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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
托洛茨基
（1904年8月）
说明：这是托洛茨基反驳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而写的小册子，由孟什维克的新《火星报》编辑出版。此书曾在1928年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高潮中以《1904年托洛茨基论党，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的书名，由联共（布）党史委员会作注，作为反面教材重新出版。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10—84页）
序言
去年是我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年。
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就行了。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期待我党披荆斩棘，一举消灭世界反动势力，这是历史赋予我党的伟大任务。在这样一个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却似乎是，它不懂得除了进行偏狭的党内争吵外还有其它任务，不懂得除了法律权限外还有其它问题，看不到除了党的分裂外还有别的前景。这种情景确实可怕！
相当多的党员在已经远远地听到即将来临的历史性暴风雨的雷鸣声时，仍然翻来复去地讨论组织方面的琐碎问题，怀疑走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前列的杰出的、久经考验的同志犯了理论错误——而这些错误连原告自己都说不清楚——，号召对半个党进行声讨，在自己的伙伴赞成同“反对”派和解时就同他们疏远，并且最后准备宣告不仅同积极的“调和派”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且还同一切他们断然认为是“调和派”的人作斗争。这一事实包含着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悲剧。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我们度过了这整整的一年。分裂有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大家都感到局势可怕，几乎所有的人都懂得分裂的罪恶，但是没有人能够从历史的铁腕下解脱出来。
然而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维护党的统一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放心地展望未来。个别的狂热主张分裂的人——不久前他们的“不妥协态度”还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甚至遇到了他们昨天的盟友的顽强抵抗。
显然，我党处在一个内部发展的转折关头，我们认为这个转折关系到党的全部革命活动。这个转折将必需以缔结一项和约为标志，缔结了和约，才有可能把全部能胜任工作的力量集中到党的总任务上去，我党所有的健康力量所渴望的和平解决必定同时意味着所谓“少数派”在组织上的死亡。
我们——“少数派”的代表，不会为这种死亡担忧，因为这种死亡尽管初听起来很新奇，但这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计划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曾想把全党拉到“少数派”那边去。否则这就同我们的名称的语源学的意义相矛盾了（“党”不能存在于“少数派”之中），况且这会导致对任务的破坏，“少数派”的组织是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显得荒谬：“少数派”，即一个正式党的非正式部分反对党内某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产生于对党的发展道路的简直是梦幻的想法。按照这些想法，党不是在那些策略上和组织上大多是进步的派别维持存在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而只是通过受托协调、领导党和无产阶级的中央委员会（或者中央机关报或者委员会）根据已知的前提合乎逻辑地作出策略和组织方面的新结论来得到发展。这种纯理性的思想方法产生了一种偏狭的妄自尊大的严格主义，对于这种严格主义说来，由于存在思想方法不同的分子而引起的任何“充血”都是一种病态，是一种组织上的肿瘤，需要授权外科专家动用手术刀加以切除。
我们既不需要在序言中也不需要在小册子里对历时将近一年的组织混乱的种种插曲加以说明。已经有大量的著作谈到这个问题，这些著作卓有成效地磨钝了全党的牙齿。［注：此外，最近有一个独出心裁的人用德文以八十五页的篇幅出版了一部表明他非常无知的书，他在其中向欧洲公布了我们党内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的全部错误和详情。如果有任何德国人去读这一部惊人的著作，我们将不惜付给他很高的代价，如果有人从中了解到某些东西，我们将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托洛茨基注］对我们来说，在现有条件下重要的只是，“少数派”为自己争得了公民权——而由于这一斗争是在原则上进行的，因此这一点对未来的反对派也适用。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声明——它可以说是总结了党的意识中出现的变化，而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的话，这是党走向真正统一的决定性步骤——彻底地并且但愿是永不更改地把“戒严状态”的行动和方法送进了档案馆。然而这样看来，党的那种体制的取消同时也就意味着“少数派”在组织上的死亡。
“安息吧”，当少数派在党内消失的时候，它可以安心地这样说了，“安息吧……”
同反对某种党内政治的斗争有关，“少数派”——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少数派的一个处于特别有利条件下的小部分——使党的政治实践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并且寻求新的策略道路。“少数派”组织上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它在这方面争取到的成就失去了意义，而是相反。我们形成了坚定的信念：摧毁在党的两部分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墙，才有可能使他们的全部力量集中用于改造我们党的实践，用于共同解决由我们特殊的政治发展而出现的策略任务。
由于进行简直是经院式的组织争论，同志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不言而喻，这本小册子试图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政治策略问题上去，而这些政治策略问题同我们党今后的整个命运是联系在―起的。
但是这一著作的内容并不仅仅是策略问题。去年的重大的内部意见分歧只是使“内政”［注：即党内政治。——编者注］的某些实践方法声誉扫地，——这些实践方法没有经受住客观的生存考验。然而，同这些实践方法相联系并且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则的偏见依然在党的思想领域中广泛地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怀疑这些偏见最终将会灭绝，但是我们认为，积极地促进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
因此，我们必须用我们这本小册子的一部分来论述列宁同志的新书《进一步，退两步》，在他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类偏见被提高成一种体系。我们承认，我们非常不喜欢完成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尽管在该书出版之前确信列宁同志对维护他的立场说不出什么值得注意的话，因为他的立场是完全没有出路的，然而我们确实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贫乏。我们阅读这部书的最初的反应是要简单地撇开它而转向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那些问题。然而，当我们更加理智地深思熟虑的时候——这种思考的核心我们将在后面阐述——就发现不能简单地转向这些问题，必须说明理由，因为党的意识的这种不幸的状况不允许简单的转移。
当然，自认为绝对没有沾染组织官僚主义的、“雅各宾派[4]的”偏见的读者可以只看小册子的前两部分。
本书是在最近几个月内断断续续写成的。在这期间，“没有时间”的想法一再使我搁笔。在这一时期，垂死的沙皇制度竭力讨好化身为日本而在它面前复活了的资产阶级复仇女神，在她的祭坛上把受欺凌的民族的兵力和生活资料付之一炬；在这一时期，在下面，在人民的底层，进行着看不见的、然而不可避免的革命愤怒蓄积的分子过程，这种愤怒也许明天就会以不可抗拒的狂暴力量爆发出来，就象湍急的雪水冲决桥梁和堤坝一样，不仅会冲垮警察的路障，而且也冲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全部机构；在这一时期，似乎只有一种学说，即起义的学说，是合乎时宜的，似乎只有一种艺术，即街垒的艺术，是可以允许的——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为了组织方面的偏见而争论，清理理论上的诡辩，对新的策略问题表示态度，寻找无产阶级自主行动的新形式，要想在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做这些事情，革命的直觉就会愤怒地抗议说：“没有时间！”
否，正是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可以信赖的声音这样回答，而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正是时候！始终是时候！
谁也不能预先知道时机和时刻。在决战的日子来到前剩下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我们都必须利用它来进行自我批评，来进行自己的政治准备，才能在参加决定性事件时无愧于同我们的革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伟大阶级。
谁也不能预先知道时机和时刻。如果出乎预料，专制统治的死期还要拖延下去，如果出现一个风平浪静的时期，这时起义时期产生的反对集团和革命集团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将留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我们的位置上，并且完成我们的巨大工作。反动也好，革命也好，都不能使我们背弃我们的历史任务。
当然，如果伟大的事件开始了——也许就在明天——我们共产主义者作为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先驱一定会尽我们对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的义务。我们将在资产阶级的街垒上战斗，我们将为资产阶级争得自由，没有我们，他们是不能争得这一自由的。
但是即使这一时刻迫在眉睫，我们共产主义者也不想和不应忘记或者抛开我们的无产阶级任务。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革命策略服从这些任务，不仅在平凡的日常政治生活中，而且在革命爆发的前夕和在革命本身的狂风暴雨的日子里都是如此。我们必须不仅越过罪恶的沙皇制度，而且越过革命的街垒和彼得保罗要塞被摧毁后的废墟，向前眺望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道路！
组织问题
对话
（仿苏格拉底）
“请您说说，”如果谈话对手是善意的，他就会同情地提出问题；如果他是恶意的，他就会咬牙切齿地提出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他是恶意的），“请您说说，您是不是反对列宁的组织计划？”
“您所说的列宁的组织计划是什么呢？”
（片刻的难堪。）
“章程吗？”
“不，绝对不是，”谈话对手有点感到受了侮辱，“只有那些把我们看成‘集中制官僚’的‘少数派’才认为，对我们来说章程就是一切。这与章程无关，说的是整个组织计划。……”
“您是说列宁写给彼得堡一位同志的‘信’吗？”
“嗯，是的。那封信也是一个例子；在《怎么办？》这本书里也阐述了所谓的组织计划。”
“但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对不起，您说什么，……”对手已经完全畅所欲言了，“什么，内容是什么吗？组织计划……列宁的计划?”’
“嗯，是的，计划，列宁的计划!”
“妙极了！老是听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组织计划，列宁有―个计划……而现在却突然问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的，人们也总是这样说特罗胥将军（那是在巴黎被包围时的事）：他有一个方案，特罗胥有一个方案。不过他的整个方案就是要把巴黎拱手交给普鲁士人。不，你一定要明确地对我说，列宁的组织计划是什么。”
“唉，我说不出……这太突然了……您读了《怎么办？》吗?”
“我读过了。好吧，如果您说不出整个‘计划’，请您至少讲一讲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分工……秘密活动……纪律……整个集中制……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能够监督……喔，那个所谓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以及反对民主主义——原则就是这一些。”
“很好，您说到分工。我同意这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它对社会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不过难道这个原则是列宁宣布的吗？对不起，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已经说明了分工的优点。您翻开亚当·斯密的书就会发现，他为一根针展示了多么迷人的远景。您认为列宁像某些神话中的人物发明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一样发明了分工，这种看法我确实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我知道，我知道，您想说，列宁在即将进入‘第四个时期’的时候宣告要采用这个原则。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们真的认为‘少数派’反对分工的‘原则’，或者说反对秘密活动的‘原则’吗？”
“我不知道……不过阿克雪里罗得毕竟写到了‘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列宁说，当‘少数派’由于反对中央领导下的分工而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时，就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我想列宁是对的。”
“关于‘少数派’的‘嚎叫’，我马上就要讲到，而且要详细地讲。不过在这以前，我要先提一个问题：分工能够简单地成为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所拥护的原则吗？或者说人们能够把它当作这样的原则吗？分工在技术上讲是有益处的，它不仅对社会民主党有益处，而且一般说来对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部门和任何一种行业都有益处。如果说分工能够被看作是组织原则，那么这仅仅对手工工场适用，而一般地说对一个政党，尤其对我们的政党是不适用的。对于一个本身的任务就是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组织来说，分工的‘原则’绝不能代表它的特点，这难道不是任何人都很清楚的吗？如果抽象地就这个原则本身来说，它会使我们党简直成为一个复杂的联合会，因此使我们党失去了个性。再说秘密活动吧，这已经是一个比较狭义的原则，它仅仅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但是秘密活动也绝不是同社会民主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党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秘密地进行工作，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秘密活动等就本身来说不应该成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关于集中制也可以这样说；工厂是集中制的，国家是集中制的，秘密结社也是集中制的。集中制中的‘正统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没有在您的愿望表上提到领导集中和责任分散这些列宁主义‘原则’［注：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7页。——编者注］。我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些原则。我只是说，在我看来，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同西哀士神父想作为他的宪法的基础提出来的思想一样：‘信任必须来自下面（责任分散）；而权力必须来自上面（领导集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也不能认为实现这些原则就是自己的使命。简言之，如果人们把您称之为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所有一切综合在一起，就会得到通过秘密活动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复杂的集中制联合会。但这还不会成为社会民主党。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下定义还不意味着它作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否定，只是表明它的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组织上的代数公式，如果用具体的数值代替公式中的字母，这一公式是可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内容的。但是‘纲领’并不包括这些具体数值。
一位同志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把《给一个同志的信》这一整篇文章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词都换成了社会革命党人—词。这样做的结果，一次也没有出现矛盾。如果您把这样的方法用在我们的党纲或关于策略的决议上，那您就要吃苦头了。由于这个原因，《给一个同志的信》里阐述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模式中社会民主党在哪里呢？你们会回答说，它是一个内在的前提。它也许是一个主观上的前提，却决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前提。但是只有当它是客观存在时它的长处才能表现出来。”
分工
印刷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宣言，并不是非由社会民主党人承担不可的，散发或粘贴宣言也是同样。当然，在俄国的条件下，只有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党性很强的党员，才能完成这一类工作。但是正因为这项工作具有纯技术的特点，所以不必向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这项纯技术性工作本身并不会使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得到发展和加强。因此必须开辟党生活的另一领域，在这里印刷工作者、分发者、图书馆员和组织员互相来往，他们并不是作为党的技术部门的局部工人，而是作为党的政治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互相接触的。在我们的组织工作的实践过程中，这一准则到处都被人们忽视了，而党的工作内容被理解成为仅仅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各种不同的技术职能的总和。
这种紊乱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党，当然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在内，都在党的活动舞台的后台完成印刷、散发、粘贴等工作，但在我们党内，这些工作占最首要的地位，占去党的绝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因而使人们对这些工作高度重视，发挥了最大的创造性，付出了大量艰苦劳动。我们不断地同警察的压制进行斗争，它在几小时内就把我们用几个月的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毁坏掉；我们不断地同我们的低劣的非法的印刷工艺进行斗争，这种工艺在我们的石器时代借助于蒸气和电气开辟了沙漠绿洲——在上述这些不知疲倦的斗争中，政治工作的纯技术性的前提条件开始僭夺党的政治任务的整个领域。毫无疑问，在这些部门紧张工作的有思考能力的人，愿意促使分工成为革命的（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下述情况的物质的先决条件：用组织技术的任务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的任务，用同政治警察的隐蔽的周旋这个问题来代替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问题。
