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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问题
托洛茨基
陈昂 译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
编者按：托洛茨基的「论民族问题」一文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的「真理报」上发表，题目是「年青人的教育与民族问题──关于联共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对话式的注释」。这篇文章于一九二七年编入莫斯科出版俄文的「托洛茨基全集」的第廿一卷之内。现从英文「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英译本译成中文。
在这篇文章中，托氏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一种特殊的观念和一般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间的矛盾只是表面的。正如托氏所指出的一样，除非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否则阶级斗争的观念是空洞的和抽象的。细读本文，对于解决目前现实的民族问题将有巨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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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是一名有能力的和忠诚的青年革命者，并且曾以志愿军的身份参加红军的战斗。然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政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不足的。乙是一个有较好理论基础的同志。
甲：当然，没有人能反对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1]然而，这问题毕竟是人工地被提出来的。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民族问题并不是一个顶重要的问题。
乙：你怎么能这样说？你不是刚好说过你同意大会的决议吗？可是，决议的主要思想是，民族问题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者的利益而存在，而共产主义却要去解决民族问题，把它作为组织人类生活这个一般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在你的自我教育的学习小组中，你能藉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摆脱各种各样的民族偏见，当然，这是你个人发展中的一件好事，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这方面统治党所面临的任务却是一个更为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使那些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千百万的人民，能够通过国家和在党领导下的其它机关底媒介，在实际生活上满足他们民族的利益和需要，因而使他们摆脱一切民族的敌忾和偏见──这一切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底平面之上，而是在全民族的历史经验底平面之上。因此，你形式上承认决议，与你之宣称民族问题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并不很重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就证明了你并不同意这个决议，否则就是，坦白说──纯粹根据同志的精神来说，而并不想冒犯你──你并没有把握到这决议的政治意义。
甲：你误解了我。
乙：唔……唔……。
甲：我所要说的意思不过是，阶级问题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是无可比拟地比民族问题更为重要的。因此，我俩必须分清问题的轻重。我恐怕，最近我们太夸张了民族问题因而损害了阶级问题。
乙：也许我再次误解了你。在你刚发表的见解中，我觉得你又犯上了一个更为重大的原则上的错误。我们的整个政策──在经济的领域内，在国家的建设上，在民族问题上和在外交的领域之内──是阶级的政策。这一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底历史利益来决定的，而这一阶级现时正在为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中得到完全解放而斗争。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以及我俩所采取解决这问题的措施，形成我们的阶级立场底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附加的或与之相对立的东西。你说，阶级标准对我们说来是至高无上的。那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必须真正是阶级标准，那就是说，它包含对历史发展底一切基本问题的答案，包括民族问题在内。一种减去了民族问题的阶级标准并不是阶级标准，而仅仅是这种标准的光杆，因而不可避免地和狭窄的行会或工会观点相近似。
甲：那末，根据你的说法，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事情，即，关于各民族集团和少数民族共存形式的事情，对于我们是和保持工人阶级政权或共产党专政的事情同等重要了！像这样的立场很容易于不知不觉中陷入完全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那就是说，把革命的任务附属于各民族协调的利益之下。
乙：我觉得，我有这样一种预感，我今天行将发觉自己居于「偏差者」之列……然而，年青的朋友，我将极力为我的观点辩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整个问题，如果在政治上明确地提出来，对我们具有这样的意义──那就是说，藉助于怎样的行动底措施和方法，经过什么道路，我们才能在多民族共居的国土内保持并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权（位居中央的大俄罗斯核心民族，它以前在各族之中是扮演大国底角色的，只占全联邦人口不到一半）？正是在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底进程中，在整个国家建设的活动以及我们为保持和巩固工人政权的日常斗争底进程中，我们目前比向来更为紧急地在面临着民族问题，面临它的活的现实，它在国家、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每日的具体表现。
