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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民主
托洛茨基
1921年1月11日
每个国家制度都是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机构。
国家机关的结构及其方式须服从下列任务：保证本阶级在当前条件下最适合于它的管理形式。既然管理是通过人进行的，是由人并且对人进行的，那末每个统治阶级的每种管理制度的根本任务，是发掘、鉴别、选拔和教育对管理所必需的人才并把他们安置到适当的岗位上。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其“各得其所”一句俗语中所表明的那种任务。
任何制度，诸如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都有这一项任务。
挑选和教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各得其所”。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虽说有普遍选举权和比例选举制等等，但是当权人物的选举和配备决不是通过选举方式完成的。实际上，是在上层进行着复杂的人为的挑选工作，挑选对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分子，由他们组成政治集团，这些集团在次要问题上相互竞争，但在主要问题上团结一致，——至于实际无能为力的群众却不得不定期地从这些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人为拼凑的集团中选出一个集团上台执政。
只有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才能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才能逐渐造成一些条件，以便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或有名无实地把劳动者吸引到管理方面来。如果把民主恰好理解为群众实际地、更加自觉地和更加有计划地参加各方面的管理，那末可以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它采取怎样严厉的“专政”形式，才能创立、制定和发展这种真正的民主。换句话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使工人阶级能够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建立自己所必需的一些机关，才能各得其所。
这种过程是不是在一切领域和在任何时候都通过形式上的选举完成的呢？没有的事。对形式上的民主标志的这种崇拜是执政的工人阶级没有经受过的、［注：此处的顿号疑为句号，似属排版错误——录入者注］领导工人阶级的党，既是自觉地和确切地反映工人阶级争取最后胜利的意志，不能不一再对工人阶级指出，在哪些场合必须缩小形式上的民主并把它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保障基本的东西即工人阶级的政权。
假若作纯粹抽象的讨论，也就是想法脱离实际的国内外历史条件，那末可以说，最好从作坊和矿井开始到处都立刻实行选举制。这样一来，劳动群众就会有最丰富的资料来此较各企业机关实行选举的结果，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改正错误并逐渐学会把适当的人选到适当的岗位上。譬如说，假若在军队中立即实行普遍选举制，那末归根到底我们的各排、各团和各师就会学会选出那些最后能保证胜利的指挥员。不幸的只在于：在走向这一胜利的道路上，我们的师团，而且与它们在一起的还有整个工人阶级，就会被已经挑选了指挥人员的敌军彻底歼灭，所以我们甚至没有可能把军队选举制的经验推行到底。正确的阶级本能与共产党的教育工作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大大限制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工人阶级清楚认识到，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军事上内行的和政治上可靠的机构来选择指挥人员，较之对此准备不足的群众直接选举，能获得虽不是理想的、但实际上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上述种种经过某些更改和缓和后适用于苏维埃工作的一切方面，而首先适用于经济方面。
由此可见，不应该用形式主义的民主准则来对待问题，而应该根据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从实际吸收群众参加管理的角度来对待问题。
无疑地，战争使采用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大大地缩减了。但是，这决不是说，战争机械地使真正民主的发展中断。决不能这样说。在最困难条件下领导农民群众这一方面军队给了几万先进工人非常重要的教育。另一方面，军队首次使千百万农民认识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概念，并吸收他们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这个极重要、极宝贵的经验，虽然不是以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获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机关以“任命”方法获得的，——但是它在目前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民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为了保证自己有必要的国家机关并在每个特定时期加强那些解决当前最重要任务的国家机关的机构，必须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轮流使用，有时配合使用选举制和任命，委员制和一长制，直到个别独揽大权为止，——所有这些方法，有时是一种方法靠另一种方法扩充，有时是相互补充，总之，这些方法是供工人阶级来建立必要的管理机关和解决那些已提到日程上的任务。
1917年秋季在彼得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夺取政权这件事，首先使征服旧军队和占领农村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宣传方面的，从宣传角度上对工作人员进行挑选和分配。在这个时期要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首先也是由宣传任务决定的。党和群众对工作人员都按其宣传工作的分量加以评价和适当地安置。第一个时期——革命和政治上取得最伟大成果以及行政和经济上处于最严重混乱的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在1918年3月，党已经为自己提出关于新的工作方法和选择组织者和能干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即关于在各方面以经常有计划的创造来补充宣传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只是提了出来。国内战争紧张起来，为了军事任务，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方式并要求对工人阶级重新配置，首先要求对其先进分子重新配置。在这里，旧式的宣传员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新质量的宣传员，这项工作比以前通过宣传的方式分化旧军队和争取群众的初期工作还要复杂。这个时期的中心人物是军事委员。从这新的角度上对党内工作人员作重新评价，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挑选适当的工作人员和对他们作进一步的教育是两年多的时间内党机关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工人阶级把党的、苏维埃的和职工会的各种不同方法配合起来而保证了自己有—个必要的战斗机关，虽然形式上的民主大大缩小了，但是千百万群众参加了，而且自觉的参加了军队建设。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军队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最高度的军事民主的军队，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军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质上的）。
一年以前出现了新的时期，即为了实现经济任务而对工人阶级进行重新配置的时期，有关的问题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广泛地提了出来并大体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经济时期的到来由于同波兰和弗兰格尔进行战争而推迟了一年。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够认真地研究经济任务。这种情况对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党以及对苏维埃国家来说，仍就意味着首先要挑选和教育那些真正能够自下而上地领导群众经济活动的工作人员。
今后，若无宣传，若无政治教育工作，当然我们就解决不了任何经济任务，就像解决不了军事任务一样。因而，我们的宣传经验必须完全根据新任务和新情况加以利用。
我们在军事方面所具有的丰富经验——首先是在最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先进工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农民的经验——不仅应当加以估计，而且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到生产领域中去。我们决不打算向后退，也不打算在发展的线索仿佛已被战争打断的地方结起小结（某些肤浅的宣传员对事情作这样描述），不，我们要把宣传经验和军事经验（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经验）运用于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不仅向群众明确地提出经济任务，无论在任务的共同性（统一的经济计划）或任务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某作坊和某工厂的特别任务）方面，不仅对专门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进行纯粹组织上的检查，而且首先是全面地提出关于选择、审查和教育经济工作人员的问题。
问题指的并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某些工作人员，而是从生产角度上对党的、职工会的和苏维埃的为数众多且日益增多的那一部分工作人员进行评价，并对他们进行生产教育。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战争已经把苏维埃制度变成军事制度，即变成服从军事任务并向它看齐的民主制度。但是，军事任务无论如何扩大都不能触及像经济任务那样深远。如今问题涉及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重新配置，是重建工人阶级的机关，和从生产角度上来分配工人阶级的领导人。问题涉及的是生产民主，而生产民主的基石应当是职工会。
（译自1921年1月11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