在这里需要附带多说几句：新的“政治派”倾向是在同老的“经济派”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派”倾向在组织上表现为所谓的“手工业方式”。一次突如其来的“开窍”可以影响手工业者的思想，他们对自己的空白（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无论在组织上或其他任何方面）痛感羞耻，在这样一些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里，分工就是一种救命的、解放的原则，在他们心目中，光辉灿烂的理想境地就是工场手工业，而不是大工厂（在论争的文章中提到过的那种大工厂）。这是因为大工厂是以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前提的，这种高度技术使劳动分工的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是建立在“手工业方式”的技术基础上的，是把劳动分工看成为理论崇拜的对象的。
“……每个小轮子修整得越好，从事共同事业的做零碎工作的人数越多，我们的网也就会越密，而不可避免的破获在我们的总的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越小。”［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76—377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在这几行字里，同一身兼备手工业所有技能的原始“手工业者”相对立的是工场手工业的真正的“做零碎工作的人”（局部工人），同复杂机器的“小轮子”相对立的是完整的个人。在这个组织系统里，昨天的手工业者的缺陷——无知、缺乏首创精神和政治上的原始性——变成了一种长处，因为“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7页。——编者注］
“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编者注］
列宁在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就在头脑深处埋下了这样的想法，即知识分子害怕大工厂，他们“反对中央领导下的分工”的嚎叫只是暴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把马克思的下一段话同列宁的这一想法对照一下。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中央’），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5页。括号内的“中央”两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然而，我们担心，我们的对话伙伴（我们在这一节的开头已经不理睬他了，他与其说以意识清晰而出名，无宁说以顽固不化而出名）将会从这一节引出如下的坚信不疑的结论，即“少数派”反对分工，赞成复活“手工业方式”。但是，我们却真正想引导读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到：分工尽管有那么多益处，却仍旧是一项纯技术的原则，换言之，谁不是在技术工作和党的生活中间划等号，那么谁就不可能把分工视为党组织的基本原则，相反他必须得出结论：党的生活就是减掉“分工”后所剩下的东西。
既然经济力量的需要迫使我们不得不依靠我们所能掌握的可怜的技术，在我们工作的一定领域，采取一种纯粹工场手工业式的分工，那么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到：第一、尽最大力量限制这一技术领域；第二、不要把熟练和最熟练的局部工人即修整得很好的“小轮子”的理想从技术领域搬到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工作领域来，在后一领域里，我们的模范并不是那些“为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规矩地、迅速地和唯命是从地“在一个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手足活动”的“零星细小”的人物，在这一领域里我们的模范应当是完整的政治的个人，即党的成员——他们对党的生活的所有问题都很敏感，他们在一切“中央”面前都能坚持自己的意志，为此不惜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采取抵制的办法！
“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很对的，但是难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多数派”的读者也许要这样提问。他在十分钟前还相信，“少数派”是拒绝的；“难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这毕竟是不言自明的啊！”
这一回答更加令人不解，因为站在对立面的双方所有党员，从下到上，从特维尔委员会［注：参见《火星报》第66号上的该委员会的决议。——托洛茨基注］到列宁同志［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0页及以后各页。——编者注］，都不断地重复这一回答。我们说的是这样一种绝对的必要性，即绝对必须造就党的成员、自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不是造就单纯的技术熟练的“局部工人”，然而，人们回答我们说：“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对谁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呢？这种“自明之理”又在何处得以实现呢？“这”在我们党的工作内容里是不言自明的吗？换言之，造就政治方面善于思考的党员同志是党的工作绝对必要的构成要素吗？或者，在列宁的所谓组织计划中这项任务是“不言自明的”吗？或者，对每个社会民主党员来说，这项任务归根到底仅仅在主观概念上是“不言自明的”吗？后一种看法无疑是对的，尤其是当安祥地沉睡着的“自明之理”，一旦被谴责和控告的雹子惊醒的时候，更是如此。但这还不够，绝对必要的是：正是这项“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必须成为明确意识到的目的，并且在党的工作中切切实实地被执行。迄今，这一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微乎其微。更有甚者，目前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拜物教驱使许多同志直接反抗任何一种正确提出这项“如此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的尝试。这是不言自明的。
把分工的技术原则提高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从这一思想中有意无意地产生出最终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即意识同实行的分离、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同技术职能的分离（只有依靠技术职能才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更精确地说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意识的中央而出现，而在这个中央下面有着严守纪律的、执行技术职务的人。
列宁用如下的经典的公式表示这一组织的理想：
“但是……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组成的组织。”［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9页。——编者注］
在这一方面，列宁同志从来没有想到给自己提出这样一项“如此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即让每一个局部工人参与整个党的政治工作，借以补偿分工的拙劣的方面——相反，他把“担负”零碎工的“人”同中央领导人物对立起来，而由于领导人物具备他们个人独有的自觉、洞察力、创造性、耐性和坚定性，他们就给所有“零星细小的人物”灌输这样的信念：共同事业需要这样的“零星细小的人物”。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我们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场呢？
请比较一下：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我们再加：我们自己的‘手工业者’，他们本身执行他们原始的‘经济’工作的一切职能〕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党〕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中央’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作为被集中起来的职能〕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那封《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所阐明的理想的、几乎以几何学的尺度制定出来的计划，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斗士、这些未来的“职业革命家”应当怎样地被培养出来。革命的积极分子、印刷工作者、担任职务的党员，……“教皇、将军、妇女、群众、禽鸟和蜜蜂——所有这一切组成一个强大的合作社”［注：摘自赫尔岑给巴枯宁的一封信。——托洛茨基注］，是按照由社会民主党的职业革命家所制定的计划组成的。然而，哪里有后备力量可以用来补充这些短命的斗士阶层呢？手工业学徒几乎都可以变成师傅；但是局部工人几乎没有机会成为手工业工场的场主。人们自问：今天的“局部工人”借以上升为政治活动家阶级的桥梁在哪里？有了政治活动家的身分，局部工人不仅可以执行零碎的职责，不仅必须“相信”，职业革命家的眼睛是盯着他们的行为的；不，不限于此，他们还能够在政治形势中独自地掌握方向，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发挥首创精神。
在一系列的委员会里，普遍采用了举行所谓的“辩论会”的办法，在这些集会上，会计、分发员和印刷工人不是以他们的职业身分出现，而是以讨论党务和一般政治问题的党的成员的身分出现。当然，这仅仅是对发育不良的部分补偿（在我们这种野蛮情况下实行劳动分工势必产生这种发育不良），而人们正是从这个观点指出“辩论会”内容贫乏和有局限性。但是，只有在这样的“辩论会”中开始培养党的成员，在目前的工作状况下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辩论会才能搭上一个十分狭窄的桥梁，使这些“零星细小的人物”通过它可以上升到“一”这一特殊阶层（这里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零”，他们只是错误地为这些“一”奔跑）。而到时会怎样呢？列宁同志在他的“计划”中以令人羡慕的彻底性把这些“辩论会”处理掉了——“辩论会”不适应秘密活动的要求，并且破坏计划的统一和协调。这是对的，那么辩论会究竟有何用处呢？人们可以用一种更为廉价得多的手段获得“辩论会”应当得到的结果。这只需要：
“应当使一切参加工作的人和每一个小组有权把自己的决定、愿望和要求反映给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即使不成立‘辩论会’这种不灵便不秘密的组织，同样也能召开一切党工作者的完整的会议。”［注：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09 —210页。——编者注］
列宁以何等蔑视的态度谈到这些“手工业方式的”委员会、工人小组和学生小组。这些组织都是由“没有专门经验”的成员组成的，都是不去“获得专门经验”而是忙于开“无休止的包罗一切”的会议的。［注：参见上书第218页。——编者注］只有中央才有资格考虑和讨论“一切问题”，而所有的分组、小组和个别代办员考虑问题，则必须与他们的专业相吻合；他们讨论问题，也必须与他们的地位和分工相适应。党的意识要集中起来，剩下的只是把局部工人的零碎的经验变成中央的财产（“反映”给中央）——这样，所有局部工人的实践就丰富起来了，局部工人会得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中央的培养。
把这一模式作为信条接受下来的实际工作者，最后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周围只存在着相信中央的“零星细小的人物”时，社会民主党人从何而来？党的杰出的战士谢韦里亚宁同志的信（载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主编时的《火星报》第五十一号）表明：许多实际工作者得出了何等不可置信的、实在是悲剧性的结论。信中写道：
“各位看见吗？现在那些老练的有才干的同志常常放弃委员会的工作，转而承担专门职务。这是一种可恶的症候！必须成立一个特殊组织，专门来完成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训练。当委员会的工作领域不包含对革命的学校说来是主要的那些要点之后，这个特殊组织将归属于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力量的分配权理应由中央委员会掌握，绝对必需把委员会的战斗性工作同新组织从事的准备工作尽可能彻底地分开。”［注：载于（火星报》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第51号。——托洛茨基注］
事情就是这样摆着的。没有人做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所有的人都退回去，干零碎的职务，而在党的工作不允许“完全不言自明地”去完成培养积极的和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一任务之后，剩下的只有在党的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教育机构。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没有教育和培植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必须在这以外造就社会民主党人。战斗性工作同准备工作分离开来了，说得更准确些，革命的行为同社会主义的行为分裂开来了。人们还需要以更加浓厚的色彩来描绘工场手工业式的组织理想的破产吗？
“民主主义”
各委员会同我们老的、相当笨拙的、近乎民主的组织存在形式进行了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使集中制获得了彻底的自我解放，使它摆脱了各委员会所属人员的任何约束。委员会的三个或五个委员是“工人的社会机体的统一和意志”的化身，他们做决定，他们“制造”党内的新方针，他们把“经济主义”存档，他们使“集中制”发生作用，他们承认或否认《火星报》，总之一句话，他们执行着整个党内政策。在他们下面是局部工人，这些人编纂宣言、收集经费、散发小册子（当然，如果制定方针的委员会能够供应他们小册子的话）。在近三、四年来尖锐的党内意见分歧中，许多委员会里发生了一系列性质类似我们十八世纪宫廷革命的政变。在上面，在很高的上面某处，某人把某人赶到某地，某人取代某人、压倒某人，某人号召干某件事，最后，委员会的警卫了望台上出现了一面旗帜，旗上写着：“正统性、集中制、政治斗争……”。
在委员会“承认”《火星报》是自己的领导机关报或是后来又“拒绝”给它这一称号之前，委员会有责任使这一决议在所有隶属于委员会的由“局部工人”组成的小组中得到通过（不仅仅是形式上“塞了下去”，而是真正灌输到分发者、出纳员、组织员、辅导员、鼓动员和所有其他的“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的意识中去）。但是我们怀疑哪怕只有一个委员会曾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一个如此复杂的“民主的”过程已被或将被一个单一的“集中的”命令所取代。但是如果这些隶属于委员会的小组表示反对并且不同意根据Parordre du moufti［注：法语：穆夫提的吩咐，意即上面的命令。——编者注］承认新“方针”呢？那就解散这些小组，而这一地方的整个工人运动随之消失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我引一段话为例，看看一个参加过前一时期的斗争的人在他的一封给国外的信中怎样描写《火星报》精神上的胜利。
“1902年11月6日——本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一份表示和《火星报》完全一致并承认它是理想的党的机关报的决议在委员会宣读了。委员会承认这一决议，不过有一点小的保留，它谴责尖刻的笔战。最后决议被撤回了，在这以后提案才未加补充而得到通过。于是几乎丝毫不差地重演彼得堡发生过的情况：对此不满的人挑动那些特别有野心的分子反对‘专制的知识分子’，由此证明（原文如此！！！），鼓动和教育直至现在恰恰几乎完全是由这批不满分子掌握的，因此他们的影响毕竟是十分强大的。现在斗争已白热化。老的鼓动员几乎必须全部离开（到哪里去？！？），合适的补充人员很少，因此我们很不轻松（当然不！！！），但是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一个月之后，这位无畏的战士又写道：
“1902年12月4日——这里的情况如下：《工人事业》杂志[6]的拥护者显然以双倍的注意力对付我们。11月24日，星期天，委员会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委员会[7]的建议并保证尽一切可能给予支持。但是第二天，五个家伙——《工人事业》杂志的拥护者——利用了若干同志缺席的机会在委员会内发动公开的政变。他们提议，把缺席者从委员名单上除名并给《火星报》写信［注：《支持人民还是反对人民？》，载于《火星报》1904年1月15日第55号。——编者注］，不许它刊登已经寄出的承认它是党的机关报的文件。您大约已经知道这一消息，但是大家委托我通知您，您无论如何一定要登出这一文件。它将是和这里的笨人进行彻底清算的信号。
对大家说来，全部事件发生得相当突然，虽然以前已经发现，他们已成功地使许多工人——包括极有影响的人——产生思想混乱。
目前面临一场激战。不管怎样，这里愈来愈多的人相信这一看法，即事态最终将导致分裂。最近证明（！！！），地方工作主要是由‘经济派’进行的，事实上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到处，这里以及彼得堡，听说还有哈尔科夫都遇到挫折。”［注：出处不详。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人们看出，不能把这位积极的同志看成是跟在群众后面慢吞吞地走的人，或者看成是拜倒在群众自发性面前的尾巴主义者。他不当尾巴，但是可惜他后面也没有尾巴跟着！他在空无一人的地方打手势。这位同志固然肯定是超出一般水平——他后来在戒严状态[8]的实践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使形成这一整个时期特征的做法发展到荒谬的、漫画式的地步，正如我们从那些信上所看到的那样，“的确是到处：这里以及彼得堡，听说还有哈尔科夫”，都发生了这种情况。这个特征就是“职业革命家”摆脱了对那―阶级的觉悟分子的一切义务，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庸俗习气”！）而且是政治上的义务（“尾巴主义”），而从政治上为那一阶级服务是我们生存的目的。随着各委员会在集中制的“原则”中找到支持，它们也就不再需要依靠工人了。
人们注意到：新方针已经制定了，已经“狂热地”宣布第四个时期开始了[9]，《火星报》已经当了领导，这时突然“大家都相当吃惊”地看到，鼓动和宣传“几乎全部”是由对《火星报》不满的分子进行的；没有人可以代替这些分子；这些人挑动特别“有野心的”和——出人意外的怪事——最有影响的工人反对《火星报》。从这件事得出这一教训：如果“笨人”妨碍你的行动自由，要搞高级政治是确实很费劲的。［注：遵循这一原则的敖德萨委员会在一个声明中提出这个口号：“俄国人民的解放者（原文如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万岁！”这是一件怪事！
敖德萨委员会已经公开地把人民的解放只能是人民自己的事这一不重要的思想当成尾巴主义的残余扔到一边。人民的“解放者”、敖德萨委员会万岁！它已经把敖德萨工人从自己解放自己这一任务中解放出来了。有一个所谓的“人民英雄”许诺说将由军国主义的组织为人民带来自由；人们只是要问，敖德萨委员会的口号在哪一点上比这一谎言好些或者坏些。——托洛茨基注］
但是，用各种形式（从最野蛮的到完全具有议会活动能力的形式）实现代理思想——为无产阶级代理——的方法，那时在《火星报》整个时期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遇到过来自“火星派分子”的自我批评。用什么来解释这个事实呢？
从前面的叙述中，读者已经找到了解释。为无产阶级、为它的原则、为它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任务是由《火星报》的全部工作来承担的，也就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进行的。
在“火星派分子”的意识中为政治代替积累心理学因素，这一工作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说明。但是同样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工作是有局限性的，它在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总的发展中只是一个次要过程。而无产阶级普遍的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过程在比我们这里更高的一个阶段上也会表现出它自己的各种内在倾向：自己的各种思维方式、自己的各种策略方法、自己的各种独特的口号和自己的独特气质。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努力超越它的性质给它规定的界限，并且把它的策略、它的思想、它的口号加给由这一局部过程创造出来的总的历史运动。手段违背目的，形式违背内容。
