作平等，这种平等而且要求男人不应把女人置于不利的位置。可是要男女在家庭内确实达到平等，更是个远为艰巨得多的问题了。要出现这种情形，我们所有的家庭生活习惯，就必须要革命化。但很明显地，除非丈夫和妻子在家庭里有通常意义的和生活条件上的实在平等，否则就无从认真谈到他们在社会工作甚至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平等，只要妇女仍然备受家务束缚，仍得照料家庭、煮食和缝纫，她能参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的机会便会大幅度减少。
取得政权是最易解决的问题，然而单就这一项，已经在革命的早期把我们所有力量吸吮殆尽。它要求无尽的牺牲。内战令最严酷的措施成为必须。凡夫俗子们因而大吵大闹，说什么道德的野蛮化、无产阶级变得嗜血和堕落，云云。而实际上发生的事，是无产阶级持着强塞到其手中的革命暴力的手段，为新的文化、真正的人类价值进行着斗争。我们在最初的四、五年里，锱铢必较地经历了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破败时期。在其时，劳动生产力崩溃，产品质量低得骇人。敌人们看到，或选择性地看到，在这样的时期下的苏维埃政权的腐朽征兆。而实情是，这只不过是旧有的经济方式毁灭，而创造一个新的经济方式在没有援手的尝试下，必须要经过的阶段而已。
新家庭关系和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广义方面，凡是一切未经思想控制的既有事物和传统，也同样必得经过必然瓦解的时期。可是在家庭生活这个范畴，批评和破坏的时期会在稍后才开始，维时十分漫长，而且带有病态和痛苦的面貌；然而肤浅的观察往往不能够看穿这样复杂纠结的方式。这些在国家的条件、经济和生活总体上发生关键变化下显示出来的进步性标志，必须清楚无误地给予界定，以防止我们对看到的现象竖起警号。我们必须学习在正确的照明下判断这些现象，必须学习去明了他们在工人阶级的发展中所处的正当位置，并且有意识地把新的状况引导向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去。
这种警告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已经听到表示警告的声音。在莫斯科党宣传分子大会上，一些同志忧心忡忡地谈到家庭关系轻率地离散，旧有的家庭联系因新的关系而破裂，但新关系也一样地稍纵即逝。不论任何情况，母亲和儿童都是受害人，另一方面，我们之中有谁不曾在私人闲谈中突然听到抱怨，以至是嗟叹，说苏维埃青年，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道德“沦丧”。并非所有抱怨都是夸大之词——当中是颇有些真实的。我们肯定会、必会打击这些真实的黑暗面——进行打击，是为了更高的文化和提高人类个性。可是为了展开我们的工作，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面而又不至于掉入反动的道德教诲或伤感的意志消沉，我们必须首先把事实弄清，清楚明了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正如前述，巨大的事件（战争和革命）已经以其古老的投影降落到家庭中。随之而来的是，在地洞里缓慢爬行的土拨鼠对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思想、有意识的研究和评价。伟大事件的机械性力量和觉醒的头脑的批判力量两者结合，遂开启了家庭关系的破坏时期，这就是我们在当前目睹的事。俄国工人在夺取了权力后，现在必须踏出有意识的一步，向其生活各个层面的文化推进。在各种强大冲突产生的冲力下，令他的个性第一次摔掉传统的所有生活方式、家居习惯、教会活动和关系。毫不奇怪的，在刚开始时，个人的抗争、对昔日传统的反叛，是带着无政府色彩的——更粗鲁地说，是放荡的方式。我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已经目睹过了；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以各种极端主义的形态、党派偏见和在公众集会上高谈阔论的形式出现。这种过程在家庭关系中用最亲密的方法，从而也是最痛苦的方式，作出反响，是不足为奇的。在这里，觉醒的个性需要用新的方法重组，离弃莫斯科会议所指责的“胡闹”、“捣蛋”的所有罪恶行为的旧有轨道。
动员把丈夫拉离开他惯常的环境，转变为一个革命者，站在公民前线：这是一次重大的改变：他的视野扩大了，他的精神振奋了，他已今非昔比进步了。然后他回到原处，发现所有事物毫无改变。家庭关系里的原有和睦和人际亲切已经消失。彼此缺乏新的理解。共同的疑惑变成共同的不满，再进而成为恶感。家庭于是破裂。
丈夫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生活繁忙活跃，投入社会工作；他的头脑发展，可是他的妻子也是个共产主义者。她要参加社会工作，出席公众集会，在苏维埃或工会里工作。在他们警惕此事之前，家庭生活已变得荡然无存；又或在接连不断地冲击下，家庭温暖渐渐消失。终于夫妇不和，家庭破裂。
丈夫是共产主义者，妻子是个无党派者。丈夫忘情于工作，而妻子一如既往，只是着眼于家庭。关系是“平顺”的，即是通常的同床异梦。但丈夫所属的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规定他必须除下家里张挂的宗教偶像。他愿意遵命，觉得这是自然不过的事。但对他的妻子，这却是一场灾祸，这一宗小故，把夫妇间的思想鸿沟暴露无遗。终于关系恶化，家庭破裂。
一个古老家庭。共同生活由十到十五年。丈夫是个好工人，对家庭全心全意；妻子也一样，为家庭付出所有精力。在一次偶然机遇，妻子接触了共产主义妇女团体；一个新世界在她眼前展现。她的精力找到了更新更广阔的对象。家庭给忽略了。丈夫激恼。妻子新生的公民觉悟受到伤害。家庭破裂。
这类家庭悲剧例子，全都带引到一个结局——家庭破裂——同样的例子，可以引之不尽。我们列出一些最典型的案例。列举中的所有悲剧例子，是由于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冲突而致。不过，家庭的破裂，也即是旧的破裂，并不局限在阶级的最上层，也即是最受新条件影响的成员。家庭关系解体的势态无孔不入，更深更广。整个阶级必然要经过的，只不过由共产主义先锋们先行经过，并且更为激烈而已。对旧有状况的苛刻态度，对家庭的新的诉求，远远超过共产主义者在工人阶级的整体中的界线。
