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的性质（托洛茨基，1917年9月4日）

俄国革命的性质

托洛茨基

1917年9月4日

　　自由派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政客和报界人员非常关心俄国革命的社会学评价问题：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呢，还是其他什么性质的呢？骤然看来，这种在理论上的关心可能令人莫解。自由派丝毫不关心揭示“自己的”革命的阶级性质。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一般说来，他们不用理论分析而用“合理的看法”指导自己的活动，而“合理的看法”只不过是局限性和无原则性的代称。但是问题在于：米留可夫和唐恩受普列汉诺夫鼓舞的关于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性的议论，没有一点论据。无论“统一报”、“言论报”、“日报”或是令人头痛的“工人报”，甚至都没有花些气力来说明他们所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议论带有纯粹实用的目的：证明资产阶级“有权”掌握政权。尽管苏维埃代表着大多数的在政治上富有生命力的居民，尽管资产阶级政党在所有的城乡民主选举中正在彻底破产，但“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必须使资产阶级享有政治特权，必须改变国内各政治党派在政府中不给资产阶级任何权利的现象。如果采用民主议会制的原则，那末显然，政权一定要属于社会革命党人或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但“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要取消民主原则，对于占压倒多数的人民的代表在内阁中只给予五个席位，而对于极少数人的代表则给予双倍的席位。民主滚蛋吧，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万岁！
　　难道说可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要资产阶级么？——普列汉谐夫引用辩证法和恩格斯的话哗众取宠地问道。
　　正是这样！——米留可夫接着说，——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宁愿放弃人民显然不愿意交给我们的政权。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科学。于是他就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和唐恩解释说，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必须使劳动人民跟剥削者在政治上联合起来。从这种“社会学”的角度看来，布伯里可夫和策烈铁里滑稽地握手揭露出它的全部历史含义。
　　不幸的只是：孟什维克在多年内已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中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可是现在又要用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作为根据使社会主义者跟资本家联合！
　　他们说，因为在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政权的任务只能是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很明显，社会民主派目前还无事可作：他们的位置不是在政府中，而是成为反对党。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他无情地攻击了考茨基，因为考茨基的决议案在这方面允许了一些例外情况。旧制度下的刚愎自用的人也说过：“时间和法则是常变的。”正象我们所看到的，普列汉诺夫社会学中的“法则”也在变。
　　但是，无论孟什维克及其鼓舞者普列汉诺夫在革命前的观点和今天的观点有多大的不同，“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却依然如故。骤然看来，这种看法可能算是一个公式。事实上，它只是愚蠢。
　　人类的历史不是从莫斯科会议开始的。从前就已有过革命。在18世纪的末叶，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叫做伟大革命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在它的一定阶段上，政权落到了雅可宾党人的手中，雅可宾党人依靠了共和党人，依靠了城市内的底层手工业者和无产者，在他们跟吉朗特党人、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当时的立宪民主党人中间设下了四角形断头台。只是因为雅可宾党人的专政，才使第一次法国革命具有了真正的意义，才使这次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然而，这种专政的实现不仅没有资产阶级参加，而且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罗伯士庇尔没有来得及认识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他违反了社会学的一切法则，不仅不与吉朗特党人握手言欢，而且砍掉了他们的头。这可以说是很残酷的。但是，这种残酷决没有妨碍法国革命成其为伟大的革命，同时也没有使它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所有的无能之辈都在滥用马克思的名义，可是马克思曾经写过：“整个法国恐怖无非是平民对待资产阶级敌人的办法”……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害怕这些平民对待人民之敌的办法，所以雅可宾党人不仅从政权中排除了资产阶级，而且每次在资产阶级企图阻止或“减弱”自己的工作时都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显然，雅可宾党人是在不许资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了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
　　关于1684年的英国革命，恩格斯曾经写道：“只有革命大大超出了它原来的目标，完全象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一样，才会使资产阶级夺去已经成熟的果实。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法则之一，显然而且事实上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的法则跟孟什维克用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的臆测是恰恰相反的。
　　最后，可以说雅可宾党人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罢了。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导的所谓“革命民主派”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在已经进行的城乡选举中，一方面是立宪民主党，即大中有产者的党，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二者之间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中间党派存在。这就极清楚地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政策跟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丝毫没有区别，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是一样。这一点跟一部分最落后的工人或保守的、享特权的工人支持他们的事实并无矛盾。那末社会革命党人到底为什么不能夺到政权呢？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姑且假定如此）在什么意义上和为什么迫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采用雅可宾党人的平民方法而采用跟反革命资产阶级妥协的沙龙方法呢？显然，答案不能从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中寻找，而只能从我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怜性中寻找。我们的假民主派不仅不使政权在自己手中成为实现自己历史任务的武器，而且恭恭敬敬地把实际政权让给了反革命的军事帝国主义集团，策烈铁里甚至在莫斯科会议上吹牛说，苏维埃不是由于处境困难或在坚决战斗和战败之后交出了政权，而是自愿地交出了政权，这是政治“自制”的证明。引颈受屠的小牛的德行，并不是征服新世界的品质。
