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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ЫКНОВЕННОЕ ДЕРЕВЕНСКОЕ
寻常的乡村
列夫·托洛茨基
1901年3月29日—9月26日
Zveza 翻译
一
关于整个农村的一些未尽之言。关于“医疗”问题的通讯竞赛。问题重重的农村医疗里的痛点。救命的“小牢房”。
某种致命的危险威胁着当下的农村和它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长期占据着报刊杂志的栏目，把文学界的同僚们分裂成好多个党派，还时不时顽强地出现在大众群体的讨论之中……但这一切，用乌斯边斯基充满同情而又轻蔑的话来说，这些“破烂报纸”、这种“假仁假义”，不知怎的就和农村本身产生了骇人的脱节，就像一只巨大的风筝飞在天上，却只用一根很细很细的线拴着一样……
城市也有它繁重的需求，但尽管它还远远做不到随时凭着自己的主动性“满足”自身需求，但也会发出论述、斥责，或者至少是表现出做这种事的倾向。而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却因为没文化、不敢发表意见和没有权利而被彻底剥夺了讨论切身事务的机会，所以城里人和城里的文化产物甚至没有征求他这个文盲的个人意见，就能够替他做决定……最后，受命来策划和敲定农村前途的是一个和农村，以及讨论农村需求的出版物都“没有半点干系的部门”。
大概是这么一幅景象：农村在经济上被富农窃夺，身体上则被梅毒和各种流行病蹂躏，最后在精神上还处在一种深深的愚昧之中；处境如此，缄默不言。
那些和“破烂报纸”以及各种“假仁假义”有牵连的人竭尽全力，试着用出版物这面镜子反映农村的苦涩现实，但是，只不过是反映……啊，要是花朵不受寒就好了，啊，要是“镜子”没有“框”就好了……
最终，这个特别闭塞的部门几乎背对着出版物这面镜子，或者至少绝对不是面对着它，朝令夕改、夕令朝改，却没在这方面做出什么惊人的成就。
就拿乡村医生来举个例子。关于西伯利亚乡村医生的无助和缺乏保护已经写得很多很多很多了……这方面的记述好像成了某种角逐工具，或是通讯员之间的竞赛。一位通讯员写道：我们这个医疗区的长度是一百俄里，宽度则是八十俄里。另一个人打断他说：而我们这里长宽都是两百俄里，而且还没有路。不，你这算什么！——第三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这里简直是“测不完有多长，量不完有多宽”，还有，我们所有医务人员的思想方法都是一成不变，而那些从行政角度来说连自身生存都成问题的居民点却统统归到我们这个片区。
这些通讯稿出版发行、供人阅读之后，以社论和小品文的形式总结出来；“医护派”和“反医护派”之类的派别短暂地出现，随后又被抛在脑后。
土生土长的乡下农民不断因为“喉咙”、“肚子”或是其他各种法子死去，他们悄无声息、聚精会神地走完这段路，看来完全相信这种悲剧是命中注定。多少也偶尔有些知识分子站出来代表农村，他们绝不同意农民在这种既没有医疗救助又没有刊物帮忙呼救的情况下就此逝去。他们呼吁着，永无止境地喊叫着，抱怨着自发的惰性、上级的怠慢和医疗人员一成不变的思想。
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读者们住在城里，医疗救护方面有充分的保障，哪怕他们对农村抱着怎样的好感，也会不由自主地丧失和农村通讯员共感共情的能力，体会不到通讯员们大声疾呼、奔走呼吁、四处求救、不懈追寻，希望缩小医疗区范围、增加医护数量的心情。这种读者——要知道，通讯员多多少少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最好也不过是用一只眼睛瞟一下通讯员从安加拉河、伊利姆河还有库塔河岸边，以及其他那些像两滴水一样相似的地方所发出的呻吟……
我还是要——verdammte Schuld und Pflicht!（德语：这该死的责任！）——就这个农村医疗的问题，就这个迫切的难题里最为棘手的地方之一再说几句——那就是农村精神病人的问题。
为了不让议论流于泛泛空谈，我会给出两到三个具体的例子，它们都是最近三四年基廉斯克县第四区的实际情况。
一个农民带着自己的老婆——一个得了精神病的女人——来到本区的中心下伊利姆斯克。请问，该拿她怎么办呢？没办法把她安排进这个只有三张床位（整个医疗区）的诊疗室：实在没地方，况且也抽不出人看护她。把她送去伊尔库茨克吗？但这事必须同伊尔库茨克方面通信，对此就需要确定她确实患有特殊的精神疾病，如果不留院观察的话就没法判定这一点。留院观察有的时候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就必须至少是暂时把病人安排在下伊利姆斯克，但是又没地方安置她。因为要自担风险，本区的警官和农民主管都不敢送她去伊尔库茨克。乡里也拒绝给她一个除了诊疗室以外的别的什么能安置她的房间（因为没有）。最后，丈夫也不想带她回去了：他家里只有小孩，这就是说他必须要一个人一门心思地照顾这个需要长期精心看护的老婆，那应该会让他倾家荡产。
每个人其实都是对的。医生没把病人安排在诊疗室里是“对的”，因为没办法让她住进去。地方机关拒绝动用公款把病人送去伊尔库茨克是“对的”，因为地方机关没有那种权力。最后，丈夫不愿意带老婆回家也是“对的”，因为照料她必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贫如洗。丈夫最后还是因为那种“大道理”把老婆带回了家（显然他的“大道理”并不如何高贵！）——而故事的结局则是在幕后爆发的……
人们带过来一个疯掉的农民，这人实在是没地方“放”了，因为整个村子都被他闹得鸡犬不宁。前述的故事又上演了一遍，但这次病人没有被带回去，而是被安排到……“小牢房”（拘留室）里去观察。就像在一些其他情况下一样，他们用这种地方充当下伊利姆斯克诊疗室的精神病房。在关押（！？）的第四天，可怜的病人死去了，终于用这种方式获得了解脱……
我不再举更多例子了，因为它们的基本主题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
上面举的后一个例子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西伯利亚农村病弱救济领域发生的另一件事。尽管这件事和我提到的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但是它太“有意思”了，让我没法拒绝把它分享给读者们。在同一个西伯利亚村镇里有两个无地的孤苦老头，其中一个是被流放的“起义者”，有一条腿在西伯利亚参加环贝加尔铁路“起事”[1]的时候被打穿了；另外一个则是无家可归的士兵，他曾经在西伯利亚的军队服役，参加过对环贝加尔铁路的镇压。两个无家可归的残废老头最后在同一个乡的“小牢房”里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在那里，这两个“敌人”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沉浸在回想之中，记起当年的那个故事：一方是镇压者，而另一方是被镇压者。“这种幻想像小说一样，真是让人印象深刻！”读者打断我说。不：这只不过是场无意识的，却又充满社会戏剧性的情节表演罢了！但与此同时，这个主题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还真是大有可为！