正是现在，整个党正在开始以这一方法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能以别一种方式提出它──你（不幸地不仅是你一个人）却以一种天真的空想主义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民族问题更为重耍。然而，正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缘故，我们才在实践上更深入（在将来还要更深入）研究民族问题。你所作的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只有那些不了解「国家和党中的民族因素」[2]底意义的人，才会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无论如何，所有对民族问题采取虚无主义或轻蔑态度的人，将会热心地抓着如你那样的问题提法。掉头不顾从前被压迫的民族底要求和利益，特别是那些落后的和主要地由农民构成的少数民族底要求和利益，是一件非常简单和容易办到的事情；尤其是如果这种懒惰的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能被隐藏在关于国际主义和共产党专政比任何民族问题更重要的一般词句之下……
甲：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我觉得，以这一方法提出问题，是向后转迁就边陲地区的落后农民到达了不能容许的地步，因而会招致损害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所赖以生存的无产阶级中心底危险。要就是我不明白你所说过的是什么，或是你真正地走向落后的和主要由农民构成的少数民族底偏差方面去了。
乙：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终于到达了这里──我的农民偏差；我预料的正是这样，因为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包括政治上的错误在内，都有它自己的逻辑……「一种赞成落后的农民群众的偏差」──但你知道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方面要说的是什么吗？
甲：关于什么？
乙：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关于「连系」[3]
甲：「连系」？那和我们谈的有什么关系？我完全同意十二次大会的决议。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连系是一切的基础。连系的问题是我们革命底命运的问题。谁要是反对这连系，谁就是……
乙：对的，对的。但你不认为无产阶级和我们党的专政对我们说来是比农民问题、因而比连系问题更为重要的吗？
甲：怎么？
乙：这很简单。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把我们的社会革命的目的附属于农民底偏见之下，甚至不能附属于农民的利益之下，农民在其整个倾向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不是这样吗，我的左翼的朋友？
甲：但是，请见谅，那是诡辩法──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和所谈的问题没有关系。连系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的根据。列宁说，没有和农民的连系，我们就不会达到社会主义；不但如此，没有经济连系所产生的成就，苏维埃政权就不可避免要被推翻。
乙：一点也不错。因此──我以为，你会同意──提出与农民的连系来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那是荒诞无稽的，是在政治上的无知。当然，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纲领底基本思想，是我们国家和经济建设工作底基本标准。但整个问题的要点在于：没有一种确定的和农民的互相关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把农民连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割裂开来，就既定的历史时代而论，留下给你的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和毫无意义的观念。
甲：我并非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是这对于我俩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
乙：这是有着非常直接和密切的关系的。在我们的苏维埃联邦之内，和农民的连系自然被认为不仅仅是与大俄罗斯农民的连系。我们有大量非大俄罗斯族的农民，他们分布在很多的民族集团之内。对于这些民族集团，每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都通过他们的民族语言，他们的民族经济的和人民的特点，他们由过去产生的民族猜疑──通过这个折光镜而屈折映现出来。语言是连系人与人，因而也是连系阶级与阶级的最基本的，包罗万象的和最能渗透的工具。在我们的情况中，正如你所承认的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底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而后一问题50%以上等于是那较先进的和较有影响力的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它民族的农民群众之间的连系底问题，其它民族的农民群众在从前曾受到残酷的压迫，他们对于遭受过的痛苦现在仍记忆犹新。朋友，你错误的地方在于，所有你的自命为急进而实质上是半生不熟的虚无主义的论调，不仅是攻击民族问题，而且是攻击工人和农民的连系这个基本问题。
甲：但是，请注意，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没有首先征得乔治亚人民的同意就进入乔治亚驱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孟什维克，这是意味着对民族自决原则底显明的违反。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向华沙进军。
乙：对的，当然有过这样的时候，我还清楚记得这些，而我丝毫也不否认它们。而不仅是在某几个时候，且在整个的时期中，我们以武力的手段，毫不畏惧地采取极端的方法，从农民中没收了他们所有的剩余产品，有时甚至没收了他们自己所需要的。
甲：你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