我们早从上文看到过这些“代替”方法的典范，而我们刚才引用的好战的“火星派分子”的那些信又为“党内”政治领域的代替方法提供了例证。这些方法是一整个时期的普遍现象。它们的这种或那种、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掌握零零散散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允许慢吞吞的方式，就不允许和“笨人”没完没了地纠缠，换句话说，要动员无产者来支持阶级政策的口号，其速度远远比不上革命知识分子围绕着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原则团结起来的速度。但是，如果人们借口维护运动的原则纯洁性和“正统性”的利益，而把代替方法的缺点强加于运动，那么这就是破坏整个运动的基础，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使党防止任何一种意外。但是，“笨人”（无产者）会在决定性的时刻抛弃我们，使“大家都相当吃惊”，这一悲剧性的意外恐怕是确定无疑的。为了避免一个如此肯定的悲剧性的前景，绝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组织上加强我们和工人阶级觉悟分子的联系。我们的每一个原则性决定必须是他们的决定。
《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严厉地谴责“经济派”努力把地方组织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委员会的决议只有经过所有的小组通过之后才能生效”［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51－352页。——编者注］。我们绝不拥护由委员会举行全民投票这一合法主义清规，问题不在于“民主的”职能，但是委员会必须考虑到，它的决议只有表达出所有从属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有觉悟的意志才能“生效”。一定要不动摇地力求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为了这种或那种“民主的”偏见，而是为了党的巩固和活力。
我们在这里不去详细谈论怎样达到这个目的这一问题的技术性方面，我们介绍读者去看切列万宁同志写的小册子《组织问题》，我们认为，它的主要内容不在于这个或那个“组织计划”，不在于效能很有限的委员会的“自治”原则，而恰恰在于那一简单的、几乎是浅显的、但在我们看来已被过分坚决地“清算掉”的思想，即通过加强领导组织同技术机构的“做零星细小工作”的人员之间的极其紧密的集体思想纽带来取得发展的思想。像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必须“从党的基础那里，也就是在积极主动的无产者当中去寻找党的稳定性的保证，而不是从无产者的组织领导那里去寻找这一保证，那些领导认为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认为革命对无产者来说是无法预见到的，他们能够用他们的翅膀出其不意地把革命扫掉”。［注：托洛茨基《我们的“军事”讨伐》，载于（火星报》1904年3月15日第61号。——编者注］
“难道这是简而言之吗？尽管‘少数派’不拒绝‘分工’，但是他们把分工看作祸害，他们想用另一种更坏的祸害来纠正它。‘少数派’干脆回到‘民主主义’，虽然是一种隐蔽的民主主义，‘少数派’要求委员会决议由从属于委员会的小组通过，他们使‘职业革命家’从属于运动的觉悟不高的分子，用这种方式削弱委员会工作的首创精神和锐气，这样就打开了通向‘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大门，最终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民主投降！”［注：用讽刺方式编述的列宁的话，原文开头没有引号。——编者注］
我承认，我是有些怀着憎恶之情来重复这种夸大不实之词的，但是必须习惯这一点！面对当前这个严酷的时期，如果列宁同志在他下一部“大作”（也许已经写好了）里给自己出一个题目，要证明“少数派”在向讲坛社会主义[10]发展，那么我们决不会吃惊。你们以为难证明吗？一点不难！
“‘少数派’难道不是嚎叫”（请原谅，我稍微用一会儿可敬的列宁同志的笤帚！），“不是日夜嚎叫，说我列宁宣布的分工原则使他们畸形化，使他们变成小螺丝钉和小轮子［注：“……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进一步，退两步》第147页（《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编者）。——托洛茨基注］，说我设计的体系剥夺了革命家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些特点是那些可怜的、被我从中央位子上赶走的知识分子们所不可缺少的）吗？可怜的家伙！很明显，他们读过德国教授施穆勒的东西，这位教授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和不幸的‘少数派’的候选人一样痛切地抱怨分工，说分工‘一再不断分裂人、把一种思想和内容都空虚的专门活动——没有思想的、枯燥无味的专门活动——强加于许多人（应读为：“党员们”——按马尔托夫同志的机会主义的说法），使人在思想、理智和肉体上都枯竭憔悴，等等，等等。没完没了地发展你们的原则吧，‘少数派’先生们，你们将很快投入施穆勒先生的怀抱！”［注：以讽刺方式编述的列宁的活。——编者注］
可惜的是列宁同志还没有足够的思想上随机应变的本领，否则他会利用同时代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文献写出更多的惊人的文章！
我们当然不会不回敬列宁同志。让我们翻开他最近发表的小册子的随便哪一页，例如第一五九页！这里谈到“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并在括号中说：“实践总是（注意）走在理论前面的。”［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0页。括号内的“注意”两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总是？我们不顾这是加着重号的字而开始大叫起来，真的是总是吗，列宁同志？我们倒是认为，理论是过去几个世纪的普遍经验的总和，它也能够预见明天的、甚至整整几十年后的实践。但是按照列宁同志的“理论”（人们不得不相信这一理论是反映他自己的“实践”的），理论总是（总是？？）实践的尾巴，跟在实践背后蹒跚而行。这难道不明明白白是从理论上为“尾巴主义”作假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这样来开始并不那么糟糕吗？
纪律和集中制
“党的纪律”，这是“多数派”的火气十足的口号之一。早在这个问题从地下冒出来之前，我们这些“少数派”的成员就有足够的机会听到关于纪律的种种议论，非常遗憾的是，对于人类来说，所有这些议论都已一去不复返了；也有例外，那就是，人们还会在乌拉尔的原始森林里，或者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丛莽中，遇见一个高尚的，但却在灭绝的、具有特殊品质的“顽强的雅各宾派”种族，也就是像太阳光线般纯粹的雅各宾派的种族。但是使人心涣散的批判和怀疑的幽灵最后还是会光顾他们，不过雅各宾派会勇敢地同这个幽灵作斗争，努力把它从乌拉尔逐回西方，从而拯救由接近我的西伯利亚联盟［注：作者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西伯利亚联盟的代表。人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写了这几句话之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都表明自己远远落在敖德萨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后面，而后者所达到的愤怒的程度，证明了他们那一“派别”的临终痛苦。
现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同志们已把他们的全部愤怒从针对“少数派”转向针对“多数派”本身的妥协思潮。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最近作出的痛斥中央委员会的“妥协主义”的决议使我们生动地回忆起一位严厉的雅各宾派分子在雅各宾俱乐部里说的话：“我谴责人民代表们，因为在人们只应当用斧头和长矛来对待叛逆者的时候，他们却和叛逆者称兄道弟。”——托洛茨基注］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亚洲。当然，所有这些努力将由历史来作出判断，但是英勇的乌拉尔人始终如一的胆量仍然赢得了尊敬。由于他们的这种特点，为我们写历史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使他们不被人遗忘，定会给他们的“宣言”写上几页，这宣言是大胆而恰如其分地表述了“多数派”的立场的；下面我们还必须研究纯粹列宁主义者的这一“信条”。现在我们且只看看“宣言”的某些直接与“纪律”问题有关的考虑。
乌拉尔［注：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多次重复这一思想，对各委员会即承担全部理论工作的党组织的原则性决议进行的批评，就是在理论上“行乞”。关于同盟在党内的地位的讨论有多大价值，这一问题由这些委员会的各个代表投票表决，再根据表决作出图表，当然算是运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了。我们一直试图去理解，但是不能理解，怎么委员会的一个代表的意见竟会比委员会本身的意见更为重要，
关于真正的科学方法还有一些情况：列宁的“图表”列出四十四票，其中“少数派”二十票，“多数派”二十四票。后面这二十四票中已有三票转向“少数派”，第四票甚至转向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阿克雪里罗得之流，而是巴枯宁之流。我们迫切要求列宁同志，在继续制定他的图表之前作出这些绝对必要的更正。——托洛茨基注］的三个委员会的“代表们”说：
“只有一个全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才能够预见（？）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才能够充当群众的领导，各地方委员会完全受它支配。各委员会和每个委员能享有很广泛的充分权力；但是这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加以规定。相反，在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和有益的时候，它有权解散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其他组织，它可以剥夺任何一个党员的权利。否则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就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注：《乌法、中部乌拉尔和彼尔姆委员会对中央机关报来信的答复》，载于《火星报》1904年4月1日（13日）第63号副刊，着重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实际上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单个的和完全独立的委员会，整个党的生活是以它们为中心而组织和发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彻底改变了党的面貌。通过举手或者投票表决这样简单的做法，结果表明，党内已经存在一个“集中制的组织”，“各地方委员会完全受它支配”。显然，“集中制”不应理解为复杂的组织政策上或组织技术上的任务，而仅仅是人们常常引述的“手工业方式”的对立面，人们授予中央委员会以解散一切妨碍它的组织的权利，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回避实际的任务，即在集体工作的过程中，在全体党员中间发展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责任感。因此要实现这一“集中制”理想，就必须有这样的条件，即一切实在的、还没有由于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而受到纪律制裁的分子不能反抗中央委员会解散他们的组织的企图。按照乌拉尔的同志们的意见，“否则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就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真的能够这样地组织起来吗？回答只能是：不，不能这样！
事实就是如此！这个文件的作者无疑设想，唯有“经济派”、“机会主义者”以及——用他们十分笼统的提法来说——居民中的其他阶级的代表才会妨碍由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甚至承认，彼此敌对的派别永远是这样给对方划定阶级的。但是人们将在哪里找到一个如此愚蠢的派别，哪怕它是“机会主义的”派别，会听任别人“解散”它，“剥夺”它的派别成员的“权利”，而不首先进行它有能力进行的一切反抗呢？一个哪怕只需要最低程度的严肃对待的、重要的派别（无论如何不值得同微不足道的、不需要严肃对待的派别作斗争）在面临要么“按照纪律而默默地自行解散”，要么“无视任何纪律，为生存而斗争”这两种抉择时，毫无疑问将选择第二条道路，这难道当真是那么难以理解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当纪律允许人们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人们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才接受纪律的）而斗争的时候，纪律才有重要意义。但是当一个派别面对着自己的“权利”要被“剥夺”的前景时，也就是说，为施加思想影响而斗争的可能性要被剥夺时，对于这一派来说，它的生存问题就从一个权利问题变成一个权力问题。
反对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形势的特点和尖锐程度，或者分裂党，把对于他们自己的原则的实际纪律看得比形式上的纪律的“原则”更为重要；或者他们继续留在党内，企图依靠他们的影响，把党的纪律这一桎梏的约束降到最低限度，以保证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和反对被认为起阻挠作用的趋势的自由。只要他们有意识地摆脱党的缰绳的束缚（为了他们所理解的党的利益），只要他们的影响容许他们这样做，那么对方靠经常重复纪律这个字眼来控制他们的任何企图都会是可怜的幻想。没有比在决定性关头求救于这类符咒的政治“领袖”的形象更加可鄙的了。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上述这种做法。如果纪律一方面表现为强制性的义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威胁，这种状况在党内当然不能认为是正常的，相反，这表明了党内的深刻危机。不过人们毕竟不能“通过喊叫来打退”一次危机，尽管有人准备喊破嗓子。
那么怎么办？需要超出正在瓦解的纪律的范围，查明运动的真正需要和必然性，这些需要和必然性是大家共同的，以它们为中心，人们可以使党的最宝贵、最有威望的分子团结起来。随着这些力量都聚集在运动的生气勃勃的口号的周围，双方给党的统一造成的创伤就将平复，人们不会再谈论纪律，因此人们不会再破坏纪律。谁试图从这一着眼点去分析两个争吵的派别的工作，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是哪一派在导致真正的团结。
如果在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少数派”不得不破坏“多数派”认为是纪律的东西，那么结论只能是，这种妨碍运动的现实利益的纪律是要瓦解的！历史本身不容争辩地得出这个结论。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相反，历史不会死守这一唯心主义原则的基础：让世界灭亡吧，纪律万岁！历史作为辩证唯物论的大师，在党内冲突中最后总是承认胜利的一方是正确的，因为胜利最后总是属于对革命事业的任务能够更好地、更广泛地和更深入地理解的那一方。因此我们满怀信心展望未来。但是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我们的主张集中制的形而上学者和神秘论者的队伍中，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同盟的冲突是一个错误，是一件蠢事，是一次过失，或者至少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他们的导师［注：指列宁。——编者注］那一方面的轻率行为。但是这一轻率行为无论如何不应当由那个除了“剥夺权利”和“解散”以外就不懂得其他“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方法的组织负责！这件事本来是从前提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结论，却被描述成偶尔的过失，个别人的轻举妄动，这样一来，人类思维的惰性就有权利继续坚定地相信这些“前提”了。无论就整体还是就细节来看，某些思想体系的瓦解通常是经过这样的途径的。首先崩溃的是直接受到实践打击的结论。意识排除这些合乎逻辑地得出的、但实际上是荒谬的结论，并且依靠诡辩从荒谬的前提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这种诡辩方法本身已经是衰落的标志。思想纠缠在自我矛盾之中，终于不能自拔。我们的“多数派”的思想正处于结论同前提相斗争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认为不能排除这一情况：甚至乌拉尔的同志们（前面引用过他们的话）现在也愿意承认，对联盟的十字军讨伐是一次令人遗憾的“误会”，尽管在他们看来，确实是“否则人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合理地组织起来”。
上面我们说过，没有比暗示性地重复“纪律”这个字眼、企图把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推到敌人方面去的“领袖”的形象更加可鄙的了。列宁显然感到他的处境窘迫，试图“在哲学上”给他的符咒建筑基墙。我们看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意志薄弱的、神经不稳定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害怕严格的纪律。“……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参看［注：最好不要去“参看”，因为人们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自然找不到相同的话。——托洛茨基注］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编者注］从这个故事得出的教训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正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那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0页。——编者注］
按照列宁（他自从写了小册子《怎么办？》以来几乎连一双鞋子还没穿坏）的新哲学就是说，经过“工厂学校”的无产阶级就足以给一直在党内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以政治纪律方面的教训！每—个不是把党看成一个大“工厂”、反而觉得这样的设想“凶恶可怕”的人，每一个不相信机器有直接的政治教育力量的人，按这个新哲学的说法，“一下子就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天生就不能把工厂的消极方面（“建筑在饿死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它的积极方面（“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6页，——编者注］）区别开来。
我们不怕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我们首先主张，促使无产阶级采取集体的、步调一致的斗争方法的条件，不是在工厂里，而在于无产阶级的一般的社会生存条件；我们还认为，在这些客观条件和一项政治行动的自觉纪律之间，要经过一条进行斗争、犯错误和吸取教训的漫长道路——我们的无产者只能在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好的或坏的）指导下进政治生活的学校，而不是进“工厂学校”；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发挥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因此不管工厂已经怎样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中训练了他们，他们还没有能力去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给以纪律方面的教训，这一情况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是不幸的，对于追求“独裁”的先生们来说则是幸运的。我们丝毫不害怕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还要进一步宣布我们完全拥护这一思想：“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兵营式的，不是自觉的政治上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4页。着重号和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列宁把俄国无产阶级的纪律当作一个实在的量而乞灵于它，但是用他自己下的定义来说，实际上他是把一个政治问题同一个“哲学”问题混为一谈了。“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最终创造了政治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纪律性的物质条件，就像资本主义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一样。但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视同仁是没有理由的，同样，把无产阶级的工厂纪律和革命的政治纪律完全等同起来，也会是荒谬的。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也正是在于，它鼓动无产阶级反对那种以物质运动的节拍来代替人类思维劳动的纪律，它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军队来反对这种僵死的和令人呆笨的纪律，这支军队是依靠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的共同性而脚挨着脚、肩并着肩地结合在―起的。俄国无产者还没有具备这种纪律，工厂和机器自发地赋与他们的这种特性比给他们造成的职业病要少得多。