总的来说：小牢房，是劝导醉鬼流氓重拾道德的地方！小牢房，充当着当地诊疗室的精神病房！小牢房，救济了无家可归的残废兵和伤残的流刑犯！总之，小牢房真是包治农村百害的灵丹妙药，这个地方、这种办法真是能解决农村生活里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二
再谈谈“医疗区”的医疗情况。区段医生会议能够带来什么改变？农夫依旧在殴打自己的老婆。“老爷”以身作则，一改当地风气。以Pia desideria（拉丁语：虔诚的愿望）作结。
我们对乡村医生的抱怨相当之常见，有时候是空穴来风，有时候则是无中生有。医生们则很少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至少在报刊上是这样），但与此同时也确实有一些要诉苦的事。
一个不久前才走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扔到偏僻的乡下或是泰加林深处去，那里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书，那里的居民对任何不用土办法治病的医术都一无所知，还抱着极大的敌意，那里手头能用的物资奇缺无比（药品、器械……），逼得人每时每刻都得昧着自己身为医生的良心去办事。
在那些划拨给我们的乡村医生（他们还肩负着法医的职责）的广阔医疗区上，他们自然而且必然地发展了一套极度简化的医疗办法。一切科学的“包袱”都在泰加林里、在往来于各个相隔甚远的定居点的匆匆旅行途中渐渐随风飘散了，留存下来的只有最基础的实践方法和知识。当然，这么一种极其糟糕的农村医疗“民主化”是由一个相当重要的状况助长起来的。
城里人对他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对医疗的要求。需求激增使得医生既需要做诊断又需要做预后，这种情况弄得医生必须“时刻警惕”，因为如果诊断出了错，预后就会跟着犯错，自然就有损医生的自尊、破坏他的名誉。
土生土长的农村病人——庄稼汉——要比城里的病人简单得多。他们和后者不同，对自己得了什么病几乎从来不感兴趣，只会很罕见地问问这病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就那样，听天由命吧”这种回答就能让他们心满意足……
因此，在乡村当大夫的年轻医生不可避免地被“堕落”的危险包围着，既在医学理论领域落后，又跟不上实际医学应用的发展。缺少了外在刺激因素的激励，他们的精神中滋长出了一些怠慢，道德责任意识也渐渐变得迟钝和衰微了。
乡村医生所处的大环境——居民的贫困和不开化——显然不是靠什么局部手段就能加以改变的。但我认为，还是能够找到些办法来进行修正。
首先，区段医生会议可以作为这样一种修正手段。
显然无需多说的是，这种定期召开的会议对各方都会相当有利。与在专业科学领域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阅览论文、参加辩论——这一切都会使乡村医生在社会道德层面受益匪浅，帮助他在精神上焕然一新，可以说是“拉了他一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那些恶劣条件对他心态的打击，尽管这些影响让他——有时候简直是强迫他——根据第三方的话语来做诊断，让他不给病人做预后，而只是建议他们“指望上帝开恩”……
除了这些没法做准确量化的普遍影响以外，会议还能带来许多局部的、相当实际的结果。当然，反对对农民这种“卓越的简化人”（多半如此）进行医疗简化的态度是完全理所应当的，但是乡村医生处在这种“简化”的环境中，能用的手段也非常“简化”，所以首先，医生本人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事实。他要在缺少合适药物的情况下尝试治病；没有必需的牙科器械也要绞尽脑汁把病人的牙齿拔下来，哪怕他用的办法在希波克拉底的时代都显得过时了——总而言之，就是想尽办法、牵强附会，试图把顽固的医学理论应用到更加顽固的农村环境中去。在会议之上，要求苛刻的医学理论和相当苦涩的农村医疗实践条件将会达成妥协，这种妥协大有裨益，不论情况如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对此加以赞同。这就是百般努力所能达成的最优解，并且会变成全体医生的共同财富。
在医疗区的不同城镇设立若干个医护站点；对医疗区本身进行更合理的划分；根据当地条件和特点，分析“固定”系统和“流动”系统的相对优势，选择最为有利的组合；更为合理地安排乡村的牛痘接种活动；根据各地条件采取可行的办法对抗流行病；采取更完善的措施保障药品供给——用以上这些手段来代替现在这些令人失望透顶的办法[2]。我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一切和很多其他问题都会在省级和县级的区段医生会议上得到最为妥善的安排和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伊尔库茨克省的其他医疗区，1901年的药品供给至今还没收到；过去几年里，有的时候是在第一季度收到，有的时候是第二季度，有的时候则是第三季度……走农村交通送来的药箱经常没去它们该去的地方，当一些人在目的地急切地等待它们时，它们却朝一个方向走了几百俄里又倒回来，然后再一次迷路。
税务督查官、农民主管、神甫、教区学校和贵族学校的老师都会抱团发展——而不知怎的，医生却只能单打独斗，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实践智慧。据我所知，至少在伊尔库茨克省的医生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种联合极其重要，可以说他们迫切需要共同讨论一些火烧眉毛的问题——也就是说，把一切都交给内行的主体去做。
