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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之路
列夫·托洛茨基
1922年5月21日
第一星际 翻译
译者注：本文是为1922年5月21日《共产国际年鉴》撰写的，后被收录至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怎样武装自己》（Как вооружалась революция）。译者根据《革命怎样武装自己》（莫斯科最高军事编辑委员会1923年版）俄文版第1卷第13—21页翻译校对。
有些问题涉及到革命武装力量的建立，对各国共产党都具有重大意义。不重视这些问题，甚至是用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术语消极对待这些问题，都是大错特错的。有人认为所有暴力（包括革命暴力）都是邪恶的，因此共产党人不应该“褒扬”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这样的观点，实际上相当于贵格会信徒、杜霍波尔派和救世军的老处女们的哲学观点。在党内允许宣传这类观点，就好比在被围困的堡垒的驻军中允许宣传托尔斯泰主义。欲达目的，必先尽其手段。解放劳动人民，靠的就是革命暴力。
从夺取政权的那一刻起，革命暴力以有组织的军队的形式呈现出来。革命刚开始时牺牲在革命第一道街垒上的年轻工人的英雄主义，就相当于夺取国家政权后牺牲在革命前线的红军战士的英雄主义。只有多愁善感的蠢人才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存在某种危险的倾向，即过分看重革命暴力作用，过度赞扬革命恐怖的手段。正相反，无产阶级恰恰是未能充分理解革命暴力的解放作用。这也正是无产阶级仍然受到奴役的重要原因。在工人当中宣扬和平主义，只会削弱无产阶级的意志，帮助巩固全副武装的反革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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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前，我们党就有军事组织。两个目的：在军队内部宣传革命并为武装起义建立据点。由于整个军队都洋溢着革命热情，各支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没有发挥特别显眼的组织作用。但是，在革命的绝对性时刻，让这些数量较少却具有核心意义的人员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十月起义期间，这些人担任指挥官和部队政委等职务。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当中许多人参与组织了赤卫队和红军。
革命直接源于战争，其最重要的口号之一就是结束战争。这一点，与厌战现象相伴而生。然而，革命本身就不断增加新的战争危机。因此，对外部而言，革命初期具有极端弱点。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革命暴露了弱点——几乎完全无法自卫。人们觉得战争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不想再打仗了：农民想要土地，工人想要建立组织并接管工业。
因此，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涌现了大量的和平主义实验。苏维埃共和国宣称不能签署强制条约，但也不会打仗，并下令解散军队。迈出这一步是非常冒险的，但也考虑了当时情况。德国方面恢复了攻势，这也成为了群众意识发生深刻转变的起始点——他们开始武装起来自卫。我们的和平宣言搞烂了霍亨索伦的军队。而霍夫曼将军的攻势则促使我们拼命努力建立红军。
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决定强制征兵：动员已经被复员的农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不可能。军队建立在自愿原则之上。那么军队自然不仅有着不畏牺牲的青年工人，还有不坚定的分子。我们的新军团创建于旧军队自发崩溃时期，不稳定，也不十分可靠。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匪[1]煽动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伏尔加河地区暴乱时，新军队的弱点对于敌我来说都显而易见。而我军抵抗能力又不行：1918年夏季，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反革命分子（已加入捷克军团）攻陷一座又一座城池。他们的老巢是萨马拉。他们又攻占了辛比尔斯克和喀山，下诺夫哥罗德告急。他们还准备从伏尔加河进攻莫斯科。在那时（1918年8月），苏维埃共和国拼命巩固和发展军队。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方法第一次运用。为了伏尔加前线的部队，集中的政治领导和教育机构形成了。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和伏尔加河地区，我们也尝试动员了某个年龄范围内的工农。共产主义小队确保动员的施行。因为战争危机范围大，情势严重，伏尔加河流域的各省份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同时，共产主义小队在农村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对群众开展了紧张的动员工作。富农、神职人员以及旧官僚制度的残余势力，形成各类社会组织，煽动群众逃兵。我们开展斗争，反对逃兵和上述势力，有益补充了动员工作。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地的工人党员涌入了新成立的部队。部队中的政委第一次领导革命并直接代表苏维埃政权。革命法庭警醒群众，社会主义祖国处于致命危险之中，需要所有人无条件服从。结合这些动员、组织和镇压措施，不过几周的时间就带来了重要的转变。军队不再一盘散沙，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我们在1918年9月10日攻克了喀山，于次日收复了辛比尔斯克。那是红军历史上的重要时间点。我们立刻感到自己站稳了。我们总算不用像最开始那样苦苦摸索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能打仗，打胜仗。