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把工厂当作榜样一样。可怜的实际工作者同志，他表达了这种思想并且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那个吓人字眼（工厂）一下子就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6页。——编者注］可怜的列宁同志！命运竟把他置于这样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也“没有料到”，实际工作者同志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无产者，他进过工厂这个有益的学校……
列宁的追随者到处都向俄国无产阶级隐瞒党内危机问题，而这同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明天却必需在列宁同志的叱责下给予“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以严厉的教训……
读了这几行可恶的、无纪律的煽动性文字的人一定会多么愤怒啊！人们昨天还对无产阶级说它会“自发地趋向工联主义”，今天就已经号召这同一个无产阶级在政治纪律方面去教训人了。教训谁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在昨天的模式中还承担着把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的觉悟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使命！昨天无产阶级还在尘土中爬行，今天它已经被抬到出人意料的高度！昨天知识分子还是政治觉悟的体现者，今天工厂纪律的藤鞭已经向他们抽来了！
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确，要比列宁更加厉害地用讥讽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求巨大理论义务的科学研究方法，不是的，——如果需要擦脚，它就是一块破抹布；如果他想在它面前显示自己的伟大，它就是一块白色亚麻布；如果他必须表现自己的党性，它就是一根可以折叠的测量杆。
“少数派”反对集中制，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起来反对集中制，因此“少数派”是机会主义的……！这种三段论法——甚至从形式方面说也是错误的——构成列宁最近一本书［注：指《进一步，退两步》。——编者注］的好斗的主题思想，如果人们撇开这本书中一大堆粗暴地、不正当地根据一套间接证明的方法而编造出来的控诉词来看它的话。列宁以千变万化的方式重复他的三段论法，力图通过集中制的手势暗示性地影响读者。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反对集中制——海涅在柏林反对集中制——饶勒斯在巴黎反对集中制；海涅和饶勒斯是机会主义者，因此阿克雪里罗得是同“机会主义者”为伍的——很清楚，他也是“机会主义者”，而比这还要清楚的是：“少数派”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考茨基在柏林拥护集中制——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中央委员，以集中制的名义解散了同盟；列宁同志曾经是这场为维护集中制的荣誉而进行的战役的伟大导师，因此……等等，等等。
在列宁用这种“乌拉尔的”方式“解散”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后（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就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图表！），他就认为他已经给了他的听众以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了：通过败坏对方名誉的三段论法而造成的错觉。
我们认为，列宁对他的追随者的评价比他们应得的要坏。我们相信，甚至列宁同志最谦卑的追随者也会想到这一问题：目前在全世界起来反对集中制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代表人物，他们在社会政治世界观的领域里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也就是主张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对于这一情况应当如何解释呢？
他们在认真考虑了这样提出的问题之后会回答说，假如人们认为组织上的集中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强大武器（毫无疑问，它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武器），那么，就可以理解海涅和饶勒斯怎么会把集中制当作一种被他们认为是敌对的组织体系而同它发生冲突了。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组织上的集中制是伴随一个派别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而来的，这个派别把运动的整体利益置于局部利益之上，而且竭力保证后者对前者的监督。集中制是党对其各个部分实行政治监督的组织形式。机会主义不是在争取运动的总的目的即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其全部历史规模而言）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争取工团主义的、市政的、地方选举权的局部和一时的目的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集中制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机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或纲领策略立场相敌对的。不过，甚至列宁同志也不会断然宣称（虽然他的勇气十足），“少数派”的纲领策略观点是机会主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怎么会反对集中制呢？反对什么样的集中制呢？考茨基、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同志都是海涅和饶勒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怎么会采取反对列宁同志的“集中制”的立场呢？那种本来是追求音响效果的三段论法，即使重复一千次，当然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考茨基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组织观点（反对集中制、反对纪律、反对“紧密结合的多数派”）是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怕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心理相联系的。这一分析是中肯的，有价值的，只需要补充一点：考茨基还说，欧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本能地”倾向于改良主义和纲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注：例如，请参看卡·考茨基的《社会革命》（卡尔波夫译自德文，尼·列宁校订，日内瓦1903年版），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同盟出版，第42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注］。在知识分子的组织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之间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内在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两者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同一种集团心理。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或者与此同一类型的）心理发展，以时间和地点条件为转移，是能够容纳不同的而且有时绝不相似的政治图案的。
对我们现在的情况必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们是同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还是同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在以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一方而以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另一方的组织观点之间进行类比，却不考虑前者与后者隔着一条资产阶级革命的“卢比孔河”[11]，那就陷入了最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的肤浅的类比，与唯物主义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这些或那些组织观点决不代表知识分子本身的世界观的基本的和必然的特有因素，这些观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来自（当然要经过复杂的途径）对变化不定的政治形势变化不定地作出反应的政治心理。今天的明智的“雅各宾派分子”就他的政治心理即他的思想方法来说，是可以同昨天的明智的改良主义者相一致的。取得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民主保证这一点把雅各宾派分子同改良主义者分开了。
因此，如果同样的社会心理性格所产生的光谱会对立到如此程度，那么，在这里还提到组织问题这一局部的领域，有什么意思呢！知识分子可以主张联邦制或者主张集中制，可以转向自治制或者专制制，转向民主制或者专政，却丝毫也不会改变他的本性或他的政治利益的性质。
列宁同志本来是很容易避免机械的类比的，只要他注意到如下的想法就行了：根据他自己下的定义（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就算情况是这样；但是，列宁打算自比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雅各宾派分子，而典型的雅各宾派分子也正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愿列宁在在谈到法国大革命和略加改变而谈到我们的民意党的时候不否认这一点。列宁十分赞叹的雅各宾派的“集中制”和“纪律”，不是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受过工厂的纪律训练的无产阶级那里搬用来的，而是他们“从他们本身”直接地发展出来的。因此，正是新的“中等阶级”的社会成员已经和正在以民主派的形象，放射出彩虹般的种种异彩，从无政府主义到米勒兰主义[12]应有尽有。知识分子的性格正是这样的富有可塑性和弹性，要一劳永逸地把他们关进安排好的图表的牢笼是不行的！
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奉行雅各宾主义并加入用炸药或者用人民起义“计划”武装起来的密谋的集中制的组织，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奉行改良主义而磨钝阶级斗争的锋利的刀刃，这都是由同样的特点（这是应当牢记在心的）造成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不过说到辩证法，那是对列宁同志无可奈何的。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对待严格的刑法条款一样：他首先找出“合适”的条款，然后一头扎进起诉状的材料中去，并寻找形式上符合刑法条款的推定罪证。
说到辩证法，那是对列宁同志毫无办法的。他知道得很清楚，“机会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它的本性，不只是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361页。着重号和惊叹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连我们的大胆的论战者也下不了决心把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全面地塞进机会主义者的范畴（从明白直率这一点来讲这是多么令人跃跃欲试！），因此他给他们造出一个称号：“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概念的运用在这里失去了任何政治内容，它变成了吓唬小孩的“魔鬼”。
把辩证法降低成诡辩术，破坏马克思主义精神大厦的全部有生气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典型”变成用来衡量尘世罪孽的不可改变的、超社会的标准，这些就是为进行对“少数派”的斗争而付出的代价！“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由三分之二的成员进行补选，却没有提出有理的抗议，——这一问题上的吉伦特主义［注：指党领导层中关于补选问题的辩论。——编者注］！中央委员会是否有权决定同盟行政机关所在地这一问题上的饶勒斯主义！——还能比这更加厉害吗？可列宁同志还有更厉害的呢！
革命方法（“起义”和“暴动”）曾经完全被看成是小组习气；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必须由纪律来统治；破坏无产阶级的党的纪律的分子的行动本身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在列宁同志就这个题目写出一整部书来之后，在他通过一百五十多页的篇幅虽然没有顺利地用全部哲学说服读者，但是毕竟顺利地把读者弄得头昏脑胀之后，突然，他一板一眼地用下面这种晦涩的箴言把读者打得目瞪口呆：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本是一件好事情。革命派实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也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实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不妙了。”［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2页。——编者注］
对于列宁同志的所有崇拜者来说，在这里设身处地去考虑一下他的“论据”，会是很有用的：“少数派”受不了党的纪律。正是从这一点（注意：正是从这一点！）暴露了“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和“饶勒斯主义”。因此“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别。这是顺定理，现在接下去是逆定理：由于“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别，因此“少数派”的起义是一件很坏的事。如果“多数派”能够起来反叛，那会是另一回事，而“多数派”的革命立场是由于这一立场受到机会主义的“少数派”的反对而得到证明的。象顺定理所指出的，“少数派”本身之所以是机会主义的，是因为他们破坏纪律。从两条定理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在两个方向上都可以任意行动。这就是要证明的。
列宁怎么能够在这里决定用不多几句话对他的整本小册子踢一脚呢，解答这一问题不用费多少脑子。情况要求这样！我们的总司令的军队在减少下去，“纪律”又大有用自己的反面来对付他的势头。不过既然列宁为了同“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作对比，而描述了（用他引用的考茨基著作中的话来说）“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理想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毫无怨言地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既然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注：我们相信，被列宁同志写上这几个字的那张纸会在他的笔下感到害臊。——托洛茨基注］，而且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17页。托洛茨基的引文与列宁的引文有出入。——编者注］；既然列宁同志具有一个守纪律的党员（这种党员不怕处于少数地位）的这一切极可宝贵的品质；所以他认为还必须及时给自己的著作“装配”支持党的分裂的哲学辩护词，而党的分裂是他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残部而搞起来的。他做这些事的轻率态度只不过从反面证明他对于自己思想上的同志非常轻视。
如果别人反对我，那是很坏的。如果我抬高自己，那是好的。
这就是从一本冗长无味的、用长长的引文、“国际”的类比、精心编造的图表和其他精神麻醉的小手段装配起来的书得出的简短而令人愉快的格言。
几点结论
（信件摘编）
一
1904年3月……
昨天是鼓动员（十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员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一般地介绍一下组织计划，特别是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计划。这个组织员在解释这一组织计划之前，说了一些关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话。他本人属于“多数派”，并且承认由列宁同志提出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原文如此！！！）组织计划。这个组织者说:“少数派指责‘多数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你们会看到，这是毫无根据的指责。‘少数派’根本提不出它自己的计划来对抗列宁的计划。”此外他说，在“少数派”中有“国外联合会”[13]的残余、“民主主义”的残余。当列宁在《给一个同志的信》和《怎么办？》中提出组织计划的时候，人们对组织计划问题漠不关心，这位组织员对这种态度感到遗憾；他同时还提到，托洛茨基和查苏利奇已经同意（？！）《信》中的那个计划；最后他开始讲述这一计划：
“一个小组不是组织，甚至还不是一个组织的胚细胞。胚细胞是工厂委员会（至今哪里都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这样的细胞是绝对必要的。在我们这里，完全不报道工厂和企业中的生活，而那种生活是提供丰富事实材料的。简短地说，鼓动员们没有立脚点。
回过来讲一讲工厂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起组织员作用的工人，此外委员会里还有五、六个在组织上是优秀的和有影响的人（但是人们由于工作缺乏连续性还未能发现这样的人）。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是：传播书刊，设立储金会，开设讲座，搜集情报，散发传单。”［注：引文出处不详。——编者注］
他详细地说明了怎样组织小组去分发传单，到现在为止，这一工作还没有管理好，其次说明了怎样组织鼓动集会和学习小组。工厂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个组织员、一个技术员、一个会计、一个图书馆员和一个通讯员。这一城市分七个区，此外还要加上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区组织由这个区组织员和区辅导员、区图书馆员、区通讯员、区会计各一人组成。而地方委员会则由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关于这个组织人们以前一点也没有讲到）、一个技术员、一个负责的辅导员、一个组织员、一个编辑和一个秘书组成。（匆匆忙忙，说得很乱，请原谅。我没有时间；如果有必要，我将详细告诉你。）
报告者详细地讲解了整个工作的技术，说明为了保密和有效必须怎样组织。关于所有这些小组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它们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没有讲什么；他只是说明了表面形式。
