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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ЛАГОРОДСТВО, ВМЕСТО ПРОГРАММЫ, И НЕРВНОСТЬ, ВМЕСТО ТАКТИКИ
高尚取代纲领，焦虑取代策略
列夫·托洛茨基
1903年2月1日，《火星报》第33期
Zveza 翻译
本报对罗斯托夫的事件[1]进行了政治评估，其中这样写道：“不过，社会革命党可能会以不同的角度描写这次事件，并且，想必在他们看来，假如那六名在罗斯托夫被杀的同志是为了刺杀某个警察败类而死的，那一定会‘更死得其所’。”对于这些话，《革命俄罗斯》试着用怒火中烧的高尚情感来点燃读者：“很难想象，运动刚刚被粉碎、被镇压，死去战士的坟墓刚刚堆好，他们洒下的鲜血都还没有干透，两派革命者竟然就争执起来，开始辩论他们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同志以哪种形式死去。假如可能的话，这种亵渎和侮辱（我太高尚了！）的争论会证明，被宗派主义蒙蔽双眼的人们能够把这些珍贵的鲜血、这些神圣的牺牲、这些严肃和极度悲惨的事件遗忘到什么地步……这真是颠倒黑白，对革命者的认识真是令人惊叹！”（15号）
刚刚堆好的坟墓……鲜血……亵渎和侮辱……尸体……牺牲……宗派蒙蔽……而在这一切之上的，则是高贵的、“超越派系”的思想劈下的耀眼闪电。虔诚的读者们蒙在鼓里，被震得双耳欲聋，结果问题本身则顺利地偷梁换柱了。
然而，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在《革命俄罗斯》第12号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未来的非武装示威未必能起到同样的激励和振奋效果……它们有时还会产生‘打击士气的作用’，这样的风险不断增长。”《革命俄罗斯》进一步论述说，“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进行群众性的武装反抗，无论‘反对采取果断行动的人’如何反对，恐怖活动都会继续存在。”当然，恐怖是需要牺牲的。“但请看，仅仅在巴统工人示威期间就有约30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打死。奥布霍夫工厂罢工期间的和平示威也以流血奋战而告终。”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再“只做一块铁砧了，忍受锤子的敲打不是你的使命”，是时候对打击群众的行径做出回应了……方法则是用左轮手枪射击（据我们所知，它并不总是能命中目标）。
在罗斯托夫爆发的真正的革命事件，它的逻辑就像吹纸牌屋一样吹倒了《革命俄罗斯》那脆弱的恐怖主义逻辑。顺便一说，罗斯托夫事件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它的映照下，恐怖主义活动必然会得到不含浪漫色彩的真实评价……我们建议我们的反对者，也就是支持“采取果断行动”的人们，把第12号刊物上提出的意见应用到具体事实当中去，然后再决定这个问题：现在，在罗斯托夫进行武装示威仍然不能实现，此时让六位死去的同志在六次恐怖行动当中献出生命，这样做对事业是不是更好。“倘若死去，握着武器死去会更好，这死亡也要让敌人付出沉重代价。”（《革命俄罗斯》）
而回应我们的则是一连串滔滔不绝的高尚话语，教人难以抗拒。当然了，先生们，你们很高尚；你们当然比“锱铢必较的派系斗争”要高贵，但难不成这能剥夺我们期待的权利吗？“该怎么回应政府的暴行？”（这是本文引用的《革命俄罗斯》第12号上那篇文章的标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期待是，罗斯托夫事件这个伟大的直观教训能够开导你们，让你们明白真正革命性的答案——是该为群众性的反抗做准备，还是用个别人的反抗来把革命符号化？你们认为，“罗斯托夫事件太过复杂，不能把它选作同其他派系算账的借口。”这种陈腐的狡辩搪塞是什么意思？罗斯托夫事件很复杂，罗斯托夫事件很重要——需要去理解它，需要去评价它。但是评价取决于阶级观点，理解则取决于学说和主义。这里就是在评价这复杂而重要的事件，而要和革命冒进思想“算账”，和表面坚持原则、实际上背弃原则的观点“算账”的话，还有哪里比得上这里呢？
你们不喜欢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评价？有鉴于你们自身的“民主”本性，这一点可以理解。那么，请把你们的评价告诉我们吧，把我们的评价给驳倒；这会是一场有益的观点交锋。但是，这种把脑袋埋进沙子的“统一”，这种用“派系”一词见风使舵的行为，这种希望用铺天盖地的漂亮话掩盖纲领和办法上根本差异的想法——这种“策略”除了把事情搞得愈发混乱，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况且，尽管有着“超越派别”的美德，但对于罗斯托夫事件，你们自己也忍不住参与了这“亵渎的争论”。你们没有忍住，这是件好事。你们希望把自己的策略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对立起来，所以在这同一篇文章当中提出了极其有启发性的东西。你们这样说道：“在罗斯托夫形成了一个小组，它试图独立地参与罢工，并且发表了一份宣言，签名是‘一群社会革命党人’。无论这种尝试多么短暂，但它还是揭示了所有向往……社会革命党潮流的人和团体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那就是——他们的愿望不是走在形势后面，而是要推动形势发展，要求勇敢的革命主动精神”，等等。