同时，全国各地建立了与省、县和乡各级苏维埃紧密结合的军事行政机构。共和国尽管被敌人瓜分，但仍然幅员辽阔，被划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区又包括几个省。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必要的集中化控制。
当时政治和组织方面困难重重。在从摧毁旧军队到创建新军队这段时间，军队内部不断产生摩擦和冲突，才得以转变心理。旧军队设立了由士兵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并选举出实际上隶属于这些委员会的指挥官。当然，这项措施不是军事性的，而是革命政治性的。如果指挥和控制军队，并让军队备战，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措施，就觉得不可接受，是大灾难。此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办法让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隶属于这些委员会并且随时可能被撤换的指挥官来管理军队。但是军队不想打仗。它在自己内部发动了社会革命，抛弃了来自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指挥官，并建立了革命自治组织——士兵代表苏维埃。站在废除旧军队的角度来看，这些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措施正确且必要。但光靠这些措施，不足以让军队骁勇善战。经历了克伦斯基时代，沙俄军队经历了克伦斯基时期，在十月革命之后便土崩瓦解。尝试用旧的组织方法去组建红军，一开始就会削弱其力量。在沙皇旧军队中选举指挥官，有助于清除潜在的复辟势力。但选举制度绝不可能为革命军队提供称职的、权威的指挥官。红军是按照工人阶级专政的原则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部队指挥官是由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党选拔和考验的。有的部队由新近动员的年轻农民组成，政治素质不高，在选举指挥官时，选举不可避免会变成一场机会的游戏，并且在实际上往往会让各种阴谋家和冒险家趁机混入其中，玩阴谋诡计。同样，革命军队为行动而生，而不是宣传的场所，与委员会选举制度不相容，后者实际上只能破坏所有集中化的管理模式——允许每支部队自行决定攻守问题。左翼社会革命党要求各部队自行决定是履行与德军停战的协定还是继续进攻，这样就把这种混乱的伪民主变得无比荒谬。左翼社会革命党这样做无非是试图煽动军队反对创造它的苏维埃政权。
农民，受限于自身性质，无法建立集中管理的军队，他们的武装形式也不可能超出地方游击队的水平，其原始的“民主”常常是哥萨克首领们个人独裁的幌子。这些游击主义作风，反映了革命时期农民的自发性因素，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也影响了很多共产党员的思想，特别是那些出身农民或者前士兵、士官的人。
最初，游击战是必要的、充分的自卫手段。当时，各地反对反革命的斗争还没意识到应该团结和武装起来，由独立分散的游击队开展。这种斗争需要自我牺牲精神、主动性和独立性。但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适当的组织和纪律。游击战的作风开始消极地影响革命斗争。将原来的小队伍转变为团，而后将团编入师，再让师级指挥官服从军级和前线指挥官的命令是艰巨的任务，而且并非总是能毫无损失地完成。
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烈仇视沙皇俄国的官僚集中制。革命后，各州、省、县、镇为了争取独立，互相扯皮。“地方自治”思想最开始呈现出极端无序的特点。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派别中，它与反动的联邦制教条主义有关。但对广大群众来说，这种思想倾向不可避免，而且就其来源而言，是健康的反应，即反对那个扼杀主动性的旧政权。然而，从某个时刻开始，随着反革命势力越来越团结，外部威胁越来越严重，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原始的自治倾向越来越危险。这个问题无疑将在西欧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最具自治主义和联邦制偏见的法国。在革命无产阶级集中制的旗帜下，尽快克服这种偏见，是未来战胜资产阶级的前提。
1918年和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不断地顽强斗争，以建立一支由中央供给物资并指挥调度而且集中化、纪律化的军队。而在军事领域，这支军队更加尖锐地反映了苏维埃共和国各领域的建设进程。
选拔和培养指挥官，遇到了许多大的困难。我们拥有旧的正规军官队伍的残余和广大的战时军官阶层，还有在最初的游击战期间久经革命考验的指挥官们。
在旧军官团体中，有一些懂得或至少了解到新时期意义的理想主义者（当然，这些人是极少数）或文职人员。他们静止不动，缺乏主动性，更没有动力倒向白军；最后，剩下的那些人就是被打得措手不及的积极反革命分子。