最后，报告者提出在这个计划中是否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问题；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都倾向于认为不存在这类危险。
关于意见分歧，辅导员们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没有文献。现在为他们设立了一个阅览室，摆出最近几期《解放》杂志[14]、《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册（？！）和巴甫洛维奇的小册子。
不久前开了二十五个人的会议，他们是在技术领域工作和学习的。也把这个组织计划告诉了他们。在这以前，根本没有同他们开过会，人们说：“为什么同你们开会？研究你们的医学吧。”
紧紧地握手［注：信是摘要，着重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
答复
1904年3月……
亲爱的朋友：您的上一封信特别有趣，引起了种种想法和考虑，以致有一个问题使我作难：不知道应当从何说起。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这件无可辩驳的事实：不仅是某地的有组织的工人，不仅是辅导员，而且连委员会的委员，至今都还没有弄清楚使党分裂的那些意见分歧的意义。目前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一种说法，“集中制的思想（！）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基础”（巴统委员会的决议似乎就是如此，可参看）。在明格列里亚委员会和在彼得堡委员会也好，在里加委员会和在赤塔委员会也好，人们到处都在谈论集中制。而且人们认为，集中制应当是指中央委员会;如果有了一个中央委员会，那就是说，也就存在集中制了。但是像某地的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既缺乏文献又不关心，对于党的中央机关报要做到什么，同盟想望什么，五六个同中央机关报团结一致的俄国委员会想望什么，它是无法设想的，而这一事实却没有使某地的同志们认为，在我们这里根本没有集中制；可见集中制所指的——人们毕竟至少必须懂得这一点——不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或委员会，而是比这远为重大的某种东西：首先，一切党员积极参加全党的生活就是它的先决条件。当然，我说的是‘“欧洲式的”集中制，不是亚洲式的专制的“集中制”。后者不仅不以这样一种参加为先决条件，甚至排除它。人们向你们展示的组织“计划”，“本身”也许是很不错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实际上这个计划已经存在两年，按照列宁的《给一个同志的信》而“生活”（按字面的意义！）的整个一代形成了，看来集中制是会繁荣昌盛起来的。但是事实上，某地的委员会（不是波尔塔瓦委员会或乌法委员会）在碰到这些显然已使最有影响的党的工作者分裂一年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轻蔑地耸了耸肩膀就走开了。难道这不是意味着，某地的委员会无非是一个完全象三年前一样毫无起色的微不足道的手工业者团体吗？这些手工业者如您信中所说无法胜任百分之一的地方工作，而且像那时一样，对全党的问题完全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甚至明显地表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有什么差别呢？它表现在哪里？这表现在：人们使革命行话的某些术语重新活跃起来，干净利落地发誓要搞集中制；把一切希望从“自发增加任务”转移到“集中制的思想”上，或者转移到由随便哪一个人在随便什么时候所实行的组织计划上（如果瓦解组织的人不加阻挠的话），于是“森林和山便开始跳起舞来”。有什么差别呢？它表现在哪里？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疑是以一切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为先决条件的，为此，首先必须了解情况。在你们那里，至今只有代表大会记录第一册（是谁和为什么把记录分作两“册”？）和巴甫洛维奇的小册子，既没有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也没有马尔托夫的小册子或《火星报》。成了党的工作的基础的“集中制思想”的良好结果究竟在哪里？有了中央委员会决不等于有了集中制，即使按照这个词的最狭隘的技术方面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这难道不清楚吗？而且某地的委员会本来不应当向你们这些辅导员解释、这样一个组织计划（这个计划已由三代或四代的委员会中的“集中派”引起了三代或四代辅导员中的“集中派”的注意，当然并没有因此使党的财富有任何增加），也不应当三番五次地重复那种对意见分歧问题一点也没有说明的工作，你们的委员会本来应当对下面一点加以论述并仔细地考察：它自己是怎样产生的，它变成了什么，它拥有什么；这难道不清楚吗？如果这样做了，它就会看到，在一切神速的变态和变化中，它只保持了唯一的一个特性，即古老的手工业习气的残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事情的关键真的在于一个组织“计划”吗？虽然已经把“集中制的思想”塞进所有人的头脑里，甚至在一些人的头上干脆露出了列宁的《给一个同志的信》的一角，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难道我们不是经常地踏步不前吗？党的停滞的原因是否比在哪一个地方必须有多少会计、簿记员和“集中制思想”的其他体现者这一问题更深刻呢？
一旦这个委员会开始按这一方向（而且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方向）去思考，它就不会有兴趣像你们的“上司”那样去问“少数派”：“你们拒绝列宁的计划，但是你们拿来代替它的计划在哪里？”因为这个委员会将懂得，“少数派”不是拒绝把某一个自满自足的计划当作救治手段，而是拒绝打算搞出这样一个自满自足计划的那种计划本身。
他们在他们从前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很少举行辅导员会议，因为所有的人都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每一个人都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秘密工作束缚着大家的手脚。但是现在召开了一次这样稀有的会议，出场的是一位领导同志。他对你们说，“少数派”（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不了解少数派的）表现出“民主主义”的残余，根据这一理由他向你们这些辅导员解释了组织“计划”。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从这一计划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位同志对你们的教育工作给了哪些指示呢？他通过什么使你们的意识充实起来呢？你们在散会以后是否着手使这一计划变为现实呢？怎样，用什么方式？从哪一点开始？要不难道是，这一工作是由其他随便哪一个人完成的，例如，由可以把这一计划的一切秘密告诉你们的那一位组织员来完成的吗？这位同志是否也向你们说过，他想怎样着手使他的计划变为现实？难道他想解散一切现有的集团和小组，并且按照集中制建筑术的全部规则在打扫干净的场地上由特别挑选出来的分子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吗？或者难道他想逐步取消已经成立的组织的那些残缺不全的机构吗？通过什么道路？他打算从何开始呢？对于你们这些辅导员来说，对组织工作的参与必须表现在哪里呢？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清楚，这位同志关于这些“小事”没有说一句话，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你们的对话便是白白消耗时间。
“一个小组不是组织，甚至还不是一个组织的胚细胞。胚细胞是工厂委员会，至今哪里都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这一计划妙极了，连官僚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但是，一方面这一计划固然是自在地存在着，另一方面某地的社会民主党却也独立自在地存在着，对于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你们的组织员难道真正没有费神去考虑一下吗？你们的组织这样糟，以致宣言成灾，比“民主主义”时期还要糟；专门为某市制定的，由某市委员会提出的和被某市的同志们，不分“年老的”和“年青的”，直到细枝末节都认真地研究过的那一计划，仍然哺育着某市“集中派”完全无私的激情，虽然在这两年的集中制的柏拉图主义之后列宁“计划”的胚细胞即工厂委员会还是哪儿都不存在。但是，按照“计划”仅仅处于最后的、不显著地位的学习小组，却同计划相违背而占据了全部中心地位，而且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唯一的“胚细胞”，只有在那里你们的组织员才有可能去解释他的那些组织计划。
当你们这些辅导员在你们小组的这次会议以后回到你们所领导的小组去的时候，你们将同工人进行讨论，题目也许是：工厂委员会遍及全城的那一天将会到来；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包括一个组织员、一个技术员、一个会计和一个通讯员；工厂委员会之上将设立区委员会，它们常常包括一个区组织员、一个区辅导员、一个区图书馆员、一个区会计和一个区通讯员；在区委员会之上将设立地方委员会和作为一切委员会之委员会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那时将命令所有的地方委员会遵守纪律，而地方委员会将命令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将命令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将命令工人遵守纪律。于是整个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文件斗争就会爆发;只要“瓦解组织的人”不加干扰，这一斗争就会爆发！
在这里我又深思起来，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这个组织员向你们解释他的“计划”？我试图从心理学上向他解释他的行为；我想起了“最初的”小组学习的时代：当时一个辅导员给自己提出一个目标，要向帕尔或马克苏埃尔工厂的工人讲述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他从宇宙学讲起。他成功地说明了人是从猿变来的。他翻来复去讲了文明史以后，偶尔也讲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在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愚昧的无产者变为具有成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这种可敬的空谈的骑术已经过时了并且永远被遗忘了，但是正如已经表明的，它以最荒唐的漫画形式重新表现了出来。
我们党在“手工业方式”破产时期成长起来的党员，产生了一个异常贫乏的想法，这就是集中制的思想必须成为我们的工作的基础。对世界结构作唯物主义解释的思想让位给了按集中制制订“计划”的思想，向组员解释他在神的宏观世界中的地位这一包罗万象的、但是教条主义的任务让位给了向组织的成员解释他在列宁的微观世界中的地位这一没有生气的官僚主义任务。
早期的教育的一个目标是在小组内解决帕尔或马克苏埃尔的一个工人怎样准确地说明他自己的地位这一问题，尽管达到这一目标的情况很少，但他毕竟了解到人类经历过一个一妻多夫的时期；所有这一切对理解现状和过去的状况都是有益的和正确的知识。但是，某地的以一百三十个工人会计、一百三十个簿记员、一百三十个通讯员为基础的世界结构，事实上是列宁同志在作一次官僚主义的阐释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绝对不存在的。而且如果你们向某地的这个工人说明他在这一世界结构中的地位，那么，你们就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某种“往往是不存在的、从来是不存在的东西”。亲爱的朋友，“少数派”对我们党内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责难“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难道不清楚吗？
紧紧地握手……
二
1903年［注：刊误，应为1904年。——编者注］7月……
尊敬的朋友：
现在是详细地探讨组织问题的时候吗？伟大的事件在缓慢地出现，而革命的到来会比我们敢于期望的要快得多。我们正在讨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与委员会工作直接有关的那个三分之一……如果群众坚决地上街闹革命，那么，我们会懂得这是革命到来了吗？群众将看到与此有关的必要的口号吗？而军队呢？一次街头斗争的结局实际上要取决于军队的态度；我们是否做了某些工作使它同革命群众更加接近呢？革命是“像黑夜里的小偷那样”到来的，现在真正是我们为这一革命作准备的刻不容缓的时候了。根据我的观点，我们必须准备革命在夏末开始，并使每一次“拖延”都有利于我们的党……是时候了，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答复
1904年8月……
尊敬的朋友：我同意您的这些意见，革命可能比我们设想的要临近得多；我们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开展集中和分散的政治鼓动工作，并且绝对必须把当前的战斗口号交给尽可能广泛的群众，使他们可以带着这些口号上街，而现在不是费力去制定组织问题细节的时候。但是，如果您提出这些想法来非难“少数派”所进行的工作，那我是不同意您的；即使您不直接这样说，但人们只能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像黑夜里的小偷”那样到来，为了使它不致在熄灯以后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绝对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清醒。但遗憾的是，从政治上看来我们党是睡着的；它在沉睡中看到一些组织上的幻影，有时这种幻影变成沉重的恶梦。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力气，唤醒党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它在政治上的睡眠就会变成政治上的死亡。
如来您说：人们必须为革命作准备，全党的意见将同您是一致的，但四分之三将这样理解您的意思，似乎您说的是组织技术方面的准备。里加委员会将说：“建立一个严格集中制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是绝对必要的。”其他十个委员会同样会发表某些类似的意见。对它们来说，为革命作准备，已经不是发布命令和提出口号以及确定为“起义”发出“号召”的日期和时刻，但无论如何毕竟是一种内部的组织建设，或者还不如说必须称之为一种“瓦解组织”的建设，因为它是从破坏已经存在的组织形式开始的。但是，在当前的刻不容缓、时不再来的决定性时刻，任务在于，吸收一切现有的有组织分子，使他们联合起来进行系统的集中而不是分裂的工作。这一工作的目的是通过适当的策略方法使群众保持适当的张力，这种张力必须愈来愈高，直到最后迸发出来，——不管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暂时的反动时期，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迸发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的任务总的说来是在政治策略方面。我们这些所谓的“少数派”没有提出单独的组织任务，我们认为，最紧迫的组织任务会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自行解决。在这一特殊的意义上，我们确实表现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只是人们必须考虑到，针对我们的机会主义而提出的组织上的严格主义，无非是政治上糊涂的另一种表现。
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说过的话：只要多数同志的思想像捕鼠机中的耗子一样在一俄寸见方的组织章程的鸡毛蒜皮中挣扎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那么就不可能提出实际的政治任务。从原则上看来，“少数派”的“论战”工作同“详细地”推敲“组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破坏组织拜物教，为政治策略问题清理场地。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整个命运，就取决于政治策略问题是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解决。对于聪明人，这样说就足够了！
我们必须立刻展开的这一战役的出发点当然只能是战争，我们在这一战役中要依靠我们这里存在的一切个人的和有组织的力量。战争向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清楚的，即和平与自由！提出这一口号，不仅表明了我们对战争的原则立场，而且表明了我们打算直接达到的目标。我们不是简单地为了和平的利益而示威游行，我们实际上希望在“结束”独裁统治的同时也使战争结束。我们对于这一点必须抱有希望，而且这一点必须在我们的鼓动的内容和调子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我们还根本没有学会向群众提出战斗的口号。同我们的政治思想的形式主义相适应的不是切实有效的口号，而是某些千篇一律的提法，这些提法是随时随地都适用的，因为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眼里它们也往往只具有修辞的意义。
里加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声明提出如下口号：“我们对独裁者集团企图煽起我们身上的兽性并把它指向我们的日本兄弟的一切尝试的答复，应当是号召：打倒资产阶级！消灭战争！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兄弟般的团结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很清楚，这里提出的不是一个积极的战斗口号，人们不能把为了回答“独裁者集团的”冒险政策而发出的“打倒资产阶级”的号召看作是口号。目前的战争的命运在这里是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说过：“我们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反对工人阶级。我们现在不能避免战争，但是我们强烈地抗议这一不必要的、破坏性的、冒险的战争！”［注：声明中为斜体。——托洛茨基注］
这样一种观点会大大败坏我们的革命立场的声誉。我们必须考虑到，沙皇制度的命运现在是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如果明确地认为我们进入了独裁统治彻底崩溃的时期，那么，就必须由此得出这样的策略结论，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战争，我们必须要求立即结束战争。
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任何一个声明、任何一次鼓动讲话都是以这样的口号开始和结束的；人们绝对必须考察战争的全部后果，并使群众都看到这些后果。必须把简单的、明确的和尽可能简短的声明传遍整个俄国，而且在每一个确定的鼓动阶段所有这些声明都必须口径一致。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号召所有的人去实现这一口号！“你们要将这个号召传播到每个工场、每个乡村、每个茅屋里去！让城市工人把他们较高的见解和教养灌输到农村工人那里去。你们要随时随地无休止地争论、讨论……你们的呼声越是得到千百万倍的响应，这种声音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变得不可抗拒。”［注：《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2页。——编者注］
人们绝对必须在失业者中根据这一号召开展最艰苦的工作。让那种只给人民带来不幸、失业和死亡的战争结束吧。在一定阶段上，鼓动必然具有复杂的性质，因为人们把统治阶级的社会机构对待战争的态度当作鼓动的主题。工人必须要求地方自治局、杜马、大学、科学团体和报刊发表有重大影响的意见反对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这些机构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要求如何反应。
由国家救济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以及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人！必须在适当的时刻竭尽全力地提出第二个口号。在这一基础上，鼓动才能导致无产阶级特别是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为了战争的需要而掠夺人民的财产。
反对战争的运动愈深入和广泛，这里的处于两面夹攻之中的独裁统治遇到的困难就愈大。“立宪会议万岁！”这个口号，必须响遍整个俄国，它为摆脱困难指出了根本的出路。这一口号同上面提到的两个口号结合起来，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立宪会议既要结束战争，也要清算罗曼诺夫王朝的全部家业。
