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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БИЛЕЙНОЕ ХОЛОПСТВО
周年庆上的奴才行为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3号，1903年2月1日
Zveza 翻译
敖德萨市的市长向科学院院长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1]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
“各家报刊的代表、文学家资助协会和科学爱好者协会同400名排字工人一道，祝贺定期刊物出版两百周年，并回忆阁下为教育和文学事业所做的不懈努力（！）。他们一齐（！！）向阁下致敬，请求您接受他们由衷的祝愿，希望祖国的文学能经久不衰，饱含力量与荣耀（！！！）。”
“祖国文学的荣耀”——正是这康斯坦丁大公听从了侦缉队的判断，把马·高尔基[2]从科学院里赶了出去，而敖德萨的文学家们却和排字工“一齐致敬”，向着这个强暴了“教育和文学”的人卑躬屈膝。这算是什么东西？是敖德萨市长伪造了这“同心同德”的假象？还是敖德萨的新闻人士在政治上彻底败坏了？
注释：
[1]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大公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禁卫团的指挥官、追求“爱与纯粹之美”的诗人。1900年，他成为军事学校的校长，同时也是文学艺术类的荣誉院士。曾担任科学院院长。在诗歌方面，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崇拜费特和迈科夫，也是“为艺术而艺术”流派的代表。作为一个诗人，他缺乏显著的天赋，其诗歌也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马·高尔基（本名阿·马·佩什科夫），作家。他曾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用他的关系和财富帮助社会民主党。在1909年之前，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最为密切。1909年，由于他对“前进派”（впередовцы）和“造神主义情绪”（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к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的同情，他与列宁分道扬镳。战争期间，高尔基出版了一份温和的国际主义杂志《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这是俄国唯一的反护国主义机关报。二月革命后，他与一些左翼社会民主党政论家和文学家（苏汉诺夫、阿维洛夫、巴扎罗夫、捷斯尼茨基等）一起创办了国际主义报纸《新生活》，该报纸成为社会民主党内一个特殊潮流的统一中心，即所谓的“新生活派”。十月革命越临近，高尔基的报纸和布尔什维克道路之间的分歧就越明显。《新生活》和高尔基本人都以毫不掩饰的悲观态度看待十月革命，预言革命会很快失败，并满足于“组成一个涵盖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主义党的联合政府”这样的建议。在十月之后的头几周和几个月里，高尔基以“不合时宜的想法”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对群众创造力的不信任以及对底层人民不开化的恐惧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反苏维埃的庸人哲学。以及，高尔基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报刊辩护，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性，需要不同政党之间的自由竞争。
1919年，高尔基（不幸的是，时间不长）与他之前的偏见决裂，转而热情和真诚地捍卫苏维埃政权。近年来，高尔基再次向右转，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22年的审判中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的讲话。目前，高尔基旅居国外。
将高尔基排除出科学院一事是这样发生的：1902年2月底，高尔基从科学院获得了“科学院文学艺术荣誉院士”的称号。然而，3月10日的《政府通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报道说：“鉴于出现了俄罗斯语言文学和艺术联席会议所不了解的情况，根据《刑法诉讼条例》第1035条提请调查，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佩什科夫（笔名高尔基）的名誉院士选举被宣布无效”。
因为在政治上不可靠而拒绝确认这位广受尊敬的大作家为院士，这引起了广泛的愤慨。名誉院士契诃夫和科罗连科为抗议对高尔基的排斥，在报刊上宣布他们放弃自己的院士称号。——《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