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策略（托洛茨基，1917年9月6日）

国际策略

托洛茨基

1917年9月6日

　　由于俄国革命中无比明显地存在着许多阶级政治集团，我们在思想方面也充满了空前未有的混乱。俄国历史发展的迟缓性，使得市侩知识分子能用最好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孔雀毛装饰自己。不过他们使用这样的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瘦骨伶丁的裸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以在3月初、5月3日和7月3日都没有夺得政权，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革命，而是因为：完全陷入帝国主义罗网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已不能完成一百二十五年前雅可宾民主党人所完成工作的十分之一。他们一面高谈阔论地说着拯救革命和国家，可是不经一战就把阵地接二连三地交给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因此，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直接任务，革命也正在从自己身上彻底撕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外衣。
　　或者是我们向着很可能最后宣布君主制的顽固的帝国主义制度倒退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军队组织和其他等等都要被打碎，而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之流也不会受人重视。或者是无产阶级把半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把这些群众昨天的领袖从道路上扫除掉（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之流也都受不到重视），同时建立工人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进一步胜利，直接取决于欧洲革命、首先是德国革命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在方便时刻可以随意背叛（像策烈铁里和契尔诺夫一样）的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因此，我们不能用那些使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发生困难的步骤和策略为代价来换取局部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坚决与社会爱国派断绝关案是我们全部政治工作的必要前提。
　　国际主义者同志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位发言者叫嚷说，——把你们的社会革命再推迟五十年吧……不用说，这个善意的劝告博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满意的鼓掌。
　　对社会革命的态度这个问题正是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的空想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有不少的“国际主义者”，他们以战争所引起的一时沉醉于沙文主义的现象来解释国际的危机，或者指望一切迟早都要恢复原来状态，旧的社会党会重新找到现在已经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幼稚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要让资本主义社会暂时失去平衡的外来灾难，而是在该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对于民族国家和私人占有形式的局限范围所进行的反抗。向着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对平衡状态后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是用层出不穷的帝国主义新战争继续盲目破坏生产力，或者是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历史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
　　同样，国际的危机也不是外来的现象。
　　欧洲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形成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而改良主义者企图使无产阶级迁就国民议会制和民族市场的时期。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着拥护者。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党员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承认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却说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这种要求，实际上这个日子是遥遥无期的。”由于“和平”时期为时颇久，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旧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内占了统治地位。直到矛盾的“和平”积累为帝国主义的猛烈震荡所代替的时候，才突出地暴露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和荒谬无稽。不仅旧的民族国家，而且随之而增长的官僚化的社会党，都跟继续发展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种情况本来可以更早就多少预见到的。
　　远在十二年以前，我们就曾写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要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宣传组织工作有一种内在的陋习。欧洲的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党——德国的党）为自己养成了一种保守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群众越多，群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越高，这种保守主义就越顽强。因此，在一定时期，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会成为工人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的道路上的直接的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在一定时期会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我国的革命”1906年版，第285页）但是，如果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第二国际各国政党丝毫没有偶像崇拜，那末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些庞大组织的崩溃竟会如此悲惨。
　　新的时期产生新的组织。现在到处都在斗争的火焰中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丰富遗产当然不会毫无用处。不过，在这种遗产内要进行内部清洗工作，整个一代的“现实主义”庸夫俗子都将被抛到一边去，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破天荒地获得全部的政治意义。
　　在每个国家内，现在的任务不是维持过时的组织的统一，而是真正团结无产阶级的主动革命因素，这些因素现在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被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国际范围内，任务不是要在外交会议上（斯德哥尔摩！）使参政的社会主义者靠拢与“和解”，而是要使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联合起来，并使他们具有共同的方向——在每个国家内进行社会革命。
　　的确，在工人阶级的上层中间，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全欧还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俄国人却不应害怕这个。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少数会很快变为多数。工人群众所积累的愤慨一经彻底打破国家纪律，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他们的朋友就会立刻取得德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只有举行社会革命的政策才证明组织上的分裂是适当的；但是这个政策也使组织上的分裂成为必要。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的同伙）与我们相反，他们不承认应从社会革命的政策下提出政治任务。他们在自己的政纲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所以我们的任务只应限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种议论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任务。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俄国，那末马尔托夫的议论或许是对的。可是，问题却是关于消灭世界大战，关于向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进行解释：说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们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说，欧洲工人的失败会使我们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还要变为英美的殖民地；不是使我们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马尔托夫同志反而拿局限于民族的框子来看俄国的革命，并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提法正在完全面临着曾使第二国际崩溃的该死的民族局限性的危险。
　　马尔托夫同志实际上把自己局限于民族远景，因而还保留着跟社会爱国派在一个组织内和平共处的可能。他希望跟唐恩和策烈铁里一起去害那种应随战争消失的民族主义的“疫病”，然后又打算与他们一起回到“正常”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马尔托夫所以跟社会爱国派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因为空洞的派别传统，而是因为对社会革命都抱有透顶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都把社会革命看作是不能决定提出今天任务的遥远目标。这就使他跟我们分了家。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们不只是目前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不，它是要完成一项国际义务，是要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战线上占领一个最重要的阵地。正是这个基本的观点，决定着我们对待所谓民族护国主义的态度。战线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们停止，也不能使我们放弃斗争，我们斗争的锋芒已指向了靠帝国主义互相残杀人民来支持的资本主义基础的本身。
　　不断的革命反对不断的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译自1917年9月6日〔旧历8月24日〕“无产者报”第10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