地方自治局、杜马和大学的代表的“呼吁书”不应当使我们感到出乎意外，大吃一惊。这样的呼吁容易引起很多同志的忧虑，忧虑人们行动得太晚（对什么来说太晚了？对号召起义吗？）。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立宪”改革毕竟遏止不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相反，它会成为这一运动的前奏。杜尔哥的改革就迎来了法国大革命。
我们必须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权的口号来对抗杜马和地方自治局“自上而下”的呼吁！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些，这就是，为了使群众支持这一口号，我们必须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通过一切其他口号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他们同地方自治局和杜马这样的以等级和财产为标准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对立起来。企图预先确定提出这一或那一口号的次序，或者预先确定用那些形式来支持这些口号，当然是荒唐的。我只能为我们面临的革命工作提出一个标准的样式。但是，不管我们的策略方法怎样改变，也不管这些策略方法会以什么样的综合形式出现，这一策略的方法本身必须保持不变，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中对抗独裁统治和统治阶级的一切社会机构，特别是对抗像杜马和地方自治局这样的不久也许被“号召”来决定俄国自由命运的社会机构。
在进行这一错综复杂的革命前的战役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想—想拉萨尔在1863年向德国工人讲过的原则：
“取得实际成就的全部艺术在于：任何时候都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在最重要的一点上——而不要左顾右盼。你们不要左顾右盼，对一切不意味着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或者同它没有联系，不能促使它实现的事情都要置若罔闻！”［注：参见《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3页。——编者注］
不管革命使我们处于运动的哪一个阶段，统一在一定的政治口号周围的无产阶级总会在革命中作出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本身又将极大地推进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因此，围绕着基本的革命口号把无产阶级动员起来，是我们为临近的决定性事件作直接准备的内容。即使由于历史的意志这些事件要无限期地推迟下去，那么我们的努力也不致有一丝一毫付之东流。这些努力将完整地列入我们伟大的历史任务即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任务。
目前，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准备工作；而这一准备工作我是了解的，并且看到了它的全部复杂性、艰苦性和巨大性。更明白一点说：任何其他的准备工作必须是这一准备工作的补充。我站在这里，我就不能说别的。每一个有觉悟的“少数派”拥护者最后也将这样说。人们尽管可以由于他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是不会认输的。即使在十字架上，他一定会准备喊叫：“你们这些盲人！你们赶着蚊子，你们却看不到骆驼！”……
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不是雅各宾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
而是雅各宾派分子或者社会民主党人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
这一公式一定会使我党的列宁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一切占领合法化；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公式中，隐藏着关于党章的倒霉的第一条和关于所有策略问题的意见分歧的根源。我们无论如何一定得详细谈谈它。
列宁在刚才引用的公式中，不仅仅是为了玩弄词句，而是完全有意识地和严肃地在谈论“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但是他的解释并不包含异端邪说，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当然，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相联系的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在列宁的定义中，雅各宾派分子这个词也可以用自由主义者、民粹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门诺派分子[15]来代替——什么正好合适，就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因为，正是在雅各宾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门诺派分子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发生联系的那一时刻，他们就不再是雅各宾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和门诺派分子，倒不如说是变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了。
如果列宁打算用他的定义来表达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毫无内容的思想：社会民主党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人们就得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思想：一个雅各宾派分子尽管他一般来说在政治思想和方法上，尤其在组织观点上依然故我，但是只要他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发生了“联系”，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只要历史把他托付给革命的无产阶级，他就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列宁在理论上阐述他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定义时，他答复了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对于列宁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比对我们党来说更为重要。
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中，人们常常求助于山岳派[16]和吉伦特派[17]的比拟。当然，这种比拟在这里不仅没有制造出雅各宾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一致性，而且甚至没有制造出二者之间任何内在的相似之处。
谁不是用词句和表面的比拟来思考，而是以生动的概念来思考，谁就自然会理解，社会民主党距离雅各宾主义至少同它距离改良主义一样遥远。罗伯斯比尔距离倍倍尔至少同饶勒斯距离倍倍尔一样遥远。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成为雅各宾派分子呢？在思想上吗？教义上吗？政治斗争的方法上吗？党内政治的方法上吗？冠冕堂皇的演说的方式上吗？
雅各宾主义不是超越社会的“革命的”范畴，不是的，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解放的紧张的历史时代里，雅各宾主义是革命精力高涨的顶峰，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它的内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而是在它受排挤和压迫的过程中——在理论上通过诉诸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公民的权利，在实践上通过断头台而能够达到的激进主义的极限。为了使雅各宾主义能够保持权力，历史必须停顿下来，因为每一个向前的运动，都必然会使积极或消极地支持过雅各宾派的各种不同的分子互相对立，并以这种方式，在内部摩擦的过程中削弱革命的意志，而在革命意志方面，山岳派是站在最前列的。雅各宾派分子没有相信也不可能相信：他们的真理会一天天地越来越赢得人心；事实却说明正好相反：阴谋家、伪善者、“特权分子”和“调和主义者”从各种缝隙里，从各个地方爬出来了。昨天，他们还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而今天，人们看到了动摇的态度。雅各宾派分子和所有其他人之间不仅是原则性的而且是私人的隔阂每减少一点，都意味着解放出对他们的瓦解组织工作的离心力。通过“戒严状态”使革命发动达到最高点的那一时刻永远维持下去，并且通过断头台的钢刀来确定分界线——这种政治策略是由政治上自我维持的本能决定的。
雅各宾派分子是空想主义者；他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理性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他们要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共和国，他们要在阶级剥削的范围内建立理性和道德的共和国。他们的斗争方法来源于他们革命的空想主义。他们站在一种巨大矛盾的刀刃上，他们求助于断头台的刀刃。
雅各宾派分子是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像他们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唯心主义者一样，他们承认“普遍道德的原则”是“首要的”；他们相信“真理”这一思想的绝对力量。他们认为，为了给这一真理建立基座而屠杀一些人作为牺牲，并不是过分昂贵的代价。同他们所宣布的普遍道德原则相背离的一切，都是邪恶和虚假的产物。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在著名的热月8日演讲（这是他最后几次伟大的演讲之一：）中说道：“我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注：1794年7月26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雅各宾派的结社。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历史文件汇编》，弗·奥拉尔编，1897年巴黎版第6卷第254页。——编者注］对活着的人的绝对怀疑是和对形而上学思想的绝对信仰相适应的；怀疑不可避免地是为“真理”服务的方法，也是“真正爱国者”最高的公民义务。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解成一种控制着意见和观念冲突的社会的机械作用，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历史的前景和这样的确实性：“意见和观念”领域的某些对立不可避免地要加深，而另一些对立则相反，当被革命解放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发展起来时，它们必定会相应地逐步缓和。
为了使雅各宾主义能够更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历史必须停顿下来。但是它并没有停下来；所以只好残酷地开展反对自然力的斗争直到精疲力尽为止，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每一种停顿，最微小的让步都意味着死亡。
罗伯斯比尔热月8日在国民公会和当天晚上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的演说是在多么没有出路的历史悲剧中进行的：
“在我们所处的道路的终点之前停下来，就意味着完结，”这个已经站在深渊边缘的独裁者说道：“而我们很可耻地退却了。你们下令惩处几个罪犯即我们一切非正义行为的罪魁祸首；他们却敢于反对民族的正义——于是人们为他们牺牲了祖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那么就让我们等待正在不受惩罚地进行着的阴谋可能引起的一切灾难吧……你们只要暂时把革命的缰绳放松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暴乱的专制主义将怎样抓住它，阴谋的头头将怎样推翻沮丧的国民政府。一个内战和穷困的时代将使我们的祖国糜烂，而我们将走向灭亡，这是因为，我们不想掌握人类历史中那一注定要为自由奠定基础的时刻。我们把祖国委弃给一个灾难的时代，人民在纪念我们的同时将诅咒我们，而这一纪念对于人类来说本来应当是很宝贵的。”［注：《雅各宾派的结社》第6卷第278页。——编者注］
在这个历史的命运之路和社会民主党这个具有最乐观前景的党的命运之路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对立；未来保证社会民主党的“真理”的追随者将会增多，因为这一真理不是突然的革命的“自白”，而只是无产阶级的日益扩大和日益加深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确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然要成长，而且也确信党内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必然要取得胜利。第一个确信的根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推动无产阶级自发地在政治上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二个确信的根据是：这种组织起来的客观趋势和策略任务，在革命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表现得最好、最完整和最深刻。
我们能够把党在形式上的界限规定得宽一些或窄一些，“软”—些或“硬”一些——这取决于一系列客观的原因，取决于政治敏感，取决于对政治效果的种种考虑。但不管我们将以多大的半径来划定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党却将无可怀疑地始终描绘出一系列无产阶级的同心圆，从中心向外围，人数逐渐增加，觉悟逐渐降低。最觉悟的也就是最革命的分子在我们党内将“始终处于少数”。如果我们同这种状况“妥协”——而我们是在同它妥协——那么这一点只能用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命运”的信赖来解释，换句话说，也就是相信他们必然“获得”对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来说“最合适的”革命思想。我们信赖的是，被马克思主义照耀的阶级实践将提高觉悟较低的分子的觉悟，并使那些昨天还完全没有觉悟的分子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照耀。我们和雅各宾派分子之间的深刻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怀着革命的信念，面对各种社会原动力——也就是说面对着未来。雅各宾派分子却合乎逻辑地充满了阴沉的怀疑。同一种原动力引起雅各宾派的分化和瓦解，却产生了促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且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倾向，
两个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隔着一道鸿沟。
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雅各宾派分子呢？他们是空想主义者，我们想成为客观倾向的代表；他们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唯理论者，我们是辩证论者。他们相信一种超阶级的真理的疗效，在这种真理面前所有的人都得俯首听命；我们只相信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他们自相矛盾的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引起他们政治上的怀疑态度和无情的猜忌；我们的理论上的唯物主义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历史的“意志”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的方法是对最轻微的背离也要砍头，我们的方法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扬弃意见分歧。他们砍掉人的脑袋，我们用阶级觉悟来充实人的头脑。
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雅各宾派分子呢？
的确，他们是不妥协的，而我们也是不妥协的；雅各宾派分子知道一种可怕的政治罪名，它以调和主义这个词来表达。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罪名。不过我们的“不妥协”具有另一种性质。我们在我们和机会主义之间打进了一个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手段的楔子，阶级斗争的每一次原则性的打击都使这个楔子越来越深入。我们以这种方式“清洗自己”，摆脱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者不是从我们这边跑到别的阶级的政治阵营中去，就是服从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革命的、完全不是机会主义的逻辑。每一次这样的“清洗”都使我们强大起来，并且往往直接地扩大我们的队伍。
雅各宾派分子在自己和调和主义之间放置了断头台的钢刀。阶级运动的逻辑是反对他们的，而他们企图扼杀这个逻辑。愚蠢这个九头蛇的头的数目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为真理和道德的思想而献身的头颅却一天比一天少下去；雅各宾派分子以使自己削弱的办法来“清洗自己”。断头台只是政治自杀的机械工具，而自杀本身却是他们绝望的历史地位（私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的宣告者、阶级剥削范围内的普遍道德的预言者的地位）的极其不幸的后果。
某一个不著名的雅各宾派分子在1792年10月说过：“为了弄干净被大火烧伤的机体，大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拯救身体，人们必须把四肢切掉。只要我们有坏的领袖，我们就会被引向歧路。但是有朝一日当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时，他们将成为我们的领袖，我们将同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联合起来拯救这个国家。”［注：《雅各宾派的结社》1892年巴黎版第4卷第372页。——编者注］
但是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当丹东和很多别的“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被当作大火烧伤的四肢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另一个雅各宾派分子在同一个俱乐部又重新以几乎同样的话谈到了“清洗”。
“如果我们清洗自己，那是因为要取得清洗法国的权利；我们不容许任何异物留在共和国里，自由的敌人一定会发抖，因为棒槌已经举起来了，国民公会将使他们很快地滚开。我们的敌人不像人们想使我们相信的那么多；人们会很快把他们公布于众，他们将出现在断头台上。有人说，我们要消灭国民公会，不对，国民公会将不受侵犯地存在下去；但是我们要把这棵大树上的枯枝砍掉。我们贯彻的高尚措施有点像疾风，疾风刮走了虫子咬过的果实，把好的留在树上；那些留下来的果实我们可以在以后采摘，它们会又熟又甜，它们将使共和国获得生命力。如果树枝尽管很多却被虫咬得乱七八糟，这有什么用处呢？不如少留一些，只要它们新鲜，没有毛病，那就要好得多。”［注：《雅各宾派的结社》1892年巴黎版第6卷第47页。——编者注］
两个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隔着一道鸿沟。
毫无疑问，如果在一个革命法庭上控告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就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另一方面，同样无可怀疑的是：每一次要把雅各宾主义的方法用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中去的尝试，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最纯粹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为了获得想象出来的暂时的兴旺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这就意味着，用一些渺小的手段去冒充崇高的历史性冲突。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自己的发展中、也只有从自己的发展中吸取力量）面前，断头台和消费合作社都同样无足轻重，雅各宾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都一样是机会主义的。