假如能够呼吁一个明确的“内行主体”来帮助修复农村制度的某些特定“缺陷”（哪怕这个主体没有响应呼吁），那都还算是有点安慰。但农村的事实展现出许多令人沮丧的现象，就连最开明部门提出的开明倡议在它们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甚至连可以呼吁的人都没有。而在这一片阴沉的色彩上，农村妇女的命运仍然是最为晦暗的污点之一。我简直不忍提笔记述，因为这就是要一遍又一遍重复她们的悲惨——但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生活本身却也如此残酷而痛苦地重复着？！
很久以前我们就熟读这样的诗句：
你，命运啊，俄罗斯女人的命运！
大概总还不难找到。
还有：
谁要是不为你流泪，
他的胸中就没有心肝！ |
我们背诵这些诗句，又把它们放进音乐里，但实际上，在熟悉的单词声音背后，伴随着早已家喻户晓的旋律，我们好像已经忘了该怎么去理解隐藏其中的内容。直到今天，那种不可避免的悲伤还充盈其中，没有丝毫变化。
一世纪一世纪过去——万物都渴望幸福，
世上的一切也已变易几度，
上帝唯独忘记一桩
没去改变农妇严酷的定数。[3] |
迄今为止，这种家庭关系中的命运经常是靠……法医学才得以为人所知。以下是这本妇女受难名册上的半页节选[4]：
1. 阿库林娜·О. 左肩部分大片淤青；左肱骨在三分之一处折断；断片严重移位；臀部和大腿后侧皮肤有大片淤青。
2. 玛利亚·В. 头顶中央有皮肤创口，覆盖着血色的疤痕；后脑勺左侧微肿，大小约一个银卢布，伤口周围的头发沾满粘稠的血液。左臀部有大片淤伤。前额、右眉和稍往上的部位有淤伤，等等。
3. 马尔法·П. 左鬓有淤青，一直延伸到面部；左下眼睑和右上眼睑有淤青；面部沾满鲜血，上嘴唇有伤口，长度约1.5厘米，导致嘴唇整体严重肿胀；右肩胛骨有淤青，呈蓝紫色条纹；左臀部有相同特征的淤青（6-7条）；右臀部有大片淤青。精神状况压抑，在检查时昏厥。
这样的例子够多了，足以说明农夫下手有多么狠。绝对不要以为这些案件是因为形式特别残忍才被挑出来的——绝对不是。要说它们和其他数以百计的同类事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因为有些附带情况出现，使得它们得到了法医的检查……是的，农民还是在打他的老婆，像打仗那样狠狠地打，打得流血、打得残废……
不过，难道就只有农民会打老婆吗？不，那些“体面人”照样会打，他们甚至是故意支持把这种文化植入到农民那黑暗的环境中去。以下是一个例子。直到今年三月为止，一位在当地非常有名的Б先生都住在伊格纳季耶瓦村（基廉斯克县，下伊利姆斯克乡）的商人乔尔内家里，他在那里经常对自己的妻子施以残酷的虐待（也许现在也还在虐待，但是换了个地方）。这事闹得众人皆知，惹得附近的居民议论纷纷，因为他经常在公共场合痛打妻子，就在街上，当着不少好事者的面。棍子、左轮手枪甚至是车辕，他把手边能用的任何东西都拿来当施暴的武器。去年一月，Б先生把他的妻子就这样光着脚撵出家门，让她站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导致Б女士冻坏了双腿。去年年底，Б先生在街上当着一大群农民和自家马车夫叶戈尔的面动手打妻子。Б女士抓着车辕拼命反击，同时大声喊道：“来人，救命啊！”但是没人敢上去救她，因为这实在太冒险了。一顿毒打之后，Б女士被叶戈尔捆住双手双脚（当然是按Б先生 的吩咐），随后Б先生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在地上，再把她丢进储藏室的某个角落。Б女士最后勉强逃了出来，双手绑着、双脚松开一半，浑身血污、衣衫不整，她偷偷溜到农民尼古拉·К.的家里，在那里住了几天。
显而易见，这种“榜样”根本不能在农民群体中培养起对女性人格的尊重。实际上，如果孤立地看，家庭关系这个领域其实并不受外界的影响。它太复杂了，和农民生存条件的整个综合状态联系得太紧密太多样了，甚至连那些值得百般效仿的“榜样”也根本不足以做些什么。不，需要采取的是更为激进的措施……
首先，要保证尊重他人的人格，就需要提高农民自己的自尊，唤醒他的个人尊严意识，使他不愿卑躬屈膝、不愿把帽子伸手端着（注：表示臣服），不仅要在各色官兵差役面前站直，还要在流放移民的老拳面前挺起胸膛。为此，农民需要不再受那些合法鞭刑（注：用树条抽打是帝俄时期的一种刑罚）的抽打，远离那些虽不合法但却真实存在的官差的拳脚。为此，就需要对农民法制进行全面改造，抹去其中为数不少的废除农奴制以前留下的痕迹。[5]为此，还有很多事要做……
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就需要提高他们的物质水平，如果农民生活的法律氛围没有焕然一新，也没有广博的知识——无论是通识的还是专门针对农业的——流入农民生活的环境，这件事本身就是难以想象的。为此，不管是处理这件事还是其他任何事，都应该向社会和私人主体敞开大门，清扫一切阻碍它发展的障碍物。为此……
至于逻辑链条接下来要怎么延伸，就交由读者自己去想象吧。
三
（1）
迟来的序言。平民学校。一位热爱人民的伟人想让它发挥怎样的作用？——可靠的写字和扎实的算术，这是对学校的最低要求。教区学校，以及一位莫斯科显贵对它的评论。一次短期海外游览。
尽管我已经背上向读者解释上面那个标题的义务，但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给我这些在将来还要以同一名称命名的文章写个简短而正式的序言也并非多此一举。确切点说，在未来的谈话中，我可能不得不把各种报刊出版物的形式种类都混在一起，这一点恳请各位读者不要抱怨：总括的、“指导性”的论断——它们通常是在各种社论的百般挑剔之下成型的——会以个别事实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将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则是通讯稿的任务；对农村各处生活的个人观察将会和权威的出版资料建立联系；最后，我甚至会放肆地采用“小说”的形式——不是指那种令我一筹莫展的艺术加工，而是一种记录式的文体。当赤裸裸的事实因为某种原因显得过于刻毒，容易伤到通讯员柔软心灵的时候，小说形式就能起到救场的作用。
最后说来，宽容大度的读者大概不会因为上面那些形式种类的混杂而受到什么损失——而热心捍卫报纸专栏的书呆子们则投身于那些指示明确的大作，就好像某个可笑的士官生，嘴里喊着“各回各位！”，按照句法规则把一群形态各异的标点符号赶回它们的位置，然后借着想象力把分散的“原则性”论点排在报刊军队的最前线，把赤裸裸的事实插进杂乱的通讯文稿中，又把虚构元素放进小品文所在的底栏里。但愿读者的总体观感在这种操作之后还能完好无损——而这一点正是必不可少的。
给各位打过预防针之后，我也卸下了一个包袱，现在就谈谈下一件事吧。
平民学校是什么？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农奴制改革后俄罗斯生活状况下的产物。