我们刚刚开始建设时，这些前沙皇军队军官的问题尖锐地显现了出来。我们需要把他们当成专业人士，让他们负责军事日常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得不从头开始。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敌人不可能允许我们自主训练到应有的水平。我们如果不吸收旧军官的许多代表，就不能建立起集中的军事机构和与之相配的军队。他们不是作为旧统治阶级的代表，而是作为新革命阶级的追随者加入军队的。的确，他们当中许多人背叛了我们，投靠敌人或参加叛乱，但是，他们的阶级抗拒情绪基本被打破了。尽管如此，基层群众依然特别仇视他们，这也是如下的游击队态度的根源之一：在某个小型地方部队的框架内，不需要专业的军事人员。必须一边镇压旧军官中反革命分子的反抗，一边逐步让旧军官中的忠诚分子有机会加入红军。
军队建设领域的反对派“左派”倾向（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倾向）试图找到通用的理论公式来服务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宣称集中化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他们还宣称，革命必须按照它的全部性质，不仅彻底放弃阵地战，而且彻底放弃集中化的军队。而且革命必须灵活机动，大胆进攻。按这样说，革命的武装力量必须是独立分散的小队，没有统一的武器型号，不与任何根据地有关，依靠群众的自发情绪，自由进入敌人的后方等等。一言以蔽之，军事反对派认为革命的策略即游击战的策略。内战的严肃局面很快就驳斥了这些偏见。集中化的组织和战略比地方主义、军事分裂主义和联邦主义更具优势。这些优势很快就能清晰展现出来，足以证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
在军队指挥的机构方面，政委制度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政委由革命工人和共产党人担任，在第一阶段，有一部分还来自左翼社会革命党（直到1918年7月）。可以说，指挥官的角色因此被一分为二。指挥官掌握纯粹的军事领导权。政委负责政治和教育工作。但最重要的是，政委是军队苏维埃权力的直接代表。政委的任务是，在不干涉指挥官的纯军事工作，决不削弱指挥官的权威的前提下，创造条件，使这种权力不至于损害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为完成这项任务，献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孩子。成百上千的人在政委的岗位上倒下了。后来，政委队伍也涌现出了不少革命指挥员。
从一开始，我们就着手建立由军事学校组成的网络。起初，这些学校反映了我们军事组织的普遍缺陷。几个月的短期课程，主要培养的并不是指挥官，而只是普通水平的红军士兵。然而，因为那个时候的群众普遍都是第一次拿枪上战场，上了四个月课的红军战士进步很大，不仅能指挥小队，还能指挥一个排，甚至指挥一个连。我们坚持招募沙皇军队的前士官。然而，必须考虑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城市；他们主要是富农家的有文化的儿子。同时，他们一直还有个特征：敌视“戴着金色肩章”的人——也就是“有教养”的军官们。所以前士官分裂为两种人：第一种人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指挥员和军事将领，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布琼尼；第二种人也为反革命叛乱和白军提供了许多指挥官。
培育革命指挥员的队伍是最艰巨的任务。而且，虽然在红军成立的三四年前就已经选定了上层指挥官，但即便在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培养好了中下层指挥官。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军队提供称职的指挥官。军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是取得非凡的成就。红军指挥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正在稳步改善。
宣传在红军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我们的建设工作中，政治工作，包括军队的政治工作，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我们建立广泛的军队政治机构。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政委，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然而，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胡说八道，将宣传工作描述为布尔什维克的邪恶发明。宣传工作在全世界的军队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而资产阶级宣传工作的政治机器比我们的政治机器强大得多，技术上也丰富得多。我们的宣传工作的优势在于内容。我们搞宣传工作，始终不使用任何特殊的技术方法或程序，而是把共产主义思想当成主要的宣传内容来团结红军，同时扰乱敌军。我们公开泄露这个军事机密，而不用担心敌人抄袭。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红军的技术装备水平都能反映我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我们继承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物质遗产。