当然，如果您试图把雅各宾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策略方法搬用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领域，那么您得到的只会是雅各宾主义的一个可笑的漫画像，却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不是雅各宾主义，当然也不是雅各宾主义的漫画像。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相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最终会（人们一定得这样希望）脱离无产阶级的组织。但只要他同这个组织保持形式上的联系，只要他同时保持着对无组织的无产阶级基本力量和未来时代怀疑猜忌的那种雅各宾主义心理状态，他就根本不可能对他所属的那个党的发展过程作出评价。“我只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好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这种觉悟是高是低，这是完全无所谓的）今天是以其有利的一面倾向于我的“计划”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和偶然的局面需要确定下来。坏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今天背离了我的计划的这些或那些细节。人们必须教育他们吗？不——压迫、削弱、消灭和排除。不是按照动力学，而是按照静力学来理解党。用作衡量党内各种分子的标准的，不是他们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中的作用问题，而是他们目前对待这个或者那个“计划”的态度。因而得出了这样的令人惊异的结果：在列宁看来，扮演我们党的“落后”派的是“劳动解放社”[18]、《火星报》编辑部、国外同盟[19]、组织委员会，而“进步”派是由一批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还没有分化的群众组成的。人们不得不希望从这些新来的人中间将来会产生一些极其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当然将会被我们的党在漫长的、艰难的道路上碾得粉碎。
“我只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这个政治格言已经铭记在马克西米利安·列宁的心中，而且我们要补充说，这个格言粗略地概括了旧《火星报》的策略智慧。
毫无疑问，怀疑和猜忌是《火星报》同事们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是在那些通过各种“偏向”表现出反无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中间工作的。如果说，总的说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把没有组织的基本力量组织起来，同时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那么旧《火星报》的工作则是同没有组织的基本力量进行斗争，同时排斥知识分子，不让他们参加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瓦解活动。任务不仅仅在于启发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而且也在于从理论上威胁他们。对那些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正统观念”是很接近鼓舞过雅各宾派分子的那种绝对真理的。正统的真理能事先看到一切，甚至看到补缺选举的问题。谁驳斥这一点，就必须被开除，谁怀疑这一点，就接近于要被开除，谁提出问题，就是准备怀疑了。
列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他特有的方式对他关于党的发展的“雅各宾派”观点作了经典式的表述。他，列宁，知道绝对的组织方面的“真理”，他有“计划”并且在努力使计划实现。如果他，列宁，没有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阴谋、诡计和陷阱的包围，如果不是大家似乎都密谋反对他和他的“计划”，那么党就会进入繁荣的状态。反对他的不仅有老的敌人，而且也有些“火星派分子同《火星报》作斗争，使《火星报》遭到种种困难，阻碍《火星报》的活动”［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1页。——编者注］。哪怕他们是直接地公开地进行斗争也好！“不，他们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活动”［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1页。——编者注］……“总的印象（不只是对组织委员会全部工作的印象，而且也包括对代表大会本身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同阴谋诡计作斗争。”［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6页，括号内的文字和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列宁得出了这样理直气壮的结论：“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一切捣乱分子，使他们处于不能损害党的地位［注：我们提醒读者，“使之无能为害”这一公式在雅各宾派的日常生活中是常常用来对付共和国的“内部敌人”的。——托洛茨基注］。”［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6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换句话说，为了党的利益，建立一个“戒严状态”的政权是绝对必要的。用罗马的术语来说，领导这个政权的应该是一个dictator seditionis sedandae et rei gerundae causa［注：拉丁语：平定叛乱和处理必要事务的独裁者。——编者注］。但是恐怖的政权在一开头就表明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平定叛乱的独裁者既不能使“瓦解组织者”服从他的权威，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党的大门，或者是用纪律的害人的圈套把他们束缚起来。“落后分子”是什么也不怕的，相反，他们却毫不含糊地占领一个又一个阵地。而我们垂头丧气的罗伯斯比尔却只有重复他怀着无意识的诚挚之情去模仿的那个人所说的那些悲观主义的话！
“阴谋经常战胜真理，正义成了谎言，极卑劣的感情和最可笑的恐惧占据了人类神圣利益在心灵中的位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活着是为了什么？……”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将长久地不能理解他们失败的原因，正如他们不理解这种思想一样:人们不仅不可能给整个社会，而且也不可能给个别的党规定它发展的道路。人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历史条件推论出这样的道路，并通过孜孜不倦的批判工作来扫清它。政治上的唯理论者——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很多，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还没有能做到积累策略上的智慧，并由于一连串的失望而指责领导人的意见——唯理论者和形而上学者认为：只要“代表”全党“反映”发展，以官方权力的鞭子装备自己，就足以在这以后由他们这一伙来推动发展，而发展也就会继续进行下去了。但是，一旦具备了繁荣的一切条件，就会出现预计不到的障碍和反抗。“阴谋”和“圈套”的时期就会开始；有一些人不理解，并且会问“为什么”，也有一些人坚持他们认为是最好的道路，或者是指出这条道路。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看出第一种人的不理解，第二种人的坚持，于是寻求能够使党的进步运动的工作便于进行的策略方法。政治上的形而上学者在区别这两种类型方面天生是无能的；他不分析，不分门别类，不说明细节，也不解释，不提出“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想象看到一个反动的一帮在阻碍他去领导党。我们的雅各宾派分子通过思想上这种唯理论的逻辑越来越跟党的发展的历史逻辑相背离，而经过他的意识的反映，党的发展成了恶意的对手、瓦解组织的人、党内的冒险家和阴谋家成长的危险过程；而最终，这个可怜的“领导人”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党是“怀着恶意陷害”他的。发展水平不同的个性、各种世界观上的差别以及不相同的性格等等的总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党自身的物质的形体，最后成了这个可怜的“领导人”自身的根据唯理论先验地臆造出来的发展的障碍。列宁失败的秘密就在这里，他的狭隘的怀疑态度的原因也在这里。
列宁这种恶意的、道德上令人厌恶的怀疑态度，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悲剧性偏狭态度的拙劣模仿，正像人们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它代表了旧《火星报》的策略遗产，同时又是这种策略的蜕化的结果。这些方法和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却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消灭，因为不然的话，它们就有使我们党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理论上彻底崩溃的危险。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具有特征的事实：我们党反动的一派的领袖，列宁同志，为了维护经过歪曲的雅各宾主义的策略方法，在心理上不得不给社会民主党下个定义，这个定义无非是对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一次理论上的谋害。是的，是一次理论上的谋害，它的危险性绝对不下于某一位伯恩施坦的批判性观点。
事实上，伯恩施坦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采取了什么样的理论上的行动呢？他主要是致力于抹杀它们的鲜明的阶级界限；他致力于把它们变成通过一个内在的逻辑纽带互相结合的两种超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饶勒斯和他的忠实朋友米勒兰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的同样是这种行动。回忆下列情形是无用的：谋求一个部长席位的非常实际的投机行为是同这种理论方面的夸夸其谈的空论相适应的，或者是（如果人们进一步理解这种关系的话），把无产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附庸的实践，是同把社会主义当作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中产生出来的逻辑附庸这一观点相适应的。
同样的工作——到目前为止限于在理论的领域——在我们这里是由一度信奉过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批评家”进行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通过唯心主义哲学的炼狱促使社会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学说。布尔加柯夫先生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理想必然是来源于哲学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注：《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从1896年到1903年）1903年圣彼得堡版第VI页。…………托洛茨基注］但是，自由主义的政治遗言和誓愿充当了绝对的、也就是不受阶级分析影响的唯心主义原则。别尔嘉也夫是这样解释的：“自由主义根据它的理想提出了发展个性、实现天然权利、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目标。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只是展示了顺理成章地贯彻这些永恒原则的种种新的方式。”［注：《从哲学唯心主义看伦理问题》（见《唯心主义问题（论文集）》1902年莫斯科版第91一136页）第118页。着重号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解放》杂志（人们始终必须从这本杂志中寻找我们这里繁荣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天书的政治释文）最终以如下的强有力论点强调了唯心主义在理论上的占领：“决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分割开来或者简直彼此对立起来，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离的。”［注：《论农业问题》，载于《解放》杂志第9期（总第33期）（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托洛茨基注］
资产阶级民主想把无产阶级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的这种政治倾向，要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不是表现为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集体主义的世界，资产阶级的世界和无产阶级的世界）的原则，而是表现为两种抽象的制度，其中的一个（自由主义）包含着另一个（社会主义），正象整体包含着局部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如像代数的公式包含着它的各项算术的值一样。从这种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的阶级躯体的肌肉的粗暴“活动”完全消失了，社会现实的清晰轮廓在意识形态的影子戏的范围内消失了。毫无疑问：伯恩施坦、饶勒斯和米勒兰也好，明天在自由俄国的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诸位先生、也许还有司徒卢威先生也好，都会欣然同意以这样的公式来下定义：“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有联系的自由党人（或者民主党人）。”
面对着这样一个公式，列宁同志将会说什么呢？他会说：这个公式在逻辑上是没有意义的，它在政治上表达了一种无可怀疑的倾向：要给无产阶级蒙上一种异己的、与它的阶级利益敌对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政治心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同一个列宁同志做了些什么呢？他试图一丝不差地完成与伯恩施坦、饶勒斯和我们的“唯心主义者”所做的同样的工作，只是有一个区别：根据他的革命的地位，他用自由主义的极端革命的新芽也就是雅各宾主义来代替自由主义，而雅各宾主义却是自由主义的肉中之肉，血中之血。列宁同志用大胆的斜体字宣称：“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就必须也承认另外一个公式，即《解放》杂志的公式，当然是在人们用自由主义的左翼即雅各宾主义代替这一公式中的自由主义以后；这一来公式就成了这样：“决不能把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互相分割开来或者简直彼此对立起来，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不仅是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而且也是就革命策略的方法和它们的政治心理的内容来说都是如此；于是剩下要做的就是总结了：雅各宾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变种，社会民主主义是雅各宾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变种。
如果列宁不想从由他提出的唯一的原则性的、无畏的原则性的“口号”“退两步”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从他的定义出发“进一步”，如果他接受由此而得出的全部结论，他就必须向党内的同志送上拜访的名片。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列宁同志！
要不您就像马克思主义中产生的自由派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建立一座桥梁那样，在革命资产阶级的（雅各宾主义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之间建成您的理论上的桥梁，要不您就放弃促使您去搞这样一种理论上的谋害的实践。
要么是雅各宾主义，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要么从您在您同“少数派”的斗争中真正采取过的唯一的原则立场上退回来，要么从您在反对少数派时似乎捍卫过的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上退回来。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列宁同志！
我们听到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声音：“难道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不是给了我国自由派一个文坛上的领袖［注：指司徒卢威。——编者注］吗，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出一个领袖给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呢？”［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页。——编者注］
那又怎么样呢？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只能是雅各宾派分子。他在严厉的“独裁”、铁的“纪律”、“号召起义”等响亮口号下召集了他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会是庞大的和强有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起的有局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派的）作用之间的妥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意识形态上的外壳，当然不是用它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内容，而是用它的形式的框框，这种框框是如此支离破碎，以致人们可以把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同雅各宾主义结合起来，得到一种“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
按照列宁的论断，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我们党内正统（就是这么写着的！）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革命资产阶级的，也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倾向”。［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页，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丝毫不能证明，既不能证明“经济派”（他是第一个起来反对他们的）也不能证明我们雅各宾主义的科长们（他在政治上描述了他们的特点，并从而在同盟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中揭露了他们）有某些倾向。阿克雪里罗得“丝毫不能证明”，他描绘不出像样的图表，他综合不出歪曲的罪证，因此他“丝毫不能证明”。他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他阐述了一种在党内出现的倾向。要做第一项工作，必须是一个敏捷的统计学家和一个马马虎虎的律师，要做第二项工作，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敏锐的政治家。另外一些人则关心“文件方面的”证明。关于这些对于列宁说来如此重要的证明，在我们的宫廷雅各宾派分子、国家雅各宾派分子和真正的国家雅各宾派分子的党内实践中是多而又多的，在我们的各个委员会的决议中是很多的，而著名的乌拉尔《宣言》是首屈一指的。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手工业方式的”谋害，由列宁“自己”在他的小册子［注：指《进一步，退两步》。——编者注］里加以“集中”以后，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的顶点就是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雅各宾派分子的不朽“公式”！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啊，生活的逻辑多么有力！它“把一粒沙子放在路上，过分聪明的人就一个跟头跌倒在地”。在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某个组织计划中，曾经抚育了这个党的团体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而这个“微不足道的”事实竟成了一场巨大的党内斗争的根源。人们不得不对自己说：这个组织计划显然有一个错误，产生这个计划的思想显然有某种本质上的缺陷。“计划”的作者把同社会民主党精神格格不入的方法运用到党内政治中来，他认为，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不得不“扩大”社会民主党人的概念，把它同雅各宾派分子这一概念结合起来。生活显示出它的有力的逻辑，迫使无足轻重的、不彻底的和折中主义的人们无论如何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愈快愈好。