守旧的农业劳动和农奴制时期纯粹的自然经济成分创造不出对学校教育的需求：言传身教的人是“大地母亲”，在她严酷的原则之下培养出来的是优秀的庄稼汉。而学校教授的是书法习字、乘法表格、“上帝造的鸟儿”（译注：这是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一个意象）和圣经的《德训篇》，它在这种彻底固定下来的、完整而自我封闭的生活里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处。乌斯边斯基说：
“伊万·叶尔莫拉耶维奇（一个真正的农夫，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自然经济的模式）对教与学的需求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平日里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知识，也不需要什么学习。除了他十一岁的儿子以外，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已经被那些自然而然的知识填满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外部的指示和建议——总之就是不需要任何在这里、在本地、在自己的活计里获取不了的东西——甚至连半点需求的影子都看不见。”（作品集卷II，572页）
“但是，黑麦田‘在本地、在自己的活计里’教给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宝贵知识在那个尚未成形却无可辩驳的‘祸害’面前显得像孩童一样无助，境遇十分悲惨。它发出呼啸，怒嚎着驶过铁轨，切开原始的南部草原，又蛮横地扎进阴郁的北方森林。这种难以理解的未知物体从最远方飞驰而来，把伊万·叶尔莫拉耶维奇给吓倒了。他开始觉得，某个遥远的地方生出了某种难对付的坏东西，必须要能应付它才行……然后在某个时刻，他说：‘不行，得教米舒特卡读书认字。必须这么干！’”（出处同上）
总之，学校应当是适应生活条件变化的一种手段。那么，应该怎样为平民学校打基础，才能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呢？乌斯边斯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甚至连许多非常“自由派”的人听到这些要求也会一阵头晕。
这位令人难忘的作家说：
“鉴于人民中间现代关系的复杂性，学校应该直接、大胆而广泛地接触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我们当下人类思想所提出和触及的那些问题。”怎么会！——读者想必会惊呼出声——您是想让学校里的人谈论劳动和资本，想把这些该死的所谓社会问题摆到台面上、安排在学校教育里，让农家小孩都讨论无产阶级之类的东西吗？“为什么不呢？这难不成是什么禁果吗？……这种尝试不过是想向人民指出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任务，而且这些任务无论如何都要由这同一批人民来解决。对一切这种尝试都加以极其残酷的迫害到底有什么根据呢？”（作品集卷II，651页）
请读者不要抱怨这么长一段摘录，因为无可辩驳的是，它的要求非常广泛，充满大无畏精神，对具体情形的描述也显得鲜活而明确。
当然，乌斯边斯基就平民学校提出的要求至今也不能适应俄罗斯的社会条件，这一点不必多说。毫无疑问，我们只能“等待”学校这种提供公共教育的地方追赶上来，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
但说起现在的农村学校，就算是在那些受到赞扬、推荐和编制在册的本职工作方面——也就是说教授简单的写字算术——其结果也是相当令人失望。而与此同时，简单的算术绝对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毛皮贩子或是面包商人手里，在目不识丁的农民面前，它简直是得出了神奇的结果。作者曾经在伊尔库茨克省一个偏远地方的乡村贸易办事处（用当地话生动地说就是：屠宰场）（译注：“宰”的对象当然是农民）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看到了太多难以言喻的、用算术黑魔法变出来的奇迹。不过这些奇迹就留到以后再谈吧。
用写字和算术武装农民显然并不意味着给他套上了铠甲，不一定能让拉祖瓦耶夫的阴险毒辣无功而返（译注：典故出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蒙雷波避难所》），但不管怎么说这能让农民手头有些办法对抗最为粗暴蛮横、在“原始积累”时期显得尤为典型的剥削——尽管这种办法微不足道，但总好过没有。就因为农民不会跟“屠宰场”验帐或是写不出控告书，而且还求助无门，引出了多少大麻烦——很多情况下这就是公开抢劫！……千真万确，“得教米舒特卡读书认字。必须这么干！”
在西伯利亚，谁来完成这个“教米舒特卡读书认字”的任务呢？主要来说是教区学校。在过去和现在，定期刊物都花了足够多的笔墨来描述这类学校，不过我认为引用一下某个人对教区学校的看法会非常有益：这个人绝不能被归类为“虚无主义者”，也就是专门诽谤教会教育的人——我说的这个人是谢·费·沙拉波夫[6]。这位作家用这么一段话来陈述自己对初等学校的观点：
“初等学校归教区管理，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垄沟》，50页）沙拉波夫认为，“唯一一种健康可行的平民学校就是严格的教会学校，因为全体人民都是教徒，世代传承构成教区，也就是当地的小教会。”（49页）
写得清清楚楚，不是吗？
不过事实证明，“这个美好而正确的想法真是给我们带来了苦果。学校……成了我们街谈巷议的话柄。除了一些最为极端的例子之外，它在优秀的人心里只能激起嫌恶。”还有：“众人皆知，神甫作为学校唯一的主宰者和负责人不对自己的教区负责，而是对一个外部的上级负责，他们把这项事业看成是上头强加下来的义务，把它当成沉重的累赘。”（49—50页）
然而，沙拉波夫先生并没有放弃那个“美好而正确，却带来苦果的想法”，而是想在复辟古俄罗斯教区的基础上整个改造我们的社会生活。到那时，在完美的教区构成的完美基础上会出现完美的牧师，完美的教会学校将会蓬勃发展。这一切显得过于乌托邦了，同我们亲身体会的、必然发生的社会演化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必严肃地考虑这些美好的愿望。
而与此同时，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仍然摆在我们面前：实际的牧师在实际的教区构成的实际基础上工作，实际的教区学校在运转——唉！“它在优秀的人心里只能激起嫌恶”。
