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的渴求（列夫·托洛茨基，1908年11月23日）

ВЗАЛКАЛИ "КУЛЬТУРЫ"…

对“文化”的渴求

列夫·托洛茨基

1908年11月23日
Uni 佐仓绫奈译校

　　原文原载于《基辅思想》第325期。译者直接根据俄语原文进行翻译和校对。
　　俄语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486.html

　　显然，俄罗斯知识界可以祝贺他们有了一条新的“脑回路”^[1]。这条脑回路的特征正在被越来越鲜明和显著地界定出来。这里并不是说发生了什么历史性突发事件；正好相反，这一切都被一针见血地预言了。但即使成功预料到了，那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却总是出人意料。
　　就连温和的《同志报》^[2]也在讨论“总体渴望那种健康的保守主义”。该报做出了这样的承诺：“知识分子将所有的力量立即投入到‘文化’中去。” 我们现在可以在所有的声音中听到这种论调的变化后的形式。很难找到一期不以某种方式表达这种对文化的渴望的俄罗斯报纸。我来引用其中的一些做例子。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关于所期望而且必要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问题。”还有这旁边写着的：“我们完全相信绝对……拦腰法（media res）^[3]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只有让文化来教我们了^[4]。文化是过去精华的残渣——这种精华的残渣向公众的身体注入了新鲜活力。”……诸如此类。（《奥德赛新闻》，第7号，567。《夏日的信》，因贝尔）
　　“只有在那些有劳动纪律担保的地方，也就是有健康的小市民阶层的地方，才能建立起自由来。”因此：“为‘市民阶层’、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的斗争对我来说具有最高的意义，把它比作宗教也一点也不为过。”^[5]（《演说》，第82号，《思想》，加利奇）阿尼奇科夫先生^[6]呼吁人们更加接近日子的平凡^[7]，并宣传“生命宗教”，以便普通居民和知识分子将其当作和睦相处的手段（“自由思想”）。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这些零散的引用只能粗略地表达他们的情绪。这些情绪目前在他们身上占上风。那些善于观察社会心理学现象的人就会明白我们在说什么，而不需要进一步引经据典。无论是这个新趋势的形式、表现还是程度，都极其多样化。但是，这个新形势在它所在的一切领域和体现出来的全部表现形式（政治、艺术、经济还有日常生活事务）都可以被总结为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对‘文化’的渴求”。
　　而且这种“文化”并不是一种普通的文化，而是一种最终沉淀下来的文化。“我们”太浮躁了：如果否定，“我们”否定到一无是处；如果夸奖，“我们”就夸到神魂颠倒。“我们”太过相信绝对了。“我们”已经远远偏离了庸俗的人。“我们”不要因为处于小市民之中而感到羞耻。不要野蛮的冲动和激变！让“我们”尊重自由、艺术还有人性吧！——但要带着充分的尊严。让“我们”做爱吧……只不过，不是在广场上，而且还要讲卫生。
　　我们打算用一个在俄国文学中作了最大妥协的词语：小市民（Мещанство）。过去十年，在我国，这群人已经仿佛是在举办马戏团的表演，小丑们互相眉来眼去。但是，是时候恢复这个词真正的内容了。是时候承认我们在建立欧式文化市民阶层习气的方面急功近利了——不是把它看作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当俄罗斯知识界被说成是（说真的，这样的语气并不总是毕恭毕敬）用与他们的欧洲老姐妹们相同的材料制成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被侮辱了——受到侮辱的，是他们履行的历史职责。今天，他们用俄罗斯知识分子曾经为其不可剥夺的特殊历史使命争辩时使用的无情的、几乎令人憎恶的态度，向我们证明：我们的耳朵并没有高出我们的额头——至少，绝对理想主义的那对耳朵确实如此。当唯物主义者在知识分子的神秘追求中只看到资产阶级自决的企图时，唯物主义者被当作恶毒的诋毁者；但今天唯心主义者自己却公开宣传争取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不是像五年前那样反对资产阶级，而是争取资产阶级！），这对唯心主义者来说则是“几乎具有宗教价值”。还有——哦！时代的不幸！——而没有人把这当作诽谤。
　　俄国知识分子，是怎样从文化上的禁欲主义、审美的虚无主义还有“反资产阶级”的传统一直自信地，有时也是相当幼稚且笨拙地走向对小市民文化的崇拜——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当然了，我们没打算在这里讲完这个故事。不如稍微概述两三个瞬间，以便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当前的最新趋势。
