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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职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1921年3月17日
同志们，我们此刻要就职工会问题通过一定的决议。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问题都是以阶级与阶级以及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为依据的。与此相对立，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估计我们的争论时，作为一个主要前提指出的是，我们这些“生产者”忽视了关于农民的作用以及农民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迫不得已而对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和农民心理作了巨大让步。同时，季诺维也夫说，生产者、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政纲的支持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的错误和虚伪最明显不过地完全暴露出来了。我必须指出，恰好在一年前，即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前夕，在我曾到乌拉尔工作将近一个半月，在那里更接近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一切实际问题并从地方工作人员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之后，在去年2月我曾向中央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这份建议我可以散发给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它与你们现在所要讨论并通过的那份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建议几乎逐字逐句完全相符。我又证明说，因为我们的粮食政策是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扩展起来的，从而就必须在这方面创造刺激力量，即极力改善农民的经济，这一点在保持工人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经济上让步的办法是可能办到的。这个结论我们是过了一年才得出的。当时我并没有灰心，我深信我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事实就是这样摆着的。在这里，预见的正确性完全在我们这一方面。
现在来谈一下关于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里所进行的斗争，仿佛是拥护工人民主或反对工人民主的斗争，“工人反对派”崇拜民主原则，提出了一些危险口号。把工人阶级的选举制仿佛置于党之上了。但是，每个时期的专政都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形式原则上。当然，工人民主是借以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的唯一方法。这是常识。我同意，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忘怀了这个起码的真理，有时需要修改和提醒，有时需要新的宣传方法，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有一个条件，即全党一致认识到：即便在工人阶级情绪暂时动摇的情况下，党仍然捍卫着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如果这一点是所谓工人反对派没有了解的，那就会因此而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我断定说，在我们斗争的初期，特别是在同一直作为十人提纲的最明显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斗争时，季诺维也夫同志把党的作用在工人民主作用的面前化为乌有了。当我证明工人民主必须从工人阶级经济利益为依据的时候，后来站到十人立场上的加米涅夫同志在争论中便宣称：工人民主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有条件的”原理。当然啰。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有所制约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工人民主是某种处在所有其余东西之上的无条件的东西，那末施里亚普尼可夫同志就对了，他在其第一个公式中说：每个工厂可选出自己的管理机关，每个区生产者代表大会可选出领导机关、直到选出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如果从形式方面来说，那这是最明确的工人民主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曾作了主要的斗争。但是，因为列宁同志参加的是最初的争论，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极为谨慎，他只是暗示：不要使季诺维也夫同志误入迷途太深。在这个问题上，不同阵营的同志们都有这种印象。这一点，在今天又被证实了。
我在谈到十人决议草案时，应当提醒同志们，要知道将要表决的不是演说，而正是这个草案。我认为决不能表决这个决议草案，因为这个草案十分——不妨这样说——不完善。在这里，列宁同志仿佛责备我（在这一问题上，他责备布哈林同志为折衷主义），说我好像是把经济和政治对立起来，其实政治是集中的经济。我过去和现在都说，党内的协调、革新、妥协和大力扩大工人民主范围等问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一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在这里，并没有忘却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面临的危机，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从前，危机只是以征兆的形式在苏维埃、党及其他各方面呈现出来的。在职工会里，它表现为工人阶级消费心理的压力，表现为工人群众与生产心理的联系不仅不够，而且近来日益减退。
