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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55号，1903年12月15日
（革命的学校。“统一的保守思想”。地方的“秩序党”支队在干活。）
革命的学校是一所广大而智慧的学校，因为它首先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学校。
马克思说：“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1]
从公民日常生活的虚与委蛇之下，从教会的神秘主义之下，从精心编织的法律仪式、官家虚伪的谎言和报刊对人民的虚情假意之下，社会生活真正的推动力凸显出来，暴露在昭昭天日之下。
政治思想正在具体化，政治诉求也开始定形……
革命的少数派却拥有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这要怎么解释呢？梅谢尔斯基公爵的机关刊物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得到一个明确到惊人的回答。第一个原因在于“少数派的组织”。第二个原因在于，“它革命宣传的每个行动都是广泛的革命运动和统一的革命纲领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意在反对国体的一切形式，同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革命。”
革命大军不断成长、团结，这股力量逼迫反动党派本身不得不进行政治自决。《公民》则操着贵族和警察的腔调，推导出了一个还说不清好坏、但毫无疑问是政治性的结论，它指出：“保守思想家们试图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滋长的时候，需要让这种尝试发源于一个统一的保守思想，让它囊括国体的一切形式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要有一套反对革命基本思想的完整行动纲领，使它涵盖所有那些贻害无穷的行动，只有这样，这种尝试才会有权威。”
这杂志精力满满的呼吁喊了一号又一号：“是时候着手组织一个跨阶层的秩序党了，用它来保卫国家，免受来自各个阶层强盗的趁火打劫。”（第69号）“把中央和每个省份里坚信秩序的追随者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吧，去找到他们，然后以他们为主干建立秩序人士的大本营和地方支队吧。”（77号）
11月9日，在特维尔县地方自治大会的一次会议上，议员斯托尔帕科夫（三等文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斯托尔帕科夫，交通部委员会委员，如《莫斯科公报》所推崇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有着严格的君主制和正教观念”；六十年代的时候是个“相当热心的革命者”，后来如《解放报》介绍的那样，成了贪污犯克里沃申[2]的帮凶。）提议把本县的地方自治学校改为教区学校，并把地方自治局的教育事务转移给神职人员负责。这个提案得到了大会主席、县首席贵族特鲁布尼科夫的“大力”支持。大会以17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了这位“心怀正教观念的三等文官、克里沃申的帮凶”的提案。这还不算完，大会决定建立三个医疗站，并把它们委托给连队的军医士，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委托给医生。同时还取消了地方自治局里的农学家这个职位。
《公民》解释说，“以斯托尔帕科夫先生为代表的善良俄罗斯人就是这样对待俄罗斯人民的，”“来自人民的议员们无一例外地”支持他们，议员们明白，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俄罗斯人民就会“变成野兽和敌基督，而这两者就是同一种东西。”（93号）
“善良的俄罗斯人”同“来自人民的议员”组成的这个联盟——不过就是野蛮的地主同首席富农们的联盟，后者又是被这同一批野蛮地主，也就是被地方自治领袖和县里首席贵族专门安插进来的——这个联盟的任务就是建立“秩序人士的地方支队”，由一个“统一的保守思想”来领导它，对抗“革命的基本思想”。
但是，每一个谦逊地服务于居民文化需求的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在自身周围聚集起反对政府的人士，所以秩序党必须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不断对那些必需的基本文化机构发起进攻，比如统计学、学校、医学……生活的步伐越是革命，革命思想越是广泛地吸引乡村的文化工作者——教师、医生和农学家，“秩序支队”反对“来自各个阶层的强盗”的斗争就会愈发转变成丛林蛮族对抗文化的斗争，“涵盖了所有那些贻害无穷的行动”——改变的不仅仅是斗争的实质，它的形式也会变得越来越野蛮。这场斗争的政治教育越是内涵丰富，就越是令人无法抗拒。密切关注它的一切表现，揭露它为革命带来的教训——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大职责。
不过除开别的理由，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代表者，哪怕是为了这种文化能够继续发展，社会民主党在这场斗争中也必须坚守自我，坚持做革命阶级的政党。因为只有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政党，它才能发挥革命的全部能量，如果要成就国家的伟大事业，这一点就必不可少；而与此同时，只要谈论的问题还是政治生产而不是政治分配，这项事业的次要参与者，资产阶级自由派，就会显得相当敷衍消极。
注释：
[1] 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且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为英文报纸撰稿，所以他于1851年8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资料，并经常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编者注
[2] 阿·康·克里沃申是1892年至1895年的交通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的首席贵族。他因为操纵选举和一系列欺骗勾当而臭名昭著。担任部长时，他被人揭发向国家铁路提供自家庄园的木材，并因此被解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