　　首先，既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反个人主义本能和反资产阶级倾向已经如此长久地表现出来了，那么我们也必然希望没有人会不相信这种倾向正是一种青年的“疾病”。知识分子是那么的稀少，再加上他们各方面的不安、无力和贫穷——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变成了“集体”；激烈的自保斗争使这个集体身上形成一种不断提升道德的情绪，并让他们自我授予了救世主的勋章。他们对世俗个人主义的敌视，是建立在他们贫穷的对立面之上的。其中的所有人都很穷，靠互相借钱来过日子——这就是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学的古老秘密。但是，如果到现在都找不到这个疑难的谜底的话，那么国家经济的增长就会直接消灭这个疑难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知识分子产生了提高工资和降低道德高地的需求。当然，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简单，但却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怎样，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的那些）当他们回首自己过去的野蛮时，都会露出怀疑的笑意。他们的“个性”是如此地自我决定的，以至于他们一点也不想象梳头一样梳理这一点了。现在，一个俄罗斯大学生要是在外面，人们准看不出来他跟德国大学生的区别。俄罗斯大学生的穿着同样具有知识分子式的精致，也长期不再摆弄斜领衬衫和打理自己蓬乱的头发；打台球打得很棒；做起事来相当勤奋，就像多年没做过类似的事情一样；他还会给餐馆里的女堂倌挠痒痒——这是他以前从来就不敢公开做的事情……
　　知识分子审美的虚无主义与其以前有过的文化禁欲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巴扎罗夫^[8]这种人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形象，其背后还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这个平民知识分子对40年代的唯美主义者说：我们不关心西斯廷圣母像^[9]，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赎身证^[10]。出于矛盾的精神和一致性法则，做工精良的靴子已经被宣布为在根本上优于李尔王^[11]。但在这种看似粗糙的虚无主义之中，其实饱含着巨大的热情。“否定”莎士比亚背后只意味着用咬牙切齿的方式来压制自己内心的审美需求，就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还得拿着扫帚去打扫肮脏的马厩，因为里面的“居民”还没有被赶走……——我们并没打算叫任何人倒退（为此我们太相信未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指出，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禁欲主义中——尽管它的外在棱角分明，但比起今天所有美学上的连篇废话，我们还是能在它那里找到更多的真善美。
　　我们上世纪90年代那可悲的“颓废主义（décadent）”^[12]，就是这样第一次宣告了非贵族的，而是知识分子—小市民的唯美主义。但这种唯美主义一开始是多么的胆小，以至于可以用懦弱来形容啊！它结结巴巴地，几乎不敢提它在审美上（主要是情色的）的“畏惧”的绝对最终目的性。并且，它还试图把它对“偏见”的抗议，即在实践中对文学负担起的巨大道德和政治义务的抗议，说成是对道德说教式的民粹主义的斗争。这倒是帮助它得到了来自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杂志的辩护，而马克思主义杂志自身却对这种颓废主义其实没什么兴趣。他们或许是因为都在宣扬一个“崭新的词语”，而且都是少数派，才在心理上被联系在了一起。彼得堡的《生活》杂志——廉价的马克思主义和廉价的唯美主义的结合，纸质好，价格便宜——就是这种奇怪联系的结果。高尔基的人气在24小时内就上升到巨像般的夸张程度——这也是同一个时代的现象。根据现行的定义，无业游民是反抗市民阶级的象征物。不！恰恰相反！对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而言，无业游民的出现恰恰是小市民个人主义崛起的象征。放下包袱！是时候挺直脊梁了！社会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我”就是“我”！——尼采来救驾了。在西方，他相当于哲学上的个人主义最新近的、最极端的代名词，也因此——它也是对小市民个人主义的否定和克服。然而，到了我们这里，尼采却被迫做了一件截然不同的工作：他的抒情哲学被粉碎成悖论的碎片，并化作一小撮自命不凡的利己主义的圆形硬币不断地被投入进流通之中……
　　颓废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无业游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尼采主义”，是新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迷茫、浪漫、混沌的爆炸。这就是个人主义流浪的岁月（Wanderjahre）。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鼎盛时期”。这的意思是说，康德被以一种苍白无力的方式大众化了。（请回想起《唯心主义的问题》^[13]，该书的作者试图用哲学的奉承来充实无业游民的个性，并宣称这种个性本身就是目的，同时又将个性置于“绝对”的道德规范治下。）
　　这种哲学小把戏的目的，就是要把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个性驾驭在小资产阶级文化之上：“我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目的，但在我之上（或者在我之中）却存在着责任的绝对命令；因此，我必须履行身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公民的义务。”真正的尼采是否定和克服了康德和康德主义者，这些“个人偏见诡计多端的辩护者”。与此同时，我们的康德主义者们似乎克服了尼采主义，打败了它——收养了它，收养着它——并已经开始在《解放》中使其适应即将到来的议会生活。实质上这种个人主义的第一时期，从高尔基到……康德，它的心理具有着完全肤浅的特点。一切都围绕着美学的预设和哲学的投射展开。个人主义还没有掌握意志，因此，激进的灵魂中有四分之三还保留着旧的内容。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把个人主义从哲学—美学，也就是“节日”意识转移到日常经验领域，并使整个灵魂从属于它。过去三年的事件完成了这项工作的绝大部分。它们割断了许多仅有的传统保存下来的联系，暴露了许多仍被掩盖的东西，加深了许多只被暗示的东西，是社会各阶层老去了几十年。当洪水退去后，需要总结大量的印象、精神上的收获和损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甩掉旧的禁欲主义的习惯、激进的虚无主义和原始的反市侩本能的旧亚当。不是像革命前那样从哲学上讲，而是从心理学上讲，运用所有的直觉。