乙：我所说的是，革命不仅以武力夺去了农民的剩余产品，而且把军事制度在工厂和作坊中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在某种非常尖锐和严重的时期中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会灭亡了。但是，如果我们想在并非冷酷无情的必要情况下去实施这种措施，那么我们更加一定要灭亡。
这当然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政策。革命的自卫要求我们在某些时间内给提弗里司（乔治亚的首都）以打击和进军华沙。如果我们因民族「原则」底空洞的拜物教而畏缩不前，我们就成为革命（这包括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底可怜的懦夫和叛徒了，因为问题很明显，在孟什维克（统治）之下，乔治亚就没有真正的民族自决：英法帝国主义在那儿无限制地统治着，正在逐渐征服整个高加索，并从南方威胁着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正如在所有其它的问题上一样，对我们有重大关系的不是法理的抽象观念，而是实际的利益和关系。我们进军高加索可以（而且事实上已经）在劳动人民眼中证明为正当的，只要这行动是给帝国主义以打击，从而为高加索各民族创造了真正的、实际的自决底条件。
如果由于我们的错误，外高加索的人民群众把我们的军事干涉认为是一种征服的行动，那么这一干涉就会变质为一种巨大的罪恶──不是触犯抽象的民族「原则」，而是触犯革命底利益。这里，我们有一种和我们的农民政策底完全的类比。没收农民的剩余产品是一件非常严酷的事情。但农民承认它是正当的，在事后还承认，因为他们确信，一经情况容许，苏维埃政权就会转而履行它的基本任务──普遍解决劳动人民（包括农民）底生活困难。
甲：但是，你仍然不能否认，阶级原则对我们说来是比民族自决原则居于较高的地位的。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显浅的道理。
乙：我的亲爱的朋友，抽象「原则」的领域总是那些在这地球上迷途的人底最后的避难所。我已经告诉你，阶级原则，如果你不是以唯心主义的方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了解它的话，并不排除，而相反地是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对于后者，我们不能了解为某些超历史的原则（好像康德的无上命令[4]那样），而应该了解为生活底实在的物质条件之聚合体，这使被压迫民族的群众能够挺直腰，前进、学习、发展和得以接近世界文化。对于我们，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无庸争辩的：只有把阶级「原则」首尾一贯地亦即按革命精神去运用，才能保证民族自决「原则」最高度的实现。
甲：你自己在解释我们对外高加索的干涉时不是说过，革命的防卫对于我们说来是优先于民族原则的吗？
乙：我可能说过，甚至大概说过。但在怎样的情况下和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向帝国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斗争，他们把民族自决变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绝对观念，恰好因为他们用这来反对革命──当然，他们自己就践踏了民族自决。我们向第二国际底可悲的英雄们回答，革命防卫底利益比法理上的拜物教对于我们说来是有着更重大的关系；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底实际利益比之任何其它东西对于我们说来是更为宝贵。
甲：但关于红军驻扎在外高加索、土耳其斯坦、乌克兰又怎么样呢？……这不是违反民族自决吗？不是一种矛盾吗？不是证明了革命对于我们是比之民族问题更为重要的事实吗？
乙：当那些国家的人民明白（而且当我们尽我们的一切能力去帮助他们明白），这些军队驻在他们领土内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保证他们的安全的时候，这儿就没有矛盾。当这些军队没有肆意侮辱本地的群众底民族感情，相反地，对他们纯粹表现出兄弟般的关心时，这儿就没有矛盾。最后，当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尽一切可能帮助在联邦内较落后的民族成员在建设红军的事业上扮演一种自觉的和独立的角色，因而使他们可以首先靠自己的武力来防卫自己的时候，则在我们的民族纲领和我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就连矛盾的影子也要消失了。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之解决，不仅要依靠我们的善意，而且必须我们表现出以无产阶级的方法使这些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底最大的善意。……我记起两年前我读过了一个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前沙皇将军的一些报告，在这些报告里说，乔治亚人是一些多么利害的沙文主义者，对莫斯科的国际主义多么不了解，需要大量的红军去抵消乔治亚的、亚塞尔拜然的和外高加索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显而易见，在这一将军的例子中，一种旧时代的强烈的大国态度并没有充分掩饰在新的术语之下。
我们没有理由去隐藏罪过：这将军并不是一个例外。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中，包括军事机关，这一类倾向已到达了极端强有力的程度──不仅是前沙皇的将军而已。如果这倾向占上风，则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实际政策间的矛盾，将不可避免的导向悲剧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尖锐地提出了民族问题，以便集中全党的努力去消除这一危险。
甲：好吧。但是你怎样解释这一事实：同样是那些同志，他们能充分地掌握和农民联系底意义，却同时像我一样，在有关民族问题的地方采取一种远为保留的立场，认为这问题是被夸张了，并充满了袒护落后边区底曲解的危险？
乙：我怎样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矛盾？在逻辑上，这可以由下述的事实得到解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把事情好好地想明白。但仅仅是逻辑上的解释对我们的目的是不够的。政治上的解释是：我们党内的主要角色是──而在目前时期不能不是──由大俄罗斯的核心扮演的，这个核心经过了过去五年的经验，已经非常关心和澈底地想明白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大俄罗斯农民之间底关系的问题。只用简单的类比，我们就把这种关系扩展到我们的整个苏维埃联邦之内，但忘记了，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在俄国的周围居住着其它的民族集团，他们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发展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有许多过去遭受的创伤。