危机在于：在职工会里，单纯消费观点的压力增加了，而这种观点对下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要比对上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更大和更直接。但是，如果这一点在下面找不到理论上的表现，那末在上面是可以找到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这里的危机并不是职工会的危机，而是一般的危机。但这不过是一般的空谈危机罢了。但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分析危机的不同方面的表现。我们说，也有这样的职工会危机，这种危机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革命的危机，即我们所要克服、但此刻还存在着的那种危机。由此人们便作出了这样一个意料之外的结论：我们证实危机是不对的；对我们提出不同意见，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增长。这就是整个实质所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毫不在乎地忘却了本人武断的后一半，即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增长这一武断的后一半。目前我们怎能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增长呢？如果说：“托洛茨基犯了错误，因为他不了解即将到来的是更加深刻的危机，而不只是单独的职工会危机”，那就更合乎逻辑。这种说法虽然从实际方面来讲是不对的，但至少还是合乎逻辑的。可是说现在职工会遭受的危机不是危机，而是增长的征兆，这又像什么话哩！不说职工会危机只是最深刻的危机的反映，反而对我们说：“这是增长的征兆。”同志们，你们不能自圆其说，你们决议中的“不是危机，而是增长”这一章是不正确的，应当完全删去。
其次，谈一谈职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同志们，还是一些老生常谈。决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即模棱两可地、马马虎虎地提出问题。这里说：“即使在苏维埃俄国，职工会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它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一开头就这样说：“在苏维埃俄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季诺维也夫曾经对我们说：即使在欧洲，职工会这一问题目前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欧洲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以新的方式提出。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消融在全欧性的问题里呢？此刻应当以苏维埃国内情况的特点、工人阶级专政（当然是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这种修正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以及这种专政的特殊条件为出发点。他们不仅要把我们从工人阶级专政这—立足点上向后拖，而且从一般的工人共和国这一立足点上向后拖，并且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和在资产阶级国家一样。”这段文章也就是从此开始的。是否谈到沙皇俄国、德国和法国呢？这里，“共产主义学校”是什么意思呢？决议中说，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是“改造”半无产阶级分子，使他们“适应”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抱歉得很，但这只是一般的空谈。“改造"、“适应”是表示什么？如何改造、如何适应呢？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后又说到关于逐渐吸收最广大劳动阶层参加经济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如何吸收呢？以什么为基础呢？要知道这一点是到处都说得很坚决的。在提到任何一个机关时，没有一个法令不是指示要“吸收”的。但是，结果如何呢？我们这里有特别的“吸收”机关工农检查院。吸收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方面，职工会有什么特点？有何具体任务呢？没有说。在第7页里说：“对苏维埃俄国职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请听一听，“同样地，经济教育这个因素”。所以，最初先作些改造和适应，除此而外，“共产主义学校”原来“还包括经济教育这个因素”哩。我深怕这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他的手笔。“对苏维埃俄国职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因素”。请注意因素，“经济教育因素”，“同样地”这一些词。这里，他们是对生产观点作了让步，告诉我们说：“职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它除了实行改造和适应的作用之外，还包括一个不关重要的因素，即经济教育的因素。”接着就说起与以前所说的完全矛盾的话来：“职工会之所以能实行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群众在按共产主义原则实际改组经济方面的领导者。”因此，既然只是“因为”，那何必要“同样地”和“因素”这些词哩。我再说一下，这里到处都有矛盾和紊乱。这是写得很草率的、折衷主义的和前后矛盾的。这是不中用的。下一章是“关于职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一点也不见得好。这一章里说，“职工会迅速国家化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迅速”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小时走多少俄里？这完全是表面的，令人不可了解的，草率的。应当说明：我们是否在向职工会国家化方面发展？如果是，那末应当了解这种发展的速度是取决于什么。显而易见，它要看加入职工会的工人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实际增长情况而定。换句话说，职工会在经济方面所起作用增加了，从而也就意味着职工会逐渐国家化。如果我们在自己面前提出一项要促使职工会生产作用增加的任务，从而也就是要我们促使职工会国家化。但是，“迅速”是什么意思？这一点我不明白。若是“人为地加速国家化的速度”，那就只会妨害了职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这里，就不解释“人为地加速速度”的意思是什么了。目前我国有职工会脱离生产和消费心理流行的现象。在这里，为什么要讲到人为地加速速度呢？为什么职工会进一步国家化会损害职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呢？如果创办非国立的共产主义学校更好些，那我们又为什么要按同样原则创办与它并列的国立学校呢？请拿工农检查院向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来看。在第1页上就说：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一个国家机关，它在工厂里建立有自己的、类似基层工会的基层组织。为什么在工人国家里实行国家化这个举动本身是共产主义学校的故障呢？如果我们不能把国家机关变为共产主义学校，同志们，那就应当否认某些事物或否认尽量多些。其次，“职工会的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这种说法是不太确切的，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种说法，我们并不反对。为了避免由此而发牢骚、产生误会和从事恶意宣传，我们已把这一点完全列到我们的提纲中去了。