　　从最不设防的一侧——性一侧来完成这个任务是最容易的。由于历史并不谈‘性’色变，所以它不仅牵涉到了阿尔志跋绥夫，还牵涉到了库兹明，甚至还有皮尔斯基^[14]。无私的一切恶魔性“一切都允许我！”（出自尼采《人生》一文）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要求“抓住一时的运气！”“肉体的无政府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了。同样是个人主义的浪漫，但它已经从理智转向了意志，在我们这个相对粗糙的经验世界里，由“Dorefami”^[15]和爱情联盟解决。神圣的自决权受警察协议的摆布，这使得遏制放荡不羁的年轻人（Savras）的性个性成为当务之急。就像尼采的浪漫主义同时被哲学的唯心主义采纳和遏制一样，现在，颓废主义—情欲的契约也被宗教文化价值学说采纳并共同约束着。以文化为名的性的个人主义被纳入了实践理性的范围内。后者重复的内容与绝对命令基本相同，只是用具体的、更加世俗的语言来表达而已：“肉体的无政府主义是你无条件的权利，任何人（除了警察）都不能剥夺你的这个权利。但以文化的名义、赚钱的名义，欢迎你到办公室、银行和编辑部中去，而不是一辈子在文学天才的酒吧里鬼混。”唉，这声音真是让人无法抗拒啊！而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打扫卫生，把库兹明藏在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从书桌上取下两三副表现力过强的版画，总之就是赶紧让自己看起来像点样子。
　　老黑格尔说过，发展是在不断的矛盾中完成的，这句话是对的。为了获得他们在“黄金均衡”（Mittelweg）上获利，为了获得观点、意见或者是情感上的文化通融，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他们传统禁欲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顺从，走过汹涌的淫乱狂潮，颓废主义的白色热潮，然后根据从卡夫特—爱宾^[16]那里提取的样本，进行人格的自我确认。当然，在个人主义的最新“启发”中，并不是所有的人——甚至不是绝大多数人——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毕竟，在所有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无非就是为之鼓掌，同情，纵容或者洗手不干。在这里也是如此，这毫不妨碍萨宁奇纳被写进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单独的一章中。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矛盾构成了发展的“正常”机制，那么，绝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相互接续的速度。在知识分子蜕变过程中的几个个别瞬间，就像是底片被投射在电影屏幕上，一个接一个闪过。这可以用我国历史发展的普遍滞后性来解释。我们到来的太晚了，所以只能用一本简略的欧洲教科书来讲解历史。一旦我们的社会生活路线出现了新的弯路，需要新的意识形态，那么，欧洲就会立即给我们带来相应的哲学、文学、艺术的财富。尼采……康德……萨德侯爵^[17]……叔本华……奥斯卡—王尔德^[18]……勒南……在西方，那里的一切都是在挣扎中诞生的，或者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时代的产物而不可察觉地构成的，但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只能成为翻译或者印刷的成品书籍。现成的哲学和艺术形式的丰富，加速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把本该居于次要地位的冲突变成了尖锐且短暂的危机，从而使整个过程具有了肤浅的特点。两种近似的色彩，同样在寻找通往市民阶层文化的捷径，突然产生了两个对立的严酷体系，用欧洲军火库的资源武装到牙齿。似乎再过一会，就会横尸遍野。但是，不过一眨眼的功夫，交战双方——颓废主义派和高蹈派^[19]，神秘派和实证派，禁欲派和尼采派，就列队到“维也纳”餐厅吃了一餐调和饭。
　　文选《文学腐烂》^[20]是在审美的色情主义刚刚开始获得流行的时候构思的，在阿尔志跋绥夫分子^[21]达到顶峰的时候势头正猛，是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反动的苗头时出版的。
　　的确，“我们急于生活，急于感受”。而现在我们也不难预料，我们也多少清楚，在《腐烂》成功的影响下，不同地方准备的新的同类型作品集，终究会姗姗来迟，因为今天的暗号不是性的浪漫，不是恶魔的狂欢，也不是天才的奢靡，而是文化的平衡和平静的包容性。从昨天精神的游牧生活“狂欢”，正匆匆走向固定的精神生活。它划算而又明智地将自己的注意力和热情分配在普希金和现代捏造的媚态之间，分配在道德的正确性和身体的卫生性之间，分配在不知疲倦的爱情和家庭的机械式礼貌之间。它从近年来的巨大动荡中走出来，就像从一个罗马浴场（不要说是莫斯科的俄式浴场）中走出来一样——净化了，平和了，文化上自我满足了……