最近在不伦瑞克举行的社会福音大会（算起来是第12届）上，很多消息对我们这些在公共教育领域饱受神甫激进侵犯的人来说可谓是大有裨益：比如人们发现，尽管满心不乐意，新教的牧师们还是开始遵循路德提出的论纲，也就是学校归市政管理，而不由教会插手。汉诺威的牧师德里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即神职者不再同职业教师竞争，这就意味着“卸下了那些他无力也无权承担的重负”（《俄罗斯公报》，143号）。
我认为，这位可敬的德国牧师倒不必非得放下这个沉重的“负担”，因为现在德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德国的牧师们对此没有任何责任）已经替他极大程度地减轻了“负担”，也就是说最有洞见的牧师们已经不需要本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去主动拒绝干预学校事务了。
但是，如果哪个政论家天真地认为靠这样借鉴国外情况、靠逻辑论证就能说服牧师们，让他们觉得世俗学校优于教会学校，促使他们放下自己“无力也无权承担的”事情，那他真是错得不可原谅。比如在法国，反对宗教教育的不断斗争几乎持续了两个世纪，而即便如此，法国的教士们意识到自己在国内的反动势力中尚有基础，根本不会在“世俗”思想的打击下主动请降：他们会用牙齿、用蜷曲的手指保卫自己的修会。
不过，如果教士们没被世俗教育支持者的理论论据说服，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支持者们两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一切热情宣传都是无用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看现在的法国：法国社会的进步势力目前正在对天主教教士的专断侵占展开实际的立法斗争，而如果没有多年以来的反教权宣传，这种事情就根本无从设想。
抱歉，这次游览把我们带到了巴黎的议会里，离题有点太远了。下一部分我们就回到正题。
（2）
教区学校和扫盲学校。伊利姆地区一众学校的生活碎片。诸位“前人”如何普及宗教道德教育。
主教区学校会议的报告把扫盲学校和教区学校严格地区分开来：前者“通常不成组织，偶然地出现又偶然地消失”，后者则“有正规的组织”[7]。
这种区别在实践中并不经常能观察到。我手头判断教区学校到底有没有“正规组织”的材料可以提供一些伊利姆地区（基连斯克县第3管区）的事实，因而显得不无亮点。下面给出的数据尤其有益，即伊利姆地区大多数的教区学校并不是最近才建立起来的：比如，沙曼学校建立于1888年，克乌尔学校建立于1885年，图宾学校建立于1885年，科琴格学校建立于1886年，伊利姆（市立）学校则是1886年。也就是说，有充足的时间让这些学校进行“正规组织”。那么这些时间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呢？
我们从伊利姆学校讲起。好些年以前（直到98年），有位常驻教师在学校里任职，因此学生人数相当多；但城市的头目们因为某些纯粹私人的原因把她给排挤走了，随后来任职的是一些教士，学生人数就开始不断减少。
一名教会辅祭短暂地在学校里任职，然后很快被调去了“俄罗斯”（译注：欧洲地区）。在他之后（99年的秋天），学校“暂时”交由教会的下级执事管理，而他们对教学活动根本一窍不通。
顺便一说，这种招数相当之常见：教区学校的教师队伍很不固定，这导致教师的“空位期”在总的教学时间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此期间，学校会被租给任何一个能让它在报告里显得不仅在运作、而且有“正规组织”的人去管理。
至于现在正在教书、把下级执事从教学负担里解放出来的这位辅祭，不管是出于在教士中间众所周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需要四处走动），还是因为私人因素[8]，都绝对称不上是位令人满意的教师。
（顺便一说，伊利姆斯克的市民们在去年决定申请在城里开办一所公立学校，而据我刚刚得知，这项请求已经获得批准：从1901—1902学年开始，一所公立学校将在伊利姆斯克开始招生办学。）
科琴格学校的情况也大抵相仿。直到1900年，在此工作的教师都完全算是合乎要求，当地居民对他也感到满意。然而，当地的神甫却对他感到不满——于是这位教师离开了教区学校，转而去勒拿河畔的公立学校教书了。他走之后，为了能填上报告里的项目栏，学校“暂时”交由神甫那年轻的儿子来管理，而他连神学学校的课程都还没上完。在1901年2月，终于有位工作还没着落的教师来到了学校（太久了！）。
而在短命的卡拉普昌学校曾有位下级执事“教过书”，当地农民大概像这样评价他的教学活动：“有些孩子去那上了两三年学，结果连字母也不认识……这老师更喜欢去和‘大奶牛’们风流快活，学校里很少能见着他……孩子们早起去上学，在那坐着等他来，而他有些日子甚至根本就不来学校……”当然，这位可怜的执事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比起那薪水微薄又不甚熟稔的教学工作更喜欢和他那些“母牛”和“美人”呆在一起，这种事当然无可指摘，——可是恕我直言，那“正规组织”的学校到底在哪里呢？
这所学校于99年关停，而在涅翁又建起一座教区学校来代替它。此地之前有一所扫盲学校和一名执事教师，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一点就是从来没醒过酒。
涅翁教区学校的第一名教师是位当地的农民，他在好几个乡公所都“榜上有名”；他的不学无术和纵情酗酒甚至在伊利姆城都声名显赫；他去下伊利姆斯克村子领工资的时候，还跑去找当地居民要小费、讨酒喝。
1900年9月，从伊尔库茨克“送来”一位前一秒都还在学校读书的教师代替先前的农民。这位教师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教学生们唱圣歌和其他的宗教赞美歌，所以当地农民迷惑地问道：“他是想把他们教成教会执事么？”
在1896—97学年的沙曼学校，教书的是个聋子执事；而到1900年为止，在克乌尔学校教课的都是神甫的老婆，她不仅疾病缠身，而且拖家带口——也就是说，根本谈不上好好工作。
以上就是这幅走马灯一般的画卷里最为稳定、存续时间最长的教区学校了。新学校的培植则显得极端困难。我在上文已经以卡拉普昌学校为例提到过这一点，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大约三年以前，谢斯塔科夫村开了一所教区学校，但是等到老师（如果我没记错，是位流放移民）走人以后，学校就不复存在了。在科切尔格村又开了所学校来代替它，但第一位老师刚从伊尔库茨克来到这里，环顾四周，便拔腿逃跑了，所以学校没有运作起来。
