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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УБАТОВЩИНА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彼得堡的祖巴托夫组织
列·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0号，1902年12月15日
译者：Zveza
政府“到民间去”的步伐还在继续。众所周知，以它的一些代理人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已经对行政恐怖感到失望，不再把它当作挽救反革命斗争的唯一办法了，并且决定——不是不再用恐怖手段，而是和恐怖手段双管齐下——有计划地进行腐蚀劳动群众的工作。
彼得堡的《光明》报[1]同警察的修罗地狱有着密切联系，该报刊登了这样的报告：
最近，在首都工人的倡议下（В·И·皮库诺夫、С·А·戈尔什科夫、И·С·索科洛夫、С·Е·乌斯秋扎诺夫、Д·В·斯塔罗日洛夫、Г·Н·索洛多夫尼科夫、А·И·叶戈罗夫、Е·Ф·帕霍莫夫、С·С·谢苗诺夫、А·И·库兹明和Н·А·奥金佐夫），这样一种思想在当地工厂工人中传播开来：通过发展阶层首创性和互助精神，就可以对工作环境中的生存条件做出非常重大的改善。
11月10日，在首都行政部门的首肯下，此事的发起人在芬兰大街的维堡旅店与一些工人进行了私下讨论，11月13日他们向任职圣彼得堡市长的高级宫廷侍从埃·瓦·弗里什先生请愿，希望能与同志们举行会议。弗里什关心工人们的要求并且表示赞许，他向工人们保证，将给予最大限度的合作以便圆满解决他们的请愿。市长的接待和良好的开端给了工人们很大的鼓舞，他们前往内务部警察司，以确认内务部对他们心中设想的态度。国家顾问、司长阿·亚·洛普欣也欢迎他们，愿意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因此，在11月17日星期日，工人们在维堡旅店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21日上午10时30分，工人们有幸获得内务部长的接见，部长听取了工人们对允许他们以同志身份召开会议一事的感谢，并鼓励他们按计划的方向努力工作。
《光明》则向读者保证说，“工人们所进行之事业的进程，以及以纯粹俄国之精神对工人问题进行的全面讨论，将会在本报版面上占据最广阔的位置。”
众所周知，所谓“纯粹俄国之精神”是由警察司颁发的特许证，它包括三个构成部分：警察专制、警察正教和警察的人民性。这份报道只字未提彼得堡宗教界（“正教”）在警察暴力（“专制”）和彼得堡无产阶级的“阶层首创性和互助精神”（“人民性”？）这动人的和解中起到过什么作用。自然，在工人群众当前的情绪下，以及甚至在统治阶层眼里，教士都显得过于落后和妥协，没法向工人街区伸出“社会和平”的橄榄枝，而祖巴托夫的特务在这里要合适得多。他们不会让工人们谦恭顺从，而是把“阶层首创性和互助精神”教给他们。会有几个叛徒和傻蛋（见上面的名单）附和这些特务，然后用“纯粹俄国之精神”解决工人问题就会一帆风顺了。在圣彼得堡，就像以前在莫斯科一样，会召开些“合法”的工人会议，而祖巴托夫的特务一边要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另一边则会追捕那些不用“纯粹俄国之精神”表达观点的工人，在合法集会上开始的争论将会以关押在暗探局里的革命工人作结。因此，上述的这些皮库诺夫、戈尔什科夫和索科洛夫们将会和他们的莫斯科同僚一样，在祖巴托夫手下担当挑拨离间的特务。而那些没把灵魂出卖给他，只是因为轻率无知才倒向他那边的人也必须意识到，自愿去当奸细（译注：若按中文互联网用语来理解，“自干五”一词最为恰当）并没比拿钱办事更高尚，反而只会显得蠢笨得多。
那些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之“友”，比如彼得堡市长和警察司司长，对这龌龊的事业给予了“关怀的态度”并且“随时准备好援助”，我们在彼得堡的同志当然会密切关注它的发展。如果能让工人们正确地、广泛地了解这些警察把戏的原因、目的和过程，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破坏了它们哪怕是暂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盲动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步入了黄昏时分，以至于有时候敌人也很容易被当成朋友。
我们还不清楚，祖巴托夫在彼得堡有没有找到些愿意同他合作的教授来和平解决工会同警察间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没有——这不是因为彼得堡教授团体的政治道德水准比莫斯科的要高，而是因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党已经从舆论上把这类“合作”打上了“可耻的政治背叛”这样的烙印。
不过，万一彼得堡的警察暗探局确实在彼得堡的“科学界暗探局”那里找到了帮手的话，我希望革命的学生们能够用简洁有力的形式给他们的教授好好上一堂公民道德的基础课。
注释：
[1] 《光明》是一份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报刊，同暗探局有着密切联系。自1882年起开始出版，因为廉价而广为传播。——《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