当我谈到选择职工会领导人员的时候，我谈到我们应该从生产观点上来为职工会选择工作人员的时候，托姆斯基同志便说选择就是委派。我们曾对托姆斯基说：他们在职工会里担任什么职位，我们将采用工会组织的方法来确定，但他们的人选应当在党内选定。托姆斯基不愿承认有任何宽容之处，他说在这里选择就是刷新和委派等等。而现在我们在有托姆斯基签字的决议中看到的却完全是这样的辞句：“领导人员要由党来选择”等等。再次讲的是“职工会和政治处”的问题。这并不是最具有原则性的问题，但也遭受责难，因为极不公平云云。但是，同志们，我仍然要你们回忆一下，铁道总政治部是在什么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已经说明：“代表大会同时认为绝对无条件地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和非常的措施（军事条例等），这些措施是根据运输方面骇人听闻的瓦解情况而决定的，其任务是通过一些刻不容缓的办法来防止运输事业全部瘫痪和与此相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你们看看：我们处在“运输事业全部瘫换和苏维埃共和国灭亡的前夕。”
整整一年以前，决定采取的特殊措施稍多了一些。铁道总政治部是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首先为拯救运输业而建立或扩展起来的。最初有某人企图否认铁道总政治部工作的成绩。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运输统计学。不妨了解一下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铁道总政治部获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由于几千共产党员投入这一极为艰巨的工作而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获得了巨大的初步成就。我们编制了一年完成10,000台机车中等修理的计划。我们在1920年下半年就完成了6000台机车的中等修理，从而，在1921年内（如果往后工作情况不更坏的话）至少可以完成12,000台机车的中等修理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用一些硬性办法进行的，当然，党监督了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加以中止。8月28日成立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方面获得了一种推动力，进行了伟大的工作。这种工作基本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拯救了已处于绝望状态的运输业。这种成就经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讨论并已承认之后而党代表大会还不承认，那是不对的，是该受责备的；肯定十人草案中的意见，对你们曾经提出的、但现在还未免职的那些工作人员说来，将是一种难于容忍的不公平。
现在谈一下关于一些实际建议的问题。这些建议已经争论得很详尽了，所以我不打算在这些建议上再来耽搁你们。以后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于各个实际建议我们将在这个委员会里更加详细地来谈，如果我们不能商妥，那再提到这里来谈。但是，有一项建议即关于增加职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是此刻必须要谈的。在十人草案中到处都提到，职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太小，应当加以扩大和增大。但是，同志们，这里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职工会现在的环境和工作是同1917年末或1918年初不一样，当时就组织经济来说，职工会面临的是一片荒野或敌占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或初步的经济组织体系。他们向职工会说；“你们应当在组织上扩大自己对生产的影响。你们应当比以前更多地掌握直接领导组织经济的工作。”这一点，在这个提纲里提过两三次，但这是什么意思呢？采取什么方式呢？你们知道过去的斗争是反对合并的。但是，在经济方面，职工会遇到了现有的苏维埃国家机关。职工会如何能不经过这个机关、不借助于它或不通过组织上与它合并的办法来增加自己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呢？这就是我们处处都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工人反对派有这样解决问题的倾向，即由职工会掌握经济，撇开那些集中了我们三年建设经验的经济机关。这种决定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里，十人草案中说，过去职工会和经济机关是同时并存的，由于当时经济机关的薄弱，这种并存局面证明是必要的。今后将怎样呢？显而易见，职工会今后进行自己的活动仍然是经过经济机关，不反对或不越过经济机关，同时并不把经济机关一脚踢开，也不同经济机关各自为政地搞一套工作，而是达到在组织上的结合，这种结合也就是合并。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得到了你们这方面的某些让步。我们曾经力求使全俄职工会代表大会和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同一时期举行会议，它们有共同的日程，在主要工作上有共同的小组活动，等等。如果有条件实现这一点，那末我们就在组织上的结合和合并方面进了一大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这个绝对不正确的提纲和这种既不能充实我们党、也不能充实共产国际的糊涂说法。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劝你们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季诺维也夫同志向你们作了报告，好像这个决议案包括了一切，好像我们已根据这个决议案而深信党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有两种世界观、两种工作方法和两种态度等等。但这并不是如此。这是骇人听闻的夸大。我们现在是处在最困难时期和需尽最大努力的前夕。如果你们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职工会问题，那末，你们就会更心平气和地对待意见分歧，并会找到促使党达到最大团结的正确办法。（鼓掌）
（译自1921年3月17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