　　康文特恐怖分子和莫斯科会议投降分子之间的差别，跟老虎和大小牛犊之间的差别差不多。但是，这不是基本差别。它还掩盖着民主派本身的决定性差别。雅可宾党人所依靠的是贫穷的和无产的阶级，包括当时还没有形成的无产阶级。在我国，产业工人阶级已从非定型的民主派中分离出来，并成了有头等意义的、独立的历史力量。随着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离出的无产阶级发展了最宝贵的革命品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同样的程度上失去这种品质。这种现象也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大大超过18世纪末叶的法国的结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决不能用人数的多少来衡量，它的决定因素是无产阶级在生产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已在战时极明显地表现出来，铁路罢工的威胁，使我们现在重新想起了全国都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集中工作。小市民和农民的党，刚一踏上革命的道路就受到双重炮火的轰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阶级的强大集团；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小市民的党为了影响工人，越来越用它的“国家制度”和“爱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党，因而正在陷于屈从反革命资本的集团的地位。同时，小市民的党完全不可能真正消灭一切欺骗人民群众的形式，即使只消灭旧时野蛮的形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影响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由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对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所代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由于“自愿地”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集团，不得不把它的革命使命彻底交给无产阶级的党。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露骨地援引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来解决策略上基本问题的企图，只是为了煽惑落后工人和欺骗农民。
　　在1848年法国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已经作了独立活动的英勇尝试。但是，它在当时既没有鲜明的革命理论，也没有有威信的阶级组织。它在生产中的意义大大低于今天俄国无产阶级在经济中的作用。最后，在1848年的背后已经有了按自己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伟大革命，因而这一点立即就影响到无产阶级、主要是巴黎的无产阶级跟人民群众断了联系。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土地奴役、等级桎梏以及教会的压迫和等级掠夺，是摆在革命面前必须采取坚决无情措施的迫切问题。我们党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断绝关系”，甚至彼此不相往来，最极端的“断绝关系”，也决不等于无产阶级跟城乡受压迫的群众断绝了关系。相反的，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反对现在苏维埃领袖们背信弃义的叛变行为，只会给千百万农民带来有益的政治分化（分裂），从顽固的社会革命党人叛徒的领导下把农村中的贫民争取过来，并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人民的、“平民的”革命中成为真正的领袖。
　　最后，对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性的空洞引证，也一点没有谈到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而这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伟大的雅可宾革命，在它周围并且和它对立的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君主制的欧洲。雅可宾制度由于不得不在极度紧张的负担下反对中世纪的联合势力，终于变成了波拿巴制度而宣告垮台。恰恰相反，在俄国革命面前有一个大大超过俄国的已达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峰的欧洲。现在世界上的屠杀现象表明：欧洲已达到了资本主义饱和限度，已不可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继续生存和发展。这种流血和毁灭性的紊乱，是盲目的生产力的粗野暴动，是铁和钢为反对利润的王国、反对雇佣奴役和反对人类关系的卑鄙无能而进行的暴动。被战火所笼罩的资本主义，正在用它的炮向人类宣布：“或者是抑制我，或者是我把你埋葬在我的废墟下面。”
　　以往人类千万年历史、阶级斗争和文化的发展，要求必须在现在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其他的办法和出路。俄国革命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此。这既不是“民族”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谁要是把它看成“民族”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谁就是还生活在18和19世纪。可是，我们“时间的祖国”是20世纪。俄国革命在今后的命运，直接取决于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就是说直接取决于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正在使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带有灾难性。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流用竞争获胜者的口吻说话未免过早。卡列丁之辈磨牙未免过早。叛徒策烈铁里一伙人高攀反革命用轻视态度伸给他们的手也未免过早。革命只不过刚刚说了它的第一句话。它在西欧还有巨大的潜力。反动事业家和小市民糊涂虫的握手，一定要被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的伟大握手所代替。

（译自1917年9月4日〔旧历8月22日〕“无产者报”第8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