党的大俄罗斯的核心大体上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连系问题底民族方面，更未充分注意到整个的民族问题。由此，就产生了像你所说的矛盾──有时是愚昧的，有的是带着罪恶昭彰的性质的。正因为如此，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上的决定并没有夸张。相反，这些决定符合我们生活上深刻的需要，而我们不仅应该接受它们，还要进一步发挥它们。
甲：当大俄罗斯中心的共产党员在大俄罗斯中执行一个正确的政策的时候，在我们底联邦的其它部分不是确实有共产党员在不同的民族情况之下执行着同样的工作吗？这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分工。大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必须而且将会对大国沙文主义展开斗争，而其它民族的共产党员对于他们自己的地方民族主义展开斗争，这种地方民族主义主要地是反对外国人的。
乙：你所说的只是包含真理的一半，而半个真理有时会导致我们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我们的党完全不是一个根据各自民族特点实行分工的各民族主义者集团底联盟。要是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甲：我并没有提出像这样的事情……
乙：当然，你没有。但是你的思想可能发展到这样的结论。你主张大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必须反对大国民族主义而乌克兰的共产党员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
这点使人记起了在大战开始时斯巴达卡斯主义者[5]的公式──「主要的敌人是在你自己的国内」。但在那里问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自己的军国主义国家底斗争。在那儿，这一口号有深刻的革命内容。当然，德国革命者的任务是对霍亨索伦王朝[6]的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不是暴露法国的军国主义等等。
然而，把这一原则移用于苏维埃联邦国家底构成部分，那就是把各部分问题的比例完全搅错了，因为我们有单一的军队，统一的外交，而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集中的党。最适合于向乔治亚的民族主义作战的是乔治亚的共产党员，这是非常正确的。但这是一个策略的而不是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无疑是必须明瞭大俄罗斯大国的侵略的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防卫的民族主义底历史根源。必须认识这些历史因素之间的真正的比例，而这一认识在大俄罗斯人，乔治亚人和乌克兰人的心中必须是一致的，因为这些同样的比例并不依靠于主观的认识途径──地方的和民族的──而只符合于（并且必须符合于）各种历史势力底实际对比。在巴库或回教乡村工作的亚塞尔拜然共产党员，和在伊凡诺夫服兹聂克斯克[7]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党员，关于民族问题必须有同一的观念。
这同一的观念必须寓于对大俄罗斯的和对回教的民族主义非同一的态度之内。对于前者，无情的斗争，坚决的排斥，特别是在行政方面和政府方面有如此表现的时候；对于后者──耐心的，关怀的，不辞劳苦的和教育的工作。
如果一个在现场的共产党员对全面的民族问题闭上眼睛，而着手以速决的和过分简化了的方法，以不宽容的否定态度，以迫害和谴责等等手段去反对民族主义（或者常常是反对他认为似乎是的民族主义），那么，他也许能把一些主观上忠于国际主义的、积极的，革命的「左」的青年人团聚在他的周围，但他永远不会把和本地农民群众的持久可靠的连系提供给我们。
甲：但在边区的共和国中，正正是这些「左的分子」要求对土地问题有更革命的和更激烈的解决。而且，无论如何，难道这不是我们接近农民的主要桥梁吗？
乙：毫无疑问，土地问题，尤其是在取消一切封建关系底残余的意义上，必须在每一个地方都加以解决。现在我们已经巩固地建立了一个联邦国家，我们就能够以必需的坚决态度使土地问题得以解决；当然，土地问题的解决是革命底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取消地主制度是一击即就的事业，而我们所谓的民族问题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进程。在土地革命完成之后，民族问题不会消失。相反，那时它才成为最显著的。凡是与当地群众有关的一切缺陷和缺点，一切不公平和缺乏关怀或粗暴底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将归咎于莫斯科──而这并非没有理由的。因此莫斯科，我们联邦的中心，必须成为一种积极政策的坚定的首倡者和促进者，这种政策从头到尾充满了对组成苏联的一切民族的兄弟般的关怀。在这方面谈到什么夸张，实在表示出完全缺乏了解。
甲：你所说的含有很多真理，但……
乙：你知道是什么吗？现在我们作过了这次谈话，你再重新读一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吧，然后，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次讨论这些问题。
译者注：
[1] 决议的全文，参考斯大林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一九八至二○八页。
[2] 这里所讨论的是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题目。
[3] 指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4] 康德哲学底无上命令是指良心的绝对无条件的道德律。
[5] 斯巴达卡斯团是第一次大战时德国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化名斯巴达卡斯所发起的国际主义革命团体。
[6] 霍亨索伦皇朝（Hohenzollnr）约建立于十一世纪，自一七○一年起至一八七一年的普鲁士王及一八七一年起至一九一八年的德帝都出自此皇室。
[7] 巴库是亚塞尔拜然共和国的首都，位于里海；伊凡诺夫服兹聂克斯是俄国中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