形成了一个小组……试图参与……但是这个尝试很短暂。这确实是个相当“典型的特点”！在不断地做工作、让群众革命化的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形单影只。但是，一旦它把社会的温度提升起来，给革命性的“短暂瞬间”创造出条件，社会革命党人的团体就出现了，而且还试着“独立地参与”。社会革命党政论家做的这个鉴定确实是非常好，它充满了深刻的意义。在短短的几句话当中，它就用自掘坟墓式的清楚发言揭示了整个社会革命党的产生所带来的历史“意义”。
若干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都背负着各种来自所谓进步社会的雷鸣般的嘲笑和讥讽，形单影只地刨松社会土壤，把革命思想引入工人街区。陈腐学究、教条主义者、狂热分子、宿命论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大堆这样的绰号伴随着俄罗斯的“信徒们”。昔日的领袖和先知们编造了这些绰号，而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在精神上和他们是同源的。然后呢？近年来我们看到的各种反对派和革命斗争都是主要革命进程——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当中的衍生或者反映。社会民主党借助它号召学生上街；农民阶级，他们的起义当中存在着政治思想的萌芽，又从革命化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那里领会了这些思想；党还复活了那可怜的地方自治局反对派，最后送了它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前社会主义者做它的领袖[2]。最后还有：社会革命党本身的存在就应该归功于社会民主党——这可不是什么悖论。
社会革命党人从革命学说当中解放出来，因而被剥夺了阶级力量，他们没有能力独立地发挥革命作用。他们的本性赋予他们的唯一权力就是“短暂的尝试”和“独立地参与”一些并非由他们引发、所做的工作也和他们无关的事件。他们想的是一把全押，把庄家的钱统统赢走。对于一群缺乏原则、在政治方面十分焦虑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愿望是非常自然的。今天，在罗斯托夫事件之后，他们说必须要知道武器在哪里、部队的驻地在哪里，以便“利用罢工夺取城市”，而明天，夺取城市的尝试失败之后，他们就会呼吁我们（“暂时”）用恐怖活动当作练习。一把全押！这就叫“要求勇敢的革命主动精神”，这就叫“他们的愿望不是走在形势后面，而是要推动形势发展”！你们是在向谁要求“革命主动精神”？展示一下吧！你们推动了什么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不知道有这种事情！你们的整个革命精神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另一面。你们所有的策略都极其缺乏革命主动精神，是在软弱无力、奴颜婢膝地向革命时刻献媚……
[1] 1902年11月，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工厂工人举行了罢工。20世纪初，该市约有3万名工人，其中一半受雇于弗拉季高加索铁路主要车间（2600人）、阿斯莫洛夫烟草厂（2200人）和阿克赛犁厂等大型企业。11月2日，铁路车间锅炉工段的工人因管理层在计算工资时故意出错而举行了罢工。11月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顿河委员会发布公告，呼吁铁路车间的所有工人进行罢工，并提出了罢工者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每天工作9小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以及解雇最受厌恶的工头。11月6日和7日，罢工蔓延到整个城市，并开始具有政治性质。11月11日，警察和哥萨克对群众集会上的罢工者动用武力，6人被杀，17人受伤。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群众集会又持续了两个星期。为了表示声援，季霍列茨卡亚车站和新罗西斯克、矿水城、弗拉季高加索和戈梅利等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官方逮捕了最活跃的罢工者并将他们驱逐出城市，最终迫使其他罢工者返回工作岗位。11月26日，罢工结束。同一天，顿河委员会发表了《致全俄公民》的宣言。
对于罗斯托夫工人因罢工而产生的政治行动，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个阶级站出来反对所有其他阶级，反对沙皇政府。” 约有30个与《火星报》有联系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团体通过印发传单对罗斯托夫罢工做出了回应。罢工在俄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西欧同样引起了反应。——译注
[2] 指彼得·司徒卢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