这些遗产，乍一看，很大，却又极端混乱。某些东西太多，某些东西又太少，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拥有些什么。主要的军需机构巧妙地隐瞒了他们自己所知道的那一点点，“地方权力”掌握自己地盘内的一切资源。革命游击队领导人无论获得什么资源，都用来补给自己的部队。铁路部门违反既定的运输线路，狡猾地将满载弹药的车厢，甚至是整列火车，引导至其他地方。因此，在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战争遗留下来的资源被大肆挥霍。个别军事单位（主要是团）身后拖着装甲车和飞机，然而他们的步枪没有刺刀，甚至经常缺少弹药。1917年底，军工业停产了。直到1919年，旧的库存开始耗尽时，我们才开始着手恢复军工业生产。1920年，几乎整个工业体系都服务于战争需要。那时我们并没有库存。每一支步枪、每一颗子弹、每一双靴子都是直接从工厂送到前线的。有时——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周——如果每名士兵的每颗子弹供应都被计算在内，一列携带弹药的特殊列车要是未能按时抵达前线，就能导致整个师撤退几十俄里。
尽管随后内战的事态变化导致经济崩溃，但军队的供给日益走上正轨，一方面要归功于工业力量的张力，另一方面，主要由于苏维埃政权不断加强监管战时经济。
在红军发展的过程中，骑兵部队的创建工作有着特殊的地位。如果不讨论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说，过往那些落后的国家拥有最好的骑兵：俄国、波兰、匈牙利，还有早期的瑞典。骑兵需要草原和大片空地。而在俄国，这样的草原和大片空地由于自然因素出现在库班河和顿河流域，而不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边地区。在美国内战时期，南方种植园主在骑兵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到战争第二阶段，北方资产阶级才懂得如何运用骑兵。我们这边也有同样的情形。反革命势力在落后的边疆地区扎根，并试图从那里向内推进，把我们的地盘捏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狭小地区。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最重要的武器是哥萨克和普通的骑兵。他们大胆突袭，最初往往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然而革命势力一旦领会到了骑兵在灵活机动的内战中的重要性，并不惜一切代价建立骑兵部队，曾经为反革命分子占有的落后地区的优势，照样也能被革命势力掌握。1919年红军的口号变成了：“无产者，上马冲锋！”（Пролетарий, на коня!）短短几个月，我们的骑兵就达到了敌军的作战水平，最终掌握了主动权。
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团结，越来越自信。在第一个时期，工农都不愿参军，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身的无产者自觉为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武装力量努力。正是这些人在第一个时期，也是最困难的时期，承担了工作的重担。农民的情绪则不断摇摆。纯粹的农民军，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治和技术上准备不足。他们在第一个时期有时不战而降。可是白军把他们放到他们的旗帜下时，他们又投奔我们了。有时农民群众尽力表现独立性，不加入红白双方，而是入林为“绿”。但绿军分散，又没有政治上的支持，注定失败。因此，在内战前线，革命的基本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清楚：部分农民，为拥护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同工人阶级斗争，不断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支持了工人阶级。在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这类最落后的省份，数千人逃兵役。白军将领们的部队抵达省份边界，则使逃兵们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迫使他们加入红军。农民拥护工人反对地主和资本家，这一社会事实最终推动我们取得胜利。
红军诞生于战火之中，因此，红军的建设并非总是有明确的计划，而且往往使用缺乏条理的临时措施。因此红军机构繁冗笨拙。我们利用每次作战中的喘息机会精兵简政。在这方面，我们在过去两年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1920年，在我们与弗兰格尔和波兰作战时，红军的陆军超过500万人。今天，它与海军加在一起大约150万人，并且这个数量仍在缩减[2]。目前已经完成并且仍在推进的精兵简政工作慢于预期，因为在减少数量的同时要提高质量。后勤机构远比战斗单位更精简。裁军后，军队并没有变弱，反而更强了。它的战时部署能力正在稳步增加，而且它对社会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1]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建立于沙俄时期，由捷克斯洛伐克战俘组成。十月革命后，捷克军团努力“还乡”，选择了穿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公路。——作者注
[2] 截止到1922年5月。——俄文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