注释：

^[1] 原文直译为“脑线”。——中译者注

^[2] 这里的《同志报》是指1906年出版的一种日报。第一期于3月15日出版。在一群“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普罗科波维奇、库斯科娃、希日尼亚科夫、博古恰尔斯基）的领导下，该报采取了极其摇摆、棱模两可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原注

^[3] 拦腰法是文学与艺术的叙事手法，故事从某个中间点开始阐述，而不是从最初。——中译者注

^[4] 原文直译为“这种理解只能文化来教。”——中译者注

^[5] 原文直译为“我可以说，它具有宗教一般的价值。”——中译者注

^[6]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阿尼奇科夫（1866年出生）是一位文学史家和政论家，在基辅和圣彼得堡大学担任私人教师。1901年，他积极参与了位于巴黎的俄国社会科学院高等学校的组织工作。1903年，他因其政治言论被沙皇法庭判处一年的劳役。——原注

^[7] 原文直译为“日常的平凡性”——中译者注

^[8] 巴扎罗夫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人物。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新人”的形象，他性格的突出特征是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中译者注

^[9] 西斯廷圣母像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家拉斐尔·圣齐奥（1483—1520）的名画。这幅画是为皮亚琴察的圣西斯托教堂所画，现为德国德累斯顿的历代大师画廊（萨克森州立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收藏。——原注

^[10] 赎身证是一种赋予了农民获得赎身贷款的权利的文件。政府在将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时，向地主支付了赎身贷款。赎身贷款的金额为农民缴纳的配给贡品6%的账面价值中的80%或75%。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库缴纳6%的赎身贷款，持续49年。——原注

^[11] 莎士比亚作的悲剧。——原注

^[12] 颓废主义运动（Décadentisme）是19世纪起源于法国、之后扩展到整个西欧的一场艺术和文学运动，在当代的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名最初是评论家们对一些赞美人工事物、反对早期浪漫主义的作家给出的贬义称呼，之后一部分作家，如泰奥菲尔·戈蒂耶和夏尔·波德莱尔反而接受了这样的称呼，开始自称颓废派。——中译者注