以下再列举一些罗曼诺夫扫盲学校的材料。过去几年间有个不学无术、而且从各方面来看都显得有伤风化的流放移民在这里教书。到95年，有个没修完学业的中等师范生被伊尔库茨克那边送过来代替他，这人整天酗酒无度，还说自己是夏波夫（译注：可能指企业家族夏波夫家的某位成员）的侄子；一位退休的监督司祭——同时也是教区学校的观察员——用惊讶的语气评价这位教师：“他们是从哪里搞来这种家伙的？……”之后来的是个辅祭（平平无奇，没什么特征）。代替他的是神甫П.，他的基础知识很不牢靠，学生连加法的奥秘都还没参透，他就已经开始教分数了。一个新的辅祭又代替了神甫，他不仅酗酒成瘾，还是个“白字先生”。而新的老师（从1900年9月开始）主要是用“日课经”来进行教学，这就比图宾学校的老师要安稳——那边的老师竟然把像托尔斯泰的识字课本这样的“煽动性”书籍拿给学生看，惹得神甫很不满意。
我很清楚，我所给出的这些材料远远称不上完备。但是，在主教区会议的报告里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说辞：教会教育不仅对学生有利，还能“通过学校向成年人和全教区居民的精神生活施加正面影响”，我认为，这些材料也足够把这种说辞打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了。其中一份报告说：“……教会学校不仅在其业已存续多年的地区赢得了居民稳固的好感，在其运作不久的区域亦是如此。”（《教区学校和扫盲学校，伊尔库茨克主教区，1896-97学年，79页》）
按照上文那位教区学校观察员的公允之词，既然神职人员算是教师队伍里最糟糕的害群之马，既然他们不仅不能为学生的思想道德生活提供指引，甚至连正常地教完规定节数的神学课（！）都做不到，那到头来，他们身上到底是怎么变出那种“正面影响”的？还是说，把人民的教育事业交付给一些粗通文墨的流放移民，墙上再挂上教区学校的幌子，这样就足够把新一代农民的精神生活引上正轨了？
顺便一说，主教区的报告对那些“游荡流放者”之类的教师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极其不洁”。这种批评完全是白费力气——教学事业并没有因为这种纯洁主义发生丝毫变化，而且很多时候承担起“教区”教学任务的人恰恰是这些四处漂泊的流放者。
克拉斯诺雅罗夫村教区学校（在勒拿河）的生活片段相当震撼，它揭示了这些低劣教师的真面目，在权力不受监管的时候，他们究竟会用怎样骇人的手段对付孩子们。不过现在还没有必要讨论这件事情……
四
“再一次，媒体开始热烈地讨论乡里的等级平等问题。”
——来自《东方评论》的社论
在俄罗斯政论思想的诸多特点之中，排在首位的是一种胆怯的顽强。俄罗斯媒体这种复杂的品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社会沿革植入其中的。数十年来，媒体不得不在根本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同一个问题，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的命运究竟要如何。在这种凄凉的、有时还显得“尖锐”的活动中，我们的期刊出版社在达到最低限度的要求之前（可以指望这一点，就像近段时间“古典主义”的情况一样），正在把它这种胆怯的顽强彰显得淋漓尽致：它经受了警告和禁止零售出版的重重考验，吸取了鸽子的温顺和蛇的智慧，几十次抬起头来又马上缩回去，盛放之后又凋零，把像乘法表那样一清二楚的问题都弄得四散凌乱，不留下任何痕迹。正如您想的那样，做这种工作需要很大的毅力。
在期刊新闻界行使公共意志的诸多话题中，就有讨论乡（волость）里各等级平等的问题。
从逻辑上来说，当下农民自治所包含的严格的阶层要素是建立在农民同质性（也就是说农村社会的成员在经济上近似平等）这个幻象之上的。
近几十年来，自然经济关系的解体以及交换和货币对农民生活的强势入侵系统性地破坏了农民的经济同质性，一方面制造出了农村自己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催生出了农村无产阶级。由于社会成员不再从属于同一个经济阶级，把他们分隔成法律意义上的同一个封闭群体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也就是说，等级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raison d'etre）和农民自治的等级性。因此，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希望把乡从一个特权等级机关变成全体等级机关，进而又转变成一个去等级化的机关。
人们一再希望，农民的等级隔离能够“保护”村庄免受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著名强盗）的袭扰，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完全站不住脚。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多少认真观察过现在的乡村关系，都会毫不犹豫地赞同格·乌斯边斯基的断言：“这些盗匪是被故意‘收买’进农村村社的，以便能更加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但是，除了外来的“盗匪”——这只被农民那腐臭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所吸引的乌鸦——在乡镇里，在村社内部，扮演着同样社会角色的人也不在少数。上文引用的那位作家说：“尽管形式可能千变万化，但盗匪会一直存在，因为他们是村庄有机体普遍失调导致的恶果，如果说他们是花朵，那他们的根系就是深入土壤，深入人民生活条件的方方面面。”
当然，富农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算作“村社”的一份子。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很大一部分支出和捐税都被移交给了地方自治局，而在西伯利亚，这部分款项是由乡——显然，它代表的不过是村社的总和——来负责。对于富农来说，花钱“混进”村社就常常显得不那么有利可图。
此处我们要观察一下某个天真的，当然也是无果而终的尝试：村庄的集会试图强迫某位当地的富农（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并不属于当地的“村社”）缴纳一些众所周知的捐税或是履行村社的某项职责。
“阿尔乔米·菲利波维奇，你既占了那边的好处，又利用了我们这边的东西，”其中一个农民点出一个被召来参会的富农，“所以你该做些补偿，比如为村社服务。”