采用世俗结婚制，对经由传统方式确立下来的家庭规矩已经是重大的打击；后一类家庭的同居生活，许多时候只是做出来给外人看的。在旧式的婚姻维系里，个人间的情感维系愈少，则来自外力、社会传统，尤其是宗教礼仪的约束力越有就愈大。对教会权力的重击也就是对家庭的重击。礼仪被剥夺了约束意义和国家认同后，出于惰性而仍然沿用，作为道具之一来为摇摇欲坠的家庭效劳。可是当家庭已经没有了内部盟约，当除了因循的惰性外再没有维持家庭免于破产的其他东西，那么，外来的每一下推力，都有可能令这个家庭四分五裂；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教会仪式的聚合力的一击重击。而现在，外来的推力更是空前地、无穷地多。这就是家庭为什么摇摇欲坠、无从复原的理由。生活按其状况做出裁判，并由此对家庭做出残酷和痛苦的责难。历史令古老的森林坍塌——而变为微琐碎屑随风而逝。
可是生活有演化出新式家庭的任何元素吗？这毫无疑问。我们只须清楚地看出这些元素的性质，及其形成的过程就是。就如对待其他事例一样，我们必须把物质条件和心理状况区分开来，把一般与个别分开。一般来说，新的家庭和新的人际关系，在我们心理上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文化进步，是个人的发展，是要求和内在纪律的标准的提高。从这方面来看，当然是意味到革命本身已经踏前一步。至于瓦解中的家庭的最恶劣的现象，只不过是阶级及阶级中的个人觉醒的借喻性的表达，用上了痛苦的方式，如此而已。我们所有和文化有关的工作、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及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从这个观点来看，遂成了为新的关系、新的家庭而做的准备功夫。每个工作中的男女个人，假若文化标准没有提高，就不可能有新的、更高级的家庭。这诚然是由于在这个范畴之内，我们只能谈得上用内在纪律，而不是用外力强制。因而，是由此维系着丈夫和妻子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的阔度和价值，对个人在家庭里的内在纪律的力量，又起着制约的作用。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俾令〔注：即“使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儿童的公共教育、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予以严肃解决。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著的改善，就无从想像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缝纫交由公共工场。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这样一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
因此，走向新家庭的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提高工人阶级及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的文化、教育标准；（二）由国家组织料理，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这两种过程，本质上是互为关联的。
上面的陈述，当然不是说，到了物质改善的某个特定时刻，未来的家庭就会一蹴而就，端正过来。不是的。即使在目前，新家庭同样有可能向前迈进几步的。国家仍未能肩负起儿童教育之责，未能设立较私家厨房改进的公共厨房，也未能设立不致令衣服破损或被偷走的公共洗衣房。但这不等于一些较有企业心和进取心的家庭，现在就不能集合一道，组成集体处理家务的家庭组合。当然这类实验必须小心地试行；用集体组合的技术与器材，已达成这类小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并能给予每个成员显著的便利，即使这些便利在初期是微薄的。谢马什科同志最近针对重新建构家庭生活的必需性的问题写到；“这个任务，应切实执行，最为奏效；仅自限于法令和说教，不会有大收效。而举出一个例子、描绘一种新的方式，要比上千本夸夸其谈的小册子更有用。外科手术医生在一种名为移植方法的实践里，最深的务实宣传的三昧。在损伤或灼伤的皮肤的一大幅缺皮的表面，除了让皮肤能充裕地自行生长愈合，此外别无他法。方法就是在身体的健康部位切取一张皮肤块片，敷放在缺皮的表面；敷皮逐渐粘合生长，至皮肤覆盖全部伤肉为止。”
“务实宣传得到同样结果。当一间工厂或一项工作采用共产主义方式，其他工厂会相继效仿。”（N·谢马什科：《死者拖着生者》，《消息报》1923年4月14日第81期）
上述集体处理家务的家庭组合的经验，代表着一种最初的、并不完全的，近乎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经验；这种经验应予小心研究，谨慎考虑。个人主动性加上国家权力支持——首先来自地方苏维埃、经济机关的支持，这种结合，应该获得优先。建造新房舍——我们毕竟将要造屋了！——必须按家庭组合的社群的要求来管制。在这个方向上第一宗可见的、公认的成功，哪怕是多么微小和小规模，势必会在更广泛的团体间鼓起欲望，朝着相类似的路线来组织生活。不论从国家拥有物质资源的限度，或无产阶级本身的准备性两方面的观点来看，由上面主动，推行这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在时机上还未成熟。只有通过建造模范社区，我们才能走出死胡同（原文为死巷。——录入者注）。我们的立足地，必须一步一步的加强，不应该跑到太前，也不应该陷入官僚妄想的实验之中。到了某个特定时刻，在地苏维埃、各类合作社组织等等的帮助下，国家将会把完成的工作社会化、推广和深化，由此，引用恩格斯的话，人类的家庭将会“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
感谢 周致言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