当列宁在炮制他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雅各宾派分子的“公式”时，他在乌拉尔的志同道合者制定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公式”。主观上乌拉尔的雅各宾派分子同列宁一样依然想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但是政治生活中有很多震动和冲击，足以迫使他们“扩大”这个范围，或者当这个范围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时完全脱离它。这种情况迟早总要发生。
乌拉尔宣言说：“1871年巴黎公社遭到了失败，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公社中存在各种不同流派，它们往往代表互相对立和互相矛盾的利益。每一流派都往自己方面拉。结果是争论很多，行动很少。因此应当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说，必须使无产阶级对于保持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作好准备，无产阶级自己也必须为此作好准备（！！！）。使无产阶级为专政作好准备是一项重大的组织（！）任务，其他一切必须服从这一任务。这种准备也包括创造有利于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的精神状态，说明这种组织的全部意义。有人可能反驳说，独裁者（！！！）过去和现在都是自行出现的。但是，过去并不总是这样的，而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这种情况不应当自发地、机会主义地出现。
这里必须把最高程度的自觉同绝对的服从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必然引起另一方面（对绝对必然性的了解就是意志自由）。”
在我们俄国，面对着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组织问题，即严格集中的、秘密的、能够前进并实行自己任务的党的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任务同最终任务是一致的”。
这就是三个委员会（乌法委员会、中部乌拉尔委员会和彼尔姆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哲学。这个哲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论点：
1．使无产阶级为专政作好准备是一项组织任务，这项任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准备保持一个以一个独裁者为首的强大组织。
2．必须绝对自觉地为这个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而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独裁者的出现作好准备。
3．拒绝这个纲领就是机会主义。
不管怎样，这一文件的作者有勇气公开声明，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就是说，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将不是把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具有主动精神的工人阶级，而是统治无产阶级并通过它统治社会的“坚强有力的组织”。
为了使工人阶级为取得政治统治作好准备，必须发展和培养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并使他们养成对革命的全体执行人员经常地积极地进行监督的习惯。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雅各宾派分子”，即政治代替制度的勇敢代表的观点，使工人阶级为取得国家统治作好准备这一巨大的社会政治任务却被建立一个权力机构这一组织策略任务所代替。
第一种提法的重点是，在吸引无产阶级愈来愈广泛的阶层参加积极的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用种种方法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改造。第二种提法归结为在“坚强有力的组织”范围内选择严守纪律的执行者，为了省事起见，这种选择是仅仅通过机械地排除不合适的人、通过“解散”和“排除右派”来进行的。
我们重说一遍，乌拉尔的同志们在用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对阶级的有组织统治代替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点上是始终一贯的。然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性，而是雅各宾派分子的一贯性，或者把它“翻译成”社会主义的语言，是布朗基主义者[20]的一贯性，当然带有乌拉尔文化的天然色彩。
我们因此指责乌拉尔的同志犯了布朗基主义[21]的错误。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起，伯恩施坦恰恰指责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犯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这似乎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说明应当把乌拉尔人看作是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把我们看作是伯恩施坦主义者［注：这一章的大部分是在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发表之前写的。事实表明，我们没有弄错。不出所料，列宁对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种指责反驳说:“……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名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477页。——编者）。阿克雪里罗得“附和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了对他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罪名（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托洛茨基注］。
因此，我们认为，引证恩格斯的意见是极为有益的，恩格斯认为，布朗基主义者对于自己在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扮演什么角色是这样设想的：
“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布朗甚主义者并没有按照他们学说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行动，而是按照执政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行动。公社没有号召无产阶级“自觉”服从专政（按照我们的乌拉尔辩证法学家的见解，工人阶级的“自由意志”必须表现为这样的服从），它一开头就懂得：
“……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编者注］
从这两段引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并不一定是伯恩施坦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们补充一句，有的人可以是彻头彻尾的反伯恩施坦主义者，而同时却距离马克思主义十万八千里。普列汉诺夫有一次写道，我们的“经济派”同米哈伊洛夫斯基、克里文柯和其他人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漫画相似，就像一滴水同另一滴水相似一样。我们的主张集中制的代替派同俄国“经济主义”理论家和欧洲伯恩施坦主义者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所描绘的漫画相似，也像一滴水同另一滴水相似一样。要了解革命社会主义策略的全部秘密，凡是机会主义者用负号的地方，用正号去代替，凡是机会主义者用正号的地方，用负号去代替，这是决不够的。
反对机会主义者的人决不意味着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点在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得清清楚楚。在我们俄国盛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社会主义的其他问题上一样，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观点，只存在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或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正确的。还存在第三种观点：机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观点。我们的“正统派”决不怀疑和害怕这种异端，但是这种异端同我们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比伯恩施坦主义同我们的关系密切将多。
改良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是由民主主义知识界带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中来的特殊成分决定的。当他们还呼吸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醉人气息时，他们热衷于通过密谋方式夺取政权，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传统逐步成为历史陈迹，他们就愈来愈倾向于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雅各宾主义的机会主义是同目前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相适应的，正像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同目前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相适应一样。
对于欧洲社会主义来说，雅各宾主义倾向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观点，一种早已结束的发展阶段。在那里，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过是修正主义者和伯恩施坦主义者口中吓唬人的东西。我们这里则相反，修正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开始明确地变为“正统派”口中和笔下用来吓唬人的东西，而这些“正统派”是公开倾向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
因此，如果在我们已经历过的革命准备时期，出于我国普遍的落后，我们对雅各宾主义比对改良主义更加容易接受，那么，对于我们俄国革命者来说，骄傲地以此夸口，那是荒谬的。无论是雅各宾主义还是改良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都同样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任务是多么巨大（不是指组织密谋活动方面的任务，而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将提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任务），换言之，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装饰我们形式主义“正统性”的党内斗争的一句空话，而是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日益发展和日益加剧的社会斗争而得到的一个生动概念，那么，我们就不会同乌拉尔人一起作出愚蠢的结论，说什么公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它没有独裁者，或者指责公社“争论很多，行动很少”，或者事后向它推荐通过“解散”和“排除右派”来消除“好斗者”，即策划阴谋的人、瓦解组织的人和恶意反对公社的人。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因为，当无产阶级能够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这是非常清楚的。
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无疑会把许多政治残废包括到自己的行列中去，在它的行装里会带着许多思想包袱。在专政时代，工人阶级将绝对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意识摆脱错误理论和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并且把政治空谈家和抱着陈腐观点的人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正像它在今天绝对必须这样做一样。但是，不能通过把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降级的权力的一批人，或者更恰当地说，把这样的一个人置于群众之上，来代替这一复杂的工作。
马克思用几句话描绘了公社中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内部敌人”。但马克思知道，不能通过从上面颁布一个法令来摆脱这些人。马克思写道：“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编者注］只有通过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从而使无产阶级愈来愈少地被这一个或另一个“领袖”的这一种或另一种错误和错误估计所支配，才能摆脱他们。［注：《火星报》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它写道：“在德国，指挥棒问题也随着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而直接相应地丧失其意义。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虽然是极慢地、却是不断地在实现自己的事业。”
乌拉尔的同志们对此回答说：“《火星报》把这样一个纯粹机会主义的（！！！）观点看作是党在组织上成熟的一个明确目标。”这就是说，把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缓慢地、但不断地提高看作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和它的党成熟的唯一“明确标志”，就不多不少地意味着陷入“纯粹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注］
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两天就对它作了意义重大的评价。马克思想必没有料到，那些自称他的学生的人在三十三年之后会重复当时学理主义的雅各宾主义对于公社所抱的偏见。
公社恰恰表明，一切主张密谋的学理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逻辑是多么愚蠢，多么束手无策。它恰恰表明，能够在非冒险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基础上存在的，只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一个把赞成凌驾于阶级之上的坚强有力组织的“精神状态”移植到自己身上的阶级。
先生们，必须懂得，整个一个阶级的发展是不断地、但缓慢地实现的，除了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外，我们的政治的前进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基础。人们必须永远放弃用政治代替来“加速”的种种方法。谁不接受这一点，谁企图不是在阶级基础上，而是在组织密谋活动的上层中去寻找其他的保证，他现在就可以离开我们。因为“缓慢的但不断的”无产阶级发展的逻辑明天反正要把他赶走。赶到哪里去？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改良主义者那里？这一点谁能预言呢？
对此我们并不怀疑。有人说，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同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又把组织问题同及时准备一个独裁者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乌拉尔的纯粹地方性的蠢事。我们要问，为什么这种蠢事的出现如此“合乎规律”？它怎么会如此精确地证实了少数派著作中所作的预言？
难道不是在乌拉尔的文件出现以前很久，西伯利亚代表团[22]就已经写道，根据“戒严状态”的逻辑，社会民主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意味着某一个人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还写道：也许列宁不知道，在乌拉尔社会民主主义的“布朗基主义”[23]体制中，中心的角色是为谁安排的？也许他对于这样歪曲社会民主党并且把这种歪曲上升为理论的做法提出了抗议？没有，他沉默着。不仅如此，他对这个问题的沉默是意味深长的，这使大家觉得，似乎他陶醉在预感之中，并且在内心里美化自己。
不对，乌拉尔宣言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是威胁着我们党的严重危险的征兆。我们应当在政治上向我们乌拉尔的同志们深深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大多数志同道合者所突出表现的抽象的怯懦，作出了甚至使并不胆怯的人感到不寒而栗的结论。
他们将离开我们。我说的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上述观点已经或多或少是一个完全形成的世界观，而不再是一种普通的发育过程中的疾病，他们将离开我们，因为这种形式上的革命性，这种组织形式上的革命性，而不是政治内容上的革命性，本身就包含着使它不可避免地迅速衰退的因素。
即使我们党在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可以建立那一种理想的大厦（这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它会使这个大厦经得起专制统治瓦解时期给我们带来的一切考验，但是，在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民族上升时代，如果由于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而陶醉的俄国资本主义暂时能够使无产阶级离开尖锐的政治斗争，使他们走上阻力较小的道路，即工团主义组织和经济组织的道路，那么，“坚强有力的组织”将像一幅不能被风鼓起的帆一样死气沉沉地悬挂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之上。
于是，所有那些把指靠“阶级觉悟缓慢的但不断的提高”看作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人，所有那些在思想上对于这一或那一组织“计划”的官僚逻辑比对于阶级运动的历史逻辑更加重视的人将突然惊惶失措，而政治失望的浪潮将不可避免地使许许多多这种迷信组织形式的人脱离我们的队伍。要知道，这种失望所损害的将不仅是组织形式，不仅是集中制思想，而且是作为革命世界观基础的集中制思想。
对于他们的政治觉悟来说，组织拜物教的垮台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垮台，意味着“正统派”的垮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全部马克思主义是具体表现为一些原始的组织条文的。不仅如此，这也将意味着对于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信念的破灭，因为无产阶级不愿意被人引向专政，虽然人们已向它指出了通向专政的如此明确和直接的路线。
由于感到失望，他们将离开我们，一些人走向改良主义，另一些人走向无政府主义。如果结果我们发现他们处于两条政治道路的交叉点上，我们将提醒他们想起这一预言。
写于1904年8月。译自《论革命组织》（哈尔特姆特，梅林厄尔编译）1970年汉堡德文版第7―11、75―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