“你没权利指使我，” 阿尔乔米·菲利波维奇平静地回答，“我不归村社管。”
“不归村社管的可没几样东西！“这位村社利益的捍卫者并没有平静下来：”你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才说这种话！……“
阿尔乔米·菲利波维奇回答得很含糊：他为什么没在村社登记是另一回事，但既然他不归村社管，那就不能从他那拿走任何东西。他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所以认为自己是对的。
由此，农民的村社一方面向那些加入村社牟取利益的富农洞开大门，一方面又无力迫使村里没登记加入的富农（尽管能从他们那里榨出东西）履行相应的村社义务。也就是说，不管是加入村社还是留在村社之外，富农都是在“给自己捞好处”……
我重复一下，“要不要强化乡的等级制度或者要不要把它非等级化”，国内的政论家们长期以来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当其中一些人，比如经历惨痛的列昂季耶夫，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被当成在为“凶恶国家体制”的利益着想——在它面前，农民（和其他任何社会群体一样）只不过被看成是种次要因素。这些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俄罗斯人民”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对他们说“衷心感谢”。
一些作家从出发点的角度来说和这些政论家毫不相干，但他们在农民自治问题的最终结论上却显得团结一致。下面我将从一批浩如烟海的旧杂志刊文中摘录一段。顺便一说，这个结论是由撰稿人“Р. М.”（83年）在一篇文章里得出的，讨论的是亚德林采夫关于西伯利亚的著作。
“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农民的生活规则排除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等级共同生活的任何可能性。”还有：“在自治问题上，把农民和地主、商人等级整合到同一个无等级的乡、同一个地方自治机构里面，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从后一个说法可以看出，作者在拿农民和地主、商人等级作比较的时候，不仅把它当成是个从法律上来说与外界隔绝的等级，而且还是个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所以，为了保护经济上同质（也许吧）的群众免受外部的地主和商人等级影响，他希望强化农民的等级制乡制度。
但这种比较不过是政治和经济畸形的结果。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畸形的起源是很容易理解的：确实，当时的农民在经济成分上大致是单一的，他们的分化是在交换经济关系的影响下才开始的。但是，要是说把农民看成一个单一群体的观念有其历史的解释，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支持这种观念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律的残余，农民中最多样化的成分被人为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等级内部。
农民的概念同农民实际的社会面貌显得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不过是反映了农民在法律上的生活环境同他们实际的经济构成之间的另一种不协调。
我举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我正在某个西伯利亚的大村子里写着这些文字，这个例子正是我在这个村子里不得不观察到的许多例证之一。
首先看这边，我们面前的是（花钱“挤”进村社里来的）“农民”阿列克谢耶夫斯基。他有栋双层的大房子，两边还带侧屋，除了供他自家居住之外，每月还能让他进账50卢布；他在这房子的大院里开了商店，而且通常用这商店里卖的货物来抵付给别人的工钱。
然后看这边，谢尔盖·卡尔波夫，一个穷苦庄稼汉，勤劳肯干而且不喝酒，却变得彻底堕落了。他自己去了矿坑，他老婆很快也离开了村子——听人讲，是和某个古铜肤色、因为偷马被行政当局驱逐的茨冈人混日子去了。
在踏入艰苦不堪的矿坑生活之前，谢尔盖把他剩下的牛（其实就是最后一头）卖给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房子则以每年36卢布的价格租给了一个到这儿来当香肠商人的流放移民。
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总共买了有100头牛。宰杀这些牛以后，他显然不会让自己吃亏。他通过“经销商”同伊尔库茨克以及当地的商人办成了很多别的业务，而且广泛使用雇佣工人，不论来源是流放移民还是农民。众所周知，西伯利亚的富农对从监狱这所严酷的学校里走出来的人并没有什么成见——恰恰相反，在招募雇佣工人的时候，流放移民经常比农民还受欢迎，因为这些人被剥夺了一些权利，所以哪怕是被当成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他们也比其他人感恩得多；如果让他们去做些经过适当引导的工作（这类工作总是不缺）——比如警察——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现在请考虑一下：如果把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和卡尔波夫挪到城市里去，同时保留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用来挟制卡尔波夫和其他可怜人的那一整套复杂关系网，那么“他是在用哪一类社会关系处理事情”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最为厚颜无耻的经济剥削，它有时候会以那么一种具体的面貌示人，也就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说的“实物工资制”（truck system——用商品偿付劳动）。由此，也就绝不会有人把这资本主义制度两极对立的代表合而为一。