^[13] 《唯心主义的问题》是莫斯科心理学学会于190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由П.И.诺夫格罗德采娃主编，收录了俄国反动唯心主义哲学的所有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С.Н.布尔加科夫、Е.Н.特鲁别茨科伊、С. Л.别尔嘉耶夫、С.Н.特鲁别茨科伊（中译者注：这俩特鲁别茨科伊是不同的人。）、П.И.诺夫格罗德采娃以及Б.А.基斯蒂亚科夫斯基等人的文章。在用“纯粹”的科学来修正实证主义的旗帜下，丛书的作者们借助“纯粹”的主观形而上学建制，从事为唯心主义伦理学的辩护。这本书是未来出现的社会反动的第一个信号，也是《里程碑》的哲学先驱，而《里程碑》已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原注

^[14] 彼得·皮尔斯基是一名记者和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生涯始于在《现代生活》上发表评论文章。然后他担任了《周一》文学报的编辑。后来他搬到敖德萨，在《敖德萨新闻》当合伙人。在苏维埃政权出现在敖德萨以后，他移民到了比萨拉比亚（今摩尔多瓦），在基希讷乌的一家反苏报纸中担任合伙人。——原注

^[15] 这里说的是“自由恋爱联盟”。这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相当普遍。这些“组织”的活动与大量的自杀事件有一定关联，引起了公众对这一“联盟”对青少年心理破坏性影响的关注。——原注

^[16] 卡夫特—爱宾（1840—1902）是维也纳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是性变态研究的主要作者，成果在1903年以《Psychopathia Sexualis》为题发表。——原注

^[17] 萨德侯爵是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1740—1814）的笔名。他因多项性犯罪（强奸，投毒等）屡次被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他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巴士底狱的监禁，在那里他开始写他的笔记和小说，其中充满了对性变态行为的描述。萨德侯爵死于精神疾病。他特有的淫欲与残忍的结合，在精神病学上被称为“虐待狂”。——原注

^[18] 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英国著名诗人、作家，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作者，在本世纪初很受我们（俄国）欢迎。通过道林·格雷的形象，他描绘了一个把美看得高于一切的非道德主义的美学家，他以美为名，展开了一场反对传统道德和一切社会义务的运动。这本书不仅描绘了审美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精髓，而且这种精髓在道林·格雷身上也崩溃了。王尔德的辉煌事业非常悲惨地结束了：他被指控犯有鸡奸罪，被判处两年的矫正监牢。出狱后，他被所有人抛弃（在英国社会，连说出他的名字都被认为是污秽的），移居法国，并在那里去世。——原注

^[19] 高蹈派（法语：Parnasse）是19世纪实证主义时代、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之间的法国诗的一种文学样式，或译为高踏派。名称来自高蹈派诗人的杂志《现代高蹈诗集》（Le Parnasse contemporain），源自希腊神话缪斯的住处帕那索斯山（Mont Parnasse）。——中译者注

^[20] 《文学腐烂》（《泽尔诺文集》，圣彼得堡，1908年出版）是一批作家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唯一科学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出版的文章集。这套丛书针对的是文学中的颓废之风，“它是由一个分裂的世界创造出来的，感受到了它即将到来的厄运，是思想道德沦丧的产物。”该文集收录了斯捷克洛夫，加米涅夫，尤什凯维奇，圣伊万诺维奇，卢那察尔斯基，沃伊托洛夫斯基，尼·托洛茨基，巴扎罗夫，米哈伊尔—莫罗佐夫和高尔基的文章。——原注

^[21] 米哈伊尔·佩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作家、剧作家，倾向于自然主义文学，著有《伊万·兰德之死》，《萨宁》等，其中，《萨宁》这部小说震动了俄国，并在许多国家遭禁。小说主角萨宁藐视一切社会传统，并以诱奸乡间少女为乐。此书受麦克斯·施蒂纳的影响，阿尔志跋绥夫试图借此书剖析个人无政府主义。批评家奥尔明斯基认为《萨宁》的实质就是“伏特加和美女”。1917至1918年间他出版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作者笔记》（Записки писателя）。1923年阿尔志跋绥夫移民到他母亲的祖国波兰，并开始编辑报纸《为了自由！》（За Свободу!）。苏联政权视阿尔志跋绥夫为敌对阶级，并为他的模仿者们扣上萨宁分子（saninstvo）或者阿尔志跋绥夫分子（artsybashevchina）的侮辱性帽子。后者便是这篇文章所用的词语。现行中文译名是由鲁迅创造的。——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