而放到农村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和卡尔波夫一方面象征着宽裕的富农和尚未完全无产化的无产阶级，但另一方面来说，后者还有着“农民”的面貌，他们从属于同一套乡的等级制度，都作为“人民”（народ）出现——正如乌斯边斯基精辟的评论所说，“人民”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就是“某种近乎同质的集体，就像燕麦、干草或是鱼子……人民（此处完全是上面那种毫无根据的观念的翻版）就是某种思想单一的东西、某个群体，其中所有的微粒在各个方面都完全平等、思维一致，甚至连道德动机也是一样的”（“合而为一”了）。
不过假设一下，我们现在在用统计手段办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吗？还有什么比数字更神圣的？然而事实证明，哪怕是神圣的数字也不总是能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的调查表上列着很多问题，比如其中一些是这样：N村的农民过去一年买进母牛的价格总额是多少？卖出母牛的价格总额是多少？购买人力的价格总额是多少？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价格总额是多少？诸如此类。
我们统计出这个所求的买卖“总额”之后，再用农户数量除这个总额，就能得到一个非常令人欣慰乃至于十分壮观的结果：每个农民购买母牛和人力的平均价格和卖出它们的平均价格竟然是大致相等的。由此就自然而然有了这么种结论：农民卖出一头牛只是为了去买一头更合适的——毕竟数字说明，他不仅卖出，而且买入，同时价格还基本一样。还有：每个农民在农闲时间都会受雇，然后在农忙时间雇用别人，这两种行动的规模也大致相同，所以应当被看成是种复杂的劳动交换形式。这也就是说，农村诸事顺遂，既没有大富大贵（毕竟平均数把它给拉低了），也没有穷苦赤贫（平均数像饕餮一样把它也给生吞了），有的只是格·伊·乌斯边斯基那种尖刻讽刺的“合而为一”
这种天真的统计手法简直是刺痛双眼。设想一下，我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城市居民身上（其实已经这么做过了）：我们计算了所有工厂主、商人和工人的收入数额，再用城市的家庭数量去除它，然后，把这个除得的平均数当真，就能得出结论：城市里也没有什么对立现象！平均来说，大家都过得并不奢华，但也没人要忍受贫困，这一点从平均收入就可以看出来。显然，这种结论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理论推测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生活关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工厂主、商人和工人不会把他们的收入放在一起进行互相分配，也就搞不成那种“合而为一”的实际平等。
如果说这种统计方法连应用到城市里都行不通的话，那哪里能保证它能用来解释现在的农村关系呢？当然没有什么保证，而且也不可能有。在农村里，母牛和人力的买卖总额的确是差不多的，看起来就像是达成了真正的平等，但事实上卡尔波夫卖掉的是他“仅剩”的牛，然后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把它买过来；与此同时，卡尔波夫是受雇的，而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是雇人的——唉！这完全就没有任何平等可言。
在农民自治当中，这种等级制度到底给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和卡尔波夫带来了什么？卡尔波夫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出卖劳动力（村子里像卡尔波夫这样的人不少），等级制度则像让鱼儿离开水一样，剥夺了对他来说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剥夺了他用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出卖劳动力的机会，把他彻底驱赶到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的掌控之下，让这位主人颐指气使、推行自己的意志（应该不用再谈他的意志有多苛刻了吧？）。
也许可以说，阿列克谢耶夫斯基花钱“混”进农民村社就是要将其瓦解，那么最符合卡尔波夫利益的就是从这个“村社”里赎身离开。村社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基们——这样的人实在是躲避不开——会给他套上经济的束缚，而乡里的法庭则会判他鞭刑……由此可见，卡尔波夫和他众多的赤贫弟兄们在农民等级制度之下只会得到痛苦和不幸。
注释：
[1] 指1866年的西伯利亚起义，约700名被派遣修建环贝加尔铁路的波兰流放犯人决定夺取俄军巡逻队的武器并向南逃亡。起义仅持续5天便被伊尔库茨克赶来的俄军部队镇压。
[2] 在伊尔库茨克省的其他医疗区，1901年的药品供给至今还没收到；过去几年里，有的时候是在第一季度收到，有的时候是第二季度，有的时候则是第三季度……走农村交通送来的药箱经常没去它们该去的地方，当一些人在目的地急切地等待它们时，它们却朝一个方向走了几百俄里又倒回来，然后再一次迷路。
[3] 三处诗歌分别出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在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和《严寒，通红的鼻子》。
[4] 以下案例均来自基廉斯克县。
[5] 人们经常说西伯利亚对农奴制并不熟悉。这当然是事实，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许多从农奴制度的关系里抽取出来的法律决议在国库利益的驱使下又转移到了西伯利亚农民那里，并且存续至今。也就是说，既然农奴制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仅符合地主的利益，也符合国家的利益，那么可以说西伯利亚其实熟悉这种制度，而且还在忍受它的残余所带来的痛苦。
[6] 谢·费·沙拉波夫，生于1855年，反动政论家，斯拉夫派。他于70年代末担任《新时代》报纸驻巴黎的通讯员，后来创办了杂志《俄罗斯事业》和《俄罗斯劳动》。除了极端反动的反犹小册子，他还出版了一些讨论农业的宣传册。
[7] 例如，参见伊尔库茨克省1895-1896年的报告第5页。
[8] 已故的教区观察员科佩洛夫把整个教士群体评为“最糟糕、最不称心的教师”，还特别把辅祭和诵经人批判为“智力发育不全的无能之徒”（1895-